写人的短文，我最爱《世说新语》，言语简约而人物恍然生动，读之如立眼前。古人写东西吝啬笔墨，绝不多用一字，所以有时失之简淡，读着不太过瘾。有一阵子反复读朱伟的《作家笔记及其他》，以为当代写人的散文里，也就止于此了。后来读杨葵《百家姓》，看他写“熟悉的陌生人”，又生一番感慨，觉得有些人物还是活在文字里魅力更大，因你若与其朝夕相处，不免看到他的缺点。刚看完王安忆《今夜星光灿烂》，里面既有名人，也有类似“熟悉的陌生人”，即普通如你我者。芸芸众生，在王安忆的笔下，竟如璀璨星光，连缺点亦带着一丝可爱，可以断言，所谓用爱心看待世界，正是王安忆落笔时的心境。
　　一个好作品，往往体现艺术家创作时的情绪。朱耷是明宗室遗民，他画的鸟很怪异，常翻着白眼，跟他看待清朝的态度一样。我们读黄仲则的诗，不用查他的身世，便知其人郁愤了一辈子。即使写萍水相逢的人，我们也能看出作者的心情。王安忆这本散文集里，有篇文写给她送信的邮递员。其中一个小伙子总叫她“政协委员”，令她“难堪”，还半开玩笑地请王安忆写表扬他的文章。该文叫《两个邮递员》，其实写了三个人，当她看到第三个接替者，“想起了第二个邮递员，遵他嘱咐写了这篇东西。希望他喜欢。”如今不大容易看到邮递员，替代的是快递员，但总是一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工作起来不惜体力，有时会搞怪，例如那个叫王安忆为“政协委员”的小伙子。在生活里，有些人与你打过几次照面后，就可能再也遇不到了，尤其是今天这种快节奏的社会，但人与人的交往却总也断不了。王安忆写这种生活里常见的交往，写善意地玩笑，就是健康的生活态度。我想，她在写这篇短文时，一定微笑着，耳边再次响起“政协委员，今天有你的信。”
　　还有收废品的小范，病友老李，不知名的鞋匠，为她指路的胖男孩……这类速写式的人物，我们在现实中遇到得太多，以至于从来没有留心过。杨葵在《百家姓》的座谈会上提倡大家多留心“熟悉的陌生人”，即指的是他们。说“熟悉”，因为我们或与其打交道，或常见面；说“陌生”，因为彼此并不了解，亦无深交。因为“陌生”，彼之真诚、友善才显得珍贵；因为“熟悉”，才能写出他们的特点。王安忆的病友老李，天生一根直肠子，中年不改本色，常对王安忆的小说“大放厥词”，有时竟能一语中的，“道破了创作与创作者的关系”。没有一丝文学素养的老李比专业评论家还专业，全在于她用自己看待生活的眼光去看待文学，并且朴素地、毫无顾忌地——哪怕面对政协委员级别的著名女作家——表达出来。这也许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境界吧。
　　我喜欢王安忆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她写萧军、顾城、陈凯歌、葛优等名人的文章同样不错，大约是我不认识名人的缘故。但名人也是人，也不是天生就赫赫有名。但凡人，总有默默无闻的阶段，最终也会回归到与世无争。萧军晚年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写，你们写。我不写，我受那个罪干嘛？”语调看似轻松，实则有大含义。
　　在校念书时，被死板教条的教育灌输方式恶心着了，对于什么反映了某某，表达了某某，体现了某某，或通过叙写某某人物，再现了某段历史之类的评语一概反感乃至不屑。其实教材选编的都是一些不错的文章，作者未必有那么大的历史观与责任感，仅仅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思罢了。然而这正是好文章诞生的条件之一，当时年轻，感悟不到，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读的书也相对多了些，才明白此中道理，《世说新语》里的那些狷介放任之行之言，并非故意作态，也晓得了生之艰难。生活中固然有轻快、毫无负担的人际交往，如王安忆写的《两个邮递员》，亦有沉重者。例如可算短幅的人物传记《我的同学董小萍》，从董小萍优渥的童年写到阶级斗争时期的少年，再到广阔天地的青年，直至下海经商大潮中坚守理想的中年。按照以往教科书的说法，真可谓通过描写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其中有一个细节，1988年董小萍受邀去日本合作课题，王安忆建议她用公家发的五百元置装费买件睡衣，后者叹道“想都没想过，还有睡衣这件事。”1988年，是“十亿人民九亿商”时代的开端，很多知识分子以下海经商为荣，而董小萍安心在清水衙门里做学问，的确需要一点坚韧。王安忆说在回忆董小萍时，感到自己“从虚荣里脱身”，“注意到生活中哪些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哪些是虚假和无聊的。”
　　王安忆的另一本散文集《波特哈根海岸》，写她独自游遍欧洲，体验旅行的孤寂；而这本《今夜星光灿烂》回到烟火世俗，全都是她熟悉或不太熟悉的人。她将每个人看作一颗星，也许这些人实际上并不如王安忆写的那么灿烂，但若有爱，世界便如星光，彼此是相看两不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