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博览》:谢谢徐大使接受我刊的采访。当下欧洲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如此形势下欧洲人的一些做法——不提倡甚至排斥戴口罩,不少人拒绝呆在家里,等等,让国人有些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欧洲的疫情。您在欧洲常驻多年,如果从欧洲文化、理念等角度看过去,该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徐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反观欧洲,由于在疫情初期应对迟缓乏力,造成疫情快速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形势严峻。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与欧洲人的文化理念亦有关系。
文化上,欧洲人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追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著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用“自由”来形容国家的存亡,以表达他的爱国情怀,从中也可以看出自由在欧洲人心中的重要位置。长期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欧洲人普遍养成了以个人为中心、我行我素、不愿受约束的意识,特别是个人的权利不可侵犯。几年前,中国公司在承建波兰一个输变电线路项目时,线路需经过一个村庄。虽然波兰政府已经批准且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但因村民认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环境而坚决反对,最终线路不得不绕行。还有就是,欧洲人将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分得很清,休息、休假时不接听工作电话,不处理公务。
理念上,欧洲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普遍认为健康人没有必要、而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我在欧洲几个国家工作期间,因陪同使馆同事或自己身体不适有过出入当地医院的经历。我发现除个别情况外,很少见到医生护士戴口罩,患者戴口罩的也不多见。从中可看出欧洲人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此次疫情暴发后,当地人以异样眼光看待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嘲笑戴着口罩参加会议的议员,出现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习俗上,欧洲各国各民族性格不同,但总体看,普遍喜社交、爱热闹,愿意在户外活动。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人口只有200万,街头人流不多,但餐馆、酒吧里总是熙熙攘攘。我在波兰工作期间注意到,当地的机构和组织每年在不同的季节都会组织举办各种大型群众活动,如马拉松长跑、自行车赛以及旨在推广群众体育活动的奥林匹克野餐会等,大家踊跃参加。人群中常常可以见到父母推着婴儿车参加长跑、大人和孩子一起骑自行车参赛的场景。在夏季,周末露天音乐会、水幕电影吸引着大量民众,在海滨、河畔和公园的草地上很多家庭一边野餐一边享受大自然。即使在冬天,不少人仍然不顾严寒,围坐在餐馆外的火炉旁喝酒饮茶聊天。与亲朋好友出入餐馆、咖啡店更是欧洲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欧洲暴发疫情之初,各国政府对如何防控十分谨慎,担心所采取的措施会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引发民众不满,所以只是建议居民少外出、不聚集、戴口罩。然而许多人对政府的建议和劝阻不以为然,继续外出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人们继续出行,甚至还在酒店聚会。在法国巴黎,一些人仍去市中心健身或塞纳河畔散步。直到各国政府出台严格禁令并派警察和军队上街执法后,这种现象才大幅减少,但仍未杜绝。日前,法国一小镇居民为争取吉尼斯纪录,仍如期举行有3500人参加的“蓝精灵”聚集活动。由此可见,追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意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面对政府的“禁足令”,我的一些欧洲朋友跟我联系时表示了不满,也感觉很不适应。随着疫情的持续,戴口罩防病毒的理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57%的德国人支持将戴口罩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奥地利规定居民进入超市必须佩戴口罩,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规定所有人外出时必须戴口罩或用围巾挡住口鼻。在欧洲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戴口罩的行人。
面对疫情和政府政令,是顾全大局还是个人优先,是克制自己还是放纵自己,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表现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人体现出的是强烈的集体意识与大局意识,以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全局利益为上,只有牺牲“小我”的“不自由”,才能成就国家整体的“大自由”。而欧洲民众更关心的是个人的权益,这也是导致政府在决策中优柔寡断、延误时间的原因之一。
《世界博览》:您谈到了欧洲国家政府在抗击疫情时的“难处”,那么该如何评价欧洲国家以及欧盟的抗疫举措?有观点认为欧盟国家“大难临头自顾自”,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徐坚:欧洲各国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是根据其国情和治理国家的理念而制定的,有所不同,但随着对病毒、疫情认识的加深都在不断强化。疫情初期,欧盟及欧洲国家普遍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在英国,根据民意调查,50%的民众认为政府的行动迟缓。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危害性认识不足。在意大利,普遍认为这只是“一场大型感冒”,无需“紧张和过度警惕”;而负责危机处理的欧盟专员则估计病毒“可控制在中国境内”。二是西方曾指责中国“封城”是“限制自由” “违反人权”,事到临头却又担心这顶帽子扣到自己头上。三是担忧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因此,各国并未及时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居民的生活没有多少改变。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欧洲各国重视程度加强,所采取的措施才日趋严厉并不断加码,如宣布紧急状态、关闭边界、封锁城市、全民隔离、关停娱乐场所等。最初采取“群体免疫”政策防控抗疫的英国,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也不得不采取关闭中小学校,关闭餐厅、酒吧、健身房、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的措施,并宣布取消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赛等。最近,一些欧洲国家又纷纷宣布延长居家隔离期限。
从4月初的情况看,尽管欧洲的新增感染人数还在增加,但所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已有多国官员和专家对欧洲的防控形势表示谨慎的乐观。意大利卫生部长说,“意大利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开始见效。”西班牙卫生大臣说,西班牙的疫情曲线有到顶迹象,正趋于稳定。德国卫生部长表示,病毒在德国的传播出现初步放缓迹象。荷兰公共卫生研究所负责人称,荷兰采取的关闭公共娱乐场所、餐馆、学校的措施,使感染率下降了一半。
徐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反观欧洲,由于在疫情初期应对迟缓乏力,造成疫情快速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形势严峻。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与欧洲人的文化理念亦有关系。
文化上,欧洲人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追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著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用“自由”来形容国家的存亡,以表达他的爱国情怀,从中也可以看出自由在欧洲人心中的重要位置。长期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欧洲人普遍养成了以个人为中心、我行我素、不愿受约束的意识,特别是个人的权利不可侵犯。几年前,中国公司在承建波兰一个输变电线路项目时,线路需经过一个村庄。虽然波兰政府已经批准且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但因村民认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环境而坚决反对,最终线路不得不绕行。还有就是,欧洲人将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分得很清,休息、休假时不接听工作电话,不处理公务。
理念上,欧洲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普遍认为健康人没有必要、而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我在欧洲几个国家工作期间,因陪同使馆同事或自己身体不适有过出入当地医院的经历。我发现除个别情况外,很少见到医生护士戴口罩,患者戴口罩的也不多见。从中可看出欧洲人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此次疫情暴发后,当地人以异样眼光看待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嘲笑戴着口罩参加会议的议员,出现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习俗上,欧洲各国各民族性格不同,但总体看,普遍喜社交、爱热闹,愿意在户外活动。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人口只有200万,街头人流不多,但餐馆、酒吧里总是熙熙攘攘。我在波兰工作期间注意到,当地的机构和组织每年在不同的季节都会组织举办各种大型群众活动,如马拉松长跑、自行车赛以及旨在推广群众体育活动的奥林匹克野餐会等,大家踊跃参加。人群中常常可以见到父母推着婴儿车参加长跑、大人和孩子一起骑自行车参赛的场景。在夏季,周末露天音乐会、水幕电影吸引着大量民众,在海滨、河畔和公园的草地上很多家庭一边野餐一边享受大自然。即使在冬天,不少人仍然不顾严寒,围坐在餐馆外的火炉旁喝酒饮茶聊天。与亲朋好友出入餐馆、咖啡店更是欧洲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欧洲暴发疫情之初,各国政府对如何防控十分谨慎,担心所采取的措施会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引发民众不满,所以只是建议居民少外出、不聚集、戴口罩。然而许多人对政府的建议和劝阻不以为然,继续外出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人们继续出行,甚至还在酒店聚会。在法国巴黎,一些人仍去市中心健身或塞纳河畔散步。直到各国政府出台严格禁令并派警察和军队上街执法后,这种现象才大幅减少,但仍未杜绝。日前,法国一小镇居民为争取吉尼斯纪录,仍如期举行有3500人参加的“蓝精灵”聚集活动。由此可见,追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意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面对政府的“禁足令”,我的一些欧洲朋友跟我联系时表示了不满,也感觉很不适应。随着疫情的持续,戴口罩防病毒的理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57%的德国人支持将戴口罩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奥地利规定居民进入超市必须佩戴口罩,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规定所有人外出时必须戴口罩或用围巾挡住口鼻。在欧洲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戴口罩的行人。
面对疫情和政府政令,是顾全大局还是个人优先,是克制自己还是放纵自己,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表现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人体现出的是强烈的集体意识与大局意识,以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全局利益为上,只有牺牲“小我”的“不自由”,才能成就国家整体的“大自由”。而欧洲民众更关心的是个人的权益,这也是导致政府在决策中优柔寡断、延误时间的原因之一。
《世界博览》:您谈到了欧洲国家政府在抗击疫情时的“难处”,那么该如何评价欧洲国家以及欧盟的抗疫举措?有观点认为欧盟国家“大难临头自顾自”,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徐坚:欧洲各国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是根据其国情和治理国家的理念而制定的,有所不同,但随着对病毒、疫情认识的加深都在不断强化。疫情初期,欧盟及欧洲国家普遍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在英国,根据民意调查,50%的民众认为政府的行动迟缓。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危害性认识不足。在意大利,普遍认为这只是“一场大型感冒”,无需“紧张和过度警惕”;而负责危机处理的欧盟专员则估计病毒“可控制在中国境内”。二是西方曾指责中国“封城”是“限制自由” “违反人权”,事到临头却又担心这顶帽子扣到自己头上。三是担忧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因此,各国并未及时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居民的生活没有多少改变。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欧洲各国重视程度加强,所采取的措施才日趋严厉并不断加码,如宣布紧急状态、关闭边界、封锁城市、全民隔离、关停娱乐场所等。最初采取“群体免疫”政策防控抗疫的英国,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也不得不采取关闭中小学校,关闭餐厅、酒吧、健身房、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的措施,并宣布取消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赛等。最近,一些欧洲国家又纷纷宣布延长居家隔离期限。
从4月初的情况看,尽管欧洲的新增感染人数还在增加,但所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已有多国官员和专家对欧洲的防控形势表示谨慎的乐观。意大利卫生部长说,“意大利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开始见效。”西班牙卫生大臣说,西班牙的疫情曲线有到顶迹象,正趋于稳定。德国卫生部长表示,病毒在德国的传播出现初步放缓迹象。荷兰公共卫生研究所负责人称,荷兰采取的关闭公共娱乐场所、餐馆、学校的措施,使感染率下降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