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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怀疑孙子死与附近铅锌矿污染河水有关，一位55岁的老人开始在河水流经的地区进行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情况调查。在他看来，有两个东西对他最重要：一是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另一是，“如果有人打了我，我可能笑一笑，但你不能欺负我。”
2007年8月2日一早，罗德华就起床了。投时间像往常一样练太极拳和“功夫扇”，他要尽早赶到离湖南邵东县约一小时车程的灵官殿镇。车上才坐一半人，他就吆喝着司机赶快开车。发动机刚响，一个人拎着大竹筐赶到车门前想上车，被他大声喝住。
罗德华是赶去见国家环保局的人。这和他死去的第一个孙子罗雨适有关。2005年，这孩子死于白血病。罗家怀疑孩子的死和附近的蒸水河被铅锌矿污染有关，为了搜集证据，在孩子发病后的大半年里，罗德华走访了蒸水河两岸100多个行政村中的25个，收集当地白血病和癌症病例，并不断上诉，但始终未获法院受理。在调查的过程中，罗德华还结识了一些家中有癌症病例的村民，向国家环保总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判定湖南省环保总局行政不作为。
2007年7月31日，北京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告诉他们，国家环保总局行政复议中心接受了申请，并派了三位工作人员来邵东实地调查。
律师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对罗德华来说，这几乎是他几年来个人战斗的“最后一仗”。他决定提前赶到灵官殿镇等候环保总局的人。
罗德华今年59岁了。皱纹已经爬满了他的脸。但他还保留了一些年轻时“憨老大”习气：不打伞，不怕晒，缠一个帆布腰包，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的额头和胸口因为在乡间长期炙晒，凸现出几块突出的绛紫色。
8月初正是邵东最热的时节，气温达36摄氏度以上。隔几分钟，罗德华额头就渗满汗珠，然后顺着皱纹流到脸颊。平常他都穿一件大白坎肩。这天出发前，他换上了一件深蓝色的短袖T恤，这是他比较正式的衣服。但一抬右手，会看到T恤腋下的一个裂口。
背上一瓶水，一沓调查表和30元钱，踏上沿蒸水河的漫漫路
灵官殿镇，是罗德华的老家，罗在那里一直住到2003年才搬来县城。正是那一年，他的孙子，两岁的罗雨适被查出患急性淋巴细胞L1型白血病。
到了罗雨适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后，罗德华才发现，得上白血病的，远不止他们家孩子。有两个分别12岁和10岁的孩子就因为同样的病住进罗雨适的病房。罗德华还得知，他们的家离自己家不远，同属蒸水河流域。
为什么附近这么多人得白血病?罗家人向医院儿童血液病专家曹励芝咨询。曹告诉他们，一般认为白血病的发病机理和病毒感染、电离辐射、化学物质侵害、遗传因素及免疫功能异常等有关。其中电离辐射和化学物质都可能通过外部环境作用于人，使具有易感性的个体罹患癌症。
罗德华的家在邵东县灵官殿镇大全村，家里的水井就在蒸水河的河床上。在蒸水河上游5公里处，有一座铅锌矿，还有一个土炼铀厂。冶矿后的废水就排放在蒸水河里。
“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们家的井水受到了这座矿的污染。”罗德华的儿子说。
罗家开始不断找各级环保部门，希望他们到矿区做检测，进行实地调查。最初的动机很简单：如果调查发现是铅锌矿的废水排放导致孩子患白血病，矿上应该做出赔偿，孩子就有钱治病了。
但是，调查的要求屡遭拒绝。
罗家决定那就自己来调查。孩子的爷爷罗德华承担起具体的调查重任。
从2003年起，每天早上，罗德华拎上一个红色塑料包，里面装着用复写纸手绘的调查表格，一盒印泥，一支一块钱的圆珠笔，一瓶装水的大可乐瓶，白沙烟和30块钱，开始上路。他从最近的大全村开始，挨家挨户问：“有没有人得癌症?”
就这样，他沿着蒸水河的流向，从矿山脚下的楼边垭村开始，到耳石岭水库，石株桥乡……
后来越走越远，有时候晚上十一点还在地里走。为了抄近路去20里地外的村子，他壮着胆子走一条少人走的山路。天刚下过雨，蒿草到大腿那么深，他从瓜架上拆根棍子，打着茅草进山。“怕有蛇。我年轻时被蛇咬过。”罗德华撩起裤脚，脚踝处还留着疤痕。
刚开始他一个人走，后来他慢慢结识一些村民，结伴调查。事情也渐渐从一个孩子的生死，转变为建立一个“中乡环保促进会”的构想。塑料包里多了《告中乡人民书》和捐赠合同，声明如果证实当地存在污染致病，获得赔偿或者抚恤金的受害家庭要把所得的一半捐赠给中乡环保促進会，而促进会将用这些钱在当地开展慢性内照射病的医学调查、投巨资清除50年来沉积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致癌核素、给癌症患者家庭做治疗或上诉的基金。
有400多户人家在捐赠合同上签字。
罗德华家的墙上有一幅彩色打印的当地地图。图上的每个村名旁，都用透明胶贴着该村白血病患者和其他癌症患者的数目。他还将调查的几百份表格汇总，分为A、B组，A组是白血病。B组是其他癌症。表格中，20～29岁是病人数最多的年龄段，其次是10～19岁，40岁以下的患者占调查的大多数。还有一个坐标图，表示发病人数自90年代起逐年上升。
图表下方有一句附注：“情况是否属实，请政府全面调查。”
“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我们法院能够解决得了的。”
2003年10月，一份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化学分析测试中心”提供的检测报告，证明在邵东铅锌矿附近的居住区，其重金属六价铬、锰和锌超出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1985年)数十倍到上百倍；十五个水样中总α放射性有十三个超标，最严重者超标近5倍。
对当地政府和矿山来说，开矿的经济利益和附近村民的用水安全，一直是个难题。铅锌矿位于蒸水河的源头，沿途有十余个超过千人的行政村。
由于冶炼矿石的粉尘和废水，矿上和村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就在2006年的秋天，一位叫罗建英的村民还因为要求矿上不要再往河里放污水，和对方吵起来，最后动了手。
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以后，矿上改用“怀柔”策略，给距离最近的几个村子每家发一笔安抚金；来矿上吵闹的，就以红包封口，几百到几千元不等。曾经有村民出价2万元买罗德华的调查资料，想以白纸黑字到矿上卖个好价钱。当然，罗德华不会干。
从2004年到2007年，罗家向法院提供诉状16次，始终未获受理。
邵东县法院立案庭庭长李平春告诉记者，铅锌矿排放废水的蒸水河流经了两乡一镇十数个村庄，涉及数万人，如果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其他人也会效仿，法院根本无力招架。“我们研究过不止一次两次，可是任哪个院领导也不敢拍板接这个案子。”李平春说，“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我们法院能够解决得了的。”
钢铁厂和家
当客车开出邵东县城，山麓上出现一排破旧的厂房时，罗德华用胳膊肘捅捅身 边的人说：“看，我们厂。”每次经过邵东钢铁厂时，他总会发一些感慨。说得最多的两句：“原来是国家的，现在成私人的咯。”
罗德华在钢铁厂呆了35年，歷任采购科长、行政科长。厂子效益不好，罗德华2002年下岗，钢厂2003年被卖给私人，厂里的职工至今还没有得到安置。而罗德华“幸运地”在这之前办好了退休，每个月有600块退休金。这一年，他决定从灵官殿镇搬来邵东县城。
罗德华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在钢厂单身汉一样的生活。过去的35年，他和老婆儿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年。直到孙子罗雨适出生，他和家庭的关系才真正近了起来。“要不是为了孙子，我都不会和他们在一起。”罗德华说。
“罗雨适”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出生那天是农历6月初三，刚下了场雨，儿子想了100多个带“雨”的名字，最后他取了“雨适”。孩子生下来的第一年，他每天去门前的蒸水河抓鱼给孙子吃。
没想到这样的天伦之乐两年后中断。
孩子化疗时，罗德华趴在化疗室的门洞看，两岁多的孩子，治疗时要三四个男医生才能摁住，不打麻药，粗针管扎到脊柱里去，抽出的骨髓，像清水一样，“看不得啊。”
他还是家里睢一知道孙子身高的，甚至孩子的母亲都不清楚。2005年4月，癌细胞侵蚀到头部，孩子嘴角有点歪斜，已经不会笑了。罗德华给孙子打棺材。趁小孩站的时候，若无其事走到他身边。3岁半的孩子，块头比普通小孩大，已经到罗德华腰部。罗德华摁着腰回地下室用软尺一量：1.1米。七天后，孩子去世，放进棺材刚刚好。
孩子葬在了铅锌矿后面的大云山上。“他就是因为矿上的污染死的，我要让他永远提醒我，为他的死要讨一个公道、一个说法，一辈子都要为这个事情努力，不要忘记。”罗家人发誓。
没能见到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
车快到灵官殿镇了。罗德华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给自己鼓劲：“我每天早上打两个小时拳。我在钢厂做采购的时候，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我跑了大约一半。在武汉碰到小偷，我一个对六个，打翻两个之后，其他都不敢上来了。我一点不紧张，我不怕他们(官员)，我胆子很大的，进镇政府发环保传单，还拍了镇长的肩膀，要他在环保宣传书上签名。我是在为乡里做好事，大家都爱戴我们。做调查时走出去很威风的，所有人都跟我开口笑，跟我说话都很和气。”
如许多邵东人一样，罗德华是个尚武之人，生活中离不开烟酒。每天抽2包5块钱的白沙烟，在空调车上也停不下来。一顿饭可以喝两斤米酒。一次调查，走到下午三点不见饭馆，到一户不相识的人家讨饭吃，他也要求给他买酒。“酒就是我的命。”罗德华说。常常喝了一壶药泡的米酒后，他会涨红着脸大声说：“只要这事(调查)能办好，我死都可以。”——罗德华的健康也在衰退，他有高血压、疝气、腰椎间盘突出。在他搜集的患者名单里，很多人已经死了。
上午9点，车到灵官殿镇。罗德华到了调查时结识的—个同伴周新康家。周新康的儿子27岁时死于白血病，而他家的水井离蒸水河约300米。这次行政复议就是以周新康的个人名义向国家环保总局申请的。
周新康的老婆告诉罗德华，昨天晚上10点，镇政府派人将周新康接到邵东县城的宾馆，在那里，国家环聚总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附近的铅锌矿和他儿子的癌症没有关系。由国家疾控中心新近制定的《生活饮用水国家卫生标准》中，总α放射性的限值由原来的0.1变成了0.5。曾经超标4倍多的水样，如今刚好在正常范围以内。
工作人员让周新康在同意书上签字，周新康拒绝了，说，我不相信。
再给宾馆打电话，已经退房了。
这不是罗德华第一次扑空了。2003年冬天，听说国家环保总局要来邵东调查矿污染。罗德华扯了一条比街头横幅大两倍的红布，请人写下：“欢迎国家环保总局来实地调查。”挂在了进镇的桥头。他还准备买鞭炮，等到环保总局的人进镇就放。等到下午没人来，打电话问，才知道环保总局的人已经走了。
“我的心就像100度的开水，现在只有55度了。”罗德华用手比着心脏的位置。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换了好几个，因为不好意思。调查中认识的村民经常会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有的还专程来邵东县城找他，问：有什么结果?
什么算是结果?封矿，赔偿，都遥遥无期。几年前调查手写的资料已经堆起厚厚的灰尘，法院说证据不足，连案都没立成。罗德华不知道怎么回答村民，“只说自己无能。”
但中国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副主任许可祝告诉记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环境损害案件中，如果污染损害发生了，应该由损害方提出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原因不是由自己造成的。
“现在这个传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2003年7月，邵阳市政府决定关闭邵东铅锌矿。这一年市政府的第9次常务会议纪要上写道：邵东铅锌矿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已影响到矿区周围村民的生命安全，会议决定对该矿立即予以关闭。
但两年后，该矿重新开工。
在邵东，山上到处有私人开的矿山。大山像张被破相的脸，草木中时不时出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或者留着挖土机爪痕的黄色岩壁。金华村生产队长告诉记者，2000年矿一开，村里的井就抽不上水了。
冶炼矿石后的污水通过地下涵洞排放到山下的楼边垭村。82岁的罗富存引了河里的水进小鱼塘，鱼死光了。矿上去年赔了他300块钱。
田地也靠河水灌溉，村里人不吃自己种的米，卖掉，再到集市上买米吃。
“我本想带他们(国家环保总局官员)来看看。”罗德华说。这些腐烂的鱼，变异的田，干涸的井，比水样指标更能震动这个59岁的老人。和一些抽象的数据所证明的安全感相比，他觉得一些古老的，更重要的东西正在受到威胁。
“我是一个农民，普通的农民思维，有两点(最重要)。一是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农村嘛，最好是男孩子，等他长大了要修新房子，娶个好媳妇。然后再生一个孙子。这就是农村的传统。现在这个传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生不出健康的孙子。”
“另一点是，你打了我，我可能笑一笑，但你不能欺负我。”
2007年8月2日一早，罗德华就起床了。投时间像往常一样练太极拳和“功夫扇”，他要尽早赶到离湖南邵东县约一小时车程的灵官殿镇。车上才坐一半人，他就吆喝着司机赶快开车。发动机刚响，一个人拎着大竹筐赶到车门前想上车，被他大声喝住。
罗德华是赶去见国家环保局的人。这和他死去的第一个孙子罗雨适有关。2005年，这孩子死于白血病。罗家怀疑孩子的死和附近的蒸水河被铅锌矿污染有关，为了搜集证据，在孩子发病后的大半年里，罗德华走访了蒸水河两岸100多个行政村中的25个，收集当地白血病和癌症病例，并不断上诉，但始终未获法院受理。在调查的过程中，罗德华还结识了一些家中有癌症病例的村民，向国家环保总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判定湖南省环保总局行政不作为。
2007年7月31日，北京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告诉他们，国家环保总局行政复议中心接受了申请，并派了三位工作人员来邵东实地调查。
律师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对罗德华来说，这几乎是他几年来个人战斗的“最后一仗”。他决定提前赶到灵官殿镇等候环保总局的人。
罗德华今年59岁了。皱纹已经爬满了他的脸。但他还保留了一些年轻时“憨老大”习气：不打伞，不怕晒，缠一个帆布腰包，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的额头和胸口因为在乡间长期炙晒，凸现出几块突出的绛紫色。
8月初正是邵东最热的时节，气温达36摄氏度以上。隔几分钟，罗德华额头就渗满汗珠，然后顺着皱纹流到脸颊。平常他都穿一件大白坎肩。这天出发前，他换上了一件深蓝色的短袖T恤，这是他比较正式的衣服。但一抬右手，会看到T恤腋下的一个裂口。
背上一瓶水，一沓调查表和30元钱，踏上沿蒸水河的漫漫路
灵官殿镇，是罗德华的老家，罗在那里一直住到2003年才搬来县城。正是那一年，他的孙子，两岁的罗雨适被查出患急性淋巴细胞L1型白血病。
到了罗雨适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后，罗德华才发现，得上白血病的，远不止他们家孩子。有两个分别12岁和10岁的孩子就因为同样的病住进罗雨适的病房。罗德华还得知，他们的家离自己家不远，同属蒸水河流域。
为什么附近这么多人得白血病?罗家人向医院儿童血液病专家曹励芝咨询。曹告诉他们，一般认为白血病的发病机理和病毒感染、电离辐射、化学物质侵害、遗传因素及免疫功能异常等有关。其中电离辐射和化学物质都可能通过外部环境作用于人，使具有易感性的个体罹患癌症。
罗德华的家在邵东县灵官殿镇大全村，家里的水井就在蒸水河的河床上。在蒸水河上游5公里处，有一座铅锌矿，还有一个土炼铀厂。冶矿后的废水就排放在蒸水河里。
“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们家的井水受到了这座矿的污染。”罗德华的儿子说。
罗家开始不断找各级环保部门，希望他们到矿区做检测，进行实地调查。最初的动机很简单：如果调查发现是铅锌矿的废水排放导致孩子患白血病，矿上应该做出赔偿，孩子就有钱治病了。
但是，调查的要求屡遭拒绝。
罗家决定那就自己来调查。孩子的爷爷罗德华承担起具体的调查重任。
从2003年起，每天早上，罗德华拎上一个红色塑料包，里面装着用复写纸手绘的调查表格，一盒印泥，一支一块钱的圆珠笔，一瓶装水的大可乐瓶，白沙烟和30块钱，开始上路。他从最近的大全村开始，挨家挨户问：“有没有人得癌症?”
就这样，他沿着蒸水河的流向，从矿山脚下的楼边垭村开始，到耳石岭水库，石株桥乡……
后来越走越远，有时候晚上十一点还在地里走。为了抄近路去20里地外的村子，他壮着胆子走一条少人走的山路。天刚下过雨，蒿草到大腿那么深，他从瓜架上拆根棍子，打着茅草进山。“怕有蛇。我年轻时被蛇咬过。”罗德华撩起裤脚，脚踝处还留着疤痕。
刚开始他一个人走，后来他慢慢结识一些村民，结伴调查。事情也渐渐从一个孩子的生死，转变为建立一个“中乡环保促进会”的构想。塑料包里多了《告中乡人民书》和捐赠合同，声明如果证实当地存在污染致病，获得赔偿或者抚恤金的受害家庭要把所得的一半捐赠给中乡环保促進会，而促进会将用这些钱在当地开展慢性内照射病的医学调查、投巨资清除50年来沉积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致癌核素、给癌症患者家庭做治疗或上诉的基金。
有400多户人家在捐赠合同上签字。
罗德华家的墙上有一幅彩色打印的当地地图。图上的每个村名旁，都用透明胶贴着该村白血病患者和其他癌症患者的数目。他还将调查的几百份表格汇总，分为A、B组，A组是白血病。B组是其他癌症。表格中，20～29岁是病人数最多的年龄段，其次是10～19岁，40岁以下的患者占调查的大多数。还有一个坐标图，表示发病人数自90年代起逐年上升。
图表下方有一句附注：“情况是否属实，请政府全面调查。”
“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我们法院能够解决得了的。”
2003年10月，一份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化学分析测试中心”提供的检测报告，证明在邵东铅锌矿附近的居住区，其重金属六价铬、锰和锌超出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1985年)数十倍到上百倍；十五个水样中总α放射性有十三个超标，最严重者超标近5倍。
对当地政府和矿山来说，开矿的经济利益和附近村民的用水安全，一直是个难题。铅锌矿位于蒸水河的源头，沿途有十余个超过千人的行政村。
由于冶炼矿石的粉尘和废水，矿上和村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就在2006年的秋天，一位叫罗建英的村民还因为要求矿上不要再往河里放污水，和对方吵起来，最后动了手。
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以后，矿上改用“怀柔”策略，给距离最近的几个村子每家发一笔安抚金；来矿上吵闹的，就以红包封口，几百到几千元不等。曾经有村民出价2万元买罗德华的调查资料，想以白纸黑字到矿上卖个好价钱。当然，罗德华不会干。
从2004年到2007年，罗家向法院提供诉状16次，始终未获受理。
邵东县法院立案庭庭长李平春告诉记者，铅锌矿排放废水的蒸水河流经了两乡一镇十数个村庄，涉及数万人，如果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其他人也会效仿，法院根本无力招架。“我们研究过不止一次两次，可是任哪个院领导也不敢拍板接这个案子。”李平春说，“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我们法院能够解决得了的。”
钢铁厂和家
当客车开出邵东县城，山麓上出现一排破旧的厂房时，罗德华用胳膊肘捅捅身 边的人说：“看，我们厂。”每次经过邵东钢铁厂时，他总会发一些感慨。说得最多的两句：“原来是国家的，现在成私人的咯。”
罗德华在钢铁厂呆了35年，歷任采购科长、行政科长。厂子效益不好，罗德华2002年下岗，钢厂2003年被卖给私人，厂里的职工至今还没有得到安置。而罗德华“幸运地”在这之前办好了退休，每个月有600块退休金。这一年，他决定从灵官殿镇搬来邵东县城。
罗德华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在钢厂单身汉一样的生活。过去的35年，他和老婆儿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年。直到孙子罗雨适出生，他和家庭的关系才真正近了起来。“要不是为了孙子，我都不会和他们在一起。”罗德华说。
“罗雨适”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出生那天是农历6月初三，刚下了场雨，儿子想了100多个带“雨”的名字，最后他取了“雨适”。孩子生下来的第一年，他每天去门前的蒸水河抓鱼给孙子吃。
没想到这样的天伦之乐两年后中断。
孩子化疗时，罗德华趴在化疗室的门洞看，两岁多的孩子，治疗时要三四个男医生才能摁住，不打麻药，粗针管扎到脊柱里去，抽出的骨髓，像清水一样，“看不得啊。”
他还是家里睢一知道孙子身高的，甚至孩子的母亲都不清楚。2005年4月，癌细胞侵蚀到头部，孩子嘴角有点歪斜，已经不会笑了。罗德华给孙子打棺材。趁小孩站的时候，若无其事走到他身边。3岁半的孩子，块头比普通小孩大，已经到罗德华腰部。罗德华摁着腰回地下室用软尺一量：1.1米。七天后，孩子去世，放进棺材刚刚好。
孩子葬在了铅锌矿后面的大云山上。“他就是因为矿上的污染死的，我要让他永远提醒我，为他的死要讨一个公道、一个说法，一辈子都要为这个事情努力，不要忘记。”罗家人发誓。
没能见到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
车快到灵官殿镇了。罗德华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给自己鼓劲：“我每天早上打两个小时拳。我在钢厂做采购的时候，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我跑了大约一半。在武汉碰到小偷，我一个对六个，打翻两个之后，其他都不敢上来了。我一点不紧张，我不怕他们(官员)，我胆子很大的，进镇政府发环保传单，还拍了镇长的肩膀，要他在环保宣传书上签名。我是在为乡里做好事，大家都爱戴我们。做调查时走出去很威风的，所有人都跟我开口笑，跟我说话都很和气。”
如许多邵东人一样，罗德华是个尚武之人，生活中离不开烟酒。每天抽2包5块钱的白沙烟，在空调车上也停不下来。一顿饭可以喝两斤米酒。一次调查，走到下午三点不见饭馆，到一户不相识的人家讨饭吃，他也要求给他买酒。“酒就是我的命。”罗德华说。常常喝了一壶药泡的米酒后，他会涨红着脸大声说：“只要这事(调查)能办好，我死都可以。”——罗德华的健康也在衰退，他有高血压、疝气、腰椎间盘突出。在他搜集的患者名单里，很多人已经死了。
上午9点，车到灵官殿镇。罗德华到了调查时结识的—个同伴周新康家。周新康的儿子27岁时死于白血病，而他家的水井离蒸水河约300米。这次行政复议就是以周新康的个人名义向国家环保总局申请的。
周新康的老婆告诉罗德华，昨天晚上10点，镇政府派人将周新康接到邵东县城的宾馆，在那里，国家环聚总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附近的铅锌矿和他儿子的癌症没有关系。由国家疾控中心新近制定的《生活饮用水国家卫生标准》中，总α放射性的限值由原来的0.1变成了0.5。曾经超标4倍多的水样，如今刚好在正常范围以内。
工作人员让周新康在同意书上签字，周新康拒绝了，说，我不相信。
再给宾馆打电话，已经退房了。
这不是罗德华第一次扑空了。2003年冬天，听说国家环保总局要来邵东调查矿污染。罗德华扯了一条比街头横幅大两倍的红布，请人写下：“欢迎国家环保总局来实地调查。”挂在了进镇的桥头。他还准备买鞭炮，等到环保总局的人进镇就放。等到下午没人来，打电话问，才知道环保总局的人已经走了。
“我的心就像100度的开水，现在只有55度了。”罗德华用手比着心脏的位置。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换了好几个，因为不好意思。调查中认识的村民经常会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有的还专程来邵东县城找他，问：有什么结果?
什么算是结果?封矿，赔偿，都遥遥无期。几年前调查手写的资料已经堆起厚厚的灰尘，法院说证据不足，连案都没立成。罗德华不知道怎么回答村民，“只说自己无能。”
但中国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副主任许可祝告诉记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环境损害案件中，如果污染损害发生了，应该由损害方提出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原因不是由自己造成的。
“现在这个传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2003年7月，邵阳市政府决定关闭邵东铅锌矿。这一年市政府的第9次常务会议纪要上写道：邵东铅锌矿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已影响到矿区周围村民的生命安全，会议决定对该矿立即予以关闭。
但两年后，该矿重新开工。
在邵东，山上到处有私人开的矿山。大山像张被破相的脸，草木中时不时出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或者留着挖土机爪痕的黄色岩壁。金华村生产队长告诉记者，2000年矿一开，村里的井就抽不上水了。
冶炼矿石后的污水通过地下涵洞排放到山下的楼边垭村。82岁的罗富存引了河里的水进小鱼塘，鱼死光了。矿上去年赔了他300块钱。
田地也靠河水灌溉，村里人不吃自己种的米，卖掉，再到集市上买米吃。
“我本想带他们(国家环保总局官员)来看看。”罗德华说。这些腐烂的鱼，变异的田，干涸的井，比水样指标更能震动这个59岁的老人。和一些抽象的数据所证明的安全感相比，他觉得一些古老的，更重要的东西正在受到威胁。
“我是一个农民，普通的农民思维，有两点(最重要)。一是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农村嘛，最好是男孩子，等他长大了要修新房子，娶个好媳妇。然后再生一个孙子。这就是农村的传统。现在这个传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生不出健康的孙子。”
“另一点是，你打了我，我可能笑一笑，但你不能欺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