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法国的思想文化和科技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学子，而法国人对中国文化也情有独钟。
　　 中法两国是两个相似性极多、情感相通，甚至相互偏爱的民族。
　　有位哲人甚至说：“法国是欧洲的中国，中国是亚洲的法国。”
　　
　　相通之处甚多的两个民族
　　
　　中国和法国，看来迥然不同。一个是地处东方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地处西欧的发达国家，在幅员和人口上极不相称。在文化传统上，中国受佛道儒文化影响，法国受基督教影响。在性格方面，法国人以理想主义和浪漫闻名，而中国人则以现实主义和勤劳著称。
　　然而，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几个世纪以来的中法关系和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便会发现：中法两国又是两个相似性极多、情感相通，甚至相互偏爱的民族。有位哲人甚至说：“法国是欧洲的中国，中国是亚洲的法国。”
　　在历史文化方面中法两国实现统一较早，并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两个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中世纪以来，法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中心，对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两千年来，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则对亚洲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且不说两国的烹调同属世界之最，作为中央集权传统的象征，北京与巴黎两座都城同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其结构和布局也有众多相似之处。到过巴黎和北京的人都会感觉到：北京与巴黎最具有“帝王气”，宫殿气势宏伟，城市布局突出了王权的显赫。在外省，中国的上海和广州与法国的里昂和马赛也具有相似的地位。两国在民族统一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科西嘉和台湾都存在分离主义倾向，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在民族性格方面中法两国的民族自尊心极强，且都有大国梦情结。中国在汉唐时代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名副其实的中央帝国。近代以来急剧衰落，成为西方列强宰割和瓜分的对象。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踏上民族振兴之路。但由于经济落后和人口压力，其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困难有待克服。法国在１６世纪便与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并列为欧洲强国，拿破仑曾横扫欧洲。二战后，法国沦为二流国家，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法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正因为如此，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时甚至看不起那些历史短、经济强而又狂妄自大的民族。
　　在地缘政治方面各自位于亚洲和欧洲中心的中法两国在其东部和北部，分别有日本、俄罗斯和德国、英国等强邻，在历史上都曾同强大邻国发生矛盾，甚至战争。中法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后，面对美国独霸世界和全球化提出的新挑战，中国和法国都必须调整外交战略，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对法国文化的偏爱
　　
　　中国人对法国文化有某种偏爱?熏法国人对中国文化也情有独钟。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中国和中国文明，因为法国人拥有一种和中国人一样非凡的精神特质。”
　　由于闭关锁国，中国人对法国的了解要晚于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直至１９世纪中叶，多数中国人仍只有“天下”的观念，没有“世界”的观念。而欧洲人在１５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新的“世界”观。
　　１９世纪以后，清帝国急剧衰落，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这也激起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意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史地和现状的书籍。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综合汇录了有关法国的历史、地理、生产、风土人情等。３０年后，洋务派官员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０）写成《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书中对法国的教育、司法、国会、新闻等制度备加赞扬。清末外交官张德彝多次出国，每次都记下所见所闻，从《航海述奇》、《再述奇》直到《八述奇》，其中多处涉及法国。他的《三述奇》不仅记述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还介绍了法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诸方面。在谈到法国人使用避孕工具时说：“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所闻也。”这反映出当时两种文化的明显差异。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发生很大改变。清政府派人出国考察，知识阶层出国留学或游历成为时尚。最初，中国官员视洋人为“鬼魅”，总理衙门的差事被称作“鬼差”。１９００年后，外交官的地位上升，成为官员追逐的“美差”。官私文书中的“番”、“夷”等字样逐渐被“洋”字取代。
　　１９世纪末，中国面临改革与革命的严峻形势，法国大革命成为改良派与革命派辩论的参照。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向光绪进呈《法国革命记》一书，在序言中表达了对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的同情与批评，借此说服光绪帝抓紧改革，避免革命。章太炎、邹容、孙中山等革命派则高度赞扬法国革命，将其作为楷模。辛亥革命后，进步思想家继续宣扬法国革命传统。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说，近代欧洲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论、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都源于法国。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说“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五四运动前后，法国革命的影响开始渗入政治思想领域。新一代进步知识分子深受“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理念影响，并以其发动和团结广大民众。
　　仅存在了７２天的巴黎公社，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李大钊在《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对巴黎公社的起源、性质和经验作了深刻分析后强调，它的性质是“劳动者掌握权力”。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被称作“广州公社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被称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当然，巴黎公社也曾被极左思潮所利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造反派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便是一例。
　　随着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知识界开始关注法国的文化。１９世纪末，法国文学作品开始译成汉语。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１８９９年）最早引进了新形式和新思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孟德斯鸠、卢梭、雨果、莫泊桑等作家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１９１６年，刘半农翻译了《国际歌》。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７年间，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渐成系统。莫里哀、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法朗士、大仲马、梅里美等人的主要著作先后在中国出版，大受读者欢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译介法国文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巴尔扎克、斯汤达、波德莱尔、左拉、纪德、都德、罗曼·罗兰等作家也被介绍到中国。到１９４９年前，几乎所有法国名作家都被介绍到中国，其作品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巴金、戴望舒、梁实秋、艾青、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进步作家都曾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更多青年在法国进步思想启发下走上革命道路。
　　一百多年来，法国的思想文化和科技吸引了大量中国学子。２０世纪初，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士倡导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蔡元培、毛泽东等人也积极参与其活动。留法学生回国后对中国政治文化生活影响极大。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中共著名领导人就是这批两千余留法学生中的成员。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空前的留学热。２０多年来，留法学生多达数万人，超过前数十年的总和，所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广泛领域。中国人对法国的了解大为深化。不少人学成回国，在政府、科研、文化、企业等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法国人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１４７７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并传到了法国。他描述的遥远东方这一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使欧洲人惊讶万分，几乎动摇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由此，揭开中国神秘的面纱便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众多西方人的不懈追求。１６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华几十载，他所著《基督教远征中国记》最早把中国的思想家孔子介绍到欧洲和法国。１６８５年，法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五名文化造诣颇深、精通天文数学的传教士。他们通过书信、汇报等方式向法国宫廷和社会介绍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一些传教士还研究中国文化，成为最早的“中国通”。
　　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中叶正值“康乾盛世”，中国的强大富足、“开明专制”以及灿烂的思想文化艺术使得法国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就连自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也为之“倾倒”。在他的鼓励下，收藏中国珍品、穿中国丝绸、演中国戏、养中国金鱼等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１７００年元月，凡尔赛宫举行以‘中国之王’命名的盛大的舞会，路易十四登场时，竟然坐在一顶中国式的轿子里。”中国的皇家花园———圆明园成为欧洲人赞叹的“万园之园”。路易十四尤其喜爱中国园林建筑，他在凡尔赛修建特里亚农宫便是受到南京大保安寺的启发。
　　在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中国文明又成为法国思想家们抨击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的武器。而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评价也分成“颂华派”和“贬华派”。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重农学派魁奈把中国看作“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他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基础之上，这种制度是对自然法的发扬。”他还建议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亲自扶犁“籍田”。伏尔泰更是把中国捧为理想王国，主张用中国的榜样来改造法国和欧洲。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８０种，信件２００余封。他还把中国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在中国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而主张三权分立，反对专制政体的孟德斯鸠则描绘了中国的另一幅形象。他大力渲染其腐败和黑暗，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对中国的皇帝暴政、家庭专制和民众奴性提出批判。激进的卢梭不仅抨击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儒家学说，还讽刺中国人缺乏“斗争精神”。显然，启蒙思想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借评述中国来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法国大革命后，没落的中国不再被思想家所重视。
　　１９世纪初，英帝国率先向中国渗透，企图控制和制服这条“东方睡龙”。当时身陷囹圄的拿破仑便警告说：“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震颤。”自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中国屈服和敞开国门。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掠圆明园，将这座曾令法国和欧洲人神往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英法联军的暴行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也遭到了法国进步人士的严厉批评。文学巨匠雨果严厉谴责英法联军的罪恶行径，他诅咒英法“两个强盗”一定“要受到历史的制裁”，并“希望有朝一日，解放得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１９００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法国参加八国联军进行武装干涉。反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法国社会党人饶勒斯对西方列强的暴行给予了严厉谴责，并斥责八国联军“为镇压一场民族运动的远征犯下了累累罪行”。
　　当代中国也为法国人提供了参照。在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字报和“毛主义”曾一度成为法国青年和极左派追随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法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希拉克当选总统后，努力改善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中法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加强了沟通与协调，两国不仅建立起“全面伙伴关系”，两国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也再度活跃。希拉克总统从青年时代便喜爱中国古典文化，他不仅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文物鉴赏家，甚至承认自己从中华文化中获得了众多精神启示。
　　在中法建交４０周年之际，由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共同发起的“中法文化年”活动在两国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