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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转型
关于中国当代史的讲述首先是与一系列的转轨有关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今年3月，萧功秦教授出版了新著《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即将思考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萧功秦教授向来关注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在此大背景下的政治转型。这部著作中他以一贯的态度批判了早期现代化倡导者所宣称的盲目民主转型，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并把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实效归结为“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萧教授堪称中国新权威主义的代表学者之一，值得关注中国转型问题的读者细读。
另外一本有关转型的国外研究是匈牙利人乔纳蒂的《自我耗竭式演进》，可以拿来一并阅读。同样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体制转轨，是什么令改革走向成功，又是什么令国家走向解体？乔纳蒂关注的是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三国的差异性，以及差异所导致的后果。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恰好是提供了一种“他者”的视角，对我们今天思考转型问题不无裨益。
1978年至今恰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因此，今年关于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回顾性的著述特别多。如经济观察报编辑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是通过亲历者的历史口述和现场还原等方式，回溯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变化及变化背后的推动力。又如专攻商业管理案例研究的吴晓波推出的《激荡三十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是近年来对改革三十年的叙述中非常出彩值得推荐的作品。我们在07年看到了上册，在08年盼到了下册。全书以外资、民营和国有三种产权形式的企业力量变迁史为主线索，描绘这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图景。而《经济观察报》的记者马国川先生的新作《争锋： 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真实记录了近年来几次大的思想碰撞，每每涉及近年的热点问题，从房地产狂涨的争议到《物权法》的出台，读起来风生水起。
此外，今年译介进来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可以作为国人的经济评价的一个有趣的参照。麦迪森在世界经济的大框架里观察中国的经济史，分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千年的增长表现，重点放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他认为中国在2015年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恢复它在1890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
中国社会研究
外国人眼中常常有我们看不到的自己。事实上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大量引入，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研究的认识。《兄弟并不平等》即是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中的一种。作者鲁比·沃森(Rubie S.Watson)，又名华如璧，是哈佛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的前任馆长，也是历史上的首任女性馆长。作为人类学家的华如璧对中国的世系继嗣制度非常感兴趣。她在香港新界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厦村展开人类学研究，讲述了14世纪的几个散户人家如何在18世纪之后成为了该地区的权力主体的过程，其中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土地与政治权力的情结把握剖析得十分到位。
让我们把注意力从传统社会放回当下。农民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群体。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显得越来越尖锐。几乎在同一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推出了两本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书《别样童年》、《关爱留守儿童》，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阮梅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作者们都是以良知和爱心在提醒世人，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我们是不是遗漏了整整一代农村儿童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近年来对儿童史的研究也是学界的一个热点，今年出版引进了著名台湾学者熊秉真教授的《童年忆往》和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都是儿童研究领域出色的著述。
外国文化研究
今年是希腊文化交流年，可以预见从今年到明年都会有许多与希腊相关的著作面世。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女性古典学家汉密尔顿的几部著作《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希腊的回声》等，颇为令人惊喜。汉密尔顿古典学造诣深厚，善于深入浅出，剖白失落了千年的文明绝响，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研究人员都值得细细一读。临近年末，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希腊文明译丛出版了《早期希腊》、《拜占庭简史》和《希腊的现代性进程——1821年至今》。我们一般谈希腊多半是古希腊，最后一本书却让我们对“现代希腊”的形成有所了解。
相对于希腊热，书界的日本热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面对邻国，无论是中国学者的著述，还是引介著作都很丰富。年底前出现了两本以西方人的视角对战后日本进行研究的著作，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和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拥抱战败》是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而《附庸国》的作者自称该著作正是对约翰·道尔《拥抱战败》的回应，其实是与道尔大唱反调。道尔认为即使是在美据时期，日本仍是占领时代的主角。而麦考马克则倾向于认为美国对于日本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道尔的著作几次获得普利策奖，而麦考马尔也非等闲之辈，乃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网络杂志《日本热点》(Japan Focus)的创办者之一。两相参照来读，机锋相对，获益良多。
发展问题
这两年对印度的研究突然热起来。去年一连出了好几本研究印度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传统的书，或许中外学者都意识到，印度在近些年来已经悄悄崛起，再不能等闲视之，如《印度均衡：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的印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都帮助我们对印度的经济、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所了解。《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本虽然出版于2007年11月，但在今年仍然值得一提。
如果中国是龙，印度是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都在为未来的格局打拼。虽然发展的势头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和印度却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过快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这本书可与另一本热门的著作《崩溃》放在一起读。发展是现代社会主观选择的结果，然而作为发展的诸多代价，环境的破坏则只是其中的一环，始终有更坏的在等待我们。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文明最后走向全面崩盘？要正视这个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思考的力度，还需要关切人类的仁爱之心。
当本文从经济驱动的思考最终回落在伦理上的时候，我的私人阅读的体验亦从政治决策的理性与饱满滑向了沉思与忧惧，或许相较于过于乐观所犯下的罪，这也算是一条不错的归途。
关于中国当代史的讲述首先是与一系列的转轨有关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今年3月，萧功秦教授出版了新著《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即将思考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萧功秦教授向来关注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在此大背景下的政治转型。这部著作中他以一贯的态度批判了早期现代化倡导者所宣称的盲目民主转型，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并把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实效归结为“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萧教授堪称中国新权威主义的代表学者之一，值得关注中国转型问题的读者细读。
另外一本有关转型的国外研究是匈牙利人乔纳蒂的《自我耗竭式演进》，可以拿来一并阅读。同样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体制转轨，是什么令改革走向成功，又是什么令国家走向解体？乔纳蒂关注的是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三国的差异性，以及差异所导致的后果。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恰好是提供了一种“他者”的视角，对我们今天思考转型问题不无裨益。
1978年至今恰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因此，今年关于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回顾性的著述特别多。如经济观察报编辑的《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是通过亲历者的历史口述和现场还原等方式，回溯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变化及变化背后的推动力。又如专攻商业管理案例研究的吴晓波推出的《激荡三十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是近年来对改革三十年的叙述中非常出彩值得推荐的作品。我们在07年看到了上册，在08年盼到了下册。全书以外资、民营和国有三种产权形式的企业力量变迁史为主线索，描绘这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图景。而《经济观察报》的记者马国川先生的新作《争锋： 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真实记录了近年来几次大的思想碰撞，每每涉及近年的热点问题，从房地产狂涨的争议到《物权法》的出台，读起来风生水起。
此外，今年译介进来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可以作为国人的经济评价的一个有趣的参照。麦迪森在世界经济的大框架里观察中国的经济史，分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千年的增长表现，重点放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他认为中国在2015年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恢复它在1890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
中国社会研究
外国人眼中常常有我们看不到的自己。事实上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大量引入，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研究的认识。《兄弟并不平等》即是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中的一种。作者鲁比·沃森(Rubie S.Watson)，又名华如璧，是哈佛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的前任馆长，也是历史上的首任女性馆长。作为人类学家的华如璧对中国的世系继嗣制度非常感兴趣。她在香港新界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厦村展开人类学研究，讲述了14世纪的几个散户人家如何在18世纪之后成为了该地区的权力主体的过程，其中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土地与政治权力的情结把握剖析得十分到位。
让我们把注意力从传统社会放回当下。农民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群体。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显得越来越尖锐。几乎在同一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推出了两本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书《别样童年》、《关爱留守儿童》，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阮梅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作者们都是以良知和爱心在提醒世人，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我们是不是遗漏了整整一代农村儿童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近年来对儿童史的研究也是学界的一个热点，今年出版引进了著名台湾学者熊秉真教授的《童年忆往》和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都是儿童研究领域出色的著述。
外国文化研究
今年是希腊文化交流年，可以预见从今年到明年都会有许多与希腊相关的著作面世。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女性古典学家汉密尔顿的几部著作《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希腊的回声》等，颇为令人惊喜。汉密尔顿古典学造诣深厚，善于深入浅出，剖白失落了千年的文明绝响，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研究人员都值得细细一读。临近年末，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希腊文明译丛出版了《早期希腊》、《拜占庭简史》和《希腊的现代性进程——1821年至今》。我们一般谈希腊多半是古希腊，最后一本书却让我们对“现代希腊”的形成有所了解。
相对于希腊热，书界的日本热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面对邻国，无论是中国学者的著述，还是引介著作都很丰富。年底前出现了两本以西方人的视角对战后日本进行研究的著作，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和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拥抱战败》是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而《附庸国》的作者自称该著作正是对约翰·道尔《拥抱战败》的回应，其实是与道尔大唱反调。道尔认为即使是在美据时期，日本仍是占领时代的主角。而麦考马克则倾向于认为美国对于日本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道尔的著作几次获得普利策奖，而麦考马尔也非等闲之辈，乃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网络杂志《日本热点》(Japan Focus)的创办者之一。两相参照来读，机锋相对，获益良多。
发展问题
这两年对印度的研究突然热起来。去年一连出了好几本研究印度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传统的书，或许中外学者都意识到，印度在近些年来已经悄悄崛起，再不能等闲视之，如《印度均衡：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的印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都帮助我们对印度的经济、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所了解。《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本虽然出版于2007年11月，但在今年仍然值得一提。
如果中国是龙，印度是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都在为未来的格局打拼。虽然发展的势头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和印度却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过快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这本书可与另一本热门的著作《崩溃》放在一起读。发展是现代社会主观选择的结果，然而作为发展的诸多代价，环境的破坏则只是其中的一环，始终有更坏的在等待我们。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文明最后走向全面崩盘？要正视这个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思考的力度，还需要关切人类的仁爱之心。
当本文从经济驱动的思考最终回落在伦理上的时候，我的私人阅读的体验亦从政治决策的理性与饱满滑向了沉思与忧惧，或许相较于过于乐观所犯下的罪，这也算是一条不错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