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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这不但是因为此次全会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和蓝图规划，更是因为此次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和强调了习近平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的“核心地位”。那么，您认为应如何理解和把握此次全会的这一重大提法？
肖枫：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这里首次使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强调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所强调过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不是简单的提法上的改变。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国际上经历多年的爬坡过坎，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同时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突出，不可预测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在这一关键时刻，十八届六中全会做出这一郑重抉择，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和伟大工程的要求，是党心、军心和民心之所向，不仅将造福中国，而且将影响世界。
对于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意义，媒体有各种解释，但我认为栗战书同志的讲法比较全，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这是全会取得的最重大成果和历史性贡献，是我们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必将载入党和国家光辉史册；其二，这是全党的共同意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其三，这是在领导和推进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进程中形成的，是全党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和实践的选择。我认为，这些说法和解释，是体现中央精神的，具有权威性，值得认真学习领会。
记者：十八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那么，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二者是什么关系？
肖枫：这非常清楚地表明，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完全统一、高度一致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这二者是完全一致辩证统一的。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必须做到以下几方面：一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确保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三要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根本，着力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党员干部，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毫不放松强化党性锻炼，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记者：明确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强调“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建党学说来看，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肖枫：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这是无产阶級政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政治优势，是任何别的政党所不能比的。
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的事业和斗争，历来是需要“权威”和“集中”的，是需要有领导核心的。1873年，恩格斯专门发表过著名的《论权威》一文，批评了各种反权威主义的谬论，并指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还举了“大海航行不能无舵手”的常识。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这个社会时代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之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一种“标新立异”的提法——“领袖专政”，斥之为“‘左的’孩子气”，强调杰出领袖对党的意志统一起着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晚年以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关注并致力于党的领导核心建设，在总结我们党领导核心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分量很重的思想观点和重要论断，并将这些作为他的政治交代。他特别深刻地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还明确提出“没有权威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记者：除此之外，从人类历史和国际经验看，特别是从大国大党更需要“权威”和“集中”来看，十八届六中全会做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否更具普遍意义？
肖枫：是的，人类历史和国际经验有许多正反经验教训可供借鉴。首先是国际正反经验教训证明，大国大党更需要“权威”和“集中”，否则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后，普京说：“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现在俄罗斯许多人怀念过去，包括对斯大林的怀念，而普京的铁腕强势受欢迎，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最近俄罗斯《消息报》说，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斯大林被评为俄罗斯史上最伟大人物（38%），名列第二的是普京和普希金（34%）。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我们这样一个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必须有一个党心所向的核心；我们这样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有一个雄韬伟略的统帅。现在国内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一些党员和干部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非常需要中央的权威，需要集中统一的强有力领导。 世界历史和现实进一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有粘合力的、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国家就不可能有好的发展。英国发展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在他的《发展社会学》中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都必须建立一个有粘合力的、有权威的政府。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的软弱常常导致经济危机。”新加坡不搞西方民主，实行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可控民主”，取得了成功。而许多仿效西方民主的国家，缺乏“有粘合力的、有权威的政府”，政府表现软弱，大多属于“失败国家”，没有什么发展。近年来，在中东地中海地区，“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西方民主正在变成“内战民主”“血腥民主”“恐怖民主”，到处都是断墙残壁、流离失所的难民，谈何发展？
在发达国家中，意大利共有169个政党，没有一个政党能单独组阁，各政党只能组成联合政府，而且经常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垮台。自1948年宪法颁布至今，意大利在过去近70年里，换了63届政府，绝大多数政府的寿命不过几个月，唯一干满任期的一届政府是从2001年到2006年的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本来是法西斯强国之一，它在二战后地位一落千丈，与这种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是不可分割的。这难道就是多党民主的“好处”？
记者：毋庸讳言，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这一抉择实际强调了“权威”和“集中”，而西方强调的是“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是“独裁”“不民主”。那么，您对这类论调有何分析和评论呢？
肖枫：西方的“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实际上已问题成堆，没什么牛皮好吹的了。近年来的事实表明，西方民主制度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缺陷，有些学者称之为“基因缺陷”。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三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这三个假设可以概括为：“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而这三个有问题的基本假设造成了三种后果：一是民主选举的“民粹化”，二是政党恶斗的“常态化”，三是民主政治的“游戏化”。西方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实际上首先是由其政治制度的危机引起的。何以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在西方多党竞选中，各党为讨好喜欢高福利的选民，相互比赛谁更会“开空头支票”，结果造成连年寅吃卯粮，陷入永无尽头的债务危机。于是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由老百姓埋单。最典型的例子在希腊，由于高福利，国家濒临破产。政府试图缩减开支，民众立即上街抗议，用选票让当权者下台。如此恶性循环，几近无解。此外，在西方政党盛行“短期化思想”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去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着想，根本不可能像我们党这样提出“三步走”大战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种种理论、方案、计划和措施等。所以，西方政治制度并不是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好。
被西方攻击成“独裁、不民主”的共产党执政，其实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是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坚持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政治优势之所在，是任何别的政党所不能比的。邓小平说，“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社会主义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而资本主义国家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看看意大利的情况吧。它拥有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国会：参议院议员315人，众议院议员630人。由于所有法案都需经过参众两院同时通过，且两院通常由不同党派主导，意大利平均需要一年以上才能通过一项法规。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完全不同，人们常说的“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社会主义这种特有的优势的体现。很显然，要發挥社会主义的这些优势，就必须有中央权威，有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记者：但也有人说，社会主义强调“权威和集中”，固然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然而历史实践也表明，一旦出现错误和问题，会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对此，您怎么看？
肖枫：我非常赞赏这些人这么尖锐地提出问题。“共产党执政”总体说来是优越的，是其他政党所无法比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完善和发展，弄得不好，“优势”是可能带来“弊端”的。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对此，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有认识的，并决心要从“制度”上加以解决。1956年毛泽东亲笔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并强调，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说：“可惜后来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以致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并导致‘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发生。” 1980年邓小平在论述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曾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还强调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苏联，犯起错误来有时还不如资本主义的英、法、美国家。我国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近些年中国腐败问题也令人堪忧。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在反腐败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果断，铁腕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得党心民心。在军队改革上，习近平总书记大刀阔斧，成就巨大，赢得党心民心。 最近，党中央决定“立法规范重大决策程序”，防止“第一把手搞一言堂”。所谓“第一把手”，虽然没有“核心”的提法，但实为核心人物。各单位的 “第一把手”是很有权威、说了算数的人。如果不加以规范监督，不建立相应制度，就会出大问题。党中央重视这个问题，在制度上从立法入手，这是吸取毛泽东的历史教训，既要确定领导人的“核心地位”，又要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优势要发挥，弊端和问题也要避免，两方面都注意到了。
总之，我们一要注意理直气壮地发挥这一优势，二要毫不松懈地避免它可能产生的弊端。要加强权力监督，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从制度上解决过去“文革”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的。
记者：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也有人担心甚至攻击全会强调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会出现苏联斯大林那种“个人迷信”和中国“文革”的教训。那么，究竟该怎么认识这种观点？
肖枫：首先要弄清楚“崇拜”“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些概念的不同含义。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注：关于“个人崇拜”的翻译问题，我最近向中央编译局从事俄语翻译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咨询请教，他给我的答复是：“俄文中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КУЛЬТ一词来源于古代的宗教祭礼，可以译为‘迷信’，也可译为‘崇拜’。但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明显带有贬义，因此译为‘个人迷信’更恰当些。”），随后“个人崇拜”这个词就广泛地出现在报刊上，并几乎成了习惯性的提法。3月，我们党讨论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就采用“个人崇拜”提法。但是4月3日，刘少奇在讨论文章时提出，一不要将斯大林问题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二是对“个人崇拜”的译法提出异议。他说：从贬义角度讲，还是提反对“个人迷信”较好，但报纸既已习惯这么提了，这次不改也可以。所以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没有改，但同年底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已没有再用“个人崇拜”这个概念了。1963年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九评”中的第三评）时，全部改用“个人迷信”的提法。因此，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崇拜”和“迷信”这两个提法是混用不分的，后来才逐渐明确一律用“个人迷信”这一比较贴切的译法。
“文革”中，美国记者斯诺访华，毛泽东与他多次交谈，而且谈得很深。毛泽东说，他 “反对个人崇拜”，“四个伟大”的提法很讨厌。但同时，他也说了他对“崇拜”很宽泛的理解，说“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的”。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可是我们过去长期忽略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人需要崇拜，也需要崇拜人……总要有人受崇拜，也总要有人崇拜别人……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这表明他对“崇拜”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很宽泛的。他问斯诺：“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记者：这就是说，“崇拜”有类似于威信、威望、权威，甚至有受人拥护和尊敬、很有人缘之类的意思。这与现代青年人流行的“粉丝”“偶像”和“追星族”现象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与社会生活中人们敬重德高望重的长者也很相近。
肖枫：从这一逻辑出发，国家政治生活中，需要有“崇高威望和权威的政治领袖”，而且需要人们拥护他、崇敬他、歌颂他，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事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就是对明星、球星可以当成“偶像”，理直气壮地“崇拜”“歌颂”，可以有无数“粉丝”“追星族”，但是对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却不仅不能“崇拜”“歌颂”，甚至还被攻击污蔑，对领袖人物的“崇拜”“歌颂”“佩服”或“抬举”是要遭受“白眼”的，甚至会挨骂的，所以即使有人是实事求是地做，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特别是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是正确的、应当的，但决不能将集中、权威和决断当成“独裁”而一概加以否定。应划清“崇拜”“崇敬”与“个人迷信”的界线，决不能将对党和领袖的“拥护”“热爱”和“歌颂”，当成“个人迷信”而加以否定和反對。当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务必保持不忘初心、造福人民，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责任编辑：刘 捷
肖枫：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这里首次使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强调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所强调过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不是简单的提法上的改变。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国际上经历多年的爬坡过坎，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同时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突出，不可预测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在这一关键时刻，十八届六中全会做出这一郑重抉择，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和伟大工程的要求，是党心、军心和民心之所向，不仅将造福中国，而且将影响世界。
对于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意义，媒体有各种解释，但我认为栗战书同志的讲法比较全，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这是全会取得的最重大成果和历史性贡献，是我们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必将载入党和国家光辉史册；其二，这是全党的共同意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其三，这是在领导和推进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进程中形成的，是全党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和实践的选择。我认为，这些说法和解释，是体现中央精神的，具有权威性，值得认真学习领会。
记者：十八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那么，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二者是什么关系？
肖枫：这非常清楚地表明，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完全统一、高度一致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这二者是完全一致辩证统一的。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必须做到以下几方面：一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确保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三要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根本，着力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党员干部，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毫不放松强化党性锻炼，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记者：明确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强调“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建党学说来看，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肖枫：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这是无产阶級政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政治优势，是任何别的政党所不能比的。
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的事业和斗争，历来是需要“权威”和“集中”的，是需要有领导核心的。1873年，恩格斯专门发表过著名的《论权威》一文，批评了各种反权威主义的谬论，并指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还举了“大海航行不能无舵手”的常识。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这个社会时代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之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一种“标新立异”的提法——“领袖专政”，斥之为“‘左的’孩子气”，强调杰出领袖对党的意志统一起着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晚年以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关注并致力于党的领导核心建设，在总结我们党领导核心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分量很重的思想观点和重要论断，并将这些作为他的政治交代。他特别深刻地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还明确提出“没有权威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记者：除此之外，从人类历史和国际经验看，特别是从大国大党更需要“权威”和“集中”来看，十八届六中全会做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否更具普遍意义？
肖枫：是的，人类历史和国际经验有许多正反经验教训可供借鉴。首先是国际正反经验教训证明，大国大党更需要“权威”和“集中”，否则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后，普京说：“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现在俄罗斯许多人怀念过去，包括对斯大林的怀念，而普京的铁腕强势受欢迎，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最近俄罗斯《消息报》说，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斯大林被评为俄罗斯史上最伟大人物（38%），名列第二的是普京和普希金（34%）。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我们这样一个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必须有一个党心所向的核心；我们这样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有一个雄韬伟略的统帅。现在国内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一些党员和干部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非常需要中央的权威，需要集中统一的强有力领导。 世界历史和现实进一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有粘合力的、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国家就不可能有好的发展。英国发展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在他的《发展社会学》中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都必须建立一个有粘合力的、有权威的政府。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的软弱常常导致经济危机。”新加坡不搞西方民主，实行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可控民主”，取得了成功。而许多仿效西方民主的国家，缺乏“有粘合力的、有权威的政府”，政府表现软弱，大多属于“失败国家”，没有什么发展。近年来，在中东地中海地区，“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西方民主正在变成“内战民主”“血腥民主”“恐怖民主”，到处都是断墙残壁、流离失所的难民，谈何发展？
在发达国家中，意大利共有169个政党，没有一个政党能单独组阁，各政党只能组成联合政府，而且经常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垮台。自1948年宪法颁布至今，意大利在过去近70年里，换了63届政府，绝大多数政府的寿命不过几个月，唯一干满任期的一届政府是从2001年到2006年的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本来是法西斯强国之一，它在二战后地位一落千丈，与这种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是不可分割的。这难道就是多党民主的“好处”？
记者：毋庸讳言，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这一抉择实际强调了“权威”和“集中”，而西方强调的是“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是“独裁”“不民主”。那么，您对这类论调有何分析和评论呢？
肖枫：西方的“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实际上已问题成堆，没什么牛皮好吹的了。近年来的事实表明，西方民主制度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缺陷，有些学者称之为“基因缺陷”。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三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这三个假设可以概括为：“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而这三个有问题的基本假设造成了三种后果：一是民主选举的“民粹化”，二是政党恶斗的“常态化”，三是民主政治的“游戏化”。西方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实际上首先是由其政治制度的危机引起的。何以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在西方多党竞选中，各党为讨好喜欢高福利的选民，相互比赛谁更会“开空头支票”，结果造成连年寅吃卯粮，陷入永无尽头的债务危机。于是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由老百姓埋单。最典型的例子在希腊，由于高福利，国家濒临破产。政府试图缩减开支，民众立即上街抗议，用选票让当权者下台。如此恶性循环，几近无解。此外，在西方政党盛行“短期化思想”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去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着想，根本不可能像我们党这样提出“三步走”大战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种种理论、方案、计划和措施等。所以，西方政治制度并不是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好。
被西方攻击成“独裁、不民主”的共产党执政，其实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是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坚持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政治优势之所在，是任何别的政党所不能比的。邓小平说，“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社会主义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而资本主义国家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看看意大利的情况吧。它拥有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国会：参议院议员315人，众议院议员630人。由于所有法案都需经过参众两院同时通过，且两院通常由不同党派主导，意大利平均需要一年以上才能通过一项法规。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完全不同，人们常说的“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社会主义这种特有的优势的体现。很显然，要發挥社会主义的这些优势，就必须有中央权威，有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记者：但也有人说，社会主义强调“权威和集中”，固然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然而历史实践也表明，一旦出现错误和问题，会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对此，您怎么看？
肖枫：我非常赞赏这些人这么尖锐地提出问题。“共产党执政”总体说来是优越的，是其他政党所无法比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完善和发展，弄得不好，“优势”是可能带来“弊端”的。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对此，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有认识的，并决心要从“制度”上加以解决。1956年毛泽东亲笔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并强调，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说：“可惜后来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以致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并导致‘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发生。” 1980年邓小平在论述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曾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还强调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苏联，犯起错误来有时还不如资本主义的英、法、美国家。我国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近些年中国腐败问题也令人堪忧。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在反腐败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果断，铁腕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得党心民心。在军队改革上，习近平总书记大刀阔斧，成就巨大，赢得党心民心。 最近，党中央决定“立法规范重大决策程序”，防止“第一把手搞一言堂”。所谓“第一把手”，虽然没有“核心”的提法，但实为核心人物。各单位的 “第一把手”是很有权威、说了算数的人。如果不加以规范监督，不建立相应制度，就会出大问题。党中央重视这个问题，在制度上从立法入手，这是吸取毛泽东的历史教训，既要确定领导人的“核心地位”，又要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优势要发挥，弊端和问题也要避免，两方面都注意到了。
总之，我们一要注意理直气壮地发挥这一优势，二要毫不松懈地避免它可能产生的弊端。要加强权力监督，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从制度上解决过去“文革”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的。
记者：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也有人担心甚至攻击全会强调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会出现苏联斯大林那种“个人迷信”和中国“文革”的教训。那么，究竟该怎么认识这种观点？
肖枫：首先要弄清楚“崇拜”“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些概念的不同含义。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注：关于“个人崇拜”的翻译问题，我最近向中央编译局从事俄语翻译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咨询请教，他给我的答复是：“俄文中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КУЛЬТ一词来源于古代的宗教祭礼，可以译为‘迷信’，也可译为‘崇拜’。但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明显带有贬义，因此译为‘个人迷信’更恰当些。”），随后“个人崇拜”这个词就广泛地出现在报刊上，并几乎成了习惯性的提法。3月，我们党讨论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就采用“个人崇拜”提法。但是4月3日，刘少奇在讨论文章时提出，一不要将斯大林问题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二是对“个人崇拜”的译法提出异议。他说：从贬义角度讲，还是提反对“个人迷信”较好，但报纸既已习惯这么提了，这次不改也可以。所以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没有改，但同年底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已没有再用“个人崇拜”这个概念了。1963年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九评”中的第三评）时，全部改用“个人迷信”的提法。因此，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崇拜”和“迷信”这两个提法是混用不分的，后来才逐渐明确一律用“个人迷信”这一比较贴切的译法。
“文革”中，美国记者斯诺访华，毛泽东与他多次交谈，而且谈得很深。毛泽东说，他 “反对个人崇拜”，“四个伟大”的提法很讨厌。但同时，他也说了他对“崇拜”很宽泛的理解，说“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的”。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可是我们过去长期忽略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人需要崇拜，也需要崇拜人……总要有人受崇拜，也总要有人崇拜别人……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这表明他对“崇拜”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很宽泛的。他问斯诺：“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记者：这就是说，“崇拜”有类似于威信、威望、权威，甚至有受人拥护和尊敬、很有人缘之类的意思。这与现代青年人流行的“粉丝”“偶像”和“追星族”现象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与社会生活中人们敬重德高望重的长者也很相近。
肖枫：从这一逻辑出发，国家政治生活中，需要有“崇高威望和权威的政治领袖”，而且需要人们拥护他、崇敬他、歌颂他，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事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就是对明星、球星可以当成“偶像”，理直气壮地“崇拜”“歌颂”，可以有无数“粉丝”“追星族”，但是对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却不仅不能“崇拜”“歌颂”，甚至还被攻击污蔑，对领袖人物的“崇拜”“歌颂”“佩服”或“抬举”是要遭受“白眼”的，甚至会挨骂的，所以即使有人是实事求是地做，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特别是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是正确的、应当的，但决不能将集中、权威和决断当成“独裁”而一概加以否定。应划清“崇拜”“崇敬”与“个人迷信”的界线，决不能将对党和领袖的“拥护”“热爱”和“歌颂”，当成“个人迷信”而加以否定和反對。当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务必保持不忘初心、造福人民，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