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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重实践，美国重系统。但整体理论、社会实践发展，都基于欧美基督教文化体系。他们都强调现代科学方法，据统计，58%深入大自然的儿童，常能发明新游戏，而在较少接触自然的儿童中，这一比例仅16%。
森林幼儿园
“一群四五岁的孩子，徒手攀上大树三四米高度，没有保护……”
这是中国第二届自然教育论坛（杭州良渚，2015年11月）的一个讲座，德国森林幼儿园最早发起人之一的Frank Ross先生在陈述户外自然下的德国体验式教育（德国师资培训体系、课程设计，很有经验及系统）。他播放着德国森林幼儿园的视频短片：“天呐！孩子掉下来怎么办？！”我心里大惊。
什么才是孩子尝试冒险的风险判断标杆？作为有一定攀登经验、一定安全意识（也曾犯过傻错）的人，今天我有较多经验能力。但看到这视频，我依然很是吃惊。
在成人社会，德国、欧美的自然体验及探索领域，其整体能力发展无疑是远超越中国的，从卓越探险家到一般户外爱好者，其体能、技术、综合自主能力都确实不错—但针对儿童的开展，成人的理性和教育主张，即使在攀树这个细节上，德国人的做法是否稳妥？
规则及边界，是儿童发展心理学中最基础的一个方法论。一个人对外交流的教育发展，是建立自我与社会（他人）、自我与自我、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现代教育往往强调及重点发展前者，那么，或许一个德国儿童在幼年期已被大人鼓励去做冒险尝试，他在发现和建立自己与自然、运动风险的边界（爬树），动物性的本能、个体发展在这种看似恐怖冒险的行为中，悄然成长发育了。童年发展起来的这种风险控制、能力成长，可以延续到他的成年。 如置于中国家庭式尤其老人的家庭环境下，小家伙肯定会被呵斥和被制止的。中国家长年复一年小心翼翼地把孩子圈在安全世界里，竭力给他们培养各样的技术技巧。但中国孩子的成长似乎越发艰难，家长的焦虑一代胜似一代。所以，日本式、德国式的这种强悍，不就是这种冒险文化大背景下的产物吗？这是文化根源的差异。
讲到自然教育，德国森林幼儿园是这些年欧洲脉络的亮点。其本源是1950年代的丹麦：一位特立独行的妈妈携自己与邻居的孩子，在森林里自然成长。之后，扩展到北欧诸国。然后：
“德国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柏林以北卡罗镇的一个郊外林区里，一群三四岁的孩子正围坐在篝火旁，唱着歌做游戏。这不是哪个幼儿园突发奇想的野外体验，而是孩子们再平常不过的课堂学习。零下28℃也在户外，篝火熄灭了孩子们会点燃。”
“‘即使零下28℃，我们也在室外待着。孩子们从来没得过感冒。’‘我可能不会事事插手，但我知道孩子们在哪儿，保证他们不会离开视线，大人不在场，能让他们更勇于去冒险。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们自主和互相学习，从经验教训中不断成长。’‘（自己爬树）让孩子们更加倍小心，因为没人保护他们，唯一一次有小朋友从树上掉下来，是因为父母在下面看着，而他想着爸爸会来救我的。’”
这种自然乌托邦式的森林幼儿园，发展到德国后，德国人的效率及影响力，德国式的“实干”、“执行”风格，把它的效应有力地推广及扩展到全球。甚至德国《明镜周刊》认为，森林幼儿园可能成为德国下一个成功的“出口品牌”。目前，整个德国已有1500个以上这样的放养型森林幼儿园。其实，如今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已存在及活跃着数以千计的森林幼儿园与自然学校。
德国森林幼儿园组织的主席乌特·舒尔茨-奥斯特曼讲述，在他们组织成立的二十多年中，尚未发生过幼儿在户外摔断腿一类的严重个案。“我们的伤害意外比在室内幼儿园少得多，因为实际上我们没什么墙壁和地板，更多的是柔软的土地。”他说。
乌特·舒尔茨-奥斯特曼是基尔科技大学的一名女性导师，她认为户外自然教育令孩子们更强壮，也减少了着凉感冒的机会。当然，户外活动还是存在一定危险性的，但这位德国导师坚信，这种教育方式为孩子身心带来的益处远超过潜在的危险。“进入森林幼儿园的儿童，他们对外界的理解能力比其他小朋友深刻得多，研究也显示，他们上学后会更自信和外向。”
林间最后的小孩
欧美世界在近代一直引领人类发展大潮，他们最早意识及警醒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一代代人在思考、呼吁、实践这种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在自然教育的典籍历史上，卢梭的《爱弥儿》，梭罗的《瓦尔登湖》，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是不同时代的经典之作、里程碑。蒙台梭利、卡特威尔、华德福等这些大师流派的教育思想家或体系，也对自然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有观察。
在当代，论及自然教育理论架构体系，首推美国的理查德·洛夫的《林间最后的小孩》。他提出：“自然缺失症，这是现代社会愈发传播的现象，孩子们以及成人与自然的接触减少，人们囿于现代城市及工业、电子化的生活中，因此导致了一系列行为和心理上的问题，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与现象。”洛夫在其新书《自然法则》中，提出一些激励引发性的论点，鼓励人们重新思考当代生活方式。
与德国、日本型自然教育有文化差异—日本、德国更多起于实践且实操为先，再归纳方法论。理查德·洛夫的体系，是美国式的数据调查、观察访谈、分析归纳的系统，是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下的系统发展。其理论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想型的哲学。
所以，理查德·洛夫的这本书出版之后，他所提出的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在美国教育领域、美国朝野掀起了极大的反思和影响，被誉为《寂静的春天》之后的自然哲学、自然关系的巨作。在他2005年提出这一现象后，奥巴马政府及国会于2009年通过了“No Child Left Inside”法案，以政府立法的形式，督促美国教育系统及各州设立环境教育标准，推动学校及家庭采取行动，鼓励少年儿童到户外进行主动发现式、体验式的学习。 这是美国国家式的效率。
《寂静的春天》是从工业文明和自然破坏的对立，使美国政府从环保工业、行为管理国家角度，去立法处理这种自然环境的关系。《林间最后的小孩》则深入到人与自然的价值观角度，具体影响到教育及立法层面。“当人类越来越多地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旁观者，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变得积极，自然缺失症或许也将慢慢消失。”
“上帝和自然母亲是夫妻，还是只是好朋友呢？”洛夫的儿子马修在四岁时问他的父亲，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理查德·洛夫作为一个学者，采用现代社会的科学调查、研究方法，同时，他和自己的儿子，生活和思考在一个有着多元信仰体系和宗教组织的国家，尤其是基督教文化。这是文化背景差异性。
德国重实践，美国重系统。但整体理论、社会实践发展，都基于欧美基督教文化体系。他们都强调现代科学方法，以儿童为例，丹麦教育学者统计发现，58%的深入大自然接触的儿童，常能发明新游戏，而在较少接触自然的儿童中，这一比例仅为16%。这样的现代社会现象，在中国也已经普遍存在。
“不热爱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不可能会热爱上帝。”
理查德·洛夫认为：“以信仰为基础的环境主义、科学，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这么多不信神的人会以‘上帝创造世界’这个观点为基础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似乎‘上帝创造世界’是美国文化中最能表达自然之神圣的一个概念。不管你是否真的相信《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一说，这已是我们表达这种价值观的最好工具。”
价值观，这是许多国家和美国的差异性，尤其是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差别。
“这种精神上的论据是代表将来的儿童提出的，它是最为有力的情感武器，能用来捍卫地球和人类自身。”“我们必须保证世界各地的孩子能拥有亲近自然空间、时间、体验的渠道，只有我们把自己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去珍爱的时候，只有我们信仰孩子们有权利享受未曾受到破坏的大自然恩赐之时，我们才是真正关注自然与人类自身的人。”
这是洛夫给中国读者寄语的最后一句。
日式自然学校
政府政治层面的中日关系，近些年一直敏感。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是东亚文化体系里不容忽视的一支，在现代体系尤其和欧美接轨的思潮方法中，其文化背景有很多优秀成分。在自然教育、日本自然学校领域，它就很有代表性。台湾、香港的自然学校发展，也深受日本自然学校影响。甚至，从名词概念、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日本的自然学校，可谓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发展这类形式的国家。
TWE（The Whole Earth）是日本的第一所自然学校，已有35年发展历史。今天的TWE自然学校在日本七个地方设有分校，共有专职人员四十多人，此外还有许多志愿者和兼职人员为学校工作。每年，约有80000名日本人付费参加这所自然学校的各类活动。其创始人广濑敏通，到今天已逐渐把火炬传递给了下一代人。
到2015年，全日本有近4000所自然学校。
以TWE自然学校为例，其代表了日本自然学校和自然教育系统的一种传统形式。日本自然学校也向其他国家开放。经过长期以TWE为代表的日本自然学校发展，已形成各有特色的环境教育方法和理念，其整体的特点是：综合性强，注重全面实践性，强调小群体的团队活动，注重在自然体验中培养团队的合作精神。不突出个体的技术及户外运动能力（但鼓励）。自然观察、农耕林业的成分较足。在项目设计、思维构想上，常有日本式的精细巧妙。或一言概之，日本的教育风格浓烈，欧美的游戏、创造想象力和运动能力更突出。
以TWE自然学校为例，其在富士山等地有校园实体运营，实现商业收入来源（家长孩子到此体验、接受课程，从而获得收益）。其资金来源也包含来自政府或企业社团的拨款赞助。
TWE作为非政府机构的色彩也多，其每年都提前安排年度讲座或培训，有的是政府或其他机构委托培训，但更多的是对自然学校内部员工的培训。培训的形式有讲座、户外实习等，内容从自然学校的历史、背景到如何开展自然讲解员活动。TWE最为重要的内容，还是为个人与团体提供亲近自然的体验活动。总部及分校全年都有丰富多样的自然学习活动，尤其每年4月到6月，几乎每天都安排活动。日本风格的做事系统化、计划性很强，像富士山下总部的活动，甚至已经预约排满到两年后。
从某种风格上讲，日本、德国的思维与实践就有一定相似性：日本已有一百多所德国模式的森林幼儿园。教育学博士Hiroe Kido的课题即是“森林幼儿园运动”，她说：“这个理念在日本很受欢迎，因为它就像是对残酷的日本社会的一种解脱。福岛事故让日本人重新思考人生，明白到我们应该更多地回归大自然。”
今天，日本的森林幼儿园的学位几乎供不应求，哪怕它没有政府补助，家长需全额自费。而德国，森林幼儿园已经像传统幼儿园一样享受政府补助。
在日本，像其他的栗驹高原自然学校、丰田白川乡栗驹高原自然学校，也都因地制宜，在各自的地区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从风格上讲，东西方文化有差异性，日本（中国台湾等）的自然学校，多体验、观察色彩，关注动植物、农林艺术，略偏静，有着东方哲学式的色彩。
欧美式则更多以营地教育、户外学校存在，略偏动，各样的运动色彩更强烈。体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主流，偏重体能、运动艺术。如NOLS（North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则是基于户外运动探索旅行的教育模式，如攀岩、滑雪、户外野营课程体系。其体系则是模块化的运动、环境系列课程，基于较成熟的商业体系（北美的营地建设、商业户外活动很发达）。此外，日本的不少自然学校，也已经纳入国家编制体系，它有常规语文、数学等国家教育大纲教学，和传统学科接轨。
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从童子军到徐仁修先生创建的荒野协会，到其他的一些户外培训和民间参与，也相比中国内地发展得更成熟和完善。
说在后面的话
在中国生活了五年的泰国/苏格兰血统的罗娜及罗西姐妹俩，于春节后，随她们的科学家父亲迁居到赞比亚。春节她们离开中国前，我带着自家孩子、罗家姐妹、小鱼儿等孩子，在虎跳峡、金沙江里漂流，他们的快乐是真实而明确的，他们的成长是看得见的。在壮丽的大自然中，这么大的孩子没有文化背景差异。
罗娜家移居原因（她家在昆明已经买了房和车），是不堪中国教育的压力：作业繁重，是英国五倍之多，老师要求每篇作业都要签字，教育把孩子圈在作业、房子里……她们现在读赞比亚的英式国际学校，60%的时间是在运动和户外。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文化背景差异随着他们的成长，就会渐显。
似乎，所有的中国父母，都在焦虑于孩子教育问题，包括我在内，还未找到答案与具体方法。这几年中国户外教育、自然教育、营地教育等（区别于传统校园教育外的教育方式），在飞速发展中。我相信未来都在往前走。校园教育、家庭教育、课外教育—这是孩子成长教育的三角。顺其自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这是一种选择。
我们处在一个变化中的时代。也许我们追索一生，都未必能找到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即在森林里，答案即在佛陀那儿，答案也在上帝那里。答案、那个永远的旅途及归宿，穷极一生所追求的真理和幸福，即在大自然那里。
森林幼儿园
“一群四五岁的孩子，徒手攀上大树三四米高度，没有保护……”
这是中国第二届自然教育论坛（杭州良渚，2015年11月）的一个讲座，德国森林幼儿园最早发起人之一的Frank Ross先生在陈述户外自然下的德国体验式教育（德国师资培训体系、课程设计，很有经验及系统）。他播放着德国森林幼儿园的视频短片：“天呐！孩子掉下来怎么办？！”我心里大惊。
什么才是孩子尝试冒险的风险判断标杆？作为有一定攀登经验、一定安全意识（也曾犯过傻错）的人，今天我有较多经验能力。但看到这视频，我依然很是吃惊。
在成人社会，德国、欧美的自然体验及探索领域，其整体能力发展无疑是远超越中国的，从卓越探险家到一般户外爱好者，其体能、技术、综合自主能力都确实不错—但针对儿童的开展，成人的理性和教育主张，即使在攀树这个细节上，德国人的做法是否稳妥？
规则及边界，是儿童发展心理学中最基础的一个方法论。一个人对外交流的教育发展，是建立自我与社会（他人）、自我与自我、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现代教育往往强调及重点发展前者，那么，或许一个德国儿童在幼年期已被大人鼓励去做冒险尝试，他在发现和建立自己与自然、运动风险的边界（爬树），动物性的本能、个体发展在这种看似恐怖冒险的行为中，悄然成长发育了。童年发展起来的这种风险控制、能力成长，可以延续到他的成年。 如置于中国家庭式尤其老人的家庭环境下，小家伙肯定会被呵斥和被制止的。中国家长年复一年小心翼翼地把孩子圈在安全世界里，竭力给他们培养各样的技术技巧。但中国孩子的成长似乎越发艰难，家长的焦虑一代胜似一代。所以，日本式、德国式的这种强悍，不就是这种冒险文化大背景下的产物吗？这是文化根源的差异。
讲到自然教育，德国森林幼儿园是这些年欧洲脉络的亮点。其本源是1950年代的丹麦：一位特立独行的妈妈携自己与邻居的孩子，在森林里自然成长。之后，扩展到北欧诸国。然后：
“德国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柏林以北卡罗镇的一个郊外林区里，一群三四岁的孩子正围坐在篝火旁，唱着歌做游戏。这不是哪个幼儿园突发奇想的野外体验，而是孩子们再平常不过的课堂学习。零下28℃也在户外，篝火熄灭了孩子们会点燃。”
“‘即使零下28℃，我们也在室外待着。孩子们从来没得过感冒。’‘我可能不会事事插手，但我知道孩子们在哪儿，保证他们不会离开视线，大人不在场，能让他们更勇于去冒险。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们自主和互相学习，从经验教训中不断成长。’‘（自己爬树）让孩子们更加倍小心，因为没人保护他们，唯一一次有小朋友从树上掉下来，是因为父母在下面看着，而他想着爸爸会来救我的。’”
这种自然乌托邦式的森林幼儿园，发展到德国后，德国人的效率及影响力，德国式的“实干”、“执行”风格，把它的效应有力地推广及扩展到全球。甚至德国《明镜周刊》认为，森林幼儿园可能成为德国下一个成功的“出口品牌”。目前，整个德国已有1500个以上这样的放养型森林幼儿园。其实，如今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已存在及活跃着数以千计的森林幼儿园与自然学校。
德国森林幼儿园组织的主席乌特·舒尔茨-奥斯特曼讲述，在他们组织成立的二十多年中，尚未发生过幼儿在户外摔断腿一类的严重个案。“我们的伤害意外比在室内幼儿园少得多，因为实际上我们没什么墙壁和地板，更多的是柔软的土地。”他说。
乌特·舒尔茨-奥斯特曼是基尔科技大学的一名女性导师，她认为户外自然教育令孩子们更强壮，也减少了着凉感冒的机会。当然，户外活动还是存在一定危险性的，但这位德国导师坚信，这种教育方式为孩子身心带来的益处远超过潜在的危险。“进入森林幼儿园的儿童，他们对外界的理解能力比其他小朋友深刻得多，研究也显示，他们上学后会更自信和外向。”
林间最后的小孩
欧美世界在近代一直引领人类发展大潮，他们最早意识及警醒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一代代人在思考、呼吁、实践这种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在自然教育的典籍历史上，卢梭的《爱弥儿》，梭罗的《瓦尔登湖》，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是不同时代的经典之作、里程碑。蒙台梭利、卡特威尔、华德福等这些大师流派的教育思想家或体系，也对自然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有观察。
在当代，论及自然教育理论架构体系，首推美国的理查德·洛夫的《林间最后的小孩》。他提出：“自然缺失症，这是现代社会愈发传播的现象，孩子们以及成人与自然的接触减少，人们囿于现代城市及工业、电子化的生活中，因此导致了一系列行为和心理上的问题，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与现象。”洛夫在其新书《自然法则》中，提出一些激励引发性的论点，鼓励人们重新思考当代生活方式。
与德国、日本型自然教育有文化差异—日本、德国更多起于实践且实操为先，再归纳方法论。理查德·洛夫的体系，是美国式的数据调查、观察访谈、分析归纳的系统，是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下的系统发展。其理论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想型的哲学。
所以，理查德·洛夫的这本书出版之后，他所提出的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在美国教育领域、美国朝野掀起了极大的反思和影响，被誉为《寂静的春天》之后的自然哲学、自然关系的巨作。在他2005年提出这一现象后，奥巴马政府及国会于2009年通过了“No Child Left Inside”法案，以政府立法的形式，督促美国教育系统及各州设立环境教育标准，推动学校及家庭采取行动，鼓励少年儿童到户外进行主动发现式、体验式的学习。 这是美国国家式的效率。
《寂静的春天》是从工业文明和自然破坏的对立，使美国政府从环保工业、行为管理国家角度，去立法处理这种自然环境的关系。《林间最后的小孩》则深入到人与自然的价值观角度，具体影响到教育及立法层面。“当人类越来越多地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旁观者，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变得积极，自然缺失症或许也将慢慢消失。”
“上帝和自然母亲是夫妻，还是只是好朋友呢？”洛夫的儿子马修在四岁时问他的父亲，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理查德·洛夫作为一个学者，采用现代社会的科学调查、研究方法，同时，他和自己的儿子，生活和思考在一个有着多元信仰体系和宗教组织的国家，尤其是基督教文化。这是文化背景差异性。
德国重实践，美国重系统。但整体理论、社会实践发展，都基于欧美基督教文化体系。他们都强调现代科学方法，以儿童为例，丹麦教育学者统计发现，58%的深入大自然接触的儿童，常能发明新游戏，而在较少接触自然的儿童中，这一比例仅为16%。这样的现代社会现象，在中国也已经普遍存在。
“不热爱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不可能会热爱上帝。”
理查德·洛夫认为：“以信仰为基础的环境主义、科学，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这么多不信神的人会以‘上帝创造世界’这个观点为基础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似乎‘上帝创造世界’是美国文化中最能表达自然之神圣的一个概念。不管你是否真的相信《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一说，这已是我们表达这种价值观的最好工具。”
价值观，这是许多国家和美国的差异性，尤其是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差别。
“这种精神上的论据是代表将来的儿童提出的，它是最为有力的情感武器，能用来捍卫地球和人类自身。”“我们必须保证世界各地的孩子能拥有亲近自然空间、时间、体验的渠道，只有我们把自己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去珍爱的时候，只有我们信仰孩子们有权利享受未曾受到破坏的大自然恩赐之时，我们才是真正关注自然与人类自身的人。”
这是洛夫给中国读者寄语的最后一句。
日式自然学校
政府政治层面的中日关系，近些年一直敏感。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是东亚文化体系里不容忽视的一支，在现代体系尤其和欧美接轨的思潮方法中，其文化背景有很多优秀成分。在自然教育、日本自然学校领域，它就很有代表性。台湾、香港的自然学校发展，也深受日本自然学校影响。甚至，从名词概念、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日本的自然学校，可谓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发展这类形式的国家。
TWE（The Whole Earth）是日本的第一所自然学校，已有35年发展历史。今天的TWE自然学校在日本七个地方设有分校，共有专职人员四十多人，此外还有许多志愿者和兼职人员为学校工作。每年，约有80000名日本人付费参加这所自然学校的各类活动。其创始人广濑敏通，到今天已逐渐把火炬传递给了下一代人。
到2015年，全日本有近4000所自然学校。
以TWE自然学校为例，其代表了日本自然学校和自然教育系统的一种传统形式。日本自然学校也向其他国家开放。经过长期以TWE为代表的日本自然学校发展，已形成各有特色的环境教育方法和理念，其整体的特点是：综合性强，注重全面实践性，强调小群体的团队活动，注重在自然体验中培养团队的合作精神。不突出个体的技术及户外运动能力（但鼓励）。自然观察、农耕林业的成分较足。在项目设计、思维构想上，常有日本式的精细巧妙。或一言概之，日本的教育风格浓烈，欧美的游戏、创造想象力和运动能力更突出。
以TWE自然学校为例，其在富士山等地有校园实体运营，实现商业收入来源（家长孩子到此体验、接受课程，从而获得收益）。其资金来源也包含来自政府或企业社团的拨款赞助。
TWE作为非政府机构的色彩也多，其每年都提前安排年度讲座或培训，有的是政府或其他机构委托培训，但更多的是对自然学校内部员工的培训。培训的形式有讲座、户外实习等，内容从自然学校的历史、背景到如何开展自然讲解员活动。TWE最为重要的内容，还是为个人与团体提供亲近自然的体验活动。总部及分校全年都有丰富多样的自然学习活动，尤其每年4月到6月，几乎每天都安排活动。日本风格的做事系统化、计划性很强，像富士山下总部的活动，甚至已经预约排满到两年后。
从某种风格上讲，日本、德国的思维与实践就有一定相似性：日本已有一百多所德国模式的森林幼儿园。教育学博士Hiroe Kido的课题即是“森林幼儿园运动”，她说：“这个理念在日本很受欢迎，因为它就像是对残酷的日本社会的一种解脱。福岛事故让日本人重新思考人生，明白到我们应该更多地回归大自然。”
今天，日本的森林幼儿园的学位几乎供不应求，哪怕它没有政府补助，家长需全额自费。而德国，森林幼儿园已经像传统幼儿园一样享受政府补助。
在日本，像其他的栗驹高原自然学校、丰田白川乡栗驹高原自然学校，也都因地制宜，在各自的地区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从风格上讲，东西方文化有差异性，日本（中国台湾等）的自然学校，多体验、观察色彩，关注动植物、农林艺术，略偏静，有着东方哲学式的色彩。
欧美式则更多以营地教育、户外学校存在，略偏动，各样的运动色彩更强烈。体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主流，偏重体能、运动艺术。如NOLS（North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则是基于户外运动探索旅行的教育模式，如攀岩、滑雪、户外野营课程体系。其体系则是模块化的运动、环境系列课程，基于较成熟的商业体系（北美的营地建设、商业户外活动很发达）。此外，日本的不少自然学校，也已经纳入国家编制体系，它有常规语文、数学等国家教育大纲教学，和传统学科接轨。
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从童子军到徐仁修先生创建的荒野协会，到其他的一些户外培训和民间参与，也相比中国内地发展得更成熟和完善。
说在后面的话
在中国生活了五年的泰国/苏格兰血统的罗娜及罗西姐妹俩，于春节后，随她们的科学家父亲迁居到赞比亚。春节她们离开中国前，我带着自家孩子、罗家姐妹、小鱼儿等孩子，在虎跳峡、金沙江里漂流，他们的快乐是真实而明确的，他们的成长是看得见的。在壮丽的大自然中，这么大的孩子没有文化背景差异。
罗娜家移居原因（她家在昆明已经买了房和车），是不堪中国教育的压力：作业繁重，是英国五倍之多，老师要求每篇作业都要签字，教育把孩子圈在作业、房子里……她们现在读赞比亚的英式国际学校，60%的时间是在运动和户外。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文化背景差异随着他们的成长，就会渐显。
似乎，所有的中国父母，都在焦虑于孩子教育问题，包括我在内，还未找到答案与具体方法。这几年中国户外教育、自然教育、营地教育等（区别于传统校园教育外的教育方式），在飞速发展中。我相信未来都在往前走。校园教育、家庭教育、课外教育—这是孩子成长教育的三角。顺其自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这是一种选择。
我们处在一个变化中的时代。也许我们追索一生，都未必能找到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即在森林里，答案即在佛陀那儿，答案也在上帝那里。答案、那个永远的旅途及归宿，穷极一生所追求的真理和幸福，即在大自然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