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问题意识,是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要催生文艺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鲜明的问题意识。文艺学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是:强化“现实”精神,突出关怀意识;强化“怀疑”精神,突出创新意识;强化“本土”精神,突出自主意识。这也是文艺学学术生长点得以创生的关键要素。
关键词:问题意识;文艺学;学术生长点;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27
问题意识,是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其著作《我们如何思维》中强调,任何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索总是发端于思索者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1]。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为例,探讨文艺学问题意识的表现形式及其对文艺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生成的影响。
一、强化“现实”精神,突出关怀意识
问题是内因,需求是动力。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需求,是新的学术生长点最好的催化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注现实、关怀现实是任何一门艺术和任何一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文学艺术、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只有以“现实”为本,以“关怀”为径,文学艺术方能永葆其青春活力。强化“现实”精神,突出关怀意识,这既是文学艺术不可回避的严肃话题,同时也是文艺理论界永恒关注的严肃命题。在文学艺术的审美主题和对象发生巨大变化时,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处于重大转型,人类面临生存抉择的关键时期,文艺学更应承担起义不容辞的现实“关怀”的责任。作为文艺学,其“现实”的关怀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注,二是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关注。
文学艺术是文艺学最直接的研究对象,现实发展中的文学艺术是文艺学研究最鲜活的资源。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以社会生活为源泉的文学艺术也不断推陈出新,网络文学、短信文学、摄影文学、影视文化等众多文学之花竞相绽放。面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传统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顿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时间难以实现很到位的“关怀”。正当文艺学界对此感觉颇为棘手的时候,恰逢西方的“文化研究”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其以跨学科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占有了对这些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话语权。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文学艺术和文艺学的边界均得到了拓展。面对这一能比较有效地解答文学艺术现实问题的新路径,中国学者在迅速消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其与中国文艺现实融合与互动的最大可能性和最佳契合点。实践也证明,在解读这些新的文艺现象时,文化研究确实体现出了突出的生命力,这自然与它密切关注文艺的现实发展和需求不无关系。
的确,文艺实践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联的精神创造活动,文艺创作必须关注现实,发现现实问题,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其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文学艺术应该通过对读者精神的慰藉,品格的提升和人生的引领,实现其积极干预社会和建构人生的使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积极引领和推动,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具备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探索现实问题的耐心,对现实进行深切关怀和体认,才能以其敏感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思维能力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条件。近年来崛起于西方继而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生态批评,正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突出的现实关怀精神催生出的文艺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陷入了重重困境,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下,经济增长、人口增加与能源、土地等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破坏着生态圈的动态平衡。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陆空全面污染,资源日益枯竭,大量物种濒临灭绝,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非常严峻,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蔓延,暴力、凶杀、色情等堕落、腐朽的思想泛滥。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使得人类的生存问题变得空前严重起来,人们的生态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思考人在宇宙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保护生态环境,践行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切实推动人类生态文明的进程等,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生态批评,正是在全球性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日益深化的生态危机的“语境”中,在风起云涌的“绿色运动”的感召下,在文艺批评领域掀起的一股“绿色”批评浪潮。生态批评正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批评视角,对人类生存的前景进行着终极关怀。
共同的生态问题让东西方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上都有了更多的共识,以生态问题为内核的生态批评的建构也为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接创造了条件,中国学者正凭借自己的生态话语平等地参与全球性对话。生态批评的出现和生态文艺学的建构不但催生了中国文艺学新的学术生长点,也成为中国文论迈出国门的一个良好契机,为我们的文论在全球化语境下赢得先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强化“怀疑”精神,突出创新意识
问题意识最突出的表征就是怀疑精神。问题意识,“就是人对自己周围的各种现象,尤其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采取轻信的态度,而总是自觉地抱着一种怀疑的、思索的、弄清楚问题的积极态度”[2]。当我们面对西方舶来的种种时髦的概念和理论时,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和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然后又鹦鹉学舌式地在我们的文艺学界推行,这样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接受新观念,借鉴新方法,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丰富我们的学术路径,这种初衷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时髦的观念及时髦的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合理的因素,那我们的“照单全收”并推而广之自然就很有问题了。
中国的生态批评原本带有一定的“舶来品”性质,在其建构之初就面临着对其源流的“认同”问题。西方生态批评一般来说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信奉深层生态学,倡导生态中心主义往往是西方生态批评的关键性主张。受西方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在探讨生态批评时,也热衷于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其理论立足点,认为只有承认“生态中心主义”,才可能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无限制地夸大了生态批评承载的生态责任,仿佛进行生态批评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人类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人类与非生物之间毫无主次上下之分的“大一统”世界。如果我们在进行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与生态批评实践时,完全将西方的这些主张奉为金科玉律,恐怕会带来诸多的问题——既有理论阐释的困境,更有批评实践的尴尬。对于西方生态批评所热捧的“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为本”等激进的理论主张,我们应该辩证地进行分析。“生态中心主义”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和存在着诸多理论困境的命题。生态中心主义一味强调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表面看来,这似乎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根本最有效的伦理准则,然而这一看似深刻的生态伦理却是一个走向极端的理想化的非真实命题。在现实语境中,它的可操作性更是让人生疑。“从实践上来说,这种过分强调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甚关联的自然价值论对我们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并无多大益处,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3]17。而实际上,备受抨击的“人类中心主义”却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温和、理智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强调人的利益与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观念的立足点,将其确立为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才有更大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
同样,在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中,很多人都强调要“以生态为本”而反对“以人为本”。其实,“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承认“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对生态环境保护就必然构成障碍。事实上,环境保护不应只关注野生环境、濒危物种等,也应关注保护人们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唤起广大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任何政策的落实都必须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更需要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护,才能从少数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转化为亿万大众的积极参与和行动。如果生态保护只是一味强调如何恢复生态平衡,如何保护濒危动物,而对人类的现实利益避而不谈,恐怕这样的生态保护永远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真正让“生态保护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更加密切地关注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以人为本”为旨归,“生态为本”为内核,实现“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的悖论式平衡,是探讨和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则,也是生态批评“和谐”范畴的现实表征。 “生态批评并不是一两句煽情的口号,生态批评担负的任务不仅仅是对生态文艺作品起‘释义’的作用,它最终要担负起以理论指导实践的任务,要积极参与建构社会、建构人生的进程,推动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类文化发展模式的良性化,最终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3]31。生态批评效能的发挥,必须以其可信性和可操作性为前提,否则,再响亮的口号也毫无益处。
显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建构与实践中,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思考,或者有自己的思考却不敢公开质疑,只是人云亦云地贩卖外来的一些说法,必然不能实现创新的目标,文艺学研究的生长点也就无从谈起。相反,如果我们敢于对一些不符合事理逻辑和现实要求的学术“定见”大胆怀疑,勇于挑战,我们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为寻觅新的学术研究生长点创造条件。
三、强化“本土”精神,突出自主意识
问题意识,也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关怀意识,一种怀疑意识,在中西文论的交流沟通中,本土精神和自主意识亦是问题意识的一种可贵彰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文论如何才能在西方各种强势话语的冲击下站稳脚跟呢?全盘照搬或是盲目拒绝西方文论的引进和加盟,当然都是下下之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胆引进,小心消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文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也只能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这种差异在慢慢地缩小;而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各自的文艺特色是始终存在的。如果说在全球化语境中就已经无所谓特色了,那是典型的自欺欺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球化并不是要同化全球,而恰恰是要向全球充分展示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色。恩贝托•埃科指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4]中国的文论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才可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享有自己的话语权。
生态批评,这样一个舶自西方又扎根于中国学界的文艺学命题,只有强化其“本土”精神,突出其自主意识,方能保有其生命活力,也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批评效能。西方的自然文本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对象,西方的动物解放/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是生态批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批评依据。然而,中国同样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批评资源,既有诸如“天人合一”、“返璞归真”、“齐物同乐”、“生物位育”等丰富的生态哲学理念,又有诸如“和谐圆融”、“师法自然”、“生命感怀”等灵动的生态创造情怀,还有对诸如“暴殄天物”、“竭泽而渔”、“网罟人间”等反生态现象的反思与批判。这些生态文化思想的发掘,如果能被西方生态批评学界广泛了解和接受,就必定能对生态批评学界目前实际存在的“西方强势”的局面起到突破的作用,这无疑也会增加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在参与全球对话时的份量。
加强中西生态批评的交流是重要的,重视对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的译介是必须的,然而,要真正构建中国的生态批评理论大厦,加强本土创新则是最根本的。我们在介绍、引进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从中国的生态文化土壤中,从当今中国的生态现实和人们的生态意识及言行中,提炼出自己的生态批评话语,把握本民族的生态危机现实和生态文化发展实际,认真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化传统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实现现代性的转换。在生态批评的本土“发掘式”研究方面,中国文艺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江汉大学曾推出了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王先霈教授在《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的长篇论文,姚文放研究员在《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中也曾设专章探讨“文学传统与生态意识”。另外,汤一介教授的《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钱中文研究员的《文学与乡愁——谈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童庆炳教授的《〈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蒙培元教授的《从孔子思想看中国的生态文化》,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系列研究等,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当然,还有大量的以中国本土的生态文学、生态艺术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以及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一些“反生态”文学进行批判的研究成果,这些注重本土意识的研究都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当前国内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中,如果只注重大量引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化学中关于生态的理论话语,希望借助于这些现成的理论资料,力图快速搭建起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我们的“本土”学术理论资源,那它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如果过分依赖于西方,而将中国“本土”的生态诗学思想仅仅作为这一理论体系“大厦”中的若干佐证或点缀,那这座外观漂亮的“大厦”也必将因为根基不牢而最终坍塌。
当然,不但是在消化西方舶来的学术命题时,我们需要以“本土”的意识化而用之,而且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提出也有其基于“本土”现实的要求。我们在追踪、移植和引进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的同时,更应该学会如何向自己提问,向自己的现实提问。基于“本土”的现实,提出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问题,是实现中国文艺学研究新的生长点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 杜 威.我们如何思维[M].伍中友,译.新华出版社,2010.
[2] 俞吾金.问题意识:创新的内在动力[N].浙江日报,2007-06-18(11).
[3] 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乐黛云.跨文化对话:第4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2.
(责任编辑 文 格)
关键词:问题意识;文艺学;学术生长点;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27
问题意识,是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其著作《我们如何思维》中强调,任何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索总是发端于思索者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1]。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为例,探讨文艺学问题意识的表现形式及其对文艺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生成的影响。
一、强化“现实”精神,突出关怀意识
问题是内因,需求是动力。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需求,是新的学术生长点最好的催化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注现实、关怀现实是任何一门艺术和任何一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文学艺术、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只有以“现实”为本,以“关怀”为径,文学艺术方能永葆其青春活力。强化“现实”精神,突出关怀意识,这既是文学艺术不可回避的严肃话题,同时也是文艺理论界永恒关注的严肃命题。在文学艺术的审美主题和对象发生巨大变化时,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处于重大转型,人类面临生存抉择的关键时期,文艺学更应承担起义不容辞的现实“关怀”的责任。作为文艺学,其“现实”的关怀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艺术的现实关注,二是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关注。
文学艺术是文艺学最直接的研究对象,现实发展中的文学艺术是文艺学研究最鲜活的资源。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以社会生活为源泉的文学艺术也不断推陈出新,网络文学、短信文学、摄影文学、影视文化等众多文学之花竞相绽放。面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传统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顿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时间难以实现很到位的“关怀”。正当文艺学界对此感觉颇为棘手的时候,恰逢西方的“文化研究”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其以跨学科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占有了对这些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话语权。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文学艺术和文艺学的边界均得到了拓展。面对这一能比较有效地解答文学艺术现实问题的新路径,中国学者在迅速消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其与中国文艺现实融合与互动的最大可能性和最佳契合点。实践也证明,在解读这些新的文艺现象时,文化研究确实体现出了突出的生命力,这自然与它密切关注文艺的现实发展和需求不无关系。
的确,文艺实践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联的精神创造活动,文艺创作必须关注现实,发现现实问题,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其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文学艺术应该通过对读者精神的慰藉,品格的提升和人生的引领,实现其积极干预社会和建构人生的使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积极引领和推动,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具备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和探索现实问题的耐心,对现实进行深切关怀和体认,才能以其敏感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思维能力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条件。近年来崛起于西方继而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生态批评,正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突出的现实关怀精神催生出的文艺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陷入了重重困境,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下,经济增长、人口增加与能源、土地等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破坏着生态圈的动态平衡。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陆空全面污染,资源日益枯竭,大量物种濒临灭绝,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非常严峻,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蔓延,暴力、凶杀、色情等堕落、腐朽的思想泛滥。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使得人类的生存问题变得空前严重起来,人们的生态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思考人在宇宙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保护生态环境,践行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切实推动人类生态文明的进程等,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生态批评,正是在全球性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日益深化的生态危机的“语境”中,在风起云涌的“绿色运动”的感召下,在文艺批评领域掀起的一股“绿色”批评浪潮。生态批评正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批评视角,对人类生存的前景进行着终极关怀。
共同的生态问题让东西方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上都有了更多的共识,以生态问题为内核的生态批评的建构也为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接创造了条件,中国学者正凭借自己的生态话语平等地参与全球性对话。生态批评的出现和生态文艺学的建构不但催生了中国文艺学新的学术生长点,也成为中国文论迈出国门的一个良好契机,为我们的文论在全球化语境下赢得先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强化“怀疑”精神,突出创新意识
问题意识最突出的表征就是怀疑精神。问题意识,“就是人对自己周围的各种现象,尤其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采取轻信的态度,而总是自觉地抱着一种怀疑的、思索的、弄清楚问题的积极态度”[2]。当我们面对西方舶来的种种时髦的概念和理论时,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和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然后又鹦鹉学舌式地在我们的文艺学界推行,这样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接受新观念,借鉴新方法,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丰富我们的学术路径,这种初衷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时髦的观念及时髦的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合理的因素,那我们的“照单全收”并推而广之自然就很有问题了。
中国的生态批评原本带有一定的“舶来品”性质,在其建构之初就面临着对其源流的“认同”问题。西方生态批评一般来说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信奉深层生态学,倡导生态中心主义往往是西方生态批评的关键性主张。受西方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在探讨生态批评时,也热衷于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其理论立足点,认为只有承认“生态中心主义”,才可能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无限制地夸大了生态批评承载的生态责任,仿佛进行生态批评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人类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人类与非生物之间毫无主次上下之分的“大一统”世界。如果我们在进行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与生态批评实践时,完全将西方的这些主张奉为金科玉律,恐怕会带来诸多的问题——既有理论阐释的困境,更有批评实践的尴尬。对于西方生态批评所热捧的“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为本”等激进的理论主张,我们应该辩证地进行分析。“生态中心主义”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和存在着诸多理论困境的命题。生态中心主义一味强调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表面看来,这似乎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根本最有效的伦理准则,然而这一看似深刻的生态伦理却是一个走向极端的理想化的非真实命题。在现实语境中,它的可操作性更是让人生疑。“从实践上来说,这种过分强调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甚关联的自然价值论对我们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并无多大益处,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3]17。而实际上,备受抨击的“人类中心主义”却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温和、理智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强调人的利益与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观念的立足点,将其确立为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才有更大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
同样,在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中,很多人都强调要“以生态为本”而反对“以人为本”。其实,“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承认“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对生态环境保护就必然构成障碍。事实上,环境保护不应只关注野生环境、濒危物种等,也应关注保护人们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唤起广大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任何政策的落实都必须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更需要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护,才能从少数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转化为亿万大众的积极参与和行动。如果生态保护只是一味强调如何恢复生态平衡,如何保护濒危动物,而对人类的现实利益避而不谈,恐怕这样的生态保护永远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真正让“生态保护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更加密切地关注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以人为本”为旨归,“生态为本”为内核,实现“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的悖论式平衡,是探讨和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则,也是生态批评“和谐”范畴的现实表征。 “生态批评并不是一两句煽情的口号,生态批评担负的任务不仅仅是对生态文艺作品起‘释义’的作用,它最终要担负起以理论指导实践的任务,要积极参与建构社会、建构人生的进程,推动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类文化发展模式的良性化,最终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3]31。生态批评效能的发挥,必须以其可信性和可操作性为前提,否则,再响亮的口号也毫无益处。
显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建构与实践中,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思考,或者有自己的思考却不敢公开质疑,只是人云亦云地贩卖外来的一些说法,必然不能实现创新的目标,文艺学研究的生长点也就无从谈起。相反,如果我们敢于对一些不符合事理逻辑和现实要求的学术“定见”大胆怀疑,勇于挑战,我们就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为寻觅新的学术研究生长点创造条件。
三、强化“本土”精神,突出自主意识
问题意识,也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关怀意识,一种怀疑意识,在中西文论的交流沟通中,本土精神和自主意识亦是问题意识的一种可贵彰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文论如何才能在西方各种强势话语的冲击下站稳脚跟呢?全盘照搬或是盲目拒绝西方文论的引进和加盟,当然都是下下之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胆引进,小心消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文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也只能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这种差异在慢慢地缩小;而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各自的文艺特色是始终存在的。如果说在全球化语境中就已经无所谓特色了,那是典型的自欺欺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球化并不是要同化全球,而恰恰是要向全球充分展示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色。恩贝托•埃科指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4]中国的文论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才可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享有自己的话语权。
生态批评,这样一个舶自西方又扎根于中国学界的文艺学命题,只有强化其“本土”精神,突出其自主意识,方能保有其生命活力,也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批评效能。西方的自然文本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对象,西方的动物解放/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是生态批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批评依据。然而,中国同样有着自己丰富的生态批评资源,既有诸如“天人合一”、“返璞归真”、“齐物同乐”、“生物位育”等丰富的生态哲学理念,又有诸如“和谐圆融”、“师法自然”、“生命感怀”等灵动的生态创造情怀,还有对诸如“暴殄天物”、“竭泽而渔”、“网罟人间”等反生态现象的反思与批判。这些生态文化思想的发掘,如果能被西方生态批评学界广泛了解和接受,就必定能对生态批评学界目前实际存在的“西方强势”的局面起到突破的作用,这无疑也会增加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在参与全球对话时的份量。
加强中西生态批评的交流是重要的,重视对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的译介是必须的,然而,要真正构建中国的生态批评理论大厦,加强本土创新则是最根本的。我们在介绍、引进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从中国的生态文化土壤中,从当今中国的生态现实和人们的生态意识及言行中,提炼出自己的生态批评话语,把握本民族的生态危机现实和生态文化发展实际,认真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化传统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实现现代性的转换。在生态批评的本土“发掘式”研究方面,中国文艺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江汉大学曾推出了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王先霈教授在《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的长篇论文,姚文放研究员在《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中也曾设专章探讨“文学传统与生态意识”。另外,汤一介教授的《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钱中文研究员的《文学与乡愁——谈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童庆炳教授的《〈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蒙培元教授的《从孔子思想看中国的生态文化》,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系列研究等,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当然,还有大量的以中国本土的生态文学、生态艺术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以及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一些“反生态”文学进行批判的研究成果,这些注重本土意识的研究都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当前国内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中,如果只注重大量引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化学中关于生态的理论话语,希望借助于这些现成的理论资料,力图快速搭建起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我们的“本土”学术理论资源,那它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如果过分依赖于西方,而将中国“本土”的生态诗学思想仅仅作为这一理论体系“大厦”中的若干佐证或点缀,那这座外观漂亮的“大厦”也必将因为根基不牢而最终坍塌。
当然,不但是在消化西方舶来的学术命题时,我们需要以“本土”的意识化而用之,而且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提出也有其基于“本土”现实的要求。我们在追踪、移植和引进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的同时,更应该学会如何向自己提问,向自己的现实提问。基于“本土”的现实,提出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问题,是实现中国文艺学研究新的生长点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 杜 威.我们如何思维[M].伍中友,译.新华出版社,2010.
[2] 俞吾金.问题意识:创新的内在动力[N].浙江日报,2007-06-18(11).
[3] 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乐黛云.跨文化对话:第4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2.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