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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牛就是俗称的“票贩子”，是通过高价倒卖火车票、演唱会门票、景区旅游票等获取利润的人群的总称。黄牛的存在导致真正有需求的人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资源，影响了社会和谐和秩序。但黄牛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本文通过对黄牛倒卖医院挂号单的经济学分析，阐述黄牛恢复了市场机制这一功能，并提出了让黄牛合法化这一措施来解决黄牛占用资源和非法经营的问题。
【关键词】 黄牛 价格机制
一、引言
黄牛随着网上预约挂号的普及而逐渐被取缔，当时评论下是网友的一片叫好声。固然黄牛利用患者对优质医疗的强烈需求抬高挂号费确实是不道德的，但是黄牛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如果是如此，为何打击黄牛这么难？有人认为黄牛恰恰恢复了市场机制。真的是这样吗？以下便是我对黄牛这一群体的分析。
二、对黄牛“市场”进行分析
黄牛最初不叫黄牛而叫倒票人，专门倒卖粮票。黄牛这词源自上海话，黄牛党恃气力或势力，采购物资机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1。
如果按票的性质来分类，现代黄牛主要倒卖演唱会等有粉丝效应的门票、车票、医院专家号。这些票有共同的特点——供不应求，故而让黄牛有机可乘，利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与供应者制定的价格之间的差价来牟取利益。但是第一类门票消费者需求弹性较大，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对医院专家号的需求弹性较小，而乘客对车票的需求弹性介于两者之间。因为按照需求弹性理论来说演唱会不是必需品，所以价格抬高会流失一大部分消费者;患者由于需要早点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所以抬高价格不会影响多数患者的选择。而多数乘客对车票是有较强烈的需求，他们需要这些公共交通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提高工作效率，但由于他们可以改变乘车方案，所以其需求弹性介于粉丝对门票、患者对专家号的需求弹性。因为医院专家号的供给是一定量的，即它的供给弹性为零，加上价格管制，使得倒卖医院专家号的黄牛变得与其他黄牛不同。下面将着重分析倒卖医院专家号的黄牛。
三、黄牛党的治理困境
有人提议将专家号价格抬高来打压黄牛党利润，正如北京取消挂号费改为医疗服务费，按医生等级费用从五十元到一百多元，鼓励小病去社区医院。但是抬高医疗服务费价格涉及到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确实能够减少一些普通患者对专家号这一资源的占用，让高级医疗资源真正用在重症难症上面并削薄黄牛党的利润空间。服务费价格的提高会让医生的价值得到体现，提高看诊的效率。医生能够得到与其能力相符的报酬就会激励更多医生提高其医术，从而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从公平角度来说，提高医疗服务费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加重重症难症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医保的。这措施对没有医疗保险的患者是不公平的。好在现在我国正大力推广医保，所以这个办法看起来的确不错，可还是无法根治黄牛。
黄牛党之所以不好治理，在于其不单单抬高医院专家号费用，或者说恢复专家号本来的市场价格。他们还使那些从他们手中买号的人只需付出金钱就能节省了时间和体力为家人或自己争取专家诊疗，使一些晚来没得排上的患者能够比那些早起排队还不一定排得到的患者早点得到优质医疗。而这样的人的存在就会让黄牛们愿意冒着监管风险去卖号取得暴利。
以上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演唱会门票和车票上面，总会有对它们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者，一旦他们没有买到票，他们会愿意花费高于原来定价的钱向黄牛购票。不过演唱会的门票价格本身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制定的，所以倒卖粉丝效应门票的黄牛比较不好整治，只能从售票渠道来控制，实现难度较大。
四、大胆假设
虽然二次交易会提高社会成本，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黄牛不好治理，也不能完全消灭掉，我在想“堵不如疏，疏不如通”。何不让黄牛党成为一个合法的行业呢？就像现今各大火车高铁售票平台抢火车票软件一样，其实这也算是软件黄牛了。这些火车票抢票平台威胁到了黄牛党的生存，相当于黄牛党与软件的市场竞争。
首先倘若将黄牛合法化，开放黄牛市场，形成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初会涌入大量的黄牛公司，就如现在活跃的民间借贷公司，只要有利可图，定会有资本进入。这些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会开始一系列价格战，就如共享单车这样，这样对于买票的人是有利的，他们可以不用耗费精力和时间就可以买到一张比原价差不了多少价钱的票。这可以解决现行有点黄牛要价过高的问题或者一些地方的黄牛形成垄断的小群体。让演唱会门票市场的缺陷由市场解决，让价格管制带来的问题也由市场解决。当然，如果黄牛市场的自由竞争把抢票服务费降下来，这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二次交易带来的成本。
其次将黄牛合法化也方便对他们行为的监管。要整治黄牛，政府就要投入大量行政人员例如公安人员去抓黄牛，这需要一定的行政成本，这些成本最终还是要消费者买单。此外我们也无法知晓其中会不会有寻租行为。谁能知道黄牛为了躲避惩罚会不会与行政人员有非法交易。而寻租行为定会损害了社会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黄牛们花在寻租上的钱就会由买票的人承担。假如黄牛公司能在工商局注册，这样就能规范黄牛市场的运行，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地进行交易，不怕钱付了票不在或是假的门票。黄牛们也不必提心吊胆担心警察找上门。警察也不必耗费警力在这种难治理的灰色行业中，这将对多方都有益。
不过在将黄牛这个行业合法的同时也要将同步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例如稅法里要有黄牛公司缴税的规定，要有对倒卖票的销售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禁止他们私下交易。除此之外，因为现如今社会上大多数的声音都是反对黄牛党的，倘若一下子将其合法化，消费者可能会难以接受，所以政府也应出台相关政策，除了要这些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之外也要将其利处与公众说明。
【参考文献】
[1] 阎泽川.为何将倒票人称为“黄牛党”[J].山西老年.2017（2）：35-35.
[2] 叶德珠， 胡北平.社会公平偏好与打击“黄牛党”[J].生产力研究， 2009， （1） ：32-33
[3] 王智勇， 王曼“.黄牛党”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008， （7） ：21-24.
作者简介：王鑫慧（19980413）女，汉族，山东淄博人，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学历：本科，金融学专业
【关键词】 黄牛 价格机制
一、引言
黄牛随着网上预约挂号的普及而逐渐被取缔，当时评论下是网友的一片叫好声。固然黄牛利用患者对优质医疗的强烈需求抬高挂号费确实是不道德的，但是黄牛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如果是如此，为何打击黄牛这么难？有人认为黄牛恰恰恢复了市场机制。真的是这样吗？以下便是我对黄牛这一群体的分析。
二、对黄牛“市场”进行分析
黄牛最初不叫黄牛而叫倒票人，专门倒卖粮票。黄牛这词源自上海话，黄牛党恃气力或势力，采购物资机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1。
如果按票的性质来分类，现代黄牛主要倒卖演唱会等有粉丝效应的门票、车票、医院专家号。这些票有共同的特点——供不应求，故而让黄牛有机可乘，利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与供应者制定的价格之间的差价来牟取利益。但是第一类门票消费者需求弹性较大，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对医院专家号的需求弹性较小，而乘客对车票的需求弹性介于两者之间。因为按照需求弹性理论来说演唱会不是必需品，所以价格抬高会流失一大部分消费者;患者由于需要早点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所以抬高价格不会影响多数患者的选择。而多数乘客对车票是有较强烈的需求，他们需要这些公共交通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提高工作效率，但由于他们可以改变乘车方案，所以其需求弹性介于粉丝对门票、患者对专家号的需求弹性。因为医院专家号的供给是一定量的，即它的供给弹性为零，加上价格管制，使得倒卖医院专家号的黄牛变得与其他黄牛不同。下面将着重分析倒卖医院专家号的黄牛。
三、黄牛党的治理困境
有人提议将专家号价格抬高来打压黄牛党利润，正如北京取消挂号费改为医疗服务费，按医生等级费用从五十元到一百多元，鼓励小病去社区医院。但是抬高医疗服务费价格涉及到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确实能够减少一些普通患者对专家号这一资源的占用，让高级医疗资源真正用在重症难症上面并削薄黄牛党的利润空间。服务费价格的提高会让医生的价值得到体现，提高看诊的效率。医生能够得到与其能力相符的报酬就会激励更多医生提高其医术，从而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从公平角度来说，提高医疗服务费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加重重症难症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医保的。这措施对没有医疗保险的患者是不公平的。好在现在我国正大力推广医保，所以这个办法看起来的确不错，可还是无法根治黄牛。
黄牛党之所以不好治理，在于其不单单抬高医院专家号费用，或者说恢复专家号本来的市场价格。他们还使那些从他们手中买号的人只需付出金钱就能节省了时间和体力为家人或自己争取专家诊疗，使一些晚来没得排上的患者能够比那些早起排队还不一定排得到的患者早点得到优质医疗。而这样的人的存在就会让黄牛们愿意冒着监管风险去卖号取得暴利。
以上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演唱会门票和车票上面，总会有对它们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者，一旦他们没有买到票，他们会愿意花费高于原来定价的钱向黄牛购票。不过演唱会的门票价格本身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制定的，所以倒卖粉丝效应门票的黄牛比较不好整治，只能从售票渠道来控制，实现难度较大。
四、大胆假设
虽然二次交易会提高社会成本，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黄牛不好治理，也不能完全消灭掉，我在想“堵不如疏，疏不如通”。何不让黄牛党成为一个合法的行业呢？就像现今各大火车高铁售票平台抢火车票软件一样，其实这也算是软件黄牛了。这些火车票抢票平台威胁到了黄牛党的生存，相当于黄牛党与软件的市场竞争。
首先倘若将黄牛合法化，开放黄牛市场，形成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初会涌入大量的黄牛公司，就如现在活跃的民间借贷公司，只要有利可图，定会有资本进入。这些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会开始一系列价格战，就如共享单车这样，这样对于买票的人是有利的，他们可以不用耗费精力和时间就可以买到一张比原价差不了多少价钱的票。这可以解决现行有点黄牛要价过高的问题或者一些地方的黄牛形成垄断的小群体。让演唱会门票市场的缺陷由市场解决，让价格管制带来的问题也由市场解决。当然，如果黄牛市场的自由竞争把抢票服务费降下来，这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二次交易带来的成本。
其次将黄牛合法化也方便对他们行为的监管。要整治黄牛，政府就要投入大量行政人员例如公安人员去抓黄牛，这需要一定的行政成本，这些成本最终还是要消费者买单。此外我们也无法知晓其中会不会有寻租行为。谁能知道黄牛为了躲避惩罚会不会与行政人员有非法交易。而寻租行为定会损害了社会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黄牛们花在寻租上的钱就会由买票的人承担。假如黄牛公司能在工商局注册，这样就能规范黄牛市场的运行，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地进行交易，不怕钱付了票不在或是假的门票。黄牛们也不必提心吊胆担心警察找上门。警察也不必耗费警力在这种难治理的灰色行业中，这将对多方都有益。
不过在将黄牛这个行业合法的同时也要将同步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例如稅法里要有黄牛公司缴税的规定，要有对倒卖票的销售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禁止他们私下交易。除此之外，因为现如今社会上大多数的声音都是反对黄牛党的，倘若一下子将其合法化，消费者可能会难以接受，所以政府也应出台相关政策，除了要这些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之外也要将其利处与公众说明。
【参考文献】
[1] 阎泽川.为何将倒票人称为“黄牛党”[J].山西老年.2017（2）：35-35.
[2] 叶德珠， 胡北平.社会公平偏好与打击“黄牛党”[J].生产力研究， 2009， （1） ：32-33
[3] 王智勇， 王曼“.黄牛党”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008， （7） ：21-24.
作者简介：王鑫慧（19980413）女，汉族，山东淄博人，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学历：本科，金融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