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策展人彼得·普夫伦德（Peter Pfrunder）和我国策展人段煜婷策划的2019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数位瑞士摄影师的作品打破了常见的对画面的操控，拍摄者的主观参与在画面生成过程中被弱化或消除。这类去主观化的创作方式，以及关注环境保护等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创作主题引发了观者的兴趣。本文介绍的库尔特·卡维茨（1964年生）发现了全自动图像中蕴含的幽默与诗意，并通过对主题进行排序和后期处理展示出来。
　　卡维茨持续20多年利用远程摄像系统创作，使用遍布全球的5万个网络摄像头积累了数百万张素材。他的作品映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引发诸多思考和争论，比如：得到或生成画面的媒介与传统摄影媒介有何异同？作者对画面构成要素的影响力被消除了吗？摄影师的创作或展示作为搜索引擎有何功用？“无所不艺术”的展示范围及限制（包括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有哪些？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和网瘾等社会问题有多严重？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过度监控，人们如何保护隐私？等等。
　　自1991年世界上第一支监控摄像头“CoffeeCam”在英国出现，监控摄像头被应用于交通监控等领域，并且越来越多，仅德国汉堡地铁3号线站台上就有950只。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1.76亿个摄像头。恍然间，这让人觉得生活在如真人秀的玻璃屋中，更会让人想起金·凯瑞（Jim Carrey）主演的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几乎无所不在的全球监控系统，犹如巨大而无边际的摄影棚。人们是否觉得一直生活在镜头或聚光灯前，被禁锢和被观看？技术解放了人类，人类又何尝自由？此代价是否过于高昂？
　　带着这些思考，我们再一起看看卡维茨的作品，或许会有更多收获。

　　您何时开始做摄影师？为何开始利用公共场所的相机拍摄，如何做到20多年来一直致力与此呢？
　　库尔特·卡维茨：在尚无数码相机的大学时代，我常带着胶片相机拍摄。那时，相机是一种记录工具，为保持思维敏锐，常被用于拍摄无意义的日常画面。在1998-1999年间，我在位于苏黎世的2层住宅中，用胶片相机拍摄房子外面大街上坐在汽车里等红灯的人们。我使用的是1000毫米焦距镜头，想要记录和研究人们在等红灯的短暂时间内在封闭空间内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四轮之上的“狭小客厅”内部是什么样的？针对问题和答案，我后来出版了一本名为《红灯》的书（1999）并做了几个展览。
　　为了延续这个项目，并扩展研究不同文化地域的驾驶者在等红灯时的举止，同学指点我开始利用美国的交通监控摄像头（Traffic-Cams）收集图像资料。打开电脑，开启允许访问的公共场所摄像头，我发现了实时相机下的另一世界，沉迷其中，直到今天。
　　您的创作方式像是一个搜索引擎，您在选择画而时有哪些标准，如何能在“合适的时间正巧遇到合适的画而”？
　　库尔特·卡维茨：幽默感很重要，这会时不时自然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网络画面中，所有我能看到的几乎都会被我拍照/收集，大部分没有明确目的。但我再次浏览这些“无法定义”的画面过程中，经常会突然闪现灵感，创作出一个系列作品、一段录像或一部书。这和传统创作先构思，再搜集资料，最后找到适合画面的方式有明显不同。在每天的“网上散步”时，经常会出现被搜寻锁定的特别画面，如镜头前的昆虫、一只鸟好奇又专注地“考察”摄像头等。这些画面可遇不可求，在合适的时间“抓取”合适的画面，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并且具有偶然性。
　　用普通相机拍摄的画而和利用网络图片创作作品有什么区别？利用公共或是私人摄像头抓取画而，是否会有法律问题或其他风险？

　　库尔特·卡维茨：我只用相机拍孩子和家庭照。目前，我的这种创作方式还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基本上，作为艺术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那些网络图片是被允许的，即艺术家以完成艺术构想为前提，有明确的艺术创作目的，用网络画面创作是被允许的，而普通人使用网络图片则不可以。
　　其实这個问题很尖锐，展览时经常被讨论到。而且，有时候出于某种目的，我会挑起类似争论，比如在展示失智症病人的监控画面时，隐私和公开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在您看来，艺术家如何确认或界定，在网络搜寻到的作品是一部新创作品，而不是单纯从网络中“复制”或“截取”的？是通过搜寻或选择画而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吗？
　　库尔特·卡维茨：借助于网络的摄像都是实时的，是直播。拍摄的是在某一时刻镜头前发生的，从这点来说和带着相机街拍没区别。传统拍摄顺序是大脑中主观创意在先，搜寻目的画面然后拍摄，也可理解为在物体运动过程中单纯“复制”“抽取”或“固定”物体运动的某一瞬间。网络创作中，互联网即是我的相机，屏幕即是取景框，鼠标是快门，网络图像就是拍摄对象。这个系统和一部相机完全相同，区别在于网络“相机”有数百万个拍摄对象，体量十分巨大。 　　很多网络图片的拍摄角度、拍摄场景是使用相机街拍时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利用远程摄像是一种摄影艺术的新类型，不存在时间和空间限制，在按下一次快门的时候，我已置身另一个大洲。说句戏言，我是世界上坚持此创作方法最久也最环保的摄影师，有无处不在的办公地，却不曾消耗过一点飞机燃油。

　　通过屏幕人们可以看到最隐秘的画而，且无处不可见。就您多年的收集和创作而言，在一个遍布摄像头的社会里会出现哪些社会问题？比如人们会觉得不安，有隐私被恶意侵犯的隐忧？
　　库尔特·卡维茨：如果一个国家监控力度大，国民也知情，通过这种方式会强迫国民举止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国家要求。被监控的意识会根植于公民头脑之中，因受到被某种震慑性的道德约束力制约而做到行为规范。这是出于普遍的安全考虑，人人如此，也是国家建立以来正常运行的需要。
　　比如《鸟26》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示了一只突然出现并看向镜头的鸟。人们会吓一跳，感到“被抓了个现行”，就像人们正透过墙上的一个洞偷看却正好看到另一只偷窥的眼睛。我想展示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
　　您想借助作品《天空1》（Heaven 1）（图01）表达什么？
　　库尔特·卡维茨：《天空》中的这些图片是欧洲一个天文台望远镜在一年内拍摄的天空照片，共55幅，看起来有点像通过鱼眼镜头拍摄的照片，观者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如雨滴、雪、云彩、太阳、月亮和四季风景的变换。它也可解读为景观摄影的新类别，又像是一种模式和形状的游戏，一种关于数据和画面收集的深度思考等。
　　观者在一定距离外并不能立刻看清楚画面，像显微镜下的微小物体，如原子、病毒或类似的东西，又像一种正反向扣着的类似气泡的物体，只有靠近才会发现画面的秘密。我很喜欢此类游戏，并将其作为主线贯穿在众多作品中。
　　《黑点》系列也是网络画而痕迹的一种记录？为何收集这些画而？是否和《错误》系列一样，是为展示画而流中的一个错误或技术层而的不完美或局限？抑或是一种隐喻？
　　库尔特·卡维茨：画面不同位置上的黑点是点睛之笔，与老式传感器的技术特点相关，逆光拍摄画面最浅色部位会出现黑点，比如说直接朝向太阳拍摄。我从数千画面选取出具有宗教神像特点的，或记忆特点突出的，尤其是和潜意识的显现相关的那些画面，如海里的一艘船，正在起飞的飞机，一个草棚或树等。这类主题会在白色背景中显得孤立而突出，于此相对比的另一极端黑点孤立在白色天空之中。

　　在此系列中，物体之间的对立是构成要素，黑点（即罗兰·巴特所说的“刺点”）是偶然出现的、颠覆性的，不可掌控。针对不同观察者，提高了观看和抽象推论兴趣，通过观看主动性使观者成为画面共同创作者，从而使意义生成的过程变得漫无边际。黑点可以是任何东西。

　　《错误》系列展示的，是我用家中电脑访问远程网络摄像头时，因为某种传输错误而呈现出的一系列错误图形，即一部分画面可显示物体真实相貌，另一部分则显现极度的混乱。也可以说：两个部分都展现了现实，部分可被肉眼认知，部分匪夷所思。换句话说，即部分是画面，部分是传输画面的电脑软件的某个界面。再换种说法：现实是传输和叙述的一种结果。至于画面上的少见的条块和传输失真，和《黑点》一样，取决于每个观者。
　　人们能感受到《电脑肖像》系列照中现代网民的孤独。某种程度上，“在线”状态和与日常生活中强烈的心理需求和情感寄托相关，或许人们对待电脑像“宠物”一样。
　　库尔特·卡维茨：如果在搜索引擎上輸入“用户”，图片搜索结果里只有人形图标。因为就画面而言具体用户是虚无。单纯从概念出发，是矛盾的，即使对网络来说，也没有广义的用户概念。
　　用户究竟是谁？当然有其人。作为个体，他在网络个人图片中被展现，被拍到。网络画面在一定时间内且在理想状态下，可以通过使用者和日常融为一体，这些网民对待电脑镜头会与对待不用费心照顾（也许神经兮兮）的宠物类似。用户在借助网络媒介展示自己，并拍下来。
　　借助于电脑我可以去现场拍照，而如果作为带相机的摄影师，我永远不会在那些场合出现。用户系列所触及的范畴，至今是影像学研究的空白点，这种摄影会和传统肖像摄影共存，并作为一个新变种。
　　在您看来，如果智能路灯有摄影头，电动踏板车和无人机的镜头在城市各处进行“扫描”，那么对于无过错的百姓而言，在未来隐私保护会如何？如何确立数据保护界限并终结恶意隐私侵犯？
　　库尔特·卡维茨：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仔细探讨，不可回避，而且需清晰的立法来设定界限，

　　立法通常会落后于技术的发展，政府和网络运营商利用其未被限制的空间，开发监控方法，只在乎技术上是否可行。普通公民不会被问及针对某种监控技术的需求，而是直接被实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可能在少数享有特权的精英观察者和大部分被监控的普通百姓之间产生鸿沟，成为导致社会政治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监控一直和立场和类别相关。观看和掌控画面的权限也很重要。如果网络相机是允许公开访问的，那么是只有国家机关可以，还是运营商也可以？以及，画面将被如何利用或处理？是否会被存储？存储多长时间？谁可以观看或提取画面？是否可以利用刷脸软件确定个人身份？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
　　至于说到我展示私人网络图像，我绝不像黑客那样侵入任何网络（前提是可以公开访问），所有图像都是因当事人在线而产生的。我的创作不是要展现人们的可笑之处，或监视某人、揭露什么，而是为展示和再现一种全球化的模式、行为方式及生活状况，并引发讨论，包括个人隐私和公开性的界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