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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精神分析学家兹维·雷克斯曾提出，因为大屠杀的存在，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虽然我总是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了，但我还是觉得它击中了一个要害：正因为我们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醒德国人他们国家的污点，因此，我们情非得已地—甚至无法避免地—会质疑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化国家的新自身形象。就大部分德国人而言，他们觉得直到2006年夏天第一次举办世界杯，德国才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霾。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红色、黑色和金色的海洋—从窗户上到人们的脸上，都是国旗的这三种颜色。原本不愿在公开场合表达爱国热情的德国人，终于放下了长久以来的重重顾忌。整个赛事期间，媒体竞相报道的不外乎如此。德国人的爱国主义终于回归，而且是以一种大多数人不敢奢望的世界主义的友好方式。所有人都在说，德国终于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这道让德国人等待了太久的“终点线”总算来临了。
一个国家终于变成了正常的民族，这个说法很引人关注。在犹太人看来，这意味着反犹太主义所造成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藩篱终于打破;在德国人眼中，这意味着终于可以把犹太人视为普通人，而不是可能激发他们历史负罪感的尴尬群体。如果我们可以营造出一种正常的、不复杂的关系，犹太人和异邦人都会喜闻乐见。
然而，很不幸，真正的事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太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德国人确实可以卸下包袱了;他们内心深处已经重新准备好让国旗飘扬起来，这点是不容置喙的。但是在大多数“正常”的国家，媒体不会竞相强调他们国家有多正常。没错，如果媒体认为有必要宣告、剖析、拥护和捍卫这种不言自明的正常性，那么这个国家看待自己的态度不见得有多正常，所以，这再一次表明，纯粹的美好愿望不足以把犹太人和异邦人从长期以来侵扰他们的神经质一般的关系当中解救出来。
我们所有人，犹太人抑或非犹太人，都准备好站到一条写着“马库斯快走开！”（NO MORE MARKUS！）的横幅后面。但是这看似颇具吸引力的要求忽视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谁来代替他的位置？从马库斯充斥着历史罪恶感的泥足深陷，转换为斯蒂芬妮（Stephanie）针对政治正确的沉重制约而进行的无情而自我满足式的抨击，这是否真的是一种进步？
对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不管他们每天多么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依然会发现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在他们眼中，德国依然是一个蕴藏着深刻矛盾的家园。近期有关“终点线”的骚动，并没有带来一个正常化的新时代，而只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事实还远远没有达到正常化。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几年前，我在远离“家园”的一所常春藤盟校参加了一场讨论会。当时讨论组里有几位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家，还有一些受邀参加的研究生。每周讨论组里都会有人就自己关注的话题发表非正式演说。第一次去时，某位专家在谈论“黑人民族主义”，他说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总是觉得由于历史原因而被隔离在主流文化之外。我猜测，在以白人为主的讨论组里，这个话题对某些教授来说比较敏感;但是，尽管讨论时大家慷慨激昂，整个氛围还是令人愉快的。
当晚，等到熟悉这一话题的人们陆续发表完观点，我很谨慎地打开了话匣子。我承认自己对美国黑人，尤其是相对贫困地区的黑人的处境知之甚少，但是，我小心翼翼地说道，作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或许我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美国黑人有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生活在白人主导的、对政治正确很敏感的社会当中。我们小组的主持人似乎对我的开场白很感兴趣，于是开始问一些有关我过去经历的问题。于是，我向他讲述了自己与德国军方的短暂接触，以及与马库斯的关系如何破裂。随后，我复述了有关2008年2月我在哈佛大学经历的一场对话，时值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选举竞赛进入巅峰对决。
我读博士期间的同学凯西是希拉里的忠实拥护者。“奥巴马还没有准备好，”她一次午餐时对我们说，“他在参议院不过几年时间。或许他是一个很棒的演说者，但是他能像希拉里那样领导实际发生的政策事件吗？当然不能。”
就在这时候，迈克走了过来。当凯西注意到迈克（一位黑人）时，立刻换了副腔调。很显然，她还是坚信希拉里是更好的候选人。不过，她的语调明显不一样了。一分钟前，她还像任何政治党徒一样，朝着对手大施拳脚。但是现在，她竭尽全力给奥巴马溢美之词—显然因为她担心迈克会认为她是出于种族偏见而不喜欢这位候选人的。
“你必须理解，”凯西说，突然听上去有些紧张，“坦白讲，我确实认为巴拉克很有个人魅力。他那么、那么聪明、特别。没错，他就是这样。2016年选举的时候我一定会投他一票。但是现在，你看……”
我对讨论组里的听众说，一些美国白人内心的自由主义的罪恶感，或许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内心的历史负罪感有类似之处。虽然犹太人和黑人的生存状态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信仰自由主义的白人和美国黑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堪比“亲犹派”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即便在讲述我的观点时，我眼角余光瞥到了施密特教授。他是这所著名学府哲学系的资深教授，样子看上去很不安。施密特教授是德国人;和其他大多数德国人不一样，施密特教授一生中必定与犹太人打过很多交道—毕竟，他已经在美国大学教了十多年哲学。但是现在话题已经转到了德国犹太人上，施密特教授显然一脸的不自在。他满头大汗，脸色因为生气而憋得发红。
终于，当我快讲完的时候，施密特教授忍不住了，“真正的问题不在德国人身上。真正的问题是，德国犹太人实在太敏感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已经不记得施密特教授一席话的全部内容—假如他探讨的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而不是德国犹太人的事，我估计简直可以上福布斯新闻播出了。但是，他最后几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
犹太人总是不肯让论辩自由发生，而是总要声明些什么。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犹太人的权利。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总是进一步破坏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总是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正是他们在不断“往井水里投毒”。 不断往井水里投毒？
几百年来，正是这个邪恶的短语煽动了反犹太人大屠杀。直到19世纪，医学上还无法解释的黑死病蔓延欧洲，感染了将近三分之一欧洲人口，当时喊出来的战争口号是：“一定是犹太人往井水里投毒！”于是，当病毒造成死亡悲剧的同时，还爆发了另一场暴力冲突引发的大量死亡。施密特教授必然知道这个短语背后的历史，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提起这个令人惊悚的图景呢？难道身为常春藤盟校终身教授的他，内心深处是个反犹分子？
我并不认为施密特教授是反犹分子。相反，我认为他内心深处极度担心自己的话听起来不合时宜，因为他的观点正是与政治正确背道而驰。他一定反复思考，看在上帝的份上，众多犹太人同事中的这一位，千万别误以为自己是反犹分子……所以当施密特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在与德国人对话中扮演的角色深感气愤而面露不悦时，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我猜测，正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言论听上去是对政治正确的抨击。
这也有助于理解他最后引用的那个令人震惊的短语。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说，当人们担心触及禁忌时，往往会非常小心地压制任何可能引起抗议的措辞。而当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得以放松，比如小型演讲或独白的末尾，当他们已经在庆祝自己总算没有出什么纰漏时，他们竭力压制的短语突然就从嘴里冒了出来。
施密特的弗洛伊德式失言并不一定表明他内心的反犹太主义。相反，它却证明，即便是受到最好教育和最国际化的德国人，在谈论有关犹太人的话题时，也面临很大压力。这只能再一次表明，犹太人和异邦人之间对话的正常化不会因为一句消极进攻性的主张“够了，适可而止吧”就得以实现。
施密特教授的措辞没有赢得赞赏，但也没有理由忽视他的初衷。或许他—和支持他最后那段言论的人们—切实表达的一个观点在于，之所以此类话题变得如此尴尬，德国犹太人有着一定责任。是否可以说，这种对政治正确的带有攻击性的强烈抵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至少在有限的层面上，或许事实确实如此。随着亲犹主义的普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壮起胆子，越来越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有关反法斯宾德（Fassbinder）剧作的抗议活动就是这种崭新的自信姿态的明证。但是，假如普通犹太人都不像战后时期陷入气氛紧张的沉寂之中，那么德国犹太人领袖的角色转变就显得更为剧烈。
刚开始，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们，如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等，希望扮演一个与联邦共和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角色，即便在他们尝试给自己的小团体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时。但随着资金渠道愈加安全可靠，以及全世界的德国犹太人联结得更为紧密，新一届领导人，如伊格纳兹·布比斯（Ignatz Bubis），在与德国政治家的交往中显得更为自信。而到1978年，维尔纳·纳切曼（Werner Nachmann）已经更加得寸进尺，开始捍卫汉斯·菲尔宾格（Hans Filbinger），而布比斯现在已经定期对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言论进行公开批判。
鉴于过去几年来，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领袖已经越来越敢于表达意见，他们偶尔会在判断时出现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2009年7月，一位名叫奥特玛·霍尔（Ottmar Horl）的艺术家决定把两件代表德国精髓的东西结合起来：对纳粹的困扰和……花园小矮人。于是，他雕刻了一个金色的花园小矮人，举起右手行纳粹礼。这件作品在纽伦堡一家私人艺术馆出售，售价仅50欧元。作品原想达到一种搞笑，以及略带模糊性的颠覆感。“把德国‘优等民族’展现为一尊花园小矮人，”霍尔解释说，“只是达到一种讽刺效果。”
但是亚诺·汉堡（Arno Hamburger）—纽伦堡一个犹太小团体领导人却不觉得好笑。“玩笑到此为止。这件东西会犯众怒，”他对媒体说，并称这个守护神雕像作者“完全没有艺术品位”。
整件事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虽然行纳粹礼的花园小矮人不一定能算得上重要的艺术作品，但也不至于说会触犯极右分子利益而引发冲突。或许施密特教授和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当初的观点是对的，德国犹太人代应该让诸如此类的论辩形式正常存在，而不用执拗地用上这个政治家最希望又最空洞的措辞，说这件或许无品位而且根本也不重要的艺术作品有多么地“犯众怒”。
即便如此，假如你因此下结论，说德国犹太人经常或过于频繁地爆发歇斯底里症，认为自身因特殊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攻击，那你就错了。实际上，在德国的主流犹太人代表通常还是扮演着更为温和的角色。
例如，2008年夏天，埃森市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法鲁克·森（Faruk Sen）就提醒大家注意越来越深的仇外情绪和针对土耳其人的歧视。为了更生动地阐述他的观点，他把土耳其人称为“欧洲新一代犹太人”。时任政府大臣和中心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的艾敏·拉舍特（Armin Laschet）认为法鲁克的观点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有意轻视，出于震怒将其解职。
但是，当时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斯蒂芬·克雷默（Stefan Kramer）却没有批判法鲁克，反而为他辩护。克雷默同意拉舍特说，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确实失之偏颇。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事实上，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土耳其穆斯林每天都受到歧视和排挤……与其枪毙信使，我们更应该慎重对待我们国家的土耳其裔穆斯林和其他弱势群体，充分考虑他们的担忧和恐惧。”这话在我听来，并不是某个群体为了维持特殊受害者地位从而垄断潜在福利所使出的政治手腕。
面对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所扮演的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德国人现在经常埋怨犹太人已经像是某种道德警察。但实际上，德国犹太人并不如传言中所说的那么为所欲为，部分可能因为德国媒体在报道相关评论时拥有选择权。
早些年，媒体对给德国人开脱罪名最感兴趣，任何犹太人如果对战后德国表示赞赏，就会迅速被媒体渲染为所有犹太人的发言人。如今，媒体意识到犹太人的愤怒也可以成为好故事的素材，十万犹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发现某件事或报纸和电视台某个报道冒犯了他们，就足以让媒体报道个没完—他们根本不管实际情况或许—大部分德国犹太人都心知肚明—根本算不上什么过激言行。 因此，所有这些有关犹太人自以为是的论调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德国人自己着了魔似的指望犹太人或外国人来扮演监察角色。每当德国发生一起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犯罪，政治领导人都碎碎念一般提出“这会对国际舆论起到负面导向作用”，对此给予的重视不亚于对受害人遭遇的关注。类似的，某个重要公众人物发表了反犹评论，最后大家不是关注于他的蛮横言辞，反而又给犹太人贴了一个抓住评论不放的标签。
比如，几年前，F1方程式赛道负责人伯尼·埃克尔斯通（Bernie Ecclestone）在某次采访中发表了一个怪异而不经心意的观点，他说不认为希特勒策划了大屠杀，并对各种类型的独裁表现出欣赏。欧洲媒体头条却简单摘取了他的这句漫不经心的评论。伦敦《泰晤士报》标题为：《F1主帅伯尼·埃克尔斯通：希特勒？干得漂亮！》（HITLER？ HE GOT THINGS DONE， SAYS FORMULA ONE CHIEF BERNIE ECCLESTONE）。《西班牙国家报》标题为《埃克尔斯通对希特勒赞赏有加》（ECCLESTONE HOLDS A EULOGY ON HITLER）。最后，英国一家主流报纸博文上一语双关：FORMULA DUMB（双关寓意：方程式闭嘴！或愚蠢的方程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媒体的标题。德国最大新闻网明镜在线（Spielgel Online）的标题为：《犹太世界大会要求罢免埃克尔斯通》（JEWISH WORLD CONGRESS CALLS FOR ECCLESTONE TO RESIGN）。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Bild）则高呼：《犹太人中央委员会联合抵制F1方程式》（CENTRAL COUNCIL OF JEWS ASKS FOR BOYCOTT OF FORMULA ONE），实际上对他们的立场夸大其词。著名新闻杂志《星》（Stern）的标题更彻底：《犹太人要求F1方程式组织方抵制埃克尔斯通（JEWS ASK FORMULA ONE TEAMS TO BOYCOTT ECCLESTONE）。这下你大致明白情况了吧。
在德国，人们在消费犹太人的故事。大屠杀也是。媒体杂志喜欢报道纳粹的故事，配之以希特勒及其政权其他领导成员的图片横扫首页。德国电视台也经常播出有关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纪录片。书店也在显要位置陈列有关二战的图书。
根据马丁·瓦尔泽和其他“终点线”说法的支持者所言，德国陷在自己的历史中无法自拔，这只是局外人对德国的看法。但是，假如希特勒占据封面的杂志一路畅销，其原因绝不在于占德国人口总数0.2%的犹太人。那么，到底是谁在购买这些绘有希特勒那令人惊恐邪恶的面目的杂志？是谁在看有关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大量纪录片呢？
答案很明显。但凡有一个德国犹太人在看纳粹纪录片，单从数量上来说，至少有两个右翼极端分子在看同样的节目，当然，目的完全不同。相对于每个怀着沉重历史负罪感、以真诚的历史研究态度阅读《明镜周刊》（Der Spiegel）封面故事的德国人，大概有五个人只是在享受着单纯的邪恶快感，正如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帮历史频道（the History Channel）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一样。每当有一个亲犹学者出于对国家历史的羞耻而写一篇关于第三帝国的严肃评论，就会有十个只看重评级的媒体行政官用一篇随意编造的、夺人眼球的纳粹文章来吸引广告投入。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马丁·瓦尔泽是正确的。有关大屠杀的记忆或许真的已经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尤其是大多数内容旨在吸引人们本性中最卑劣、最爱好窥阴的一面。他也曾说过，目前在德国—或许在其他很多国家也一样—某种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实在是过于经久不衰了。但是瓦尔泽和他的追随者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深刻而危险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仿佛在暗讽这一问题是由局外人造成的，是他们给德国人硬塞了一种集体负罪感。
同理，德国人对现代犹太人的纠缠不休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与施密特教授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地讲给他听，更不用说利用我身份这个特殊武器来诱使他表态了。我当时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身在德国以西4000多英里的地方，想用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的小组讨论显得更有趣一些。但是，从施密特教授角度看来，我所说的听起来就有一种攻击性。受够了这种他所认为的针对德国人的永久性指责，他就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辩护—而这种防御性的辩护，正如大多情况下一样，只会进一步加深对立和争执。
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或许德国真的已经开始往前看，不再纠结于过去，不再敏感地觉得自己不正常。那就太好了。
但是现在，国家的正常化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人们正泰然自若地，以一种潜在的消极进攻方式，向任何心有疑虑的人证明这一点。
因此，“够了，适可而止”这种全新情绪，在目前阶段，只是在犹太人和异邦人的沟通中又增添了一层尴尬。倡导“终点线”的人们或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行为的结果，至少目前看来，是令人失望的。
“终点线”运动的失败还产生了一个违反直觉的后果，那就是弱化德国在战后取得的成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人付出巨大努力而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反省、赎罪和自由主义化，被认为是外界强加给德国的。在瓦尔泽的带领下，大多数德国人现在都认为，这种大屠杀的永恒记忆过于把德国人推到风口浪尖。他们抱怨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民主巩固和内心折磨，我们能否期待终有一天，奥斯维辛会在不被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走进历史课本，成为公众对过去的一种纪念？
如果能这样看这些问题，那么瓦尔泽希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画一条分割线的做法，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他现在已经比较成功地让德国年轻人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然而，有关德国战后历史的现实主义观点，不一定会得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
那些坚信自己使德国面貌焕然一新的68年学生运动参与者，与呼吁历史“终点线”的年轻人有很多共同点。两种人都苛求历史身份纯洁化，因而都寻找着某个难以触及的得到救赎的时刻。因此，他们似乎都忽视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本身就有值得骄傲的理由，即便它多少刻上了第三帝国的印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沾上了污点。 第三帝国之所以长期成为德国人自我意识的核心，其原因或许不仅仅是那些毒气室。另一个原因在于，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德国人往往态度令人钦佩，但是滞后的且无可避免显得不完美的与历史讲和的意图。如果德国人不再纠结于第三帝国，他们就无法理解德国战后的大部分历史：连1968年的风波、德国逐渐自由主义化，以及国家在大屠杀报道中体会的精神宣泄等都难以理解—而这些，尽管有着缺陷和局限性，却成为联邦共和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是，“终点线”的支持者却逃避着灰暗笼罩的历史。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呈现毫无瑕疵的华丽清白。于是，他们决定实行自我大赦，忘却过去的错失，重拾对国家的自豪感，同时，他们也忘记了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歪曲的人性之材无法孕育任何正直之果。”
历史显然没有从德国这一弯曲之材中孕育成果。但是，我们也无需绝望。如果现在这一代德国人，不是随意武断地画一根终点线，而是学着诚实地看待德国历史的阴暗面，或许，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六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德国对犹太人的过度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怨恨—把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幼年的时候，我就经常觉得自己仿佛被展览着。如果我遇见的人们不认识其他犹太人，他们是否会认为所有犹太人都和我一样？而这不就意味着，我必须表现得特别好，以免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像我一样带着同样的缺点。
当然，这些恐惧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即便今天，我还是能强烈感觉到，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解读为代表整个群体的发言。每次说话前，我都要问问自己，我将要说的是否会被理解为我自己的或好或坏的意见，我自己的或深刻或错误的观点，关于我自身利益或利他的政治诉求—还是说，代表了一种犹太人的观点，犹太人的意见，甚至关乎犹太人的整体利益？
和很多德国犹太人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因为担心自己会代表其中任何一种角色而不知所措。我不能对犹太人做出任何批评，担心反犹分子会以一种赞许的态度引用我的话。但我也不能批评德国人，担心会遭到指责，说我利用奥斯维辛作为“道德武器”。最后，情况往往是，沉默是最简单的选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奥多·巴甫洛维奇解释自己为何恨邻居，理由相当惊人：“他从未对我做什么，没错，但是有一次我非常无耻下流地捉弄了他，就在那个时刻，我突然因此开始恨他。”
这件事中，巴甫洛维奇是一个更有趣的文学人物，但是，基于我的个人经历，我却对他的邻居更感兴趣。
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迫住在从前折磨自己的人隔壁，还受他欺负，仅仅因为自己让他想起了不光彩的过去，他该怎么做才能减轻自己这种压力呢？他的出现会让巴甫洛维奇感觉不舒服，但是，假设他识趣地离开了，巴甫洛维奇也不会太高兴。要是把巴甫洛维奇龌龊的作弄行为讲出来，事情可能更糟糕。但是，如果在对话中刻意避开、绝口不提，不是也显然很局促吗？
有时候我觉得德国犹太人面临着类似的窘境。
我们的一个选择就是尽最大力量帮助异邦人—保证旧事不提，既往不咎。比如，奥利弗·波拉克（Oliver Polak）在《我是犹太人，所以我可以这么做》（Ich darf das， ich bin Jude）一书中，以讽刺的口味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童年故事。波拉克在书中提到了一位被尤尔根·莫勒曼（Jurgen Mollemann）攻击的富有争议的犹太团体前领导人，曾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后因政治污点而自杀的莫勒曼说德国尚存的反犹主义都要归罪于他。波拉克在书开头就和读者说好：“我不提大屠杀，你们也不要提米歇尔·弗莱德曼（Michel Friedman）。”
这句话很有意思。但以此应对德国犹太人，是灾难性的。问题不在于波拉克玩笑般地把大屠杀和一位“傲慢”犹太人给德国带来的痛苦画等号;也不在于波拉克所提出的关系—一种基于故意“视而不见”和预见性的自我克制的关系—很可能无法让人满意。相反，问题最主要在于，有预见性的自我克制战略不会发挥作用。
以色列精神分析学家兹维·雷克斯（Zvi Rex）曾提出，因为大屠杀的存在，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虽然我总是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了，但我还是觉得它击中了一个要害：正因为我们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醒德国人他们国家的污点，因此，我们情非得已地—甚至无法避免地—会质疑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化国家的新自身形象。和巴甫洛维奇的邻居一样，我们的存在本身，就会被认为是很扫兴的。对于米歇尔·弗莱德曼、亨里克·布罗德（Henryk Broder）和马克西姆·比勒（Maxim Biller）等人来说，这种反抗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犹太人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谨慎而有些可悲的角色。比勒在回忆录中说：
1980年代初，德国只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已经不在世了的、逃去巴勒斯坦或美国、只在百科全书中出现的犹太人。另一种则依然留在德国，相对隐形的商人、医生等人及其子女，每年11月9日（水晶之夜纪念日），他们都会在电视上简短露面。他们会组成小型的地下社团，站在一个大烛台前面，或头顶上方摆设一个刻着希伯来文字的石板。雨色苍茫、阴风凄凄，然后他们四下散去，等到下一个11月9日，才会再次出现在30秒钟的新闻中。
和弗莱德曼和布罗德一样，比勒也不想再继续扮演这种顺从的角色。和他们一样，他也下定决心，不再退缩，或犹豫着不敢说一些邻居讨厌听到的话。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小众、但相对高调的德国犹太人群体，开始了一项事业，专好指责国家犯的过失：他们乐于充当扫兴者，他们现在对大大小小的国家丑闻发表“犹太人”的观点。
以充当众矢之的为生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很容易被低估：毕竟，没有谁喜欢被自己国家里的很多人讨厌。但是，尽管这个选择需要勇气，在我看来，最终依然是失败的。比勒不想成为犹太人地下小团体中的一员，只在11月9日在荧屏上一闪而过，他从未甘心只当一名受害者。但他的新角色也不再坚持己见：最后，弗莱德曼、布罗德、比勒和朋友们扮演了所有问题上“犹太人观点”的代言人。我很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隐形的犹太人，要么扮演傲慢的犹太人，两相比较，他们选择后者—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主要身份还是，简而言之，犹太人。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两个现成选项都不怎么好。我当然不想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但我也不愿意选择波拉克的方式，把很多真实问题埋藏在心里，保持沉默。
经过了发生一系列事情后，或许这是最后也是最有决定性的一个，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注定要做一个德国的局外人吧。
在劳法伊姆的时候，我曾经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表明我的犹太人身份，遇到忽视或敌意时，应该迎难而上。这种想法让我在德国孩子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我当时一直抱着一种期望，某一天，我的身边会出现更加“开明”的朋友，能将我当作纯正的德国人看待。
青少年时期，我住在慕尼黑，在那里我发现亲犹分子也同样不好应付。我从不要求自己得到特殊待遇;即便如此，每当我以犹太人的身份出现，仅这一点就会让我获得不同待遇。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普通的德国人。但是虽然相当失望，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在德国继续生活下去：毕竟，这些让我感觉像外人的理由是偶然的、不幸发生的、有悲亦有喜的。
只是现在，遇到了丹尼尔和斯特芬妮这些人之后，我开始思考，犹太人的身份不仅让我觉得自己是外人，或许也成为我离开德国的理由。
精神紧张的亲犹主义，甚至傲慢无礼的反犹主义，都是我不得不忍受的。但是，假如我的存在让人们以为，我是希望他们充满负罪感的—或者他们进而以此为理由，反抗这种罪恶感，转而对我进行抨击—那么，我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陷于这样的境地。
我不想过分夸大“终点线”对我一生的影响。我之所以决定到英国，后来又到美国学习，有很多因素。我很热切地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东西。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被一些非常棒的大学录取。简单来说，即便我不是犹太人，我也可能离开德国。不管怎样，在我离开德国之时，脑海中一直在思考，如果一直作为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今，我还是不敢想象回到德国的情境，或许，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本文选自《祖国的陌生人：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Stranger in My Own Country： A Jewish Family in Modern Germany）第8章《往井中投毒》。
（本文选自：OV海外文摘 2015年09期）
一个国家终于变成了正常的民族，这个说法很引人关注。在犹太人看来，这意味着反犹太主义所造成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藩篱终于打破;在德国人眼中，这意味着终于可以把犹太人视为普通人，而不是可能激发他们历史负罪感的尴尬群体。如果我们可以营造出一种正常的、不复杂的关系，犹太人和异邦人都会喜闻乐见。
然而，很不幸，真正的事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太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德国人确实可以卸下包袱了;他们内心深处已经重新准备好让国旗飘扬起来，这点是不容置喙的。但是在大多数“正常”的国家，媒体不会竞相强调他们国家有多正常。没错，如果媒体认为有必要宣告、剖析、拥护和捍卫这种不言自明的正常性，那么这个国家看待自己的态度不见得有多正常，所以，这再一次表明，纯粹的美好愿望不足以把犹太人和异邦人从长期以来侵扰他们的神经质一般的关系当中解救出来。
我们所有人，犹太人抑或非犹太人，都准备好站到一条写着“马库斯快走开！”（NO MORE MARKUS！）的横幅后面。但是这看似颇具吸引力的要求忽视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谁来代替他的位置？从马库斯充斥着历史罪恶感的泥足深陷，转换为斯蒂芬妮（Stephanie）针对政治正确的沉重制约而进行的无情而自我满足式的抨击，这是否真的是一种进步？
对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不管他们每天多么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依然会发现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在他们眼中，德国依然是一个蕴藏着深刻矛盾的家园。近期有关“终点线”的骚动，并没有带来一个正常化的新时代，而只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事实还远远没有达到正常化。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几年前，我在远离“家园”的一所常春藤盟校参加了一场讨论会。当时讨论组里有几位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家，还有一些受邀参加的研究生。每周讨论组里都会有人就自己关注的话题发表非正式演说。第一次去时，某位专家在谈论“黑人民族主义”，他说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总是觉得由于历史原因而被隔离在主流文化之外。我猜测，在以白人为主的讨论组里，这个话题对某些教授来说比较敏感;但是，尽管讨论时大家慷慨激昂，整个氛围还是令人愉快的。
当晚，等到熟悉这一话题的人们陆续发表完观点，我很谨慎地打开了话匣子。我承认自己对美国黑人，尤其是相对贫困地区的黑人的处境知之甚少，但是，我小心翼翼地说道，作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或许我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美国黑人有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生活在白人主导的、对政治正确很敏感的社会当中。我们小组的主持人似乎对我的开场白很感兴趣，于是开始问一些有关我过去经历的问题。于是，我向他讲述了自己与德国军方的短暂接触，以及与马库斯的关系如何破裂。随后，我复述了有关2008年2月我在哈佛大学经历的一场对话，时值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选举竞赛进入巅峰对决。
我读博士期间的同学凯西是希拉里的忠实拥护者。“奥巴马还没有准备好，”她一次午餐时对我们说，“他在参议院不过几年时间。或许他是一个很棒的演说者，但是他能像希拉里那样领导实际发生的政策事件吗？当然不能。”
就在这时候，迈克走了过来。当凯西注意到迈克（一位黑人）时，立刻换了副腔调。很显然，她还是坚信希拉里是更好的候选人。不过，她的语调明显不一样了。一分钟前，她还像任何政治党徒一样，朝着对手大施拳脚。但是现在，她竭尽全力给奥巴马溢美之词—显然因为她担心迈克会认为她是出于种族偏见而不喜欢这位候选人的。
“你必须理解，”凯西说，突然听上去有些紧张，“坦白讲，我确实认为巴拉克很有个人魅力。他那么、那么聪明、特别。没错，他就是这样。2016年选举的时候我一定会投他一票。但是现在，你看……”
我对讨论组里的听众说，一些美国白人内心的自由主义的罪恶感，或许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内心的历史负罪感有类似之处。虽然犹太人和黑人的生存状态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信仰自由主义的白人和美国黑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堪比“亲犹派”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即便在讲述我的观点时，我眼角余光瞥到了施密特教授。他是这所著名学府哲学系的资深教授，样子看上去很不安。施密特教授是德国人;和其他大多数德国人不一样，施密特教授一生中必定与犹太人打过很多交道—毕竟，他已经在美国大学教了十多年哲学。但是现在话题已经转到了德国犹太人上，施密特教授显然一脸的不自在。他满头大汗，脸色因为生气而憋得发红。
终于，当我快讲完的时候，施密特教授忍不住了，“真正的问题不在德国人身上。真正的问题是，德国犹太人实在太敏感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已经不记得施密特教授一席话的全部内容—假如他探讨的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而不是德国犹太人的事，我估计简直可以上福布斯新闻播出了。但是，他最后几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
犹太人总是不肯让论辩自由发生，而是总要声明些什么。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犹太人的权利。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总是进一步破坏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关系。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总是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正是他们在不断“往井水里投毒”。 不断往井水里投毒？
几百年来，正是这个邪恶的短语煽动了反犹太人大屠杀。直到19世纪，医学上还无法解释的黑死病蔓延欧洲，感染了将近三分之一欧洲人口，当时喊出来的战争口号是：“一定是犹太人往井水里投毒！”于是，当病毒造成死亡悲剧的同时，还爆发了另一场暴力冲突引发的大量死亡。施密特教授必然知道这个短语背后的历史，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提起这个令人惊悚的图景呢？难道身为常春藤盟校终身教授的他，内心深处是个反犹分子？
我并不认为施密特教授是反犹分子。相反，我认为他内心深处极度担心自己的话听起来不合时宜，因为他的观点正是与政治正确背道而驰。他一定反复思考，看在上帝的份上，众多犹太人同事中的这一位，千万别误以为自己是反犹分子……所以当施密特教授因为对犹太人在与德国人对话中扮演的角色深感气愤而面露不悦时，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我猜测，正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言论听上去是对政治正确的抨击。
这也有助于理解他最后引用的那个令人震惊的短语。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说，当人们担心触及禁忌时，往往会非常小心地压制任何可能引起抗议的措辞。而当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得以放松，比如小型演讲或独白的末尾，当他们已经在庆祝自己总算没有出什么纰漏时，他们竭力压制的短语突然就从嘴里冒了出来。
施密特的弗洛伊德式失言并不一定表明他内心的反犹太主义。相反，它却证明，即便是受到最好教育和最国际化的德国人，在谈论有关犹太人的话题时，也面临很大压力。这只能再一次表明，犹太人和异邦人之间对话的正常化不会因为一句消极进攻性的主张“够了，适可而止吧”就得以实现。
施密特教授的措辞没有赢得赞赏，但也没有理由忽视他的初衷。或许他—和支持他最后那段言论的人们—切实表达的一个观点在于，之所以此类话题变得如此尴尬，德国犹太人有着一定责任。是否可以说，这种对政治正确的带有攻击性的强烈抵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至少在有限的层面上，或许事实确实如此。随着亲犹主义的普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壮起胆子，越来越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有关反法斯宾德（Fassbinder）剧作的抗议活动就是这种崭新的自信姿态的明证。但是，假如普通犹太人都不像战后时期陷入气氛紧张的沉寂之中，那么德国犹太人领袖的角色转变就显得更为剧烈。
刚开始，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们，如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等，希望扮演一个与联邦共和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角色，即便在他们尝试给自己的小团体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时。但随着资金渠道愈加安全可靠，以及全世界的德国犹太人联结得更为紧密，新一届领导人，如伊格纳兹·布比斯（Ignatz Bubis），在与德国政治家的交往中显得更为自信。而到1978年，维尔纳·纳切曼（Werner Nachmann）已经更加得寸进尺，开始捍卫汉斯·菲尔宾格（Hans Filbinger），而布比斯现在已经定期对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言论进行公开批判。
鉴于过去几年来，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领袖已经越来越敢于表达意见，他们偶尔会在判断时出现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2009年7月，一位名叫奥特玛·霍尔（Ottmar Horl）的艺术家决定把两件代表德国精髓的东西结合起来：对纳粹的困扰和……花园小矮人。于是，他雕刻了一个金色的花园小矮人，举起右手行纳粹礼。这件作品在纽伦堡一家私人艺术馆出售，售价仅50欧元。作品原想达到一种搞笑，以及略带模糊性的颠覆感。“把德国‘优等民族’展现为一尊花园小矮人，”霍尔解释说，“只是达到一种讽刺效果。”
但是亚诺·汉堡（Arno Hamburger）—纽伦堡一个犹太小团体领导人却不觉得好笑。“玩笑到此为止。这件东西会犯众怒，”他对媒体说，并称这个守护神雕像作者“完全没有艺术品位”。
整件事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虽然行纳粹礼的花园小矮人不一定能算得上重要的艺术作品，但也不至于说会触犯极右分子利益而引发冲突。或许施密特教授和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当初的观点是对的，德国犹太人代应该让诸如此类的论辩形式正常存在，而不用执拗地用上这个政治家最希望又最空洞的措辞，说这件或许无品位而且根本也不重要的艺术作品有多么地“犯众怒”。
即便如此，假如你因此下结论，说德国犹太人经常或过于频繁地爆发歇斯底里症，认为自身因特殊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攻击，那你就错了。实际上，在德国的主流犹太人代表通常还是扮演着更为温和的角色。
例如，2008年夏天，埃森市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法鲁克·森（Faruk Sen）就提醒大家注意越来越深的仇外情绪和针对土耳其人的歧视。为了更生动地阐述他的观点，他把土耳其人称为“欧洲新一代犹太人”。时任政府大臣和中心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的艾敏·拉舍特（Armin Laschet）认为法鲁克的观点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有意轻视，出于震怒将其解职。
但是，当时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斯蒂芬·克雷默（Stefan Kramer）却没有批判法鲁克，反而为他辩护。克雷默同意拉舍特说，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确实失之偏颇。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事实上，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土耳其穆斯林每天都受到歧视和排挤……与其枪毙信使，我们更应该慎重对待我们国家的土耳其裔穆斯林和其他弱势群体，充分考虑他们的担忧和恐惧。”这话在我听来，并不是某个群体为了维持特殊受害者地位从而垄断潜在福利所使出的政治手腕。
面对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所扮演的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德国人现在经常埋怨犹太人已经像是某种道德警察。但实际上，德国犹太人并不如传言中所说的那么为所欲为，部分可能因为德国媒体在报道相关评论时拥有选择权。
早些年，媒体对给德国人开脱罪名最感兴趣，任何犹太人如果对战后德国表示赞赏，就会迅速被媒体渲染为所有犹太人的发言人。如今，媒体意识到犹太人的愤怒也可以成为好故事的素材，十万犹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发现某件事或报纸和电视台某个报道冒犯了他们，就足以让媒体报道个没完—他们根本不管实际情况或许—大部分德国犹太人都心知肚明—根本算不上什么过激言行。 因此，所有这些有关犹太人自以为是的论调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德国人自己着了魔似的指望犹太人或外国人来扮演监察角色。每当德国发生一起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犯罪，政治领导人都碎碎念一般提出“这会对国际舆论起到负面导向作用”，对此给予的重视不亚于对受害人遭遇的关注。类似的，某个重要公众人物发表了反犹评论，最后大家不是关注于他的蛮横言辞，反而又给犹太人贴了一个抓住评论不放的标签。
比如，几年前，F1方程式赛道负责人伯尼·埃克尔斯通（Bernie Ecclestone）在某次采访中发表了一个怪异而不经心意的观点，他说不认为希特勒策划了大屠杀，并对各种类型的独裁表现出欣赏。欧洲媒体头条却简单摘取了他的这句漫不经心的评论。伦敦《泰晤士报》标题为：《F1主帅伯尼·埃克尔斯通：希特勒？干得漂亮！》（HITLER？ HE GOT THINGS DONE， SAYS FORMULA ONE CHIEF BERNIE ECCLESTONE）。《西班牙国家报》标题为《埃克尔斯通对希特勒赞赏有加》（ECCLESTONE HOLDS A EULOGY ON HITLER）。最后，英国一家主流报纸博文上一语双关：FORMULA DUMB（双关寓意：方程式闭嘴！或愚蠢的方程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媒体的标题。德国最大新闻网明镜在线（Spielgel Online）的标题为：《犹太世界大会要求罢免埃克尔斯通》（JEWISH WORLD CONGRESS CALLS FOR ECCLESTONE TO RESIGN）。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Bild）则高呼：《犹太人中央委员会联合抵制F1方程式》（CENTRAL COUNCIL OF JEWS ASKS FOR BOYCOTT OF FORMULA ONE），实际上对他们的立场夸大其词。著名新闻杂志《星》（Stern）的标题更彻底：《犹太人要求F1方程式组织方抵制埃克尔斯通（JEWS ASK FORMULA ONE TEAMS TO BOYCOTT ECCLESTONE）。这下你大致明白情况了吧。
在德国，人们在消费犹太人的故事。大屠杀也是。媒体杂志喜欢报道纳粹的故事，配之以希特勒及其政权其他领导成员的图片横扫首页。德国电视台也经常播出有关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纪录片。书店也在显要位置陈列有关二战的图书。
根据马丁·瓦尔泽和其他“终点线”说法的支持者所言，德国陷在自己的历史中无法自拔，这只是局外人对德国的看法。但是，假如希特勒占据封面的杂志一路畅销，其原因绝不在于占德国人口总数0.2%的犹太人。那么，到底是谁在购买这些绘有希特勒那令人惊恐邪恶的面目的杂志？是谁在看有关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大量纪录片呢？
答案很明显。但凡有一个德国犹太人在看纳粹纪录片，单从数量上来说，至少有两个右翼极端分子在看同样的节目，当然，目的完全不同。相对于每个怀着沉重历史负罪感、以真诚的历史研究态度阅读《明镜周刊》（Der Spiegel）封面故事的德国人，大概有五个人只是在享受着单纯的邪恶快感，正如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帮历史频道（the History Channel）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一样。每当有一个亲犹学者出于对国家历史的羞耻而写一篇关于第三帝国的严肃评论，就会有十个只看重评级的媒体行政官用一篇随意编造的、夺人眼球的纳粹文章来吸引广告投入。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马丁·瓦尔泽是正确的。有关大屠杀的记忆或许真的已经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尤其是大多数内容旨在吸引人们本性中最卑劣、最爱好窥阴的一面。他也曾说过，目前在德国—或许在其他很多国家也一样—某种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实在是过于经久不衰了。但是瓦尔泽和他的追随者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深刻而危险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仿佛在暗讽这一问题是由局外人造成的，是他们给德国人硬塞了一种集体负罪感。
同理，德国人对现代犹太人的纠缠不休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与施密特教授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地讲给他听，更不用说利用我身份这个特殊武器来诱使他表态了。我当时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身在德国以西4000多英里的地方，想用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的小组讨论显得更有趣一些。但是，从施密特教授角度看来，我所说的听起来就有一种攻击性。受够了这种他所认为的针对德国人的永久性指责，他就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辩护—而这种防御性的辩护，正如大多情况下一样，只会进一步加深对立和争执。
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或许德国真的已经开始往前看，不再纠结于过去，不再敏感地觉得自己不正常。那就太好了。
但是现在，国家的正常化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人们正泰然自若地，以一种潜在的消极进攻方式，向任何心有疑虑的人证明这一点。
因此，“够了，适可而止”这种全新情绪，在目前阶段，只是在犹太人和异邦人的沟通中又增添了一层尴尬。倡导“终点线”的人们或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行为的结果，至少目前看来，是令人失望的。
“终点线”运动的失败还产生了一个违反直觉的后果，那就是弱化德国在战后取得的成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人付出巨大努力而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反省、赎罪和自由主义化，被认为是外界强加给德国的。在瓦尔泽的带领下，大多数德国人现在都认为，这种大屠杀的永恒记忆过于把德国人推到风口浪尖。他们抱怨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民主巩固和内心折磨，我们能否期待终有一天，奥斯维辛会在不被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走进历史课本，成为公众对过去的一种纪念？
如果能这样看这些问题，那么瓦尔泽希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画一条分割线的做法，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他现在已经比较成功地让德国年轻人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然而，有关德国战后历史的现实主义观点，不一定会得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
那些坚信自己使德国面貌焕然一新的68年学生运动参与者，与呼吁历史“终点线”的年轻人有很多共同点。两种人都苛求历史身份纯洁化，因而都寻找着某个难以触及的得到救赎的时刻。因此，他们似乎都忽视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本身就有值得骄傲的理由，即便它多少刻上了第三帝国的印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沾上了污点。 第三帝国之所以长期成为德国人自我意识的核心，其原因或许不仅仅是那些毒气室。另一个原因在于，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德国人往往态度令人钦佩，但是滞后的且无可避免显得不完美的与历史讲和的意图。如果德国人不再纠结于第三帝国，他们就无法理解德国战后的大部分历史：连1968年的风波、德国逐渐自由主义化，以及国家在大屠杀报道中体会的精神宣泄等都难以理解—而这些，尽管有着缺陷和局限性，却成为联邦共和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是，“终点线”的支持者却逃避着灰暗笼罩的历史。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呈现毫无瑕疵的华丽清白。于是，他们决定实行自我大赦，忘却过去的错失，重拾对国家的自豪感，同时，他们也忘记了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歪曲的人性之材无法孕育任何正直之果。”
历史显然没有从德国这一弯曲之材中孕育成果。但是，我们也无需绝望。如果现在这一代德国人，不是随意武断地画一根终点线，而是学着诚实地看待德国历史的阴暗面，或许，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六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德国对犹太人的过度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怨恨—把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幼年的时候，我就经常觉得自己仿佛被展览着。如果我遇见的人们不认识其他犹太人，他们是否会认为所有犹太人都和我一样？而这不就意味着，我必须表现得特别好，以免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像我一样带着同样的缺点。
当然，这些恐惧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即便今天，我还是能强烈感觉到，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解读为代表整个群体的发言。每次说话前，我都要问问自己，我将要说的是否会被理解为我自己的或好或坏的意见，我自己的或深刻或错误的观点，关于我自身利益或利他的政治诉求—还是说，代表了一种犹太人的观点，犹太人的意见，甚至关乎犹太人的整体利益？
和很多德国犹太人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因为担心自己会代表其中任何一种角色而不知所措。我不能对犹太人做出任何批评，担心反犹分子会以一种赞许的态度引用我的话。但我也不能批评德国人，担心会遭到指责，说我利用奥斯维辛作为“道德武器”。最后，情况往往是，沉默是最简单的选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奥多·巴甫洛维奇解释自己为何恨邻居，理由相当惊人：“他从未对我做什么，没错，但是有一次我非常无耻下流地捉弄了他，就在那个时刻，我突然因此开始恨他。”
这件事中，巴甫洛维奇是一个更有趣的文学人物，但是，基于我的个人经历，我却对他的邻居更感兴趣。
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迫住在从前折磨自己的人隔壁，还受他欺负，仅仅因为自己让他想起了不光彩的过去，他该怎么做才能减轻自己这种压力呢？他的出现会让巴甫洛维奇感觉不舒服，但是，假设他识趣地离开了，巴甫洛维奇也不会太高兴。要是把巴甫洛维奇龌龊的作弄行为讲出来，事情可能更糟糕。但是，如果在对话中刻意避开、绝口不提，不是也显然很局促吗？
有时候我觉得德国犹太人面临着类似的窘境。
我们的一个选择就是尽最大力量帮助异邦人—保证旧事不提，既往不咎。比如，奥利弗·波拉克（Oliver Polak）在《我是犹太人，所以我可以这么做》（Ich darf das， ich bin Jude）一书中，以讽刺的口味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童年故事。波拉克在书中提到了一位被尤尔根·莫勒曼（Jurgen Mollemann）攻击的富有争议的犹太团体前领导人，曾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后因政治污点而自杀的莫勒曼说德国尚存的反犹主义都要归罪于他。波拉克在书开头就和读者说好：“我不提大屠杀，你们也不要提米歇尔·弗莱德曼（Michel Friedman）。”
这句话很有意思。但以此应对德国犹太人，是灾难性的。问题不在于波拉克玩笑般地把大屠杀和一位“傲慢”犹太人给德国带来的痛苦画等号;也不在于波拉克所提出的关系—一种基于故意“视而不见”和预见性的自我克制的关系—很可能无法让人满意。相反，问题最主要在于，有预见性的自我克制战略不会发挥作用。
以色列精神分析学家兹维·雷克斯（Zvi Rex）曾提出，因为大屠杀的存在，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虽然我总是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过了，但我还是觉得它击中了一个要害：正因为我们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醒德国人他们国家的污点，因此，我们情非得已地—甚至无法避免地—会质疑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化国家的新自身形象。和巴甫洛维奇的邻居一样，我们的存在本身，就会被认为是很扫兴的。对于米歇尔·弗莱德曼、亨里克·布罗德（Henryk Broder）和马克西姆·比勒（Maxim Biller）等人来说，这种反抗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犹太人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谨慎而有些可悲的角色。比勒在回忆录中说：
1980年代初，德国只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已经不在世了的、逃去巴勒斯坦或美国、只在百科全书中出现的犹太人。另一种则依然留在德国，相对隐形的商人、医生等人及其子女，每年11月9日（水晶之夜纪念日），他们都会在电视上简短露面。他们会组成小型的地下社团，站在一个大烛台前面，或头顶上方摆设一个刻着希伯来文字的石板。雨色苍茫、阴风凄凄，然后他们四下散去，等到下一个11月9日，才会再次出现在30秒钟的新闻中。
和弗莱德曼和布罗德一样，比勒也不想再继续扮演这种顺从的角色。和他们一样，他也下定决心，不再退缩，或犹豫着不敢说一些邻居讨厌听到的话。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小众、但相对高调的德国犹太人群体，开始了一项事业，专好指责国家犯的过失：他们乐于充当扫兴者，他们现在对大大小小的国家丑闻发表“犹太人”的观点。
以充当众矢之的为生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很容易被低估：毕竟，没有谁喜欢被自己国家里的很多人讨厌。但是，尽管这个选择需要勇气，在我看来，最终依然是失败的。比勒不想成为犹太人地下小团体中的一员，只在11月9日在荧屏上一闪而过，他从未甘心只当一名受害者。但他的新角色也不再坚持己见：最后，弗莱德曼、布罗德、比勒和朋友们扮演了所有问题上“犹太人观点”的代言人。我很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隐形的犹太人，要么扮演傲慢的犹太人，两相比较，他们选择后者—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主要身份还是，简而言之，犹太人。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两个现成选项都不怎么好。我当然不想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但我也不愿意选择波拉克的方式，把很多真实问题埋藏在心里，保持沉默。
经过了发生一系列事情后，或许这是最后也是最有决定性的一个，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注定要做一个德国的局外人吧。
在劳法伊姆的时候，我曾经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表明我的犹太人身份，遇到忽视或敌意时，应该迎难而上。这种想法让我在德国孩子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我当时一直抱着一种期望，某一天，我的身边会出现更加“开明”的朋友，能将我当作纯正的德国人看待。
青少年时期，我住在慕尼黑，在那里我发现亲犹分子也同样不好应付。我从不要求自己得到特殊待遇;即便如此，每当我以犹太人的身份出现，仅这一点就会让我获得不同待遇。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普通的德国人。但是虽然相当失望，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在德国继续生活下去：毕竟，这些让我感觉像外人的理由是偶然的、不幸发生的、有悲亦有喜的。
只是现在，遇到了丹尼尔和斯特芬妮这些人之后，我开始思考，犹太人的身份不仅让我觉得自己是外人，或许也成为我离开德国的理由。
精神紧张的亲犹主义，甚至傲慢无礼的反犹主义，都是我不得不忍受的。但是，假如我的存在让人们以为，我是希望他们充满负罪感的—或者他们进而以此为理由，反抗这种罪恶感，转而对我进行抨击—那么，我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陷于这样的境地。
我不想过分夸大“终点线”对我一生的影响。我之所以决定到英国，后来又到美国学习，有很多因素。我很热切地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东西。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被一些非常棒的大学录取。简单来说，即便我不是犹太人，我也可能离开德国。不管怎样，在我离开德国之时，脑海中一直在思考，如果一直作为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今，我还是不敢想象回到德国的情境，或许，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本文选自《祖国的陌生人：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Stranger in My Own Country： A Jewish Family in Modern Germany）第8章《往井中投毒》。
（本文选自：OV海外文摘 2015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