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手艺，正是支撑中华千年文明的重要一环。它们的老去正如四书五经成为教育的点缀而非主流一样，固然令人感慨，但或许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必然。
　　
　　吹糖人
　　
　　到什刹海旁的烟袋斜街，太阳已经偏西。一树红透的柿子，越过古老而斑驳的墙垣，在初冬的微风里晃荡。
　　从河北保定来的王同国师傅，在这条青石板街上吹糖人。十年了，每個冬季，他都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了装着煤炉与糖锅的木盒子，在烟袋斜街游走。木盒边插着一排气鼓鼓的小动物，小家伙们在细长的竹签尖上，摇摆着笨拙的身躯。王师傅那浓郁河北腔调的吆喝，随糖锅冒出的丝丝香甜热气，弥漫在小街的空气里。
　　吹糖人所用的工具仅一勺一铲，一般由红、白糖加上少许饴糖组成的糖料，放在炉子上用文火煎熬，熬到可以拉丝时即能用来造型了。王师傅从糖锅里舀起一小勺糖稀，在手中揉搓成卵形，然后插入一根细细的麦管，边吹边捏，拉拉拽拽，不大会儿工夫，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精灵就出现了，神情姿态惟妙惟肖。王师傅吹捏糖人的动作利索，技艺娴熟，手法大概有搓、捏、吹、团、挑、揉、压、按、擦、拨等，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变化多样，让人眼花缭乱。这手艺，非一朝一夕能练就。他十多岁开始随父亲学艺，已经快三十年了。王家祖辈都是吹糖人的，父辈们没出过远门，更没到过北京，只是逢集市、赶庙会、过年节、遇大事，才在乡亲们中间露两手。祖辈们吹糖人纯粹是为左邻右舍的亲友们捧场助兴，也是给自己找乐子。这祖传的手艺，便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
　　王师傅只要摆开架势吹捏糖人，他的摊子立即被围个严严实实。看得最有耐心的，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玲珑剔透的小糖人，仿佛推开了他们尘封往事的记忆之门，唤起了一份特定的快乐与惊喜。看而掏钱买的，多是年轻女孩或嬉闹的小朋友，他们一般不吃，只是举在手中欣赏，一路欢笑着离开。王师傅每捏好一个糖人，都要用手指不停地抚摸它们，方才小心地插在木盒的侧板边。看着糖人，他眼里放射出欣喜的光芒，似乎那些小糖人就是他的孩子。
　　初冬，北京的傍晚气温下降得很快，一阵风过，寒意倍增。王师傅将自行车移到街边的拐角处，不停地搓着双手，继续慢条斯理地轻声吆喝。
　　天色渐晚，烟袋斜街安静下来，小糖人孤单地在一束黄橙色的路灯光中舞蹈。
　　
　　银匠
　　
　　在凤凰、丽江、乌镇这些旅游区，多银器店。
　　四十一岁的银匠李光雄，家住距西江十里远的麻料寨，六年前在西江开了间银饰加工店。李师傅的老家麻料村，寨不大，只有一百五十多户人家。凯里人习惯称麻料寨为银匠村，因为这寨子里的男人大多以打制银器为生。
　　李光雄的手艺像其他的麻料银匠一样，也是祖传的。他自十多岁跟着父亲学打银器，距今已近三十年。李师傅二十岁便离开家乡，在凯里租了间门面，经营些银器工艺品、帮人们加工修改银饰，成了麻料最早闯江湖的银匠。对于很少出门的李光雄来说，凯里算是大城市，很热闹，也很繁华。可是凯里消费高，生活负担重，李师傅放弃了城里的生意，将银器小店转回西江。西江这几年也在开发旅游，银饰是较有特色的民族工艺品。再者，苗族是个嗜银的民族，苗女都爱银饰，银饰是妇女身份的体现、财富的展示。西江寨大，人口多，婚配嫁娶，过年逢节要消费大量银制品。李师傅将妻子杨文英及两个读初中的儿子也接到身边，妻子料理一家的生活，还能在生意忙碌时帮下手。农忙时，关几天门，回麻料老家种田收割，生意农活两不误。
　　打造一件银器需近二十道工序。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然后经锤、敲、压、剪、刻、镂、缠、磨、雕、焊等技艺打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苗族银饰的种类较多，简直是从头到脚，无处不饰。
　　李师傅是个厚道人，这忠厚与老实写在他憨憨的脸上。他会主动告诉客人哪是真银，哪是苗银，并向你耐心地解释苗银的成分。所谓苗银，也就是我们说的白铜，街上很多漂亮的工艺品，都是这种苗银。苗银的价格，体现在工艺上，也就是说，这样的工艺品赚的是几个手工钱。真银器，它的价值则体现在材质上，即使工艺也是不可低估的部分。真银越烧越白，用牙膏或洗洁精一洗，会现出美丽光泽。假银烧不得，一烧就变黑，年代稍久就会有铜绿出现。
　　李师傅告诉我：现在银价不稳定，时高时低，高时达到两块八一克，低时跌破两块。低时买进还能赚几个钱，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间银价看低。他看了眼店外一晃而过的游人，叹口气道：“做生意就是养家糊口，不赚缺德钱。”
　　
　　制毛笔
　　
　　传统文化无论怎样没落，总有一些人在固守，或是兴趣上的执著，或是生计上的需求。
　　杨建华开了一间毛笔庄，原本在湖南省常德市老城区的一条僻静小巷里。在小巷里，生意也还过得去。杨师傅的毛笔本来专为圈内人制作，价格虽高一点，但照样卖得出。常德城市不大，书协、画协、美协，不仅一个不少，而且颇具规模，上自市级领导、下至小店职员，能书会画的大有人在，室外的招牌，室内的小品，走到哪儿都不稀罕。除此以外，还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后来者队伍，少年书法美术班几乎举目便是。站在圈内，杨师傅的毛笔庄可以雄视圈外，完全不必理会商场、文具店抢自己的生意。
　　常德旧城改造，杨师傅的店转到闹市区，闹市区的买卖比僻静的巷子大了不少，但开销增长的幅度更大。新店开张，杨师傅决定不再单一地加工经营毛笔，他利用书画界朋友的关系，求来一些书画作品，挂在店里，一来装点门面，提高品位；二来兼营字画，贴补店面开支。同时，他还从北京进了些精致的景泰蓝笔杆和红木笔盒，拓展新业务——加工制作婴儿胎毛笔。
　　挂在笔架上的毛笔，在八月热浪的鼓动下，来回摆动。二十五年前，瘦弱的他背了简单的行李，只身前往长沙，拜湖南制笔行业著名的杨师傅为师，学做毛笔。学艺归来，正派上用场——全民办厂、开公司，杨建华所在的青阳阁居委会办了个毛笔厂，他顺理成章地进厂当了一名合同制工人，并是厂里少有的技术骨干。这样的日子，很荣光却短暂。六年不到，毛笔厂因种种原因步入困境，工人们各奔东西，自谋生路。从毛笔厂出来，杨师傅东挪西凑弄了点钱，租间小门面，开间毛笔庄，制作、销售毛笔。
　　杨建华已经四十一岁，十五岁开始做毛笔，如今已有二十五年。相对于这样的高龄师傅，毛笔制作不算了不得的手艺。首先选购优质的兽毛，用药水浸泡处理分类存放。根据笔的大小、长短、功用，配备不同硬度的笔头。笔头的制作很麻烦，选好适宜的兽毛过水压齐后，用牛骨梳反复梳理，直到笔头尖挺、齐顺、圆润、匀称，笔头就做好了。然后扎捆成型，用热松香上胶，安装笔杆。最后整笔，通过揉擦笔头，将粗、弯、杂而没有锋尖的笔毛剔除。
　　当初，无数毛笔厂破产，市场上的毛笔却从没有脱销的纪录。杨建华这样的个体笔庄填补了破产带来的一小块生产真空，其后，制笔厂的机器流水线生产，三下五除二，很快把市场充盈得富态无比。天底下的生意永远也做不完，杨建华有杨建华的市场，制笔厂有制笔厂的顾客，谁也抢不了谁的饭碗。不过，如果杨建华们的子孙还要继承祖业，靠几管毛笔吃饭，恐怕就真的要掂量掂量了。
　　
　　（刘心蕊摘自《最后的老手艺》
　　南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