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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编辑部;创新学习文化
自201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媒体融合已经迈过“七年之痒”的关键时期。七年中，各类型传统媒体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着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范式和路径，其中尤以技术范式最为普遍。基于技术升级改造的“中央厨房”“新闻岛”“媒体云”等改革，引领了新闻编辑部迭代升级的新趋势。伴随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先进技术依然会成为媒体融合的重要驱动。也正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强大形塑能力，使得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技术革新范式，而忽略了对新闻编辑部创新学习文化的洞察。从而使得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记者编辑群体缺乏对新闻业数字化内涵的理解，表层的技术和设备的投入上极易形成“姿态性融合”的怪圈。正如学者何瑛和胡翼青在对“中央厨房”的反思中指出，中央厨房式的“转型”使新闻生产流程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的“工业属性”得到了强化。但与此同时，新闻的“文化属性”被削弱。这种转型实际上是困境下的“现实选择”。[1]
一、媒体融合创新进程中的范式困境
从早期的“报网并存”“报网互动”“报网融合”到近些年的“两微一端”或“全媒体”，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技术范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取得与同时期的数字新媒体相抗衡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处于传统媒体大多数的“腰部媒体”在融合转型中惯例性引进的大屏幕、云上采编系统等只是一种“姿态性融合”。那种提出“媒体融合，决胜大屏”[2]的观念，只会让传统媒体的资源投入压力日趋加重。因此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寻求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希望保持与受众的相关性，那么他们还应该融入数字文化。这就意味着，传统媒体融合转型创新要走出技术范式的迷思，要从介质的数字化到文化的数字化。如果融合转型中的媒体只有技术要素，那么就很难建立一种数字新闻生态，一种包含社会、文化与价值的有机系统。
因此，媒体融合转型创新的范式应在技术的中观层面开始向编辑部微观层面的文化转向，即编辑部创新学习文化的建构与实践。究其原因，在媒体融合的浪潮中，技术范式优先的理念，遮蔽了创新文化学习的可能。尤其是在对从业者赋予全媒体复合人才的职业话语下，编辑部的文化创新与学习往往成为盲区。这种盲区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传统媒体在融合中出现了“错位”，即不仅把把关人的权力让渡给了数字平台的生存法则和算法机制，而且内卷化为数字平台的内容劳工。
二、媒体融合进程中创新学习文化范式的提出
随着技术要素的引入，新闻编辑部将在专业背景、性别、年龄、技术等层面出现更大的分化。在新闻生产的流程与编辑部岗位的权力分配中，技术成为重要变量。在这场重新结构化的编辑部改革创新行动中，如何让编辑、记者、技术设计、工程师等协同工作，更好地实现“做更好的报道，讲好中国故事”？这就需要在编辑部培育创新的活力与文化，并以良好的机制保障内部群体能够认同这种创新文化，从而驱动编辑记者主动学习和实践。对此，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媒体研究中心的奥内拉·波库（Ornella Porcu）教授在2017年提出了新闻编辑部的创新学习文化理论（Innovative Learning Culture简称ILC），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氛围，它激励人们一起工作和学习，将个人的成长与团队、组织的成长相联系，并鼓励组织为人们提供灵活性、实验性、创造性和探索激进可能性所需的自主权。在开放的领导、沟通与相互信任下，为了内部共同的目标协同发展，在开放沟通和相互信任下将阶段性的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相结合。[3]
奥内拉·波库认为文化对新闻编辑部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凝聚共识、团结协作、创新发展和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力量。这种力量与作为客观工作環境的技术要素不同，它能够深入到编辑部成员价值和意识层面。在更大的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媒体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彻底变革，需要媒体组织逃离他们长期依赖体制而形成的“舒适区”。这就意味着，仅仅投资大屏幕、开通云上系统并不能彻底地改变，也不足以保证新闻机构未来的良性发展。然而，学习与创新作为内部产生的新颖元素，可以被视为新闻编辑部变革的一部分，它具有更强的创造性、多样化的生产力和更强的包容性。创新学习文化对于新闻编辑部来说，能够赋予组织更强的弹性生存能力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种文化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组织文化，而不是技术。尤其是针对编辑部内部的内卷化、冷漠化问题，创新学习文化能够激发编辑记者“跳出框架”，以实验和学习的方式触发和培养新颖和创新的想法。作为一种组织氛围，创新学习文化赋予了整个新闻编辑部变革性的品质和创造性的潜力。
创新学习文化范式提出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以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编辑部个体的探索性创新是如何触发和培育的，可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在新闻编辑部各种场域力量的影响下，个体如何超越日常工作惯例探索自身的创造能力。崇尚“有机”运转的传统报纸编辑文化，在新媒介技术的驱动下转向为“原子化”的新型精英文化，激活优秀人才的鲇鱼效应。[4]因此，面对传统臃肿僵化的组织结构，创新学习文化范式更提倡以内部变革为导向，以更大的包容性激活和释放个体的创新能力。当然，传统媒体新闻编辑部融合转型的创新学习文化范式在新闻业融合实践中遭受到的障碍会比政治、经济与技术的范式更大。
三、媒体融合进程中创新学习文化范式的多维内涵
要理解创新学习文化的内涵，就需要了解与之相关的概念：学习文化、探索创新和文化冲突。
针对新闻编辑部，我们将学习文化具体理解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作为编辑部员工要重视在工作场所中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如应用于新闻采写制作、分发、互动的新媒体技术。其次，编辑部应建立一种机制用以激励员工寻找自我导向的学习机会，如编辑部的组会、头脑风暴、专业讲座，以及外部的参观、学习与体验。最后，编辑部制定长短期相结合的目标以及提供相应的资源，鼓励员工协同参与目标的完成，并在经验与知识的分享中产生共鸣。学习文化不仅可以验证知识获取并预测编辑部员工在工作场所应用知识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和主人翁意识。它使得媒介组织在完成自身升级迭代的同时，在外部的竞争环境中取得优势。此外，学习文化强调的是编辑部集体的、动态的具有规范性的集体学习文化，而不是个人学习文化。对于新闻编辑部来说，只有集体学习才能调动更多员工的积极性，确保更多员工的参与。 探索创新在创新学习文化中至关重要。它反映了创新者利用已有的条件探索新的可能性。其特点表现为检索、冒险、试验、发现、灵活性。在新闻编辑部，探索创新可以转化为发现和试验接触受众的新方法、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使用可能带来新商机的技术工具。和其他行业一样，在媒体组织中探索性创新也不是完全激进、冒险和毫无程序可言的。探索性创新并不意味着打破与颠覆，它是渐进式的，所涉及的创新领域也是较小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会从根本上挑战已有的市场逻辑和制度红线。当媒体融合转型成为中国媒体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议题时，培养和激活从业者探索创新，成为融合创新中的关键课题。
新闻编辑部的文化冲突是转型导致的。其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模式转变的冲突，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新闻编辑部被迫在经济上将20世纪以新闻产品供应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转变为21世纪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分发与营销模式。模式的转变，使得编辑部成员赖以生存和自豪的传统新闻业的操作系统逐渐失去了“魅力”。因此，伴随恐惧和焦虑的增加，新闻编辑部的冲突就开始涌现。第二种也是最大的文化冲突发生在媒体组织管理层和编辑部员工之间。众多的媒体融合实践表明，管理层和编辑部之间对转型发展的看法通常是不尽相同的。二者之间的冲突，既是媒体经营与新闻生产之间的“鸿沟”，也是媒体决策层与编辑部员工目标的差异而产生的隔阂。文化冲突的结果便是掣肘的融合转型的实际成效。尽管技术的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冲突的痕迹，提升融合的信心，但当媒体组织各层次就转型的理念、价值、操作规范、经营模式、創新机制与职业认同等方面不相容时，转型就被认为是消极的。编辑记者本身并不反对变革和创新，他们也能够接受新事物。但当缺乏学习氛围、缺乏创新机制和对创新者的激励与保护时，他们往往拒绝革新，即使他们渴望学习。
上述三个维度既是传统媒体新闻编辑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创新学习文化范式在推进融合走向深入要解决的问题。创新学习文化作为对技术革新范式的进一步补充，它专注新闻编辑部的学习和创新过程，并将二者倾注到编辑部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它在革新编辑部的种种桎梏过程中，从一个想法开始，到为这个想法提供发展的空间，它鼓励编辑部员工学习、试验、敢于试错和敢于坚持自我。
四、媒体融合进程中创新学习文化范式的实践路径
第一，建设组织创新文化。创新是组织对外部环境经验观察的回应，当遭遇到外部的挑战因素时，就会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层面的调整与改革，即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感知和应对外界的破坏。那么，这种回应考量的是组织的效能。有效的回应，则可以避免被外部变革的环境破坏或淘汰。一些大型媒体机构往往通过成立中央厨房、内部创业小组、孵化器或投资基金的方式，鼓励媒体人进行内部创新创业。
第二，培养创新与学习中的学徒制。我国新闻业的历史实践发展过程中，通过“学徒制”培养记者的传统由来已久。伴随着媒体融合转型发展，走在改革前沿的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于2016年率先探索推出了“指导老师制”。结对的师徒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工作室”，成为一个个有创意的单元，进一步激活了媒体深度融合和创新的活力。自“指导老师制”实施以来，浙报集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有个性的骨干人才，在微信公众号和新闻App上大放光彩。
浙报集团的师徒制实践，不仅是为了适应媒体深度融合的需要，更是培养一种团结、创新和自我超越的文化。在师徒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既有利于新闻理想的传承，也在编辑部种下了尊师重教的种子。和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提倡的“双师制”不同，新闻编辑部开展的学徒制根植于媒体的组织文化对接媒体发展的前沿需要，它注重的是员工在实践中协同成长以及师傅自身的示范效应。
对于传统新闻业融合转型来说，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机器人写新闻”也从神话变成了现实。数字化与数据化，正在成为未来新闻业的技术支撑，并深层次地形塑着受众赖以生存的媒介文化。如果未来不想被算法和机器人所替代，那就需要提前开始谋划。因此，从选题、内容生产、制作、发布流程与软件系统的应用，各个环节都需要更加密切的协作。基于此，主流的传统媒体编辑部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在已有板块资源下优选出新的团队孵化新的项目，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侠客岛、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底稿以及财新传媒的数据新闻团队等。这些团队或工作坊的建立，不仅让创新项目得以持续发展，而且提升了对项目的认同度。
五、结语
一切竞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来源于文化的竞争。在媒体融合创新的内容范式和技术范式主导下，更多的传统媒体要想走出发展的泥淖需要敢于“跳出框架”，主动向创业自媒体学习。这种学习的目的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探索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理解这种新就取决于新闻机构的创新、学习和具有活力的文化氛围。但是较之于内容与技术创新的可量化而言，文化作为价值和观念，是一种复杂而无形的问题，不易衡量。尤其作为文化创新，其远期目标又往往难以得到管理层的认同。因此，我们也会发现融合转型中传统媒体新闻编辑部的学习和创新较为缺乏。不仅缺乏对创新概念的认识和创新的动力，更缺乏触发和培育学习与创新文化的环境。在新闻业发展的历程中，从来没有遭遇到今日的巨大变革。如果传统媒体还沉溺在过去的职业荣誉、社会地位、资源垄断和权威性的“舒适区”而不自省的话，那面临冲击的不仅是自身的专业主义，还包括行业的尊严。如果将技术的迭代作为迎接这种环境改变的重要手段而忽略范式的革新，最终难以在激荡的变革中形成自己的媒体文化和生态系统。
[本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培育项目“新时代乡村文化价值耦合及传播网络构建研究”（项目编号：3151191210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白红义，张恬，李拓.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议题、理论与方法[J].新闻与写作，2021（1）.
[2]文之强.媒体融合，决胜大屏[J].传媒，2017（5）.
[3]Porcu，O.2017.“Exploring Innovative Learning Culture in the Newsroom.”Journalism，doi：10.1177/1464884917724596.
[4]常江.导演新闻：浸入式新闻与全球主流编辑理念转型[J].编辑之友，2018（3）.
（作者单位：刘运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曹乾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编校：郑 艳
自201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媒体融合已经迈过“七年之痒”的关键时期。七年中，各类型传统媒体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着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范式和路径，其中尤以技术范式最为普遍。基于技术升级改造的“中央厨房”“新闻岛”“媒体云”等改革，引领了新闻编辑部迭代升级的新趋势。伴随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先进技术依然会成为媒体融合的重要驱动。也正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强大形塑能力，使得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技术革新范式，而忽略了对新闻编辑部创新学习文化的洞察。从而使得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记者编辑群体缺乏对新闻业数字化内涵的理解，表层的技术和设备的投入上极易形成“姿态性融合”的怪圈。正如学者何瑛和胡翼青在对“中央厨房”的反思中指出，中央厨房式的“转型”使新闻生产流程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的“工业属性”得到了强化。但与此同时，新闻的“文化属性”被削弱。这种转型实际上是困境下的“现实选择”。[1]
一、媒体融合创新进程中的范式困境
从早期的“报网并存”“报网互动”“报网融合”到近些年的“两微一端”或“全媒体”，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技术范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取得与同时期的数字新媒体相抗衡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处于传统媒体大多数的“腰部媒体”在融合转型中惯例性引进的大屏幕、云上采编系统等只是一种“姿态性融合”。那种提出“媒体融合，决胜大屏”[2]的观念，只会让传统媒体的资源投入压力日趋加重。因此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寻求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希望保持与受众的相关性，那么他们还应该融入数字文化。这就意味着，传统媒体融合转型创新要走出技术范式的迷思，要从介质的数字化到文化的数字化。如果融合转型中的媒体只有技术要素，那么就很难建立一种数字新闻生态，一种包含社会、文化与价值的有机系统。
因此，媒体融合转型创新的范式应在技术的中观层面开始向编辑部微观层面的文化转向，即编辑部创新学习文化的建构与实践。究其原因，在媒体融合的浪潮中，技术范式优先的理念，遮蔽了创新文化学习的可能。尤其是在对从业者赋予全媒体复合人才的职业话语下，编辑部的文化创新与学习往往成为盲区。这种盲区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传统媒体在融合中出现了“错位”，即不仅把把关人的权力让渡给了数字平台的生存法则和算法机制，而且内卷化为数字平台的内容劳工。
二、媒体融合进程中创新学习文化范式的提出
随着技术要素的引入，新闻编辑部将在专业背景、性别、年龄、技术等层面出现更大的分化。在新闻生产的流程与编辑部岗位的权力分配中，技术成为重要变量。在这场重新结构化的编辑部改革创新行动中，如何让编辑、记者、技术设计、工程师等协同工作，更好地实现“做更好的报道，讲好中国故事”？这就需要在编辑部培育创新的活力与文化，并以良好的机制保障内部群体能够认同这种创新文化，从而驱动编辑记者主动学习和实践。对此，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媒体研究中心的奥内拉·波库（Ornella Porcu）教授在2017年提出了新闻编辑部的创新学习文化理论（Innovative Learning Culture简称ILC），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氛围，它激励人们一起工作和学习，将个人的成长与团队、组织的成长相联系，并鼓励组织为人们提供灵活性、实验性、创造性和探索激进可能性所需的自主权。在开放的领导、沟通与相互信任下，为了内部共同的目标协同发展，在开放沟通和相互信任下将阶段性的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相结合。[3]
奥内拉·波库认为文化对新闻编辑部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凝聚共识、团结协作、创新发展和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力量。这种力量与作为客观工作環境的技术要素不同，它能够深入到编辑部成员价值和意识层面。在更大的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媒体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彻底变革，需要媒体组织逃离他们长期依赖体制而形成的“舒适区”。这就意味着，仅仅投资大屏幕、开通云上系统并不能彻底地改变，也不足以保证新闻机构未来的良性发展。然而，学习与创新作为内部产生的新颖元素，可以被视为新闻编辑部变革的一部分，它具有更强的创造性、多样化的生产力和更强的包容性。创新学习文化对于新闻编辑部来说，能够赋予组织更强的弹性生存能力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种文化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组织文化，而不是技术。尤其是针对编辑部内部的内卷化、冷漠化问题，创新学习文化能够激发编辑记者“跳出框架”，以实验和学习的方式触发和培养新颖和创新的想法。作为一种组织氛围，创新学习文化赋予了整个新闻编辑部变革性的品质和创造性的潜力。
创新学习文化范式提出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以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编辑部个体的探索性创新是如何触发和培育的，可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在新闻编辑部各种场域力量的影响下，个体如何超越日常工作惯例探索自身的创造能力。崇尚“有机”运转的传统报纸编辑文化，在新媒介技术的驱动下转向为“原子化”的新型精英文化，激活优秀人才的鲇鱼效应。[4]因此，面对传统臃肿僵化的组织结构，创新学习文化范式更提倡以内部变革为导向，以更大的包容性激活和释放个体的创新能力。当然，传统媒体新闻编辑部融合转型的创新学习文化范式在新闻业融合实践中遭受到的障碍会比政治、经济与技术的范式更大。
三、媒体融合进程中创新学习文化范式的多维内涵
要理解创新学习文化的内涵，就需要了解与之相关的概念：学习文化、探索创新和文化冲突。
针对新闻编辑部，我们将学习文化具体理解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作为编辑部员工要重视在工作场所中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如应用于新闻采写制作、分发、互动的新媒体技术。其次，编辑部应建立一种机制用以激励员工寻找自我导向的学习机会，如编辑部的组会、头脑风暴、专业讲座，以及外部的参观、学习与体验。最后，编辑部制定长短期相结合的目标以及提供相应的资源，鼓励员工协同参与目标的完成，并在经验与知识的分享中产生共鸣。学习文化不仅可以验证知识获取并预测编辑部员工在工作场所应用知识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和主人翁意识。它使得媒介组织在完成自身升级迭代的同时，在外部的竞争环境中取得优势。此外，学习文化强调的是编辑部集体的、动态的具有规范性的集体学习文化，而不是个人学习文化。对于新闻编辑部来说，只有集体学习才能调动更多员工的积极性，确保更多员工的参与。 探索创新在创新学习文化中至关重要。它反映了创新者利用已有的条件探索新的可能性。其特点表现为检索、冒险、试验、发现、灵活性。在新闻编辑部，探索创新可以转化为发现和试验接触受众的新方法、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使用可能带来新商机的技术工具。和其他行业一样，在媒体组织中探索性创新也不是完全激进、冒险和毫无程序可言的。探索性创新并不意味着打破与颠覆，它是渐进式的，所涉及的创新领域也是较小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会从根本上挑战已有的市场逻辑和制度红线。当媒体融合转型成为中国媒体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议题时，培养和激活从业者探索创新，成为融合创新中的关键课题。
新闻编辑部的文化冲突是转型导致的。其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模式转变的冲突，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新闻编辑部被迫在经济上将20世纪以新闻产品供应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转变为21世纪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分发与营销模式。模式的转变，使得编辑部成员赖以生存和自豪的传统新闻业的操作系统逐渐失去了“魅力”。因此，伴随恐惧和焦虑的增加，新闻编辑部的冲突就开始涌现。第二种也是最大的文化冲突发生在媒体组织管理层和编辑部员工之间。众多的媒体融合实践表明，管理层和编辑部之间对转型发展的看法通常是不尽相同的。二者之间的冲突，既是媒体经营与新闻生产之间的“鸿沟”，也是媒体决策层与编辑部员工目标的差异而产生的隔阂。文化冲突的结果便是掣肘的融合转型的实际成效。尽管技术的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冲突的痕迹，提升融合的信心，但当媒体组织各层次就转型的理念、价值、操作规范、经营模式、創新机制与职业认同等方面不相容时，转型就被认为是消极的。编辑记者本身并不反对变革和创新，他们也能够接受新事物。但当缺乏学习氛围、缺乏创新机制和对创新者的激励与保护时，他们往往拒绝革新，即使他们渴望学习。
上述三个维度既是传统媒体新闻编辑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创新学习文化范式在推进融合走向深入要解决的问题。创新学习文化作为对技术革新范式的进一步补充，它专注新闻编辑部的学习和创新过程，并将二者倾注到编辑部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它在革新编辑部的种种桎梏过程中，从一个想法开始，到为这个想法提供发展的空间，它鼓励编辑部员工学习、试验、敢于试错和敢于坚持自我。
四、媒体融合进程中创新学习文化范式的实践路径
第一，建设组织创新文化。创新是组织对外部环境经验观察的回应，当遭遇到外部的挑战因素时，就会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层面的调整与改革，即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感知和应对外界的破坏。那么，这种回应考量的是组织的效能。有效的回应，则可以避免被外部变革的环境破坏或淘汰。一些大型媒体机构往往通过成立中央厨房、内部创业小组、孵化器或投资基金的方式，鼓励媒体人进行内部创新创业。
第二，培养创新与学习中的学徒制。我国新闻业的历史实践发展过程中，通过“学徒制”培养记者的传统由来已久。伴随着媒体融合转型发展，走在改革前沿的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于2016年率先探索推出了“指导老师制”。结对的师徒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工作室”，成为一个个有创意的单元，进一步激活了媒体深度融合和创新的活力。自“指导老师制”实施以来，浙报集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有个性的骨干人才，在微信公众号和新闻App上大放光彩。
浙报集团的师徒制实践，不仅是为了适应媒体深度融合的需要，更是培养一种团结、创新和自我超越的文化。在师徒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既有利于新闻理想的传承，也在编辑部种下了尊师重教的种子。和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提倡的“双师制”不同，新闻编辑部开展的学徒制根植于媒体的组织文化对接媒体发展的前沿需要，它注重的是员工在实践中协同成长以及师傅自身的示范效应。
对于传统新闻业融合转型来说，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机器人写新闻”也从神话变成了现实。数字化与数据化，正在成为未来新闻业的技术支撑，并深层次地形塑着受众赖以生存的媒介文化。如果未来不想被算法和机器人所替代，那就需要提前开始谋划。因此，从选题、内容生产、制作、发布流程与软件系统的应用，各个环节都需要更加密切的协作。基于此，主流的传统媒体编辑部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在已有板块资源下优选出新的团队孵化新的项目，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侠客岛、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底稿以及财新传媒的数据新闻团队等。这些团队或工作坊的建立，不仅让创新项目得以持续发展，而且提升了对项目的认同度。
五、结语
一切竞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来源于文化的竞争。在媒体融合创新的内容范式和技术范式主导下，更多的传统媒体要想走出发展的泥淖需要敢于“跳出框架”，主动向创业自媒体学习。这种学习的目的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探索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理解这种新就取决于新闻机构的创新、学习和具有活力的文化氛围。但是较之于内容与技术创新的可量化而言，文化作为价值和观念，是一种复杂而无形的问题，不易衡量。尤其作为文化创新，其远期目标又往往难以得到管理层的认同。因此，我们也会发现融合转型中传统媒体新闻编辑部的学习和创新较为缺乏。不仅缺乏对创新概念的认识和创新的动力，更缺乏触发和培育学习与创新文化的环境。在新闻业发展的历程中，从来没有遭遇到今日的巨大变革。如果传统媒体还沉溺在过去的职业荣誉、社会地位、资源垄断和权威性的“舒适区”而不自省的话，那面临冲击的不仅是自身的专业主义，还包括行业的尊严。如果将技术的迭代作为迎接这种环境改变的重要手段而忽略范式的革新，最终难以在激荡的变革中形成自己的媒体文化和生态系统。
[本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培育项目“新时代乡村文化价值耦合及传播网络构建研究”（项目编号：3151191210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白红义，张恬，李拓.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议题、理论与方法[J].新闻与写作，2021（1）.
[2]文之强.媒体融合，决胜大屏[J].传媒，2017（5）.
[3]Porcu，O.2017.“Exploring Innovative Learning Culture in the Newsroom.”Journalism，doi：10.1177/1464884917724596.
[4]常江.导演新闻：浸入式新闻与全球主流编辑理念转型[J].编辑之友，2018（3）.
（作者单位：刘运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曹乾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