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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结构逐步发生改变，经济作物种植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通过对福建T村种植转变过程的分析，发现在这一转变中村民的性别分工观念发生了改变，家庭性别分工从传统的男耕女织变为四种模式并存，这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重组，亦是农民应对多元经济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经济作物种植；性别分工；性别观念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118 — 02
[收稿日期]2014 — 10 — 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类学视野中的茶叶及其消费文化》（编号：1109007261403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晟（1976—），男，福建仙游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2012年12月，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问题突出，今后“谁来种地”将成为中国农业发展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认识它产生的过程和原因，已有的研究指出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种田收益低、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增多、城镇化速度加快等因素密切相关，〔1〕〔2〕〔3〕笔者在福建的调查显示：农作物种植的改变也对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家庭仍是目前农村最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因此从家庭内性别分工模式的改变来审视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过程是可行的。本文以在福建S镇T村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该村近六十年农作物种植变化对家庭男女分工观念及模式的影响，希望能对农业劳动力结构不足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提供有益的探讨。
一、调查区域的农业种植转变及其原因
T村位于福建南部，隶属漳州市南靖县S镇，现有9个村民小组366户共1302人，外出打工的人占总人口的1/3。T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但受“三寒”天气的影响，水稻产量并不高，相比之下，这种天气对经济作物影响不大。另一方面，T村的土质为闽南丘陵台地平原赤红壤，适合种植烤烟和茶树；村里山地的海拔在500-1000米之间，山土的主要成分是酸度较高的凝灰岩或者火山灰，适合种植茶树 。
在农业经济上，1949年前的T村以种植水稻为主，解放后主要种植单季稻，到了七十年代以间作稻为主。七十年代末期，响应政府号召，T村成立了自己的大队茶园，这些茶园在分田到户时作为集体所有的财产被转租给个人。不过由于茶树的种植和加工被在那时被村民视为“非常辛苦的活儿”，所以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T村种植茶树的家庭仅6、7户。
种植单一农作物的状况持续到1980年政府推行种植烤烟为止。烤烟曾为T村人带来好收入，但九十年代末，由于地方烤烟收购体系的不健全、烟价偏低以及外出打工的机会和人员逐渐增多，T村村民逐渐放弃该种植。到了本世纪初，T村所属的S镇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种植茶树，加上周边村落的种植茶树的高经济效益，刺激了T村村民的转向。到2006年，全村已有茶园1800亩，98%的家庭种植了茶树。
回顾T村农作物种植的历史，村民经历了从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向农作物与经济作物并种的转变。从访谈得到对这种转变的三种地方性解读：一是认为三者相比，单纯种水稻是最不赚钱的，种烤烟虽然挣钱比水稻多，但是太辛苦，且所需劳力多，种茶最省力省工，而且挣的钱不比烤烟少；二是政府鼓励种植烤烟和茶叶；三是看到有人种茶赚了大钱，自己就跟着种了。对于个人经济行为转变的动因，亨瑞奇（Joseph Henrich）提出两种模型：一是成本效益决定模型（cost-benefit decision making model），即个人根据投入和产出而作出的选择；二是偏文化传播模型（biased cultural transmission model），即个人模仿已取得成功或有威望的人的观念和行为（prestige-biased transmission）或采取大众都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conformist transmission）。〔4〕亨瑞奇的模型部分地解释T村农业种植的变化，但他的理论是静态的，缺乏对社会脉络的分析，所以也就无法看到不同时期政府政策的作用。
事实上，政策导向是农业发生转变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集体化时代，政府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被划分到各个小队的队员是这一任务的执行者；分田到户以后，虽然从理论上来讲，村民可以自由计划自己的农业活动，但当时T村则是作为全县种植烤烟“示范点”被重点推广的地区；到了2000年，T村所属的县和镇一级的政府都开始大力扶持种植茶树，包括组织学习班、开展茶王赛等等。T村的农业种植正是随着农业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并使得家庭中男女分工的模式也产生相应的变化。
二、男女分工的变化
加卡（Tamara Jacka）指出，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男耕女织是农村男女分工的主要形式。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土地改革的完成使集体劳动成为可能，女子和男子一样在露天劳作挣工分，可谓男女同耕；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男女分工在不同的地区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妇女不再从事农业，但同时又没有其它可替代的工作可做，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机械化使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二是认为女性的技术和体力都不如男性，从事农业劳动的能力较差；另一种趋势就是男工女耕，又被称为农业女性化，即男子外出打工，女子则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和照顾家庭。〔5〕
加卡所归纳的这几种男女分工模式，T村都曾出现，但并非像他所描述的那么有规律的呈线性发展状态，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男耕女织模式到男女同耕再向多种模式并存的转变过程：
1. 单线发展时期（1949-2000），特点是从1949年前的男耕女织状态转向男女同耕。1949年以前的T村，家庭中男女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从1949年到1980年，T村的生产以小队为单位，统一分配任务，主要是围绕着种水稻展开的。1980年以后T村村民开始种植烤烟，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烤烟种植劳动强度很大，家庭中的壮年男女是主要劳力，而到了采收和烘烤烟叶的时候，家中的男女老少都得参加。烟叶收割之后就开始种水稻。在烟稻轮种的年代，女性不仅跟男性一样要在田间劳作，还要负责家务活。 2. 多线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特点是从单一的男女同耕转向多种模式（男耕女织、男女同耕、男工女耕和男耕女工）并存的状态。2000年以来，T村不仅是山上，连平地也被种上了茶树。施肥、除草和浇灌等日常管理都是由家中的男性骑摩托车去做，女性则负责家务。到了采茶的时候，女性扮演的角色由于茶叶品种的不同而不同。T村主要种植毛蟹、本山和铁观音三种乌龙茶树，采摘的时候，前面两种用剪茶机或者大剪刀，由男女单独或者搭配操作完成；铁观音则是用手工采摘，通常由女性负责。制作乌龙茶分为晒青、摇青、炒青、揉捻、塑包、打散和烘干几个步骤。T村制作乌龙茶的“茶房”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丈夫是做茶的主力，晒青、摇青、炒青和烘干都被认为是技术活，揉捻、塑包和打散则被视为是体力活，而在村民看来，技术活和体力活是男性的强项，妻子不如丈夫，所以有的家庭会临时雇佣同村的男性来帮丈夫做茶，妻子负责炒青的烧火、做饭和带孩子。乌龙茶制作好之后还需要精制加工，即人工将毛茶的茶梗挑拣出来，这道工序往往由女性来完成。所以，在茶叶经济下，T村家庭中的男女分工出现了四种模式并存的情况：一是丈夫负责农活，妻子从农业活动中抽离出来，主要负责家务活，即“男主外，女主内”；二是男女都从事农业活动，但是男性是主力，女性从旁起辅助作用，即“男女同耕”；三是妻子留在家里务农，管理茶树，丈夫外出打工，即“男工女耕”；四是丈夫留在家里负责茶树管理和茶叶加工，妻子外出打工，即“男耕女工”。少数家里有“茶房”的，到了做茶繁忙季节会回家几天为丈夫洗衣服做饭。
三、多元化性别分工出现的原因
T村家庭中的男女分工经历了从男耕女织到男女同耕再到四种分工模式并存的变化，这种多元化性别分工形成主要与农作物自身的特点、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新的性别分工观念的出现等因素相关。
首先，水稻、烤烟和茶叶自身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茶叶是目前当地经济效益最好的作物。相较而言，水稻种植工序多，收入最少；烤烟劳动强度大且工序多，抹芽、收烟盒、烤烟都需要大量人手，全家都要帮忙，价格比水稻高，但它属于专卖品，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农民获利有限；茶叶种植则比水稻、烤烟的劳动强度都小，能自由买卖，收益在三者中最高。此外，茶叶经济能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较多的剩余劳动力，男性劳动力则可以被“剩余”出来，在附近做零工或去城市打工。在茶叶加工的阶段，男性是主要劳动力，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可以被“剩余”出来。茶叶种植和加工的上述特点使得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男女分工的模式，而且分工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在茶叶的旺季和淡季，分工的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其次，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促成了多元化性别分工的出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这也是促成T村出现多元性别分工模式的大环境。男性或者未婚女性多在厦门一些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作，已婚妇女则多是当保姆。一方面T村开始大规模种茶做茶的时候，茶叶经济的季节性和不同环节的工序特点使得村民可以灵活地安排家中的劳力；另一方面从1990年第一批外出打工者到现在，村民的观念慢慢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容易在厦门找到工作，改变了人们守着土地的想法，外出务工成为挣钱的又一重要来源。
再次，旧的性别分工观念变淡，新的观念逐渐被村民接受。土地改革削弱了宗族对个体家庭的影响，而集体化劳动使女性活动的空间从户内扩展到户外，也是对之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的颠覆。不过这种颠覆很有限，直到九十年代，T村仍然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山村，外出的人少，T村的男女分工处于“男女同耕”的状态。本世纪初，随着外出的人逐渐增多，女性通过打工对家庭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改变了人们认为只有男人能在外挣钱的观念。此外，女性是采茶和捡茶枝的主要劳动力。为了保证妻子能多些时间采茶和捡茶枝，丈夫开始承担一些原来只由妻子负责的家务（比如说做饭和带小孩）。由此可见，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并影响着村民日常的生活。
四、结语
从被调查对象的主位角度来看，村民承认茶叶带来了诸如经济、生活和观念上的改变，女性有独立挣钱的能力，丈夫可以帮助妻子分担家务。从研究者的客位角度来看，农业经济的转变带来了农村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变化。茶叶与其它的经济作物如烤烟相比，有其特殊性，采茶和捡茶枝使得在家的女性能够独立地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和观念上慢慢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T村的调查显示：经济活动中男女分工的变化使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发生改变，但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家庭内男女分工模式的变化是农户针对不同时期农业作物的经济特点所采取的应对，这些变化意味着家庭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重组。性别分工模式从单一到多样同时也反应了中国农村家庭六十多年来的重要变化：衡量家庭最重要的指标——经济的来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农村社区从封闭走向开放，而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整个社区和村民被卷入商品生产和市场，从而被动地开放自己，这可以是一个很快的过程；另一方面，村民要从思想和观念上接受并主动开放自己，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保持或者打破原有的性别秩序，获得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龚维斌. 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2〕 张跃进. 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3〕 Unger， Jonath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M〕.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4〕 Henrich， Joseph. Dicision Mak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Adaptation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J〕. In Jean Ensminger ed.， Theory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pp. 251-295， 2002.
〔5〕 Jacka， Tamara.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责任编辑：陈玉荣〕
[关键词]经济作物种植；性别分工；性别观念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118 — 02
[收稿日期]2014 — 10 — 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类学视野中的茶叶及其消费文化》（编号：1109007261403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晟（1976—），男，福建仙游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2012年12月，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问题突出，今后“谁来种地”将成为中国农业发展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认识它产生的过程和原因，已有的研究指出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种田收益低、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增多、城镇化速度加快等因素密切相关，〔1〕〔2〕〔3〕笔者在福建的调查显示：农作物种植的改变也对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家庭仍是目前农村最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因此从家庭内性别分工模式的改变来审视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过程是可行的。本文以在福建S镇T村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该村近六十年农作物种植变化对家庭男女分工观念及模式的影响，希望能对农业劳动力结构不足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提供有益的探讨。
一、调查区域的农业种植转变及其原因
T村位于福建南部，隶属漳州市南靖县S镇，现有9个村民小组366户共1302人，外出打工的人占总人口的1/3。T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但受“三寒”天气的影响，水稻产量并不高，相比之下，这种天气对经济作物影响不大。另一方面，T村的土质为闽南丘陵台地平原赤红壤，适合种植烤烟和茶树；村里山地的海拔在500-1000米之间，山土的主要成分是酸度较高的凝灰岩或者火山灰，适合种植茶树 。
在农业经济上，1949年前的T村以种植水稻为主，解放后主要种植单季稻，到了七十年代以间作稻为主。七十年代末期，响应政府号召，T村成立了自己的大队茶园，这些茶园在分田到户时作为集体所有的财产被转租给个人。不过由于茶树的种植和加工被在那时被村民视为“非常辛苦的活儿”，所以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T村种植茶树的家庭仅6、7户。
种植单一农作物的状况持续到1980年政府推行种植烤烟为止。烤烟曾为T村人带来好收入，但九十年代末，由于地方烤烟收购体系的不健全、烟价偏低以及外出打工的机会和人员逐渐增多，T村村民逐渐放弃该种植。到了本世纪初，T村所属的S镇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种植茶树，加上周边村落的种植茶树的高经济效益，刺激了T村村民的转向。到2006年，全村已有茶园1800亩，98%的家庭种植了茶树。
回顾T村农作物种植的历史，村民经历了从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向农作物与经济作物并种的转变。从访谈得到对这种转变的三种地方性解读：一是认为三者相比，单纯种水稻是最不赚钱的，种烤烟虽然挣钱比水稻多，但是太辛苦，且所需劳力多，种茶最省力省工，而且挣的钱不比烤烟少；二是政府鼓励种植烤烟和茶叶；三是看到有人种茶赚了大钱，自己就跟着种了。对于个人经济行为转变的动因，亨瑞奇（Joseph Henrich）提出两种模型：一是成本效益决定模型（cost-benefit decision making model），即个人根据投入和产出而作出的选择；二是偏文化传播模型（biased cultural transmission model），即个人模仿已取得成功或有威望的人的观念和行为（prestige-biased transmission）或采取大众都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conformist transmission）。〔4〕亨瑞奇的模型部分地解释T村农业种植的变化，但他的理论是静态的，缺乏对社会脉络的分析，所以也就无法看到不同时期政府政策的作用。
事实上，政策导向是农业发生转变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集体化时代，政府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被划分到各个小队的队员是这一任务的执行者；分田到户以后，虽然从理论上来讲，村民可以自由计划自己的农业活动，但当时T村则是作为全县种植烤烟“示范点”被重点推广的地区；到了2000年，T村所属的县和镇一级的政府都开始大力扶持种植茶树，包括组织学习班、开展茶王赛等等。T村的农业种植正是随着农业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并使得家庭中男女分工的模式也产生相应的变化。
二、男女分工的变化
加卡（Tamara Jacka）指出，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男耕女织是农村男女分工的主要形式。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土地改革的完成使集体劳动成为可能，女子和男子一样在露天劳作挣工分，可谓男女同耕；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男女分工在不同的地区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妇女不再从事农业，但同时又没有其它可替代的工作可做，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机械化使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二是认为女性的技术和体力都不如男性，从事农业劳动的能力较差；另一种趋势就是男工女耕，又被称为农业女性化，即男子外出打工，女子则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和照顾家庭。〔5〕
加卡所归纳的这几种男女分工模式，T村都曾出现，但并非像他所描述的那么有规律的呈线性发展状态，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男耕女织模式到男女同耕再向多种模式并存的转变过程：
1. 单线发展时期（1949-2000），特点是从1949年前的男耕女织状态转向男女同耕。1949年以前的T村，家庭中男女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从1949年到1980年，T村的生产以小队为单位，统一分配任务，主要是围绕着种水稻展开的。1980年以后T村村民开始种植烤烟，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烤烟种植劳动强度很大，家庭中的壮年男女是主要劳力，而到了采收和烘烤烟叶的时候，家中的男女老少都得参加。烟叶收割之后就开始种水稻。在烟稻轮种的年代，女性不仅跟男性一样要在田间劳作，还要负责家务活。 2. 多线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特点是从单一的男女同耕转向多种模式（男耕女织、男女同耕、男工女耕和男耕女工）并存的状态。2000年以来，T村不仅是山上，连平地也被种上了茶树。施肥、除草和浇灌等日常管理都是由家中的男性骑摩托车去做，女性则负责家务。到了采茶的时候，女性扮演的角色由于茶叶品种的不同而不同。T村主要种植毛蟹、本山和铁观音三种乌龙茶树，采摘的时候，前面两种用剪茶机或者大剪刀，由男女单独或者搭配操作完成；铁观音则是用手工采摘，通常由女性负责。制作乌龙茶分为晒青、摇青、炒青、揉捻、塑包、打散和烘干几个步骤。T村制作乌龙茶的“茶房”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丈夫是做茶的主力，晒青、摇青、炒青和烘干都被认为是技术活，揉捻、塑包和打散则被视为是体力活，而在村民看来，技术活和体力活是男性的强项，妻子不如丈夫，所以有的家庭会临时雇佣同村的男性来帮丈夫做茶，妻子负责炒青的烧火、做饭和带孩子。乌龙茶制作好之后还需要精制加工，即人工将毛茶的茶梗挑拣出来，这道工序往往由女性来完成。所以，在茶叶经济下，T村家庭中的男女分工出现了四种模式并存的情况：一是丈夫负责农活，妻子从农业活动中抽离出来，主要负责家务活，即“男主外，女主内”；二是男女都从事农业活动，但是男性是主力，女性从旁起辅助作用，即“男女同耕”；三是妻子留在家里务农，管理茶树，丈夫外出打工，即“男工女耕”；四是丈夫留在家里负责茶树管理和茶叶加工，妻子外出打工，即“男耕女工”。少数家里有“茶房”的，到了做茶繁忙季节会回家几天为丈夫洗衣服做饭。
三、多元化性别分工出现的原因
T村家庭中的男女分工经历了从男耕女织到男女同耕再到四种分工模式并存的变化，这种多元化性别分工形成主要与农作物自身的特点、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新的性别分工观念的出现等因素相关。
首先，水稻、烤烟和茶叶自身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茶叶是目前当地经济效益最好的作物。相较而言，水稻种植工序多，收入最少；烤烟劳动强度大且工序多，抹芽、收烟盒、烤烟都需要大量人手，全家都要帮忙，价格比水稻高，但它属于专卖品，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农民获利有限；茶叶种植则比水稻、烤烟的劳动强度都小，能自由买卖，收益在三者中最高。此外，茶叶经济能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较多的剩余劳动力，男性劳动力则可以被“剩余”出来，在附近做零工或去城市打工。在茶叶加工的阶段，男性是主要劳动力，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可以被“剩余”出来。茶叶种植和加工的上述特点使得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男女分工的模式，而且分工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在茶叶的旺季和淡季，分工的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其次，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促成了多元化性别分工的出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这也是促成T村出现多元性别分工模式的大环境。男性或者未婚女性多在厦门一些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作，已婚妇女则多是当保姆。一方面T村开始大规模种茶做茶的时候，茶叶经济的季节性和不同环节的工序特点使得村民可以灵活地安排家中的劳力；另一方面从1990年第一批外出打工者到现在，村民的观念慢慢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容易在厦门找到工作，改变了人们守着土地的想法，外出务工成为挣钱的又一重要来源。
再次，旧的性别分工观念变淡，新的观念逐渐被村民接受。土地改革削弱了宗族对个体家庭的影响，而集体化劳动使女性活动的空间从户内扩展到户外，也是对之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的颠覆。不过这种颠覆很有限，直到九十年代，T村仍然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山村，外出的人少，T村的男女分工处于“男女同耕”的状态。本世纪初，随着外出的人逐渐增多，女性通过打工对家庭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改变了人们认为只有男人能在外挣钱的观念。此外，女性是采茶和捡茶枝的主要劳动力。为了保证妻子能多些时间采茶和捡茶枝，丈夫开始承担一些原来只由妻子负责的家务（比如说做饭和带小孩）。由此可见，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并影响着村民日常的生活。
四、结语
从被调查对象的主位角度来看，村民承认茶叶带来了诸如经济、生活和观念上的改变，女性有独立挣钱的能力，丈夫可以帮助妻子分担家务。从研究者的客位角度来看，农业经济的转变带来了农村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变化。茶叶与其它的经济作物如烤烟相比，有其特殊性，采茶和捡茶枝使得在家的女性能够独立地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和观念上慢慢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T村的调查显示：经济活动中男女分工的变化使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发生改变，但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家庭内男女分工模式的变化是农户针对不同时期农业作物的经济特点所采取的应对，这些变化意味着家庭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重组。性别分工模式从单一到多样同时也反应了中国农村家庭六十多年来的重要变化：衡量家庭最重要的指标——经济的来源从单一走向多元，农村社区从封闭走向开放，而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整个社区和村民被卷入商品生产和市场，从而被动地开放自己，这可以是一个很快的过程；另一方面，村民要从思想和观念上接受并主动开放自己，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保持或者打破原有的性别秩序，获得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龚维斌. 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2〕 张跃进. 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3〕 Unger， Jonath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M〕.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4〕 Henrich， Joseph. Dicision Mak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Adaptation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J〕. In Jean Ensminger ed.， Theory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pp. 251-295， 2002.
〔5〕 Jacka， Tamara.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责任编辑：陈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