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２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南非作家库切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１２年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折桂后，南非作家再度获此殊荣。姆贝基总统高兴地说：“库切获此殊荣不仅是南非人民而且是非洲大陆人民的荣耀，我代表全体南非人民向他致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总统曼德拉指出：“他使我们所有人同感骄傲。他或许已移居国外，但我们仍视其为自己人。”
　　与这种兴奋的情绪相反，“隐居”在美国的获奖者却极度平静自然，仅发表了一纸简短的书面声明，表示自己“意外惊喜”，“将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完成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和正在翻译中的荷兰诗集”。他曾两度拒领英国著名的布克奖，并以“远离媒体”作为一把人生标尺，外界甚至猜测这位“怪才”此次是否会拒领诺贝尔奖。库切以成功描述新旧南非的黑白矛盾而受到赞誉，近年来，人们一直试图揭开这位“隐士”的“神秘面纱”，探究这位教授作家成功的“秘密武器”。
　　
　　他几乎和修道士一样自律和勤奋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１９４０年２月９日生于南非。身为农场主的父亲曾供职政府，因与种族主义当局政见分歧而离职，举家迁往省城。１９６０年，２０岁的库切获得开普敦大学英语学士学位，次年又获得数学学士学位，１９６３年荣获英语硕士学位。接着，他赴伦敦成为一名电脑程序员，两年后离英赴美求学，１９６９年荣获得克萨斯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他是一位以教师为职业的业余作家。获取博士学位后，他回开普敦大学执教英语，前后２０余载。其间，他曾担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去年，库切辞去开普敦大学英语系主任一职，移居澳大利亚担任英语教授，而一年中又有一学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
　　 如果说他的勤奋多思表现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中，那么他的孤僻寡言则表现在为人处事方面。一位作家朋友这样描述库切：“他几乎像一个修道士那样自律和勤奋，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荤。他骑自行车进行长途运动以保持健康，每天早晨至少伏案写作一个小时，即使周末也不例外。”一名与库切共事十多年的同事讲，十多年里只见库切笑过一次。当外界纷纷猜测他移居澳大利亚的动机时，他的回答却如此简单：“我喜欢这里的气候，还有缓慢的节奏。”
　　
　　无论你是谁，都必须面对种族隔离时期严重的非正义和巨大的恐怖
　　
　　库切是一位正义的作家，作品充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感。开普敦一带，除了白人还有黑人和有色人。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１年，他是在西开普省的一家农场度过的，“那里的有色人似乎需要什么就乞讨什么”。同时，他又是一名生活在天主教学校里的新教教徒。这一切，使他从小就产生一种孤独感和艰辛感。在《童年》里，他描述了自己与其他白人疏远的种种感受，１２岁时就萌生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想法。在接受采访时，他描述了自己不加渲染的写作风格和简朴节约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风格和方式对与他共处的人造成的困难，他说这是一种“陌生感”。
　　生活在这样一种独特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他似乎对所有“正常”的事物产生了敌意，他的童年是在“咬牙切齿和忍受着爱”的笼子里度过的，而他就是这个笼子里徘徊、不知所措的狒狒。“他的心老了，是黑色而坚硬的，一副铁石心肠。这就是他不值得关注的秘密。”
　　童年生活深刻地影响了库切的人生，他曾于６０年代尝试移民，由于环境因素制约而又返回。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自己不愿成为知识分子的公众角色，不愿直接参与政治。
　　１９９０年，库切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刚刚过去的４０年，是“人民被迫面对真正巨大的道德债务”的时期，“我们的历史是这样的，突然间，普通民众要面临他们通常不必正视的一系列重大决定”，无论是受害者、自由斗士，还是被动的抵制者和难受的旁观者，都必须面对种族隔离时期严重的非正义和巨大的恐怖。
　　有人说库切是自由斗士和自由的捍卫者，他却不以为然，并表示“我不是一个社团的先驱者或者其他人士，我是一名昭示自由，并为正在失去枷锁的人们描绘图画的人”。
　　评论界认为，库切是现代文学先驱、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继承者。有人认为：“就库切的写作风格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也无论他写南非还是其他地方，他都是卡夫卡的伟大追随者。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库切试图使一些难以解释的生存方式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是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饱含着文学的影射力，总是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徘徊。不过，库切与卡夫卡的不同之处在于，卡夫卡常运用变形和荒诞的隐喻，而库切的隐喻却极似真实，不管是局部还是整体运用。
　　无论是在南非国内，还是在国外，库切的作品都引起争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正如瑞典文学院指出的：“他是一位将继续受到争议和分析的作家，我们认为其作品应归入文学遗产。”
　　
　　《耻》：为社会的重组与重建提供了一种方式
　　
　　 《耻》自发表那一天起，就在南非引起这样的纷争———黑人批评，白人默认，还引起南非执政党与反对党打起口水战来。
　　 这部小说发表于新南非诞生五周年之际的１９９９年。５２岁的大学语言教授戴维·卢里有一段并不光彩的经历，寻觅应召女郎，勾引女大学生，劣行暴露后拒绝公开悔改，因此遭校方解聘，遭受了名誉扫地的“耻”。无奈无聊中，便想在女儿露西偏远的农场找到一丝安慰。他来到农场，当起了工人和动物保护者，并打算写一写拜伦的最后岁月。
　　小说中最令人痛苦和难忘的一章是这样的：卢里父女在农场遭到袭击，女儿竟被三名黑人轮奸，而身为父亲的他，一名想像中的“庇护所”里的“庇护人”却无能为力。这是多大的“耻”啊！更让他感到“耻”和费解的是，因暴受孕的露西为了保住农场，竟然愿意下嫁给曾是自己的长工、甚至可能涉嫌对她施暴的黑人邻居，成为对方众多妻子当中的一个。因为根据传统风俗，黑人可以一夫多妻，而露西的那个黑人邻居已有好几个妻子了。露西甚至进一步提出放弃自己的地产，由一个地主沦为一名佃农。父女二人的对话道破了南非新社会制度下的“白人恐惧”：“多么‘耻’辱啊！那么高的期望，却落到这步田地！”易言之，在新南非，白人只能“耻”地生活着。
　　 露西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她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切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赔偿形式，这笔债务是她作为一名白人不得不偿还的，因为她与数十年压迫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之间有着一种被动的同谋关系，她要直面过去的罪恶，寻找新的生活模式和新的希望。而她执意保留腹中的胎儿和放弃自己仅有的地产的决定，似又象征着这种新的契机与希冀，以求获得宽恕与新生。
　　这部小说中的许多问题正是南非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土改引起的土地所有权变更、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公民缺乏警力保护、新旧社会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国家的重建与种族的和解，以及社会变革时期的磨难与阵痛，等等。当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南非造成难以抹去的历史痕迹后，《耻》中表现的舍得抛弃、创造新生以及白人心灵中隐隐的赎罪感，似乎为社会的重组与重建提供了一种方式。
　　 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人物的遭遇，以隐喻的手法展示了新南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凸显了人们社会价值观的变异与扭曲，进而深刻揭示了南非白人心灵深处最大的恐惧感。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将会怎样？
　　
　　执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抨击这部小说是“种族主义之作”。２０００年，即小说发表的次年，在人权委员会举行的“传媒中的种族主义问题”的听证会上，非国大认为，《耻》代表了白人对黑人执政的观点———建议所有白人移居国外：“这部小说建议白人同胞最好移民走人，因为后种族隔离制度时代的南非是‘他们的地盘’，结果将是白人失去地位、武器、财产、权利和尊严。白人女子将不得不与野蛮的黑人男子同床共枕。”
　　 然而，库切获诺贝尔奖后，非国大做出快速的反应并表示出极大热情。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表示，这无不让人感到诧异。对于非国大１８０度的大转弯，民主联盟认为，“在向库切获奖道贺之前，非国大应先向库切本人及其小说《耻》道歉”。非国大则反唇相讥，坚持对《耻》的批评立场，但对库切获奖表示热烈祝贺，“如同我们认可前总统德克勒克的诺贝尔和平奖，并不认可和宽恕他的种族主义政权一样，我们认可库切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不宽恕他的《耻》，因而不会向他道歉”。非国大进一步反问道：“事实上，谁应该真正向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巨大伤害而道歉？谁应该明确地向这一切进行道歉呢？”
　　 读者如何看待《耻》呢？该书在南非国内销售了１０万部，读者的反响黑白分明，白人认为《耻》揭示了新南非的社会问题，是一部“闪光”之作；黑人指出《耻》表现了新南非冷酷的一面，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作品暗含着“非洲人统治南非是走向地狱”这一观点。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不持此看法。瑞典文学院认为：“在《耻》中，库切向人们展示了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崩溃后的新社会环境下，一位声名狼藉的大学教师为保护自己和女儿的名誉而进行的抗争。这部小说涉及作家所有作品的主题：有可能回避历史吗？”
　　历史是库切作品的中心。正如评论家所言，政治与历史的力量就像龌龊的气候一样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破坏性更加残酷而无法回避。南非《公民报》就库切获奖发表评论指出：“《耻》未能给新南非提供任何慰藉，实际上是为新南非勾画了一幅凄凉的景象。”“也许，库切移居澳大利亚的举动比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评论用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作结：“我们这些留在南非的人未能获得任何奖项，库切折桂将激励我们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就在库切获奖前几天，南非一家报纸还载文对其进行抨击，认为库切是“假充内行的骗子”。对此，一位女讲师在报上争辩道，诺贝尔文学奖认定了库切，但南非人却怀疑自己同胞的成功？这种对他人成功的愤恨是一种“耻辱”。她进而就此对南非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引用一位有识之士的话：“我经常反问自己，为什么当美丽和奇妙的事情来到黑人世界时，黑人同胞们总是一马当先，将其扯下和撕碎。”她接着强调，“事实上，这一习性也许是南非第一个真正的国民性———不分种族、地位和性别。想一想，一个全民兴高采烈、团结一致挑剔抱怨其同胞成功的南非，会是何种景象。”一部作品能够引起人们对国民性如此这般的深层思考，库切毕竟不凡。
　　
　　阅读背景
　　
　　获诺贝尔文学奖评语：
　　瑞典文学院认为，库切的小说构思纤美精巧，人物对话寓意深刻，心理刻画透彻入理，睿智分析精辟入微。其作品主要以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为背景，描写这一制度前后人们的生活，“描述了外来者———白人对南非社会令人吃惊的卷入过程，精确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同时，他又是一名怀疑论者，无情地鞭挞了西方文明的残酷理性主义和虚伪的道德规范”；“库切认为，他的主人公常被向下沉沦的冲动淹没，但矛盾的是在被剥夺所有的外在尊严后，反而获得力量”。
　　瑞典文学院的获奖评语继续指出：“库切小说的根本主题是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生俱来的价值观与行为观，他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库切的作品多元且维持一定水准的高品位，将今年的这顶‘桂冠’戴在他头上，是一个轻松的选择。”
　　
　　作品
　　处女作《昏暗之地》问世于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７年，出版小说《在国家中心》；１９８０年，发表成名作《恭候野蛮人》；１９８３年的《迈克的生活与时代》同时荣获英国布克文学奖和法国费米娜文学奖；１９８６年，取材于《鲁宾逊漂流记》而创作的小说《福》，次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１９９０年，小说《坚强时代》与读者见面；１９９４年，小说《彼得堡大师》获爱尔兰时报国际文学奖；１９９７年，出版传记第一部《童年》；１９９９年出版的小说《耻》，再次摘取布克奖，使库切成为惟一两次荣获该奖的作家；２００２年，传记第二部《青年》问世；不久前，库切出版新作《伊丽莎白·考斯特罗：八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