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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民间年画，多数人会立刻说出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等我国几个著名木版年画产地。对于山东平度宗家庄，大多数人比较陌生，至于具体说宗家庄木版年画中的“戏出年画”，恐怕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各具特色的“戏出年画”
我国的戏曲艺术丰富多样，除京剧外，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因为戏曲的一个独立剧目叫做“出”，所以民间年画中以戏文故事为题材的年画被称为“戏出年画”。它以表现舞台戏曲故事、戏曲人物、演出场面等为目标，以描绘演出实况、刻画演员容貌形态等为内容。
清代之后，戏曲成为民间教育的主要媒介，全國各地民间年画作坊，都把表现戏曲内容作为主要题材。其中，以表现京剧内容的“戏出年画”在我国民间年画中影响最大、留存最多。这既得益于明清时期戏曲文化的繁荣，也得益于木版年画在乡间各地的流传广泛。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曾对此做过描述：“最深入民间的只有两种艺术，一是新年里到处市镇上贩卖着的‘花纸儿’，一是春间到处乡村开演着的‘戏文’，没有比这两种风行得更普遍了。” “戏出年画” 作为我国历史上百姓们原初视觉审美养成和教育的重要途径，成为人们家庭中每年都要更新一次的主要内容，戏曲故事蕴含的生活哲理、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我国民间的生活审美。
偶然走进平度“戏出年画”
平度，汉代为平度侯国，位于当时潍县东边。建国后行政划分属山东潍坊的一个县（1983年10月划归青岛市属县，1987年撤县设市）。宗家庄“戏出年画”的主要造型和内容呈现多为京戏，对吕剧、山东梆子等剧种也多有涉及，是乡间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我第一次认真欣赏民间年画中的戏出年画，正是在平度宗家庄。1980年7月，我从山东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毕业，被分配在山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我国民间美术资料的搜集整理，第一项工作是山东民间美术调查。当时研究室主任为黄鹂（被誉为我国民间年画创作改革三位著名女画家之一，另外两位分别为单应桂、白逸如）。她安排我抓紧时间下基层，我随机选择了山东的平度县。在平度县轻工局工艺美术公司设计师姜宝申的带领下，我来到当时已呈现衰败之态的平度县宗家庄木版年画作坊实地调研。
在落满灰尘的年画作坊里，我和姜宝申兴奋地从废纸堆中一张张翻找着被丢弃、准备当灶头烧火引子的年画。最后收集到的二十多幅，大都是版印墨稿和未完成套色版印制的画，主要内容全为戏曲故事。我完全被这些年画中人物、景物的造型墨稿所震撼，感叹民间艺人精湛的画功与雕版工艺。
遗憾的是，当年宗家庄人对自己从事多年的木版年画的艺术价值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这批“戏出年画”作为我深入基层调研的原始资料与素材，为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当地民间年画的历史考证和现实情况的调研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平度“戏出年画”的前世与今生
提起山东民间木版年画，业内人都知道潍县（潍坊）杨家埠年画，按历史源流，宗家庄木版年画正是脱胎于此。创始人宗有明是清朝道光年间平度西郊宗家庄人，每值年关都以贩卖年画为营生，经常与潍县杨家埠年画艺人打交道，耳濡目染，萌生出自己刻版印制年画的念头。经充分准备后，他从杨家埠聘请艺人传授印制木版年画技术，开始有了自己的年画生产作坊——宗家庄公兴义画店。1924年又请杨家埠艺人杨同善到宗家庄传授画稿刻版技术等。由此，平度宗家庄开始大量复制潍县年画和天津杨柳青年画。由最早的三四家画坊，光绪年间发展到三十余家，著名的除了“公兴义”，还有“新盛元” “北新成”“东增盛”等年画店。
根据谢昌一先生考证，画店生产的年画没有产权保护，因而在产地之间、当地画店之间相互翻刻现象很常见，从而出现了很多同一题材、内容大同小异的年画。天津杨柳青的不少年画被山西、山东等地复制。因此，宗家庄年画店翻刻潍县杨家埠年画也属制作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宗家庄“戏出年画”的制作与销量，在最鼎盛的时期甚至超过潍县杨家埠，这与当时的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有着较大关系。潍县当时属于横贯胶东的交通枢纽，是胶东的经济、文化中心。平度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文化发展均不如潍县，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却催生了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平度本土的 “戏出年画”满足了当地百姓戏曲文化生活不足的遗憾，也提供了历史、文化知识常态化学习的载体，作为当地相对单一的文化消费形式，年画的销量大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新盛泰画店为例，其所刻印的年画中有《三国演义》等故事，线刻造型比较突出的墨线版戏文有《四郎探母》《南北合》《白金哥拜花堂》等。这类年画以形象生动的图像形式，向老百姓讲述着忠贞爱国、惩恶扬善、孝敬父母等做人原则，更有一些有情怀的乡间画店艺人每每用画笔、刻刀来镌刻和呈现传统乡间静谧而美好的时光，孩童们在耳濡目染中建立起相关历史常识以及关于善恶美丑的审美标准，在装饰室内环境的同时， 兼具教化功能。当地老百姓子孙后代价值观的形成，与“戏出年画”所呈现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戏文故事所给予的视觉润泽密切相关。
“戏出年画”与民间美术发展的困境
木版年画的制作者祖祖辈辈都是以年画换取微利谋生，其创作的内在动力从本质上讲，不比陕北民间剪纸的大嫂、大妈们纯粹，但对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与宗法世界的当地百姓来说，这些“戏出年画”作为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在于对民间信仰的维护、乡村道德的教化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遗憾的是，木版年画作为民间美术的一个种类，现如今随着农耕社会文化的消亡已逐渐呈现凄凉之势。“凄凉”一词似乎沉重，却是事实。尤其是民间美术的创造者，随着城镇化发展，远离曾经的精神家园，成为很多人无奈的选择，乡间的年画艺术也渐渐被边缘化。
宗家庄“戏出年画”也不例外。在倡导“非遗”保护的当下，人们为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流于浮躁。很多经典年画的“老板子”早些年都当柴火劈开烧了，当下很多人并非真正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年画进行挖掘与整理，更多的是想把残存的“板子”再加工卖些好价钱。如今对外说还有多少“老板子”，不排除有“忽悠”外人的可能。
宗家庄木版年画作为我国民间美术的分支，除了谢昌一先生考证过，以前的研究并不多。当下的年轻人无法真正理解现存宗家庄“戏出年画”的文化价值。传承并非仅仅是年轻艺人照着现存的“老板子”新刻，也并非是将现代生活的故事用传统技艺演化为图像变异、文化异化的“新年画”。无论是《杨家将》《三国演义》等著名忠义戏曲段子，还是《四郎探母》等孝贤故事，没有乡土生活根基的复制，都不是传承民间美术文化的有效途径。而宗成云、宗绪珍等宗家庄在世的传承人，也仅仅是在传递刻版技法等方面指导后人，真正的文化传承及价值意义，必须依靠国家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
通过平度“戏出年画”回望民间美术，其与主流美术并没有绝对的高低、贵贱之分，在中华民族千年的精神塑造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这些“戏出年画”的整理与保护，更多的是为了守望纯粹的乡间精神生活，守望质朴而精湛的民间艺术，守望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
（李力加，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各具特色的“戏出年画”
我国的戏曲艺术丰富多样，除京剧外，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因为戏曲的一个独立剧目叫做“出”，所以民间年画中以戏文故事为题材的年画被称为“戏出年画”。它以表现舞台戏曲故事、戏曲人物、演出场面等为目标，以描绘演出实况、刻画演员容貌形态等为内容。
清代之后，戏曲成为民间教育的主要媒介，全國各地民间年画作坊，都把表现戏曲内容作为主要题材。其中，以表现京剧内容的“戏出年画”在我国民间年画中影响最大、留存最多。这既得益于明清时期戏曲文化的繁荣，也得益于木版年画在乡间各地的流传广泛。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曾对此做过描述：“最深入民间的只有两种艺术，一是新年里到处市镇上贩卖着的‘花纸儿’，一是春间到处乡村开演着的‘戏文’，没有比这两种风行得更普遍了。” “戏出年画” 作为我国历史上百姓们原初视觉审美养成和教育的重要途径，成为人们家庭中每年都要更新一次的主要内容，戏曲故事蕴含的生活哲理、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我国民间的生活审美。
偶然走进平度“戏出年画”
平度，汉代为平度侯国，位于当时潍县东边。建国后行政划分属山东潍坊的一个县（1983年10月划归青岛市属县，1987年撤县设市）。宗家庄“戏出年画”的主要造型和内容呈现多为京戏，对吕剧、山东梆子等剧种也多有涉及，是乡间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我第一次认真欣赏民间年画中的戏出年画，正是在平度宗家庄。1980年7月，我从山东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毕业，被分配在山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我国民间美术资料的搜集整理，第一项工作是山东民间美术调查。当时研究室主任为黄鹂（被誉为我国民间年画创作改革三位著名女画家之一，另外两位分别为单应桂、白逸如）。她安排我抓紧时间下基层，我随机选择了山东的平度县。在平度县轻工局工艺美术公司设计师姜宝申的带领下，我来到当时已呈现衰败之态的平度县宗家庄木版年画作坊实地调研。
在落满灰尘的年画作坊里，我和姜宝申兴奋地从废纸堆中一张张翻找着被丢弃、准备当灶头烧火引子的年画。最后收集到的二十多幅，大都是版印墨稿和未完成套色版印制的画，主要内容全为戏曲故事。我完全被这些年画中人物、景物的造型墨稿所震撼，感叹民间艺人精湛的画功与雕版工艺。
遗憾的是，当年宗家庄人对自己从事多年的木版年画的艺术价值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这批“戏出年画”作为我深入基层调研的原始资料与素材，为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当地民间年画的历史考证和现实情况的调研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平度“戏出年画”的前世与今生
提起山东民间木版年画，业内人都知道潍县（潍坊）杨家埠年画，按历史源流，宗家庄木版年画正是脱胎于此。创始人宗有明是清朝道光年间平度西郊宗家庄人，每值年关都以贩卖年画为营生，经常与潍县杨家埠年画艺人打交道，耳濡目染，萌生出自己刻版印制年画的念头。经充分准备后，他从杨家埠聘请艺人传授印制木版年画技术，开始有了自己的年画生产作坊——宗家庄公兴义画店。1924年又请杨家埠艺人杨同善到宗家庄传授画稿刻版技术等。由此，平度宗家庄开始大量复制潍县年画和天津杨柳青年画。由最早的三四家画坊，光绪年间发展到三十余家，著名的除了“公兴义”，还有“新盛元” “北新成”“东增盛”等年画店。
根据谢昌一先生考证，画店生产的年画没有产权保护，因而在产地之间、当地画店之间相互翻刻现象很常见，从而出现了很多同一题材、内容大同小异的年画。天津杨柳青的不少年画被山西、山东等地复制。因此，宗家庄年画店翻刻潍县杨家埠年画也属制作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宗家庄“戏出年画”的制作与销量，在最鼎盛的时期甚至超过潍县杨家埠，这与当时的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有着较大关系。潍县当时属于横贯胶东的交通枢纽，是胶东的经济、文化中心。平度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文化发展均不如潍县，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却催生了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平度本土的 “戏出年画”满足了当地百姓戏曲文化生活不足的遗憾，也提供了历史、文化知识常态化学习的载体，作为当地相对单一的文化消费形式，年画的销量大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新盛泰画店为例，其所刻印的年画中有《三国演义》等故事，线刻造型比较突出的墨线版戏文有《四郎探母》《南北合》《白金哥拜花堂》等。这类年画以形象生动的图像形式，向老百姓讲述着忠贞爱国、惩恶扬善、孝敬父母等做人原则，更有一些有情怀的乡间画店艺人每每用画笔、刻刀来镌刻和呈现传统乡间静谧而美好的时光，孩童们在耳濡目染中建立起相关历史常识以及关于善恶美丑的审美标准，在装饰室内环境的同时， 兼具教化功能。当地老百姓子孙后代价值观的形成，与“戏出年画”所呈现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戏文故事所给予的视觉润泽密切相关。
“戏出年画”与民间美术发展的困境
木版年画的制作者祖祖辈辈都是以年画换取微利谋生，其创作的内在动力从本质上讲，不比陕北民间剪纸的大嫂、大妈们纯粹，但对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与宗法世界的当地百姓来说，这些“戏出年画”作为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在于对民间信仰的维护、乡村道德的教化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遗憾的是，木版年画作为民间美术的一个种类，现如今随着农耕社会文化的消亡已逐渐呈现凄凉之势。“凄凉”一词似乎沉重，却是事实。尤其是民间美术的创造者，随着城镇化发展，远离曾经的精神家园，成为很多人无奈的选择，乡间的年画艺术也渐渐被边缘化。
宗家庄“戏出年画”也不例外。在倡导“非遗”保护的当下，人们为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流于浮躁。很多经典年画的“老板子”早些年都当柴火劈开烧了，当下很多人并非真正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年画进行挖掘与整理，更多的是想把残存的“板子”再加工卖些好价钱。如今对外说还有多少“老板子”，不排除有“忽悠”外人的可能。
宗家庄木版年画作为我国民间美术的分支，除了谢昌一先生考证过，以前的研究并不多。当下的年轻人无法真正理解现存宗家庄“戏出年画”的文化价值。传承并非仅仅是年轻艺人照着现存的“老板子”新刻，也并非是将现代生活的故事用传统技艺演化为图像变异、文化异化的“新年画”。无论是《杨家将》《三国演义》等著名忠义戏曲段子，还是《四郎探母》等孝贤故事，没有乡土生活根基的复制，都不是传承民间美术文化的有效途径。而宗成云、宗绪珍等宗家庄在世的传承人，也仅仅是在传递刻版技法等方面指导后人，真正的文化传承及价值意义，必须依靠国家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
通过平度“戏出年画”回望民间美术，其与主流美术并没有绝对的高低、贵贱之分，在中华民族千年的精神塑造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这些“戏出年画”的整理与保护，更多的是为了守望纯粹的乡间精神生活，守望质朴而精湛的民间艺术，守望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
（李力加，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