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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质而言，“新恐怖主义”概念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恐怖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支持此概念的人认为，当代恐怖主义组织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运行着并且表现为一种全新的恐怖主义威胁。对许多观察者而言，证明这种“新恐怖主义”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地组织和2001年9月11日那次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尽管“新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对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而言都是对某种观念的简便的缩写，但是其整体准确性和分析价值却并不是可靠的。“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根本问题在于，在过去的“传统恐怖主义”和现在的“新恐怖主义”之间制造了过于明显的区别。史实证明，恐怖组织的行为具有极大的连续性，这表明我们看到的只是既有的恐怖主义实践和行为的演变，而不是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总体来看，恐怖主义本质的转变被夸大了，这就为大家提供了一种被歪曲了的且具有误导性的景象。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我们在反恐问题上的反应很可能会非常离谱。
“新恐怖主义”的兴起
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来，“新恐怖主义”概念已经逐渐主导了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安全议程。袭击发生后，伦敦和华盛顿的重要人物纷纷强调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恐怖主义思想。乔治·w，布什认为，“当代恐怖主义带来的新的现实和危险”代表了“一种我们国家从未曾面临过的威胁”。与此相似，布莱尔也提出，这种“新的全球恐怖主义”“不是由一系列可经协商的政治要求，而是由宗教狂热主义所驱动的”。据称，这种“新恐怖主义”的特征是：会造成不加选择的大规模伤亡并且具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袭击的潜在可能。布什警告说，“恐怖威胁正向着灾难的方向发展——现在的恐怖是由生物、化学或者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布莱尔也以类似的方式强调了“这种新的全球恐怖主义的危险及其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一些资深政治家最近的评论中，这种“新恐怖主义”思想不断得到宣扬。戈登·布朗也重复了其前任的主导思想，用非常相似的语言发展了这种“新”观念。他还特别断言：“这种新恐怖主义……实行方式的多维性——已经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也由此改变了我们保护自己免受其害所需要的方式。”最近，国务大臣雅克·史密斯评论道，我们遇到了“一种新型的恐怖主义——其动机、复杂性和涉及范围与此前如此不同，事实上应该为它起一个不同的名称”。综上可见，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一种“新恐怖主义”的出现以及与此对等的“新的”反恐怖主义反应的必要性。
在学术界，“新恐怖主义”的概念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很著名了。当时，许多知名的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学者提出，恐怖主义威胁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按照沃尔特·拉奎尔的说法，“确定谁是第一个使用‘新恐怖主义’概念的人现在还非常困难，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语了。”事实上，尽管此概念具有明显的创造性，但是“新恐怖主义”思想本身并不是特别新颖。此概念的主要特征在多年前就由布赖恩·詹金斯提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观察并写道，“新的诱因和新的组织已经出现”，“恐怖主义活动出现的次数和造成的伤亡在过去20年中已经升级”。就本质而言，詹金斯已经界定出了后来被称为“新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随后，围绕着“后现代恐怖主义”、“超级恐怖主义”、“灾难性恐怖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等主题，针对恐怖分子发生变化的动机以及更多的致命的恐怖袭击所进行的重要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变化。
“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核心思想是，恐怖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此概念的支持者强调过去的“传统恐怖主义”和现在的“新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其中一个重要的宣扬者沃尔特·拉奎尔认为：“恐怖主义的特性已经出现了激进的转型，如果还称不上是革命的话”。查尔斯·凯格利以一种相似的论调警告说：“变化的程度是惊人的，领导人必须构建新的思考和分析框架。”广受尊敬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布鲁斯-霍夫曼提出忠告：“恐怖主义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新的对手、新的动机和新的原因已经使有关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传统看法所受到的挑战公开化了。”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突出强调了过去的“传统”恐怖分子和当前的“新”恐怖分子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传统恐怖主义”的标签通常被用于描述20世纪60—80年代的恐怖主义，例如，“红色军团”、“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l临时派成员”和“埃塔”组织的所作所为。与此相对照，“新恐怖主义”思想是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具代表性的组织有：基地组织和奥姆真理教。“传统的”和“新的”恐怖主义之间的二分法是“新恐怖主义”概念的主要分析手段并且被频繁地用于强调恐怖主义威胁的本质所发生变化的突破性程度。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新恐怖主义”概念，必须对“传统恐怖主义”和“新恐怖主义”的所谓区别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
其一，当代恐怖主义的根本动机据称已经发生了改变。按照“新恐怖主义”思想学派的观点，“传统”恐怖活动有着非宗教的动机，而“新”恐怖活动则受到了宗教信仰的激励。斯蒂文-西蒙和丹尼尔·本杰明坚称，“新恐怖主义现象完全不同于我们较为熟悉的受政治因素推动的恐怖主义。”在过去，“传统”恐怖活动的动机主要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分离的愿望和种族冲突等非宗教因素。“新”恐怖活动则与之不同，据称是出于宗教预言或神的旨意。为了实现暴力目的，不少人通过对宗教教义进行极端的解释，歪曲已有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来鼓动恐怖主义并使其活动合法化。还有一些人甚至信奉着一种更为神秘的以有关世界末日的千年预言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整体来看，这些“新”恐怖分子的动机是出于他们所认为的必须履行的宗教责任或者是神圣职责，而不是理性的世俗的政治计划。结果，局外的观察者越来越难以理解许多当代恐怖组织表面上的非理性动机。
其二，恐怖分子妥协及谈判的愿望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认为，过去的“传统”恐怖活动有着明确的、可变通的目标，这是构成政治谈判的基础，而“新”恐怖活动的目标尽管不是固定的，但却是专制且不可调和的。此前，“传统”恐怖活动通常与种族或者地方的政治自治联系在一起。这些目的通常会得到明确的强调，并且为与政府之间的谈判以及解决冲突的努力提供了具体的基础。重要的是，“传统”恐怖活动能够使这些有限的目标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这就使它们能够就停火、休战以及和平解决而进行协商。相反，“新”恐怖活动不会满足于有限的政治改变或是对其要求的部分包容。弗兰 克·奇卢福和杰克·托玛尔基奥认为：“新”恐怖活动“并不是为了在谈判桌前寻找一席之地，而是希望将谈判桌整个推翻并按照自己的定位重建一张新的”。“新”恐怖活动的要求最终是无法协商的，因为它们来源于绝对主义的宗教原则，而该原则没有留出任何偏离或者妥协的空间。结果是，政府几乎没有机会与“新恐怖主义”实践者进行严肃的对话。
其三，据称，恐怖主义的要求已经有了显著增加。“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强调，“传统”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有限的，仅限于局部的地理区域内；而“新”恐怖活动的目标则具有全球扩张性。过去的“传统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计划联系在一起，通常关注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形势。按照西蒙和本杰明的观点，“传统恐怖主义寻求的是增量变革，而不是对现状的全部修正”。相反，“新恐怖主义”的目标具有更大的扩张性——改变整个国际体系。如果没有一次彻底的全球性革命以及新的宗教秩序的出现，那么“新”恐怖活动的愿望就无法得到满足。西蒙和本杰明评论称：“这些卫士相信他们将加入一场由神主导的战斗，以使世界恢复到一个完美的状态。”结果，“新恐怖主义”不仅是对单个国家的威胁，而且体现了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挑战。
其四，据推测，当代恐怖主义的组织特征已发生了变化。“新恐怖主义”概念的宣扬者声称，“传统的”和“新的”恐怖主义组织在组织建构和地理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保罗·威尔金森强调：“与‘传统’恐怖主义不同，‘新恐怖主义’更加分散、更加混乱，使用一种联系松散的基层组织的国际网络和支持网络系统，而不是以一国或地区为基础的有组织的传统等级控制结构。”“传统”恐怖分子被认为是按照严密的等级集团组织起来的，而“新”恐怖分子的组织系统则要松散得多。过去的“传统”恐怖组织使用的是一种垂直的控制系统。其中，发挥决策职能的是该组织的资深成员，而承担执行任务的则是资历较浅的成员。相反，“新”恐怖组织使用的是一种水平的合作与协调系统，其中的单个成员都拥有相当平等的自主权。此外，据称恐怖主义活动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了。“传统”恐怖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国产的”并且在特定的国家内运作，而“新”恐怖组织则是跨国的且具有全球扩张性。按照凯格利的观点，我们已经目睹了“恐怖主义从一种亚国家政治工具向方式几乎不变却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方向转型”。保罗·皮勒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恐怖主义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各地”，“恐怖分子通过建立环绕全球的基地来扩展其范围”。这种从以一国为基础的严密的等级制恐怖组织向更为松散的拥有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组织转变，意味着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从一个基本上属于国内的安全问题提升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的安全威胁。
其五，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整体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称，“传统恐怖主义”将功能性暴力视为其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新恐怖主义”则追求将象征性暴力作为发动“全面战争”的一种方法，而脱离了其他的战略考虑。过去，“传统”恐怖分子在暴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方法，通常将其作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统”恐怖活动以一种务实的方式采取恐怖行动，并且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的组成部分，也会同时使用其他的方式。恐怖主义行动是一种被用来引起公众注意的无情的手段、一种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工具、一种获得与政府进行政治抗衡能力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传统”恐怖分子在规划其进攻时会仔细考虑暴力的影响。与此相对比，“新恐怖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毁灭、惩罚和报复。“新”恐怖分子将精神宣泄系于暴力之中并且相信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改造力——他们将此视为信仰的最终表达。马克·杰根史迈尔的观点是：…战略’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计算和对完成某项明确的目标的期望，不过，该目标并不是指诸如世贸中心爆炸这种能量的突出表现。制造这些恐怖活动并不是为了实现一项战略目标，而是为了作出一个象征性的声明。”最终，“新”恐怖分子关注的并非其行动的政治含义，而是将暴力本身“视为”一种结果。他们相信，消灭特定的社会、宗教或种族群体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惩罚他们所认为的敌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新”恐怖分子在使用暴力方式时比其“传统的”前任更缺乏理性。
其六，“新”恐怖分子使用的极端手段明显更为致命且不加区别。过去，心理、道德和政治等因素阻止着恐怖分子大规模杀害平民，恐怖活动的暴力程度也受此制约。整体来看，“传统”恐怖分子承认，不加选择地制造过多的伤亡会破坏其动机的合法性，失去同情者的支持。暴力行动的目的是赢得公众、对政治家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而不是彻底消灭特定的敌人。这样的结果是，在使用暴力之前，通常会预先对可能的伤亡人数进行审慎的计算。詹金斯由此得出的著名推论是，恐怖分子“希望多数人关注他们，而不是让多数人死去”。相反，“新恐怖主义”的行凶者更愿意施行不加区别且致命的恐怖袭击，因为他们相信其行为已经得到了神的认可。拉奎尔观察到，“恐怖主义的特征在不断变化，过去存在的所有限制都正在消失。首先，与过去相比，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了。”由国际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的整体上升可以证明这一变化。然而，对“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而言，恐怖主义朝着更加致命和不加区别的方向发展的趋势通过“9·11”事件得到了明显的论证，当时基地组织炮制的一系列大规模伤亡袭击远超出了此前的“传统”恐怖组织所为。
最后，“新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密切关联。据称，“传统”恐怖分子极少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而“新”恐怖分子则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为推进其激进目标的合法手段。过去的“传统”恐怖分子是在战略、政治和道德的界限内行动，并且明显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兴趣。他们的暴力活动限于使用枪支和爆炸，目的是避免疏远其政治支持者，因为后者不会容忍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袭击。相反，“新”恐怖分子很少受到战略和政治因素的限制，而更愿意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恐怖分子拥有极端的宗教信仰体系，孤立于广泛的社会运动之外，很少关注公众意见。因此，为了实现其极端目的，比如彻底消灭其宗教敌人或是引起全球的大灾变，“新”恐怖分子更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
挑战“新恐怖主义”
近年来，逐渐出现了一批对“新恐怖主义”概念提出挑战的批评家。他们声称，“新恐怖主义”和“传统恐怖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人为造成的而且被过分夸大了。依照这种观点，恐怖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一种根本且重要的持续性，这就削弱了“新恐怖主义”概念成立的理由。事实上，许多想象中的“新”发展，例如宗教动机、全球目标、不加区别的暴力甚至是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兴趣， 在“传统的”恐怖组织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那些“传统的”特点，如世俗的动机、地方化的目标、战略性的谋划以及对使用暴力的控制，仍是“新恐怖主义”的特征。由此，批评家坚称，“新恐怖主义”一词是根本性的误导，因为它的那些特征是否真是“新的”非常可疑。
更重要的是，宗教恐怖主义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新现象。很明显，在战术层面上，宗教派别的分裂影响着众多恐怖组织的定位与运行。例如，在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和“北爱自愿军”都从事反新教和天主教群体的教派暴力活动。在战略层面上，一些恐怖组织已将宗教和政治计划混为一体，在“传统的”世俗恐怖主义与“新的”宗教恐怖主义之间很难划出明显的区别。事实上，克里斯·奎林注意到了将宗教从种族一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动机中分离出来的“不现实性”。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出现的大量组织都将宗教和政治目标融合在了一起，其中包括莫罗民族解放阵线、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武装恐怖组织真主党。这种模式在整个90年代继续存在，许多被设想为“新”宗教恐怖组织的目标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并且在这十年中发展迅猛，其中包括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组织、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和基地组织。在多数情况下，恐怖组织已经将广义的宗教原则转化成了具体的政治目标——绝大多数是对特定地区进行政治控制的欲望。因此，对“传统的”世俗恐怖组织和“新的”宗教恐怖组织进行严格区分的根据是靠不住的。
尽管“新的”恐怖组织对待自己的目标要求具有不妥协性，但是据此推出“传统”恐怖组织愿意对其目标作出妥协的结论同样是不准确的。各式各样的真正信徒都有着非常狂热的动机，并且不会对其信仰体系之外的任何事物妥协。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讲，恐怖主义通常极端致力于实现特定的目标：民族独立或是创建一个政治乌托邦。为了吸收成员并使自己区别于那些有替代性的非暴力派别，它们往往会用绝对化的术语来强调其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世俗的动机和宗教原则一样具有不妥协性。世俗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种族分离主义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实施的自杀性爆炸都表明了其坚定的信念。实际上，过去的“传统”恐怖组织并不愿意与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以解决冲突，尤其是在该恐怖运动发展的初期。例如，在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中一直存在着强大的武力传统，这意味着，十几年来，除了英国立刻彻底从北爱尔兰撤军这一条件外，他们不会满足于其他任何条件。与此相似，属于所谓“拒绝阵线”的几个巴勒斯坦组织，包括阿布·尼达尔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一直拒绝同以色列政府谈判。事实上，恐怖组织对其目标作出妥协的愿望似乎是随着时间并针对战略形势的变化而波动的。寻求谈判解决的决定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气候、恐怖组织的力量以及反恐措施的威力。那种认为恐怖组织谈判的意愿是完全随意的并且是由该组织的世俗或宗教的动机来决定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了。
与“新恐怖主义”相关的全球目标也并非完全是其特有的发展创造。过去，不少“传统”恐怖分子也表达过类似的全球目标，他们在谈话中经常暗示出推翻国际体系的更大的精神愿望。最普遍的是，他们强调在更广泛的政治运动背景下坚持地方斗争，还时常标榜其欲引入一种“解放”的国际秩序以促进全球正义的雄心。一些组织，如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明确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通过实际的武装训练支持其他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其他的组织如“红色军团”和“日本赤军”所赞同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左翼计划，其目的是重塑世界。正如马莎·克伦肖观察到的，“坚信‘没有不可能’对激进运动而言是很正常的。”这些“传统”组织的全球志向在许多方面与“新恐怖主义”并没有区别，前者的国际合作模式当然也并不简单。相反，“新”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的全球论掩饰了其鲜明的地域及地方观念的基础。基地组织所宣扬的冲突的全球特征也可以被想象为一系列独立但相互联系的反对世俗和叛教政府的伊斯兰叛乱。尽管基地组织的核心领袖试图将所有的个别冲突都描述成对抗西方的统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虽然个别的伊斯兰教圣战组织有时也会支持基地组织提出的类似的长期全球志向，但在多数情况下，前者的直接目标还是明确定位在当地的。事实上，本·拉登劝说全球伊斯兰圣战组织不要过于注意对抗那些支持共同“反恐”的地方政权的尝试是很难成功的。最具活力的伊斯兰圣战活动所关注的依然是争夺在当地的生存空间，在这一点上它与关注民族解放的国内叛乱极为一致。从整体来看，在“传统”和“新”恐怖组织中都可以发现短期本土目标与长期全球志向的结合。
“新”恐怖组织和“传统”恐怖组织之间的组织区别也被夸大了。“新恐怖主义”的批评家认为，在组织建构方面，这两种恐怖组织中都可以发现等级体系和网络的存在。尽管“传统”恐怖组织看上去已经采用了正式的等级结构，但是指挥权的束缚通常会被忽视。这意味着，在实践运行中它们的组织性并不强。实际上，出于战略与时间的考虑，一些“传统”恐怖组织都在积极鼓励建立网状的组织结构。例如，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和法塔赫都将重要的自主权授予了单个的基层恐怖主义组织，后者经常制定行动计划并且不需要得到领导的事先批准。相反，许多“新”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松散的武装网络，而采用了一套等级制的控制体系并且控制着重要的行动。这种方式在计划和筹备“9·11”恐怖袭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既关系到本·拉登在等级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又涉及到更广大的基地组织支持者网络。此外，批评家指出，“全球恐怖主义”并非一种特殊的“新”现象，并且具有不少与已被承认的“国际恐怖主义”相同的特征。事实上，认为“传统”恐怖组织的活动仅局限于特定国家的界限内是不正确的。过去的恐怖分子频繁跨越国家边境，并在许多国家内募集资金、培训成员和采取行动。例如，尽人皆知的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有关的恐怖组织在中东、亚洲、欧洲和美国等地大范围地传播和活动。由此可见，“传统的”等级制恐怖组织和“新的”全球恐怖网络之间的区别似乎大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认为“传统”恐怖主义的暴力具有战略目的而“新”恐怖主义的暴力则具有惩罚性和象征性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过去的恐怖分子通常相信暴力运动是实现其目标的唯一路径。例如，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在20世纪70年代对英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密集的爆炸袭击，它们相信通过其自身能够取得胜利。与此相似，泰米尔猛虎组织也长期致力于一场完全独立于其他政治方式的恐怖主义消耗战。同样，承认“新”恐怖主义完全能够实行前后一致的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宣泄式的惩罚，它还有一个更具战略性的目标——强制美国 政府改变外交政策。据称，筹划2D04年马德里袭击的目的似乎也是为了对西班牙的伊拉克政策作出回应。在现实中，“传统”恐怖分子和“新”恐怖分子同样具有使用暴力的战略能力，尽管它们通常会高估这类袭击的价值。
此外，过去的“传统”恐怖分子对待伤亡的态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的一些组织与现在的“新”恐怖组织对待伤亡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在现实中，这些被想象为理性的“传统”恐怖分子也会频繁地袭击无辜的平民，而且通常不作出任何警示就在公共区域制造爆炸。此类著名的案例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制造的咖啡馆爆炸、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对英国本土的酒店实施的袭击、日本赤军对以色列卢德机场的旅客进行的屠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些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导致了几百人死亡，例如印度航空182号航班在大西洋上空的爆炸和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洛克比上空的爆炸。这些袭击的受害者似乎通常是随机选择的普通人，这与那些因和特定政府有联系而成为袭击目标的人是不同的。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有限的统计数字显示“新”恐怖分子与过去的恐怖分子相比制造了更多导致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但整体来看，形势还很不清晰。支持这种分析的大多数统计数据仅关注于国际恐怖袭击，而将更多的国内恐怖袭击排除在外，因此很难得出关于整体趋势的结论。事实上，恐怖主义向制造不加区别的大规模伤亡袭击的方向转变可能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缓慢。现实中，“传统的”和“新的”恐怖分子似乎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表面上将目标定为随机挑选的平民百姓，实际上是为了制造恐惧并对其政治目的作出警示。
根据最近的观察，我们发现，即使恐怖分子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兴趣受到了极大的吹嘘——该特点对当前的政策制订者永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也并没有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在战术层面，由于种族、心理或是现实的限制，过去的恐怖分子并非一直受到不得追求核及生化能力的劝阻。正如乔纳森·塔克所指出的，“受犯罪、金钱、政治或宗教目的驱使的个人或组织雇佣生化武器代理商的情况在历史记录中已出现了几百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恐怖组织在有限的规模上成功地发展了这类武器。此外，当时的一些“传统”恐怖分子，包括“埃塔”组织和一个与“胡狼卡洛斯”有关的小组织还试图攻击核能工厂。从更大的战略意义上来说，假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对希望造成大量伤亡的宗教或是非理性的恐怖分子有吸引力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即使是“新恐怖主义”概念的一些支持者也承认，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恐怖分子都有可能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得到一些战略上的功效。重要的是，恐怖分子甚至没有必要利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来获得战略优势。这种袭击带来的可信的威胁能够为恐怖组织提供一种胁迫普通民众并强制政府接受其要求的有效手段。此外，拥有强大的核或生化武器——作为一种对抗反恐机构的可能的长期威慑——会明显改善政府和非国家角色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为了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传统的”世俗恐怖分子和“新的”宗教恐怖分子都可能寻求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
结论
“传统”恐怖主义和“新”恐怖主义之间所谓的明显区别是人为制造的，并且造成了对历史上的和当代的恐怖组织的曲解。有证据表明，“传统”恐怖主义和“新”恐怖主义这种简化的分类方法不可能得到支撑，除非对恐怖主义历史进行狭义的、有选择的解读。相反，在现实中，过去的和现在的恐怖组织在许多核心特征上都展现出了相当的连续性。这两类恐怖组织都表现出宗教和世俗动机的结合，综合了全球和本土目标以及动摇不定的谈判意愿。在将等级制和网络结合起来推进国内和国际恐怖行动方面，这些组织显示出了相似的组织特征。此外，在使用暴力上，它们拥有相同的战略方法并且同样能够制造不加选择的大规模伤亡袭击。最后，拥有小规模的生化武器也并非史无前例，很明显，获得更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能够潜在地满足“传统”和“新”恐怖组织的需要。简言之，“新恐怖主义”的特征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新。
近年来，“新恐怖主义”概念已经广为流传，因为它符合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实现政治沟通和反恐政策合法性的目标。它通常被用于向那些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程度持怀疑态度的公众作出证明。可以预料的是，在决策环境中，反恐必须与传统的军事需要和其他新出现的安全问题争夺资源。尽管“新恐怖主义”观念可能会有效地引发公众对当代恐怖主义威胁的关注，但是它还达不到成为一个有用的分析概念的标准。实际上，它是否能在反恐战略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痴迷于“新恐怖主义”理念只会掩盖恐怖组织的目标、组织和运作的根本连续性。这种忽视过去的趋势可能是“新恐怖主义”概念带来的最大危险，因为它使决策者和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专家面临着一种危险：否定他们在对抗当代恐怖主义中的最重要的财产——长达一个世纪的无价的反恐经验。
[责任编辑：文 心]
“新恐怖主义”的兴起
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来，“新恐怖主义”概念已经逐渐主导了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安全议程。袭击发生后，伦敦和华盛顿的重要人物纷纷强调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恐怖主义思想。乔治·w，布什认为，“当代恐怖主义带来的新的现实和危险”代表了“一种我们国家从未曾面临过的威胁”。与此相似，布莱尔也提出，这种“新的全球恐怖主义”“不是由一系列可经协商的政治要求，而是由宗教狂热主义所驱动的”。据称，这种“新恐怖主义”的特征是：会造成不加选择的大规模伤亡并且具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袭击的潜在可能。布什警告说，“恐怖威胁正向着灾难的方向发展——现在的恐怖是由生物、化学或者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布莱尔也以类似的方式强调了“这种新的全球恐怖主义的危险及其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一些资深政治家最近的评论中，这种“新恐怖主义”思想不断得到宣扬。戈登·布朗也重复了其前任的主导思想，用非常相似的语言发展了这种“新”观念。他还特别断言：“这种新恐怖主义……实行方式的多维性——已经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也由此改变了我们保护自己免受其害所需要的方式。”最近，国务大臣雅克·史密斯评论道，我们遇到了“一种新型的恐怖主义——其动机、复杂性和涉及范围与此前如此不同，事实上应该为它起一个不同的名称”。综上可见，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一种“新恐怖主义”的出现以及与此对等的“新的”反恐怖主义反应的必要性。
在学术界，“新恐怖主义”的概念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很著名了。当时，许多知名的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学者提出，恐怖主义威胁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按照沃尔特·拉奎尔的说法，“确定谁是第一个使用‘新恐怖主义’概念的人现在还非常困难，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语了。”事实上，尽管此概念具有明显的创造性，但是“新恐怖主义”思想本身并不是特别新颖。此概念的主要特征在多年前就由布赖恩·詹金斯提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观察并写道，“新的诱因和新的组织已经出现”，“恐怖主义活动出现的次数和造成的伤亡在过去20年中已经升级”。就本质而言，詹金斯已经界定出了后来被称为“新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随后，围绕着“后现代恐怖主义”、“超级恐怖主义”、“灾难性恐怖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等主题，针对恐怖分子发生变化的动机以及更多的致命的恐怖袭击所进行的重要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变化。
“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核心思想是，恐怖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此概念的支持者强调过去的“传统恐怖主义”和现在的“新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其中一个重要的宣扬者沃尔特·拉奎尔认为：“恐怖主义的特性已经出现了激进的转型，如果还称不上是革命的话”。查尔斯·凯格利以一种相似的论调警告说：“变化的程度是惊人的，领导人必须构建新的思考和分析框架。”广受尊敬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布鲁斯-霍夫曼提出忠告：“恐怖主义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新的对手、新的动机和新的原因已经使有关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传统看法所受到的挑战公开化了。”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突出强调了过去的“传统”恐怖分子和当前的“新”恐怖分子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传统恐怖主义”的标签通常被用于描述20世纪60—80年代的恐怖主义，例如，“红色军团”、“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l临时派成员”和“埃塔”组织的所作所为。与此相对照，“新恐怖主义”思想是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具代表性的组织有：基地组织和奥姆真理教。“传统的”和“新的”恐怖主义之间的二分法是“新恐怖主义”概念的主要分析手段并且被频繁地用于强调恐怖主义威胁的本质所发生变化的突破性程度。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新恐怖主义”概念，必须对“传统恐怖主义”和“新恐怖主义”的所谓区别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
其一，当代恐怖主义的根本动机据称已经发生了改变。按照“新恐怖主义”思想学派的观点，“传统”恐怖活动有着非宗教的动机，而“新”恐怖活动则受到了宗教信仰的激励。斯蒂文-西蒙和丹尼尔·本杰明坚称，“新恐怖主义现象完全不同于我们较为熟悉的受政治因素推动的恐怖主义。”在过去，“传统”恐怖活动的动机主要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分离的愿望和种族冲突等非宗教因素。“新”恐怖活动则与之不同，据称是出于宗教预言或神的旨意。为了实现暴力目的，不少人通过对宗教教义进行极端的解释，歪曲已有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来鼓动恐怖主义并使其活动合法化。还有一些人甚至信奉着一种更为神秘的以有关世界末日的千年预言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整体来看，这些“新”恐怖分子的动机是出于他们所认为的必须履行的宗教责任或者是神圣职责，而不是理性的世俗的政治计划。结果，局外的观察者越来越难以理解许多当代恐怖组织表面上的非理性动机。
其二，恐怖分子妥协及谈判的愿望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认为，过去的“传统”恐怖活动有着明确的、可变通的目标，这是构成政治谈判的基础，而“新”恐怖活动的目标尽管不是固定的，但却是专制且不可调和的。此前，“传统”恐怖活动通常与种族或者地方的政治自治联系在一起。这些目的通常会得到明确的强调，并且为与政府之间的谈判以及解决冲突的努力提供了具体的基础。重要的是，“传统”恐怖活动能够使这些有限的目标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这就使它们能够就停火、休战以及和平解决而进行协商。相反，“新”恐怖活动不会满足于有限的政治改变或是对其要求的部分包容。弗兰 克·奇卢福和杰克·托玛尔基奥认为：“新”恐怖活动“并不是为了在谈判桌前寻找一席之地，而是希望将谈判桌整个推翻并按照自己的定位重建一张新的”。“新”恐怖活动的要求最终是无法协商的，因为它们来源于绝对主义的宗教原则，而该原则没有留出任何偏离或者妥协的空间。结果是，政府几乎没有机会与“新恐怖主义”实践者进行严肃的对话。
其三，据称，恐怖主义的要求已经有了显著增加。“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强调，“传统”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有限的，仅限于局部的地理区域内；而“新”恐怖活动的目标则具有全球扩张性。过去的“传统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计划联系在一起，通常关注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形势。按照西蒙和本杰明的观点，“传统恐怖主义寻求的是增量变革，而不是对现状的全部修正”。相反，“新恐怖主义”的目标具有更大的扩张性——改变整个国际体系。如果没有一次彻底的全球性革命以及新的宗教秩序的出现，那么“新”恐怖活动的愿望就无法得到满足。西蒙和本杰明评论称：“这些卫士相信他们将加入一场由神主导的战斗，以使世界恢复到一个完美的状态。”结果，“新恐怖主义”不仅是对单个国家的威胁，而且体现了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挑战。
其四，据推测，当代恐怖主义的组织特征已发生了变化。“新恐怖主义”概念的宣扬者声称，“传统的”和“新的”恐怖主义组织在组织建构和地理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保罗·威尔金森强调：“与‘传统’恐怖主义不同，‘新恐怖主义’更加分散、更加混乱，使用一种联系松散的基层组织的国际网络和支持网络系统，而不是以一国或地区为基础的有组织的传统等级控制结构。”“传统”恐怖分子被认为是按照严密的等级集团组织起来的，而“新”恐怖分子的组织系统则要松散得多。过去的“传统”恐怖组织使用的是一种垂直的控制系统。其中，发挥决策职能的是该组织的资深成员，而承担执行任务的则是资历较浅的成员。相反，“新”恐怖组织使用的是一种水平的合作与协调系统，其中的单个成员都拥有相当平等的自主权。此外，据称恐怖主义活动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了。“传统”恐怖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国产的”并且在特定的国家内运作，而“新”恐怖组织则是跨国的且具有全球扩张性。按照凯格利的观点，我们已经目睹了“恐怖主义从一种亚国家政治工具向方式几乎不变却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方向转型”。保罗·皮勒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恐怖主义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各地”，“恐怖分子通过建立环绕全球的基地来扩展其范围”。这种从以一国为基础的严密的等级制恐怖组织向更为松散的拥有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组织转变，意味着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从一个基本上属于国内的安全问题提升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的安全威胁。
其五，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整体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称，“传统恐怖主义”将功能性暴力视为其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新恐怖主义”则追求将象征性暴力作为发动“全面战争”的一种方法，而脱离了其他的战略考虑。过去，“传统”恐怖分子在暴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方法，通常将其作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统”恐怖活动以一种务实的方式采取恐怖行动，并且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的组成部分，也会同时使用其他的方式。恐怖主义行动是一种被用来引起公众注意的无情的手段、一种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工具、一种获得与政府进行政治抗衡能力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传统”恐怖分子在规划其进攻时会仔细考虑暴力的影响。与此相对比，“新恐怖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毁灭、惩罚和报复。“新”恐怖分子将精神宣泄系于暴力之中并且相信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改造力——他们将此视为信仰的最终表达。马克·杰根史迈尔的观点是：…战略’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计算和对完成某项明确的目标的期望，不过，该目标并不是指诸如世贸中心爆炸这种能量的突出表现。制造这些恐怖活动并不是为了实现一项战略目标，而是为了作出一个象征性的声明。”最终，“新”恐怖分子关注的并非其行动的政治含义，而是将暴力本身“视为”一种结果。他们相信，消灭特定的社会、宗教或种族群体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惩罚他们所认为的敌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新”恐怖分子在使用暴力方式时比其“传统的”前任更缺乏理性。
其六，“新”恐怖分子使用的极端手段明显更为致命且不加区别。过去，心理、道德和政治等因素阻止着恐怖分子大规模杀害平民，恐怖活动的暴力程度也受此制约。整体来看，“传统”恐怖分子承认，不加选择地制造过多的伤亡会破坏其动机的合法性，失去同情者的支持。暴力行动的目的是赢得公众、对政治家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而不是彻底消灭特定的敌人。这样的结果是，在使用暴力之前，通常会预先对可能的伤亡人数进行审慎的计算。詹金斯由此得出的著名推论是，恐怖分子“希望多数人关注他们，而不是让多数人死去”。相反，“新恐怖主义”的行凶者更愿意施行不加区别且致命的恐怖袭击，因为他们相信其行为已经得到了神的认可。拉奎尔观察到，“恐怖主义的特征在不断变化，过去存在的所有限制都正在消失。首先，与过去相比，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了。”由国际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的整体上升可以证明这一变化。然而，对“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支持者而言，恐怖主义朝着更加致命和不加区别的方向发展的趋势通过“9·11”事件得到了明显的论证，当时基地组织炮制的一系列大规模伤亡袭击远超出了此前的“传统”恐怖组织所为。
最后，“新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密切关联。据称，“传统”恐怖分子极少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而“新”恐怖分子则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为推进其激进目标的合法手段。过去的“传统”恐怖分子是在战略、政治和道德的界限内行动，并且明显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兴趣。他们的暴力活动限于使用枪支和爆炸，目的是避免疏远其政治支持者，因为后者不会容忍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袭击。相反，“新”恐怖分子很少受到战略和政治因素的限制，而更愿意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恐怖分子拥有极端的宗教信仰体系，孤立于广泛的社会运动之外，很少关注公众意见。因此，为了实现其极端目的，比如彻底消灭其宗教敌人或是引起全球的大灾变，“新”恐怖分子更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
挑战“新恐怖主义”
近年来，逐渐出现了一批对“新恐怖主义”概念提出挑战的批评家。他们声称，“新恐怖主义”和“传统恐怖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人为造成的而且被过分夸大了。依照这种观点，恐怖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一种根本且重要的持续性，这就削弱了“新恐怖主义”概念成立的理由。事实上，许多想象中的“新”发展，例如宗教动机、全球目标、不加区别的暴力甚至是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兴趣， 在“传统的”恐怖组织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那些“传统的”特点，如世俗的动机、地方化的目标、战略性的谋划以及对使用暴力的控制，仍是“新恐怖主义”的特征。由此，批评家坚称，“新恐怖主义”一词是根本性的误导，因为它的那些特征是否真是“新的”非常可疑。
更重要的是，宗教恐怖主义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新现象。很明显，在战术层面上，宗教派别的分裂影响着众多恐怖组织的定位与运行。例如，在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和“北爱自愿军”都从事反新教和天主教群体的教派暴力活动。在战略层面上，一些恐怖组织已将宗教和政治计划混为一体，在“传统的”世俗恐怖主义与“新的”宗教恐怖主义之间很难划出明显的区别。事实上，克里斯·奎林注意到了将宗教从种族一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动机中分离出来的“不现实性”。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出现的大量组织都将宗教和政治目标融合在了一起，其中包括莫罗民族解放阵线、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武装恐怖组织真主党。这种模式在整个90年代继续存在，许多被设想为“新”宗教恐怖组织的目标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并且在这十年中发展迅猛，其中包括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组织、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和基地组织。在多数情况下，恐怖组织已经将广义的宗教原则转化成了具体的政治目标——绝大多数是对特定地区进行政治控制的欲望。因此，对“传统的”世俗恐怖组织和“新的”宗教恐怖组织进行严格区分的根据是靠不住的。
尽管“新的”恐怖组织对待自己的目标要求具有不妥协性，但是据此推出“传统”恐怖组织愿意对其目标作出妥协的结论同样是不准确的。各式各样的真正信徒都有着非常狂热的动机，并且不会对其信仰体系之外的任何事物妥协。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讲，恐怖主义通常极端致力于实现特定的目标：民族独立或是创建一个政治乌托邦。为了吸收成员并使自己区别于那些有替代性的非暴力派别，它们往往会用绝对化的术语来强调其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世俗的动机和宗教原则一样具有不妥协性。世俗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种族分离主义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实施的自杀性爆炸都表明了其坚定的信念。实际上，过去的“传统”恐怖组织并不愿意与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以解决冲突，尤其是在该恐怖运动发展的初期。例如，在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中一直存在着强大的武力传统，这意味着，十几年来，除了英国立刻彻底从北爱尔兰撤军这一条件外，他们不会满足于其他任何条件。与此相似，属于所谓“拒绝阵线”的几个巴勒斯坦组织，包括阿布·尼达尔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一直拒绝同以色列政府谈判。事实上，恐怖组织对其目标作出妥协的愿望似乎是随着时间并针对战略形势的变化而波动的。寻求谈判解决的决定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气候、恐怖组织的力量以及反恐措施的威力。那种认为恐怖组织谈判的意愿是完全随意的并且是由该组织的世俗或宗教的动机来决定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了。
与“新恐怖主义”相关的全球目标也并非完全是其特有的发展创造。过去，不少“传统”恐怖分子也表达过类似的全球目标，他们在谈话中经常暗示出推翻国际体系的更大的精神愿望。最普遍的是，他们强调在更广泛的政治运动背景下坚持地方斗争，还时常标榜其欲引入一种“解放”的国际秩序以促进全球正义的雄心。一些组织，如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明确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通过实际的武装训练支持其他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其他的组织如“红色军团”和“日本赤军”所赞同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左翼计划，其目的是重塑世界。正如马莎·克伦肖观察到的，“坚信‘没有不可能’对激进运动而言是很正常的。”这些“传统”组织的全球志向在许多方面与“新恐怖主义”并没有区别，前者的国际合作模式当然也并不简单。相反，“新”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的全球论掩饰了其鲜明的地域及地方观念的基础。基地组织所宣扬的冲突的全球特征也可以被想象为一系列独立但相互联系的反对世俗和叛教政府的伊斯兰叛乱。尽管基地组织的核心领袖试图将所有的个别冲突都描述成对抗西方的统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虽然个别的伊斯兰教圣战组织有时也会支持基地组织提出的类似的长期全球志向，但在多数情况下，前者的直接目标还是明确定位在当地的。事实上，本·拉登劝说全球伊斯兰圣战组织不要过于注意对抗那些支持共同“反恐”的地方政权的尝试是很难成功的。最具活力的伊斯兰圣战活动所关注的依然是争夺在当地的生存空间，在这一点上它与关注民族解放的国内叛乱极为一致。从整体来看，在“传统”和“新”恐怖组织中都可以发现短期本土目标与长期全球志向的结合。
“新”恐怖组织和“传统”恐怖组织之间的组织区别也被夸大了。“新恐怖主义”的批评家认为，在组织建构方面，这两种恐怖组织中都可以发现等级体系和网络的存在。尽管“传统”恐怖组织看上去已经采用了正式的等级结构，但是指挥权的束缚通常会被忽视。这意味着，在实践运行中它们的组织性并不强。实际上，出于战略与时间的考虑，一些“传统”恐怖组织都在积极鼓励建立网状的组织结构。例如，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和法塔赫都将重要的自主权授予了单个的基层恐怖主义组织，后者经常制定行动计划并且不需要得到领导的事先批准。相反，许多“新”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松散的武装网络，而采用了一套等级制的控制体系并且控制着重要的行动。这种方式在计划和筹备“9·11”恐怖袭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既关系到本·拉登在等级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又涉及到更广大的基地组织支持者网络。此外，批评家指出，“全球恐怖主义”并非一种特殊的“新”现象，并且具有不少与已被承认的“国际恐怖主义”相同的特征。事实上，认为“传统”恐怖组织的活动仅局限于特定国家的界限内是不正确的。过去的恐怖分子频繁跨越国家边境，并在许多国家内募集资金、培训成员和采取行动。例如，尽人皆知的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有关的恐怖组织在中东、亚洲、欧洲和美国等地大范围地传播和活动。由此可见，“传统的”等级制恐怖组织和“新的”全球恐怖网络之间的区别似乎大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认为“传统”恐怖主义的暴力具有战略目的而“新”恐怖主义的暴力则具有惩罚性和象征性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过去的恐怖分子通常相信暴力运动是实现其目标的唯一路径。例如，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在20世纪70年代对英国本土发起了一场密集的爆炸袭击，它们相信通过其自身能够取得胜利。与此相似，泰米尔猛虎组织也长期致力于一场完全独立于其他政治方式的恐怖主义消耗战。同样，承认“新”恐怖主义完全能够实行前后一致的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宣泄式的惩罚，它还有一个更具战略性的目标——强制美国 政府改变外交政策。据称，筹划2D04年马德里袭击的目的似乎也是为了对西班牙的伊拉克政策作出回应。在现实中，“传统”恐怖分子和“新”恐怖分子同样具有使用暴力的战略能力，尽管它们通常会高估这类袭击的价值。
此外，过去的“传统”恐怖分子对待伤亡的态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的一些组织与现在的“新”恐怖组织对待伤亡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在现实中，这些被想象为理性的“传统”恐怖分子也会频繁地袭击无辜的平民，而且通常不作出任何警示就在公共区域制造爆炸。此类著名的案例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制造的咖啡馆爆炸、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对英国本土的酒店实施的袭击、日本赤军对以色列卢德机场的旅客进行的屠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些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导致了几百人死亡，例如印度航空182号航班在大西洋上空的爆炸和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洛克比上空的爆炸。这些袭击的受害者似乎通常是随机选择的普通人，这与那些因和特定政府有联系而成为袭击目标的人是不同的。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有限的统计数字显示“新”恐怖分子与过去的恐怖分子相比制造了更多导致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但整体来看，形势还很不清晰。支持这种分析的大多数统计数据仅关注于国际恐怖袭击，而将更多的国内恐怖袭击排除在外，因此很难得出关于整体趋势的结论。事实上，恐怖主义向制造不加区别的大规模伤亡袭击的方向转变可能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缓慢。现实中，“传统的”和“新的”恐怖分子似乎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表面上将目标定为随机挑选的平民百姓，实际上是为了制造恐惧并对其政治目的作出警示。
根据最近的观察，我们发现，即使恐怖分子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兴趣受到了极大的吹嘘——该特点对当前的政策制订者永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也并没有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在战术层面，由于种族、心理或是现实的限制，过去的恐怖分子并非一直受到不得追求核及生化能力的劝阻。正如乔纳森·塔克所指出的，“受犯罪、金钱、政治或宗教目的驱使的个人或组织雇佣生化武器代理商的情况在历史记录中已出现了几百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恐怖组织在有限的规模上成功地发展了这类武器。此外，当时的一些“传统”恐怖分子，包括“埃塔”组织和一个与“胡狼卡洛斯”有关的小组织还试图攻击核能工厂。从更大的战略意义上来说，假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对希望造成大量伤亡的宗教或是非理性的恐怖分子有吸引力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即使是“新恐怖主义”概念的一些支持者也承认，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恐怖分子都有可能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得到一些战略上的功效。重要的是，恐怖分子甚至没有必要利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来获得战略优势。这种袭击带来的可信的威胁能够为恐怖组织提供一种胁迫普通民众并强制政府接受其要求的有效手段。此外，拥有强大的核或生化武器——作为一种对抗反恐机构的可能的长期威慑——会明显改善政府和非国家角色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为了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传统的”世俗恐怖分子和“新的”宗教恐怖分子都可能寻求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
结论
“传统”恐怖主义和“新”恐怖主义之间所谓的明显区别是人为制造的，并且造成了对历史上的和当代的恐怖组织的曲解。有证据表明，“传统”恐怖主义和“新”恐怖主义这种简化的分类方法不可能得到支撑，除非对恐怖主义历史进行狭义的、有选择的解读。相反，在现实中，过去的和现在的恐怖组织在许多核心特征上都展现出了相当的连续性。这两类恐怖组织都表现出宗教和世俗动机的结合，综合了全球和本土目标以及动摇不定的谈判意愿。在将等级制和网络结合起来推进国内和国际恐怖行动方面，这些组织显示出了相似的组织特征。此外，在使用暴力上，它们拥有相同的战略方法并且同样能够制造不加选择的大规模伤亡袭击。最后，拥有小规模的生化武器也并非史无前例，很明显，获得更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能够潜在地满足“传统”和“新”恐怖组织的需要。简言之，“新恐怖主义”的特征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新。
近年来，“新恐怖主义”概念已经广为流传，因为它符合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实现政治沟通和反恐政策合法性的目标。它通常被用于向那些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程度持怀疑态度的公众作出证明。可以预料的是，在决策环境中，反恐必须与传统的军事需要和其他新出现的安全问题争夺资源。尽管“新恐怖主义”观念可能会有效地引发公众对当代恐怖主义威胁的关注，但是它还达不到成为一个有用的分析概念的标准。实际上，它是否能在反恐战略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痴迷于“新恐怖主义”理念只会掩盖恐怖组织的目标、组织和运作的根本连续性。这种忽视过去的趋势可能是“新恐怖主义”概念带来的最大危险，因为它使决策者和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专家面临着一种危险：否定他们在对抗当代恐怖主义中的最重要的财产——长达一个世纪的无价的反恐经验。
[责任编辑：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