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共产主义者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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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小平自传 》是邓小平于1926年1月下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成的,是对其1926年前的人生经历和成长道路的一个小结,也是对他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概括。
  《自传》的发现及
  邓小平走向革命的起点
  1992年8月,中央档案馆代表团在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王刚率领下赴俄查找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材料,这篇《 自传 》是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档案中发现的。《 自传 》共10页,封面署名为邓希贤,是用蓝黑墨水在22开普通学生作业本上写成的。8月24日,王刚将自传复制件送给了邓小平。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为了悼念和学习他的丰功伟绩,当年参加赴俄代表团的李明华撰写了《 邓小平自传发现记 》。①《自传 》为研究邓小平的早期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 自传 》内容分为家庭经济地位、个人的经历及思想的变迁、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和“来俄的志愿”4个部分。前两部分,记述了邓小平从一个乡村少年成长为爱国青年以及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经历。第3部分记述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和赴苏前的政治活动。第4部分表达了他赴俄的志愿,是 《 自传 》 的核心部分。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其父邓绍昌曾为广安县望溪乡哥老会首领,接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开明,交游颇广。1910年,邓小平进入广安县望溪乡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辛亥革命爆发后,邓绍昌参加了四川革命党人起义。“革命的气焰”在邓小平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印记。后来,邓绍昌了解到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决定送邓小平出国留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得到父亲的鼎力支持。在邓小平生活困难的时候,父亲还变卖田地,予以资助。父亲的开明是邓小平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动力。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同月下旬,邓小平参加了由重庆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同年11月,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抗议重庆警察厅长挪用公款套购并拍卖日货的活动。学生们将部分日货在重庆朝天门烧毁。回到学校后,大家主动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个人日用品焚烧掉。参加这些活动,使邓小平“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这对他以后形成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相当大的影响。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锻炼、成长
  当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学习成为潮流。邓小平等人也是心怀“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良好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从1920年10月到1926年1月,在法国经历了失学的痛苦、失业的艰辛和争取求学权的斗争。这一时期,邓小平正值确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年龄段。
  到达法国后,邓小平进入诺曼底大区的巴耶中学学习,但不久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离开学校。俭学不成便决定走勤工的道路。1921年4月,他到法国南部的施奈德钢铁厂轧钢车间做杂工,结果不但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100多法郎,工作仅20多天就因体力不支而辞职。这次勤工实践,使邓小平“初步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体验了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后来他到达巴黎,靠领取中国驻法公使馆的维持费过活,其间曾做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恶略有感觉。”②冷酷严峻的现实击碎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谎言。与邓小平几乎同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回忆道:1920年的“五一节,看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共和制著称的国家,工人也无真正的民主自由。”③
  在留法学生面临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情况下,1921年1月12日,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表示该会与勤工俭学学生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16日,该会发出第二次通告,表示3月15日后与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对失工学生不再发给维持费,这引起了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不满。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组织下,在巴黎举行了“反饥饿运动”。6月中旬,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到巴黎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法国政府提出苛刻条件。周恩来等人联合旅法华人团体和勤工俭学学生开展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中、法政府不满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运动,停发中国留学生的维持费,里昂中法大学也拒绝这批学生入学。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举行“争回里大”的斗争,蔡和森等人遭到法国政府拘禁,后被遣送回国。“争回里大”的斗争虽未达到目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④
  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1年10月22日,邓小平等10人到巴黎香布朗工厂做工,11月4日即遭解雇。1922年2月13日,他离开巴黎到夏莱特市,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做工。同年11月3日,他离开夏莱特,打算到塞纳-夏狄戎中学学习,但因学费不足求学未成。这使邓小平认识到,“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⑤
  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邓小平与王若飞、赵世炎结识。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阅读《 新青年 》等进步书刊,其中《 新青年 》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对他影响深刻。他认为陈独秀等人说的是对的。于是,每当人们争辩的时候,他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1923年,舒辉章、汪泽楷等人动员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月7日,邓小平毅然离开哈金森工厂。他后来回忆个中原因时说:“一方面接受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到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⑥ 6月,他离开夏莱特市到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 少年 》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邓小平被称为“油印博士”。   1924年7月16日,邓小平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之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领导成员的同志,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通过学习,邓小平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清楚,坚信中国应走苏俄革命的道路。周恩来回国后,邓小平接过了同国家主义派论战的重任。1925年1月,他在《 赤光 》杂志上发表《 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 》和《请看先声〈 周报 〉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 》两篇文章,抨击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企图,揭露并批判国家主义派用新闻欺骗不明真相的在法华工和学生的丑恶行径。同年春,他被派往里昂地区工作,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负责人。6月,为声援国内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共旅欧支部组织旅欧华人游行示威,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被捕。得知此消息,他毅然辞去里昂的工作来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成员之一。在党、团组织活动受到法国警方监控的情况下,他出席团组织的会议并发表演讲,主张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同年11月,参与组织了1000多华人参加的反帝大会。
  在党、团组织的关怀、教育下,在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中,邓小平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骨干。后来,在同法国友人谈话时回忆道:“我曾在法国待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⑦
  转赴苏联学习的志愿
  1926年1月,邓小平、傅钟等19人接到中共旅莫执委会要求他们去莫斯科的来信,遂离开巴黎转赴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校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1921创建的专门培养干部的政治大学,主要任务是为苏俄(后称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不久,他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该校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国民党于1925年10月合作创办的,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同年底起,国共双方派大批青年到该校学习。他在莫斯科受到贵宾待遇,这与其在法国的遭遇形成天壤之别。虽然当时的苏联经济比较困难,但是对外国留学生则尽力给予生活和学习上的保障:“我们从未断缺过蛋、禽、鱼、肉,而这些在1926年是不容易搞到的。虽然经济困难,但一日三餐的数量和质量却相当高。学校给学生发送西服、大衣、皮鞋、雨衣、冬装及一切生活日用品,还设有门诊部为学生看病。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组织假期的疗养和夏令营,还组织参观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和到列宁格勒参观旅行。”⑧这也无形中增强了和坚定了这些人的信念。
  作为共产主义者,邓小平深深懂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在法国期间就有到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他曾回忆说:“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而今追寻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对于邓小平来说,就是“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一方面,邓小平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他在法国期间阅读过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但是感觉到“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于是他决定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改造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使其更加共产主义化。他认为,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思想行动很难系统化,这是将来工作的大碍。他赴苏的志愿,就是要“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基于此目的,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⑨
  经过国内五四运动的洗礼,经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实践,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和反复思考,邓小平最终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曾回忆说:“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 邓小平自传 》集中记述了邓小平从一个乡村少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的过程。通过《 自传 》,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理解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自传 》仍将以其独特的思想贡献,激励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注 释:
  ①参见《 中国档案 》1997年第3期,第5-6页。
  ②⑤⑥⑨《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第16页,第17-18页,第28-30页。
  ③④李维汉著:《 回忆与研究 》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第23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2页。
  ⑧毛毛著:《 我的父亲邓小平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博士)
  (责编 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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