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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应时《烛湖集》中描写山水纪游的诗歌共有77首，是诗人诗歌创作成就最突出的部分。从总体上看，诗人在这类诗歌创作中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观赏风景时，主体保持“静观”的心理状态；二是以意为主；三是融历史与山水为一体，多翻案出奇之语。
关键词：孙应时；山水纪游诗；创作特点
孙应时（1154-1206），字季和，自号烛湖居士，余姚人。曾先后师事南宋大儒陆九渊和朱熹，并问学于张栻和吕祖谦，南宋宰相史弥远为其学生。光宗绍熙三年（1192），丘崇帅蜀，孙应时任其幕僚。史载其预知吴曦将叛，并向丘崇提出一系列合理措施，使得蜀地一方晏然。今存《烛湖集》二十卷。
自南朝谢灵运之后，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山水成为了历代文人寄情的对象，山水纪游诗也逐渐成为诗歌领域里的“大国”。在宋代，无论是居于庙堂的达官贵人，还是啸傲山林的江湖隐士，山水纪游都是他们题咏的重点对象。孙应时的山水纪游诗既受到宋代山水纪游诗的整体影响，又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发挥，使得他创造了具有自己独到之处的山水纪游诗。
一、静观山水景物
宋代理学家对天地万物常常以静观的态度去面对，并且在静观中领悟天地至理。邵雍在《观物内篇》第十二篇中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 程颢在诗中也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孙应时作为南宋的一位理学大家，他在对待山水景物上也是采取静观的方式。如《杖锡山》：
万杉夹道磴千盘，岩水溪风彻骨寒。坐久云烟过庭角，睡馀星斗转阑干。
登临不尽山川险，景物无穷世界宽。会得人生安乐法，不须禅板与蒲团。
孙应时于静观中看到云来云去，斗转星移，在一片静谧中发现世界的广大，原来即使人们穷尽一生精力也无法完全领略这世间的美景。于是诗人领悟到，虽然我们无法占有全部美景，但只要能够珍惜眼前的美景就已经足够了。而人生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遍享这世间的所有乐趣，能抓住眼前就应该感到知足，这即是真正的“安乐法”，诗人认为若能懂得这点，则不必再去佛教中寻找精神的慰藉。
除诗人主体以静的心理观物之外，孙应时在诗中还塑造出宁静的意境，使得主客体之间得到和谐统一。如《宁庵即事》：
飕飕松风鸣，翳翳山景暮。蝉声清有馀，荷香美无度。
幽人曳杖吟，事胜心独悟。平生寡世念，正是惬襟素。
坐看北斗移，竹叶明月露。夜久寂无人，佳眠不知曙。
诗的开头即分别写到风声和蝉声，然而恰恰如王籍诗所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在这寂静的环境中，诗人唯有明月、北斗、竹叶、露珠相伴，平静的内心与周围环境得到完美的交融，诗人也因此佳眠，而不知天已大亮。正如诗人所说：“平生静中愿，岁晚无相违。” “静”已经成为孙应时追求的人生态度。
二、以意为主
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往有意识的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意象，孟郊说：“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杨万里《应斋杂著序》也说：“使古今百家、景物万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 这些都说明诗人对客观景物的主观能动作用。孙应时的山水纪游诗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他这类诗的意象构景中，诗人经常将意象放在较大的空间中进行点染，在对景色的描写中塑造出诗人所需要表达的氛围。如《武担山》二首：
其一：
北上武担寺，南临蜀锦园。风烟带城郭，禾黍半江村。
今古本同梦，废兴那复论。惟應一坡竹，可共洗心言。
其二：
小饮不成醉，清谈多所欣。秋声摇落日，野色乱寒云。
心事长千载，腰围更几分。西风丛桂发，倚槛得相闻。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 孙应时在其一中对武担山远眺所见之景进行描绘，突出了远处风烟中的城郭和江边的小村落，之后抒发今古同梦，兴废无常的感慨。其二中依旧是远景里的秋天落日和山野寒云，在塑造出孤寂的氛围后，诗人转向“心事”的抒发。
上面所举诗中，诗人的议论和对景色的描写是互相参半，和谐统一的。而在孙应时的另一部分山水纪游诗中，叙事和议论成为了诗歌的主体，对山水景色的正面描写则成为了陪衬，甚至是附庸。诗人以意为主，通过议论代替景色的描写，表达对山水的赞美之情。如《与宋厩父昆弟唐升伯偕游庐山》：
征帆西过忆匆匆，咫尺匡庐怅望中。天意留为今日计，春游恰与故人同。
酒醒月落行侵晓，云断风来翠满空。识取庐山真面目，会来栽杏作仙翁。
一般诗人在写游历庐山的诗中，必定会对庐山的某样特殊景观大加描绘，然而此诗中诗人没有一处正面描写庐山的精致。孙应时在首联和颔联中先是交代自己曾匆匆路过庐山却没有机会欣赏此处风景，直到今日才与好友偕游庐山的背景。接着颈联写诗人一日欢游后，于次日拂晓登舟离去时所见，只见满眼青翠，云断风来。诗人对庐山景色全没有一处具体描写，然而结尾诗人说自己已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愿再来此做栽杏仙翁，则诗人对庐山景色的赞美已全在其中。
三、融历史与山水为一体，多翻案出奇之语
诗人登临名山大川，很容易思接千载，发出对历史的评议，然而在诗歌中能将此地山水与历史很好的结合起来，并且写出不落俗套的见解，则殊为不易。巴蜀境内的奇山异水与历史传说颇多，孙应时在巴蜀境内所作的一些山水纪游诗中有很多都借山水发出对历史的议论，并且其中有很多翻案警拔之处。如《剑门行》：
两崖夹道立削铁，涧水悲鸣浅飞雪。上有石城连天横，剑戟相磨气明灭。
出门下瞰山盘纡，石磴斗落十丈馀。敌来仰首不得上，百万渠能当一夫。
井蛙未识河山广，分明到此生狂想。岂知天险乃误人，祸首子阳终衍昶。
渭水秦川指顾中，剑门空复老英雄。传檄将军真得意，落星愁杀卧龙翁。
此诗前半部写剑门地势险要，历来诗人过剑门多有此类题咏，不外乎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而诗人前半部所叙全是为之后的转折做铺垫，重点是为了突出天险误人的主旨。诗人回顾历史，从王莽末年的公孙述在蜀称帝，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主王衍、孟昶，哪一个建立了长久的基业？全是昙花一现罢了。所谓剑门天险，与长江天险一样，每每误人，根本不足恃。纵然秦川渭水只在手指目视之间，如刘备那样的一世枭雄也只能老死蜀中。即使才华如骆宾王、诸葛亮也只能在蜀中建功而已，诸葛亮六出祁连山也只能功败垂成。此诗将历史典故、山川形势和个人见解融为一炉，不落前人窠臼，是难得的佳作。
孙应时此诗很有可能是针对杜甫《剑门》诗所发，孙应时初次过剑门时便有《入剑门和少陵韵》，诗中称：“杜陵千年句，角逐不得让。”而杜甫在《剑门》诗中称：“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孙应时可能由此提出天险误人的观点。当然，若进一步联系孙应时出入剑门关是为了打探吴曦的情报，以便稳定蜀中形势的背景来看，孙应时未尝没有认为蜀中形势不足为虑，难以威胁南宋朝廷的看法。
参考文献：
[1]孙应时著.烛湖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2011.
[3]邵雍著.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程颢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黄端云选注.诗苑英华[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6]孟郊著.孟东野诗集[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
[7]辛更儒校注.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陈寿著.三国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9]杨伦著.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1980.
关键词：孙应时；山水纪游诗；创作特点
孙应时（1154-1206），字季和，自号烛湖居士，余姚人。曾先后师事南宋大儒陆九渊和朱熹，并问学于张栻和吕祖谦，南宋宰相史弥远为其学生。光宗绍熙三年（1192），丘崇帅蜀，孙应时任其幕僚。史载其预知吴曦将叛，并向丘崇提出一系列合理措施，使得蜀地一方晏然。今存《烛湖集》二十卷。
自南朝谢灵运之后，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山水成为了历代文人寄情的对象，山水纪游诗也逐渐成为诗歌领域里的“大国”。在宋代，无论是居于庙堂的达官贵人，还是啸傲山林的江湖隐士，山水纪游都是他们题咏的重点对象。孙应时的山水纪游诗既受到宋代山水纪游诗的整体影响，又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发挥，使得他创造了具有自己独到之处的山水纪游诗。
一、静观山水景物
宋代理学家对天地万物常常以静观的态度去面对，并且在静观中领悟天地至理。邵雍在《观物内篇》第十二篇中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 程颢在诗中也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孙应时作为南宋的一位理学大家，他在对待山水景物上也是采取静观的方式。如《杖锡山》：
万杉夹道磴千盘，岩水溪风彻骨寒。坐久云烟过庭角，睡馀星斗转阑干。
登临不尽山川险，景物无穷世界宽。会得人生安乐法，不须禅板与蒲团。
孙应时于静观中看到云来云去，斗转星移，在一片静谧中发现世界的广大，原来即使人们穷尽一生精力也无法完全领略这世间的美景。于是诗人领悟到，虽然我们无法占有全部美景，但只要能够珍惜眼前的美景就已经足够了。而人生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遍享这世间的所有乐趣，能抓住眼前就应该感到知足，这即是真正的“安乐法”，诗人认为若能懂得这点，则不必再去佛教中寻找精神的慰藉。
除诗人主体以静的心理观物之外，孙应时在诗中还塑造出宁静的意境，使得主客体之间得到和谐统一。如《宁庵即事》：
飕飕松风鸣，翳翳山景暮。蝉声清有馀，荷香美无度。
幽人曳杖吟，事胜心独悟。平生寡世念，正是惬襟素。
坐看北斗移，竹叶明月露。夜久寂无人，佳眠不知曙。
诗的开头即分别写到风声和蝉声，然而恰恰如王籍诗所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在这寂静的环境中，诗人唯有明月、北斗、竹叶、露珠相伴，平静的内心与周围环境得到完美的交融，诗人也因此佳眠，而不知天已大亮。正如诗人所说：“平生静中愿，岁晚无相违。” “静”已经成为孙应时追求的人生态度。
二、以意为主
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往有意识的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意象，孟郊说：“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杨万里《应斋杂著序》也说：“使古今百家、景物万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 这些都说明诗人对客观景物的主观能动作用。孙应时的山水纪游诗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他这类诗的意象构景中，诗人经常将意象放在较大的空间中进行点染，在对景色的描写中塑造出诗人所需要表达的氛围。如《武担山》二首：
其一：
北上武担寺，南临蜀锦园。风烟带城郭，禾黍半江村。
今古本同梦，废兴那复论。惟應一坡竹，可共洗心言。
其二：
小饮不成醉，清谈多所欣。秋声摇落日，野色乱寒云。
心事长千载，腰围更几分。西风丛桂发，倚槛得相闻。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 孙应时在其一中对武担山远眺所见之景进行描绘，突出了远处风烟中的城郭和江边的小村落，之后抒发今古同梦，兴废无常的感慨。其二中依旧是远景里的秋天落日和山野寒云，在塑造出孤寂的氛围后，诗人转向“心事”的抒发。
上面所举诗中，诗人的议论和对景色的描写是互相参半，和谐统一的。而在孙应时的另一部分山水纪游诗中，叙事和议论成为了诗歌的主体，对山水景色的正面描写则成为了陪衬，甚至是附庸。诗人以意为主，通过议论代替景色的描写，表达对山水的赞美之情。如《与宋厩父昆弟唐升伯偕游庐山》：
征帆西过忆匆匆，咫尺匡庐怅望中。天意留为今日计，春游恰与故人同。
酒醒月落行侵晓，云断风来翠满空。识取庐山真面目，会来栽杏作仙翁。
一般诗人在写游历庐山的诗中，必定会对庐山的某样特殊景观大加描绘，然而此诗中诗人没有一处正面描写庐山的精致。孙应时在首联和颔联中先是交代自己曾匆匆路过庐山却没有机会欣赏此处风景，直到今日才与好友偕游庐山的背景。接着颈联写诗人一日欢游后，于次日拂晓登舟离去时所见，只见满眼青翠，云断风来。诗人对庐山景色全没有一处具体描写，然而结尾诗人说自己已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愿再来此做栽杏仙翁，则诗人对庐山景色的赞美已全在其中。
三、融历史与山水为一体，多翻案出奇之语
诗人登临名山大川，很容易思接千载，发出对历史的评议，然而在诗歌中能将此地山水与历史很好的结合起来，并且写出不落俗套的见解，则殊为不易。巴蜀境内的奇山异水与历史传说颇多，孙应时在巴蜀境内所作的一些山水纪游诗中有很多都借山水发出对历史的议论，并且其中有很多翻案警拔之处。如《剑门行》：
两崖夹道立削铁，涧水悲鸣浅飞雪。上有石城连天横，剑戟相磨气明灭。
出门下瞰山盘纡，石磴斗落十丈馀。敌来仰首不得上，百万渠能当一夫。
井蛙未识河山广，分明到此生狂想。岂知天险乃误人，祸首子阳终衍昶。
渭水秦川指顾中，剑门空复老英雄。传檄将军真得意，落星愁杀卧龙翁。
此诗前半部写剑门地势险要，历来诗人过剑门多有此类题咏，不外乎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而诗人前半部所叙全是为之后的转折做铺垫，重点是为了突出天险误人的主旨。诗人回顾历史，从王莽末年的公孙述在蜀称帝，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主王衍、孟昶，哪一个建立了长久的基业？全是昙花一现罢了。所谓剑门天险，与长江天险一样，每每误人，根本不足恃。纵然秦川渭水只在手指目视之间，如刘备那样的一世枭雄也只能老死蜀中。即使才华如骆宾王、诸葛亮也只能在蜀中建功而已，诸葛亮六出祁连山也只能功败垂成。此诗将历史典故、山川形势和个人见解融为一炉，不落前人窠臼，是难得的佳作。
孙应时此诗很有可能是针对杜甫《剑门》诗所发，孙应时初次过剑门时便有《入剑门和少陵韵》，诗中称：“杜陵千年句，角逐不得让。”而杜甫在《剑门》诗中称：“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孙应时可能由此提出天险误人的观点。当然，若进一步联系孙应时出入剑门关是为了打探吴曦的情报，以便稳定蜀中形势的背景来看，孙应时未尝没有认为蜀中形势不足为虑，难以威胁南宋朝廷的看法。
参考文献：
[1]孙应时著.烛湖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2011.
[3]邵雍著.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程颢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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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郊著.孟东野诗集[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
[7]辛更儒校注.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陈寿著.三国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9]杨伦著.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