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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女将军1人，女大校1人，女上校13人，校级以上女军官74人。何锐就是13名女上校之一，她曾随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战斗。
1917年，何锐生于四川广元木门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太穷，又赶上荒年被地主逼债，根本无法生存，从小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落户。1935年初参加红军，三次过草地，历尽了苦难，但对共产党、对革命成功的信念从未改变。她多次负伤，九死一生，曾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被授予三枚勋章和多枚英雄奖章、劳动奖章，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是优秀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何锐曾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副院长，后随爱人调陕西任某陆军医院院长。1972年因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英雄事迹和所立功勋，有关部门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毅然参加红军，立下“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
何锐6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深山落户，一家人生活十分贫苦。她母亲勤劳、勇敢、性格刚强，虽然贫穷，但教育子女们一定不能贪别人的东西，做人要正直，人穷志不穷，就是金山不是自己的也决不能拿。何锐一辈子牢记母亲的教导，在延安当商店主任（人称何老板）时，过手的金钱像流水，也从未动用过商店一分钱。
何锐9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家里生活不下去，只能给别人当童养媳，过着非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做着连大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何锐从小性格刚强，认定没错的事，决不低头，为此少不了挨打挨骂。有一次，婆家为制服她，把她捆起来，把裤腿子扎起来，里面放一只猫，拼命地抽打，打得猫在裤子里乱抓乱咬，抓得她两腿鲜血直流，但她没有告饶。后来，她不堪忍受婆家的虐待，逃离婆家靠卖柴草艰难度日。
1935年农历正月，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路过陕南，驻在茅坪沟。何锐为红军做饭，亲眼看到了红军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土匪、地主、国民党官兵都怕他们。何锐认定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积极要求参加红军。她在自传中写道：
我参军的动机自认是很纯洁的，这是由于我的生活处境和出身来决定的。当我正因苦过着悲惨生活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得到幸福，摆脱这种罪恶非人的生活，但在那种旧社会下一切都是幻想，希望总是变成泡影而落空。在我幼稚的幻想中，没有人引导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幸运的是红军来了后，听到女宣传员们讲：“男女平等，打富济贫，反对和取消压迫剥削等等”，我觉得是我的救星来了，经过十多天的考虑，终于参加了红军。那时我不了解更多的、革命的大道理，但我知道我翻了身，穷人的队伍是好队伍，我必须要好好干，这就是我入伍简单的动机。
红军部队教何锐认字，学文化，唱革命歌曲。在吴朝祥（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开国女上校）、权卫华（1933年参加红军，开国女上校）、刘坚（1932年参加红军，开国上校）等人的启发开导下，何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她跟她们一起贴标语、搞宣传，毅然决定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她随部队离开故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2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跟敌人殊死搏斗，死里逃生
何锐参加红军后，积极要求上进，加上她吃苦耐劳，精明干练，执行上级命令非常坚决，不久后就被提拔为班长。一次，她参加执行连夜押送被抓的当地土匪恶霸到会场的任务，准备第二天召开当地群众公判大会。在押解途中，一个膀大腰圆的土匪看她是个女孩子，又比较弱小，就伺机逃脱。当走到一条小河旁，那个土匪乘人不注意，离开押解队伍跳河逃跑。何锐猛追，只听押解队长高喊：“鬼子（何锐原名叫何桂芝，‘桂芝’与‘鬼子’谐音，战友们开玩笑叫她‘鬼子’，后改名为何锐，意在锐意进取）刺死他！”何锐就跳河与他搏斗。何锐不会水，也全然不顾。经过几个回合，何锐用长矛将那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刺死在河中。她第一次杀敌，毫不手软，杀死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由于她的果断、勇敢，她生平第一次受到了红军部队的嘉奖。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金川，何锐加入共青团，任工作队副队长。一次，工作队在藏区做少数民族工作时，被敌人包围。敌人多次喊话，叫工作队投降。何锐带领队员坚决不投降，拼死反抗。敌人大刀向她头上砍去，她一躲闪，刀尖重重地划破左脸，顿时血流满面。这个伤疤伴随了她一生。她率领队员拼死反抗，杀死杀伤了几个敌人。她身上多处负伤，手臂、腿部也有刀伤。敌人一矛刺中她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她把肠子塞回去，忍着剧痛继续和敌人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工作队好几个同志被敌人杀死。这时天色渐黑，敌人的大刀再次向她砍来时，何锐一躲乘势就地一滚，从二楼滚到一楼牛棚里，躲在牛肚子底下。因为天黑，加上离红军驻地较近，敌人不敢久留，也没仔细搜查。同去的工作队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结果就她一人脱逃。何銳躲过了一劫，但身负重伤，后被送往红军医院救治，奇迹般活了过来。
重伤未愈，坚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
不久，就传来了红军要长征过草地的消息。部队领导找何锐谈话，说你的伤这样重，肯定过不了草地，部队没法照顾你，所以决定你留下来，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何锐一听大哭，说我生是部队的人，死也要死在部队，坚决不肯留下，一定要随部队走。她为了证明伤口已大为好转，忍着剧痛，坚持为医院扫地、打扫卫生、洗绷带和伤员的衣服，为厨房洗菜、做饭。由于她一再坚持，坚决随部队长征过草地，部队领导只得同意她随队。长征过草地异常艰苦，拖着这样重伤残的身体，每走一步都会引起伤口的剧痛，她咬牙坚持，但还是常常掉队。她和战友赖清云（当年才15岁的女孩）相依为命，坚持跟在部队的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有时甚至在地上向前爬行。赖清云常常搀扶着她。就这样还要一路割些马兰草（一种比较结实的柔软的草，适合打草鞋）到驻地打草鞋送给战友。战友们很感动，常常力所能及地照顾她们。 在过草地的行军途中，董必武看到何锐艰难地拄着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得知她是一名重伤号后，就主动要把自己的马让给何锐骑。何锐坚决不肯，董老一再谦让，她就对董老说：“让我拉着你的马尾巴吧！”就这样，何锐一手拄着树棍，一手拉着董老的马尾巴艰难地往前走。借着马的拉力，何锐感觉轻松了许多，热泪从眼眶中涌出。红军中的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处处都有体现。何锐终于能在马尾巴的帮助下和战友们同时到达驻地了。这段异常艰苦的长征过草地的经历是何锐终生难忘的。这段艰苦的经历锻炼了她的意志，增强了她的信心，也坚定了她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信念，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何锐的丈夫袁克服是董必武的同乡，都是湖北红安（当时叫黄安）人。袁克服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是红安县委委员兼县大队队长，当时李先念为另一大队大队长。袁克服后任县工会主席，是当时参加暴动的县委中层领导人之一，后将自己的部下何连芝介绍给董必武为妻。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何连芝路过西安和何锐见面，何连芝说很冷，何锐就将自己的旧毛衣送给何连芝穿，同时在一起吃饭拉家常，无话不谈。何锐说，这么高级的领导夫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毕竟是老战友啊！
当时袁克服并不认识何锐。新中国成立后在董必武家，董老指着何锐说，这不是那个拉着我马尾巴过草地的负伤的小姑娘吗？这个女孩子很坚强！
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时，何锐的伤已经好了，但身体还比较弱。一天，在途中正走着，一个极微弱的声音叫道：“同志姐，救救我吧，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快饿死了。”发出微弱声音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脸黑黑的，满脸胡茬儿，由于长期缺少营养，脸色十分难看。红军长征过草地，十分艰苦，路上病死的、饿死的、被敌人打死的人很多，当时战士们已经没有力气掩埋战友的遗体，茫茫大草原，经常可见战友的遗体，情境十分悲惨。
何锐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已经干瘪得只剩下一小碗炒面，这一小碗炒面也不知道是今后几天的干粮，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草地。由于她是苦出身，长期挨饿吃不饱，加上领导说这就是我们活命的干粮，大家一定要省着吃，所以她节省下了这点儿干粮。
何锐毫不犹豫地从自己所剩的一小碗炒面中舀出满满的三勺，和水搅拌，慢慢地喂着这个素不相识、快要饿死的“同志哥”。有了这三勺炒面，何锐可能维持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的生命，就可能走出草地;没有这三勺炒面，她可能就会饿死在草地。但是为了救素不相识的战友，她舍弃了自己可能生存的希望。“同志哥”慢慢地缓过来了，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有了一点儿精神。他对何锐千恩万谢，感激得热泪涌出眼眶，连声说谢谢“同志姐”，谢谢“同志姐”救命之恩！说着要下跪，何锐赶忙扶起他，默默地转过身，慢慢地走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救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叫“同志哥”，是红军战士。
西征后回到延安，成为“何老板”
何锐随部队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一路上荒无人烟，行军途中始终被马匪的骑兵骚扰。敌人倒是机动灵活，打一下就跑，红军没有骑兵，追不上。一路上人烟稀少，没有基本群众和百姓的支援，得不到粮食给养，加上南方人没有经过西北地区的天寒地冻，伤病号不断增加，弹药越打越少，根本不敢随便开枪，直到有把握才打，部队越来越困难。后来被敌人团团围住，也没有增援部队，部队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领导决定突围。兄弟部队某连的一个排长，带领全连仅剩的战士向领导请命，说同来的兄弟们都牺牲了，我们要随他们而去。后半夜，他们向西北方向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创造条件。他们半夜突围，借着夜色故意弄出响动，向西北方向冲击，吸引敌人向他们奔跑的方向追去。大部队乘机悄无声息地向东南方向突围。这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明知这次吸引敌人是必定牺牲的。马匪对被捕的红军一律斩首，从不留活口。何锐说到这些事就淚流满面，他们素不相识，连姓名都不知道，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用自己的生命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大部队的同志打掩护，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支部队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何锐他们昼伏夜行，也不敢生火做饭，怕烟招来敌人，实在饿极了，就揪一点戈壁滩上的沙葱吃。沙葱辛辣无比，对胃刺激很大，加上没有粮食吃，何锐他们吃了沙葱，胃钻心地疼，甚至痛得在地上打滚。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何锐他们终于回到了延安。
何锐到达延安后，经过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女大学习，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校一年多时间里，她学习非常刻苦。由于多次负伤，在艰苦的环境里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学习中常常晕倒，但醒后继续学习，所以进步很快。在延安女大学习期间，何锐被评为工作学习一等模范和一等生产劳动英雄，均发有奖状。1943年，她调任军委卫生部商店主任。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物资十分匮乏，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粮食、蔬菜、棉花、油料等已经能满足边区的需要，但生活用品、药品和日用品依然十分匮乏。她以十五刀麻纸和一间破草房起家经营商店，干得稍有起色，但一场山洪将房屋和货物全部冲走。她带领职工从头再来，毫不灰心，摆路边摊，扩大经营品种，把边区生产的农副产品运到敌占区交易，把曾经生意惨淡的商店经营得红红火火。除满足卫生部200余人的办公福利费用外，还有多余商品出售。边区老百姓和中央机关的人甚至中央领导都来买东西，并夸“何老板”的商店品种多、质量好。
在延安，何锐因工作积极，商店办得红红火火，又是劳动模范，上了报纸，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加上皮肤白皙、长相俊美，十分惹人注目。一天领导找她谈话，说给她介绍对象：这个人党性很强，革命意志坚决，作战勇敢很能打仗，能做思想工作，已经三十大几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是独身。这样的同志是好同志，找爱人就要找这样的人，缺点就是脾气不太好。你考虑一下吧，三天后给个信。何锐工作繁忙，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三天后领导问考虑得怎么样了，没什么意见就结婚吧！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袁克服很穷，没有钱，简单的婚礼还是“何老板”用出差补贴买了点烟、酒、糖，吃了顿便饭，请领导和同志们热闹了一下。袁克服的战友们开玩笑说，老袁娶了个有钱的“老板”当老婆，以后烟、酒钱不愁了。就这样，两口子和和美美、磕磕绊绊、愉愉快快地度过了一生。 能上能下，不管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一定干好
1946年底，何锐由冀南军分区调东北工作，与先期到东北工作的丈夫袁克服会合。
何锐到东北后，任吉东军分区管理股副股长，连降两级。她对此没有丝毫计较，说只要是革命工作，在哪里都一样为人民服务。她在新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凭着精明干练，把工作干得十分出色，上级、下级都十分满意。为此，她多次受到嘉奖和表扬。
1947年，何锐调任吉林敦化军分区野战医院政委。为改善野战医院的医疗条件，她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工作，并经常深入前线检查伤病员的救护工作。
四野大军南下后，何锐任湖北军区野战医院副院长。她经常深入前线，亲自救护伤员，为伤员包扎伤口。同时她还发挥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经商特长，采购医院所急需的医疗设备、器材和药品，改善了医院的工作条件，为医院节约了大量经费。
对乡亲、对战友如兄弟姐妹
新中国成立后，何锐调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任副院长，负责筹建疗养院。她为疗养院的基建工程呕心沥血，既是领导又是现场指挥，有时还是基建小工，搬砖运水泥，哪里忙就到哪里，赶时赶工保质保量完成了基建任务。
20世纪50年代，何锐回家乡宁强县茅坪沟探亲，实现了她“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革命成功了，她要回家看看亲人。家里只剩下姐姐和弟弟，父亲和小妹在她参加革命后已先后去世。她要看看乡亲和童年的伙伴。虽然身为领导干部，但她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请乡亲们吸烟、喝茶、吃饭拉家常，拉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她把自己随身所携带的药分给有病的乡亲，给一个小女孩一下就打掉很多蛔虫。她还凭着自己多年在医院工作的经验，根据乡亲们的病情提出建议。
1957年，何锐随爱人调到西安。袁克服任陕西省军区政委，何锐任某陆军医院院长。她经常帮助部下和周围有困难的人。有一次，军区管理处赵处长的爱人因病去世，家中孩子很多，何锐一次就拿出几百块，帮助他家安排丧事、补贴家用。
当年在西路军负责后勤财务工作、为保卫西路军财物壮烈牺牲的郑义斋烈士，是袁克服的老战友、老部下。袁克服任川陕省委书记时，郑义斋任省委委员。郑义斋的遗孀杨文炬，在红军长征中与何锐同班，受尽了苦难，西路军被打散后流落到甘肃酒泉，身体很不好，生活上非常困难。新中国成立后，她千方百计打听到了袁克服、何锐的消息，告诉他们她找了当地组织，找了很多领导，都因为对西路军的偏见，政治上都不敢沾边。袁克服、何锐让其住在家中，顶住政治压力，通过有关部门，为其解决了生活待遇问题，并在西安回民街光明巷为其解决了住房问题。杨文炬住院动手术，何锐和袁克服还亲自送她进手术室，术后还多次看望她，使她十分感动。
老红军女战士何智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西安某办事处当主任，“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多次批斗，头发都快被拔光了，经常挨打挨骂，差点被整死。她后来找到袁克服、何銳，被另外安排了工作和住房，才摆脱了危险处境。
1917年，何锐生于四川广元木门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太穷，又赶上荒年被地主逼债，根本无法生存，从小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落户。1935年初参加红军，三次过草地，历尽了苦难，但对共产党、对革命成功的信念从未改变。她多次负伤，九死一生，曾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被授予三枚勋章和多枚英雄奖章、劳动奖章，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是优秀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何锐曾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副院长，后随爱人调陕西任某陆军医院院长。1972年因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英雄事迹和所立功勋，有关部门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毅然参加红军，立下“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
何锐6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深山落户，一家人生活十分贫苦。她母亲勤劳、勇敢、性格刚强，虽然贫穷，但教育子女们一定不能贪别人的东西，做人要正直，人穷志不穷，就是金山不是自己的也决不能拿。何锐一辈子牢记母亲的教导，在延安当商店主任（人称何老板）时，过手的金钱像流水，也从未动用过商店一分钱。
何锐9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家里生活不下去，只能给别人当童养媳，过着非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做着连大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何锐从小性格刚强，认定没错的事，决不低头，为此少不了挨打挨骂。有一次，婆家为制服她，把她捆起来，把裤腿子扎起来，里面放一只猫，拼命地抽打，打得猫在裤子里乱抓乱咬，抓得她两腿鲜血直流，但她没有告饶。后来，她不堪忍受婆家的虐待，逃离婆家靠卖柴草艰难度日。
1935年农历正月，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路过陕南，驻在茅坪沟。何锐为红军做饭，亲眼看到了红军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土匪、地主、国民党官兵都怕他们。何锐认定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积极要求参加红军。她在自传中写道：
我参军的动机自认是很纯洁的，这是由于我的生活处境和出身来决定的。当我正因苦过着悲惨生活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得到幸福，摆脱这种罪恶非人的生活，但在那种旧社会下一切都是幻想，希望总是变成泡影而落空。在我幼稚的幻想中，没有人引导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幸运的是红军来了后，听到女宣传员们讲：“男女平等，打富济贫，反对和取消压迫剥削等等”，我觉得是我的救星来了，经过十多天的考虑，终于参加了红军。那时我不了解更多的、革命的大道理，但我知道我翻了身，穷人的队伍是好队伍，我必须要好好干，这就是我入伍简单的动机。
红军部队教何锐认字，学文化，唱革命歌曲。在吴朝祥（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开国女上校）、权卫华（1933年参加红军，开国女上校）、刘坚（1932年参加红军，开国上校）等人的启发开导下，何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她跟她们一起贴标语、搞宣传，毅然决定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她随部队离开故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2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跟敌人殊死搏斗，死里逃生
何锐参加红军后，积极要求上进，加上她吃苦耐劳，精明干练，执行上级命令非常坚决，不久后就被提拔为班长。一次，她参加执行连夜押送被抓的当地土匪恶霸到会场的任务，准备第二天召开当地群众公判大会。在押解途中，一个膀大腰圆的土匪看她是个女孩子，又比较弱小，就伺机逃脱。当走到一条小河旁，那个土匪乘人不注意，离开押解队伍跳河逃跑。何锐猛追，只听押解队长高喊：“鬼子（何锐原名叫何桂芝，‘桂芝’与‘鬼子’谐音，战友们开玩笑叫她‘鬼子’，后改名为何锐，意在锐意进取）刺死他！”何锐就跳河与他搏斗。何锐不会水，也全然不顾。经过几个回合，何锐用长矛将那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刺死在河中。她第一次杀敌，毫不手软，杀死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由于她的果断、勇敢，她生平第一次受到了红军部队的嘉奖。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金川，何锐加入共青团，任工作队副队长。一次，工作队在藏区做少数民族工作时，被敌人包围。敌人多次喊话，叫工作队投降。何锐带领队员坚决不投降，拼死反抗。敌人大刀向她头上砍去，她一躲闪，刀尖重重地划破左脸，顿时血流满面。这个伤疤伴随了她一生。她率领队员拼死反抗，杀死杀伤了几个敌人。她身上多处负伤，手臂、腿部也有刀伤。敌人一矛刺中她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她把肠子塞回去，忍着剧痛继续和敌人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工作队好几个同志被敌人杀死。这时天色渐黑，敌人的大刀再次向她砍来时，何锐一躲乘势就地一滚，从二楼滚到一楼牛棚里，躲在牛肚子底下。因为天黑，加上离红军驻地较近，敌人不敢久留，也没仔细搜查。同去的工作队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结果就她一人脱逃。何銳躲过了一劫，但身负重伤，后被送往红军医院救治，奇迹般活了过来。
重伤未愈，坚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
不久，就传来了红军要长征过草地的消息。部队领导找何锐谈话，说你的伤这样重，肯定过不了草地，部队没法照顾你，所以决定你留下来，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何锐一听大哭，说我生是部队的人，死也要死在部队，坚决不肯留下，一定要随部队走。她为了证明伤口已大为好转，忍着剧痛，坚持为医院扫地、打扫卫生、洗绷带和伤员的衣服，为厨房洗菜、做饭。由于她一再坚持，坚决随部队长征过草地，部队领导只得同意她随队。长征过草地异常艰苦，拖着这样重伤残的身体，每走一步都会引起伤口的剧痛，她咬牙坚持，但还是常常掉队。她和战友赖清云（当年才15岁的女孩）相依为命，坚持跟在部队的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有时甚至在地上向前爬行。赖清云常常搀扶着她。就这样还要一路割些马兰草（一种比较结实的柔软的草，适合打草鞋）到驻地打草鞋送给战友。战友们很感动，常常力所能及地照顾她们。 在过草地的行军途中，董必武看到何锐艰难地拄着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得知她是一名重伤号后，就主动要把自己的马让给何锐骑。何锐坚决不肯，董老一再谦让，她就对董老说：“让我拉着你的马尾巴吧！”就这样，何锐一手拄着树棍，一手拉着董老的马尾巴艰难地往前走。借着马的拉力，何锐感觉轻松了许多，热泪从眼眶中涌出。红军中的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处处都有体现。何锐终于能在马尾巴的帮助下和战友们同时到达驻地了。这段异常艰苦的长征过草地的经历是何锐终生难忘的。这段艰苦的经历锻炼了她的意志，增强了她的信心，也坚定了她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信念，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何锐的丈夫袁克服是董必武的同乡，都是湖北红安（当时叫黄安）人。袁克服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是红安县委委员兼县大队队长，当时李先念为另一大队大队长。袁克服后任县工会主席，是当时参加暴动的县委中层领导人之一，后将自己的部下何连芝介绍给董必武为妻。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何连芝路过西安和何锐见面，何连芝说很冷，何锐就将自己的旧毛衣送给何连芝穿，同时在一起吃饭拉家常，无话不谈。何锐说，这么高级的领导夫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毕竟是老战友啊！
当时袁克服并不认识何锐。新中国成立后在董必武家，董老指着何锐说，这不是那个拉着我马尾巴过草地的负伤的小姑娘吗？这个女孩子很坚强！
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时，何锐的伤已经好了，但身体还比较弱。一天，在途中正走着，一个极微弱的声音叫道：“同志姐，救救我吧，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快饿死了。”发出微弱声音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红军战士，脸黑黑的，满脸胡茬儿，由于长期缺少营养，脸色十分难看。红军长征过草地，十分艰苦，路上病死的、饿死的、被敌人打死的人很多，当时战士们已经没有力气掩埋战友的遗体，茫茫大草原，经常可见战友的遗体，情境十分悲惨。
何锐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已经干瘪得只剩下一小碗炒面，这一小碗炒面也不知道是今后几天的干粮，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草地。由于她是苦出身，长期挨饿吃不饱，加上领导说这就是我们活命的干粮，大家一定要省着吃，所以她节省下了这点儿干粮。
何锐毫不犹豫地从自己所剩的一小碗炒面中舀出满满的三勺，和水搅拌，慢慢地喂着这个素不相识、快要饿死的“同志哥”。有了这三勺炒面，何锐可能维持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的生命，就可能走出草地;没有这三勺炒面，她可能就会饿死在草地。但是为了救素不相识的战友，她舍弃了自己可能生存的希望。“同志哥”慢慢地缓过来了，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有了一点儿精神。他对何锐千恩万谢，感激得热泪涌出眼眶，连声说谢谢“同志姐”，谢谢“同志姐”救命之恩！说着要下跪，何锐赶忙扶起他，默默地转过身，慢慢地走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救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叫“同志哥”，是红军战士。
西征后回到延安，成为“何老板”
何锐随部队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一路上荒无人烟，行军途中始终被马匪的骑兵骚扰。敌人倒是机动灵活，打一下就跑，红军没有骑兵，追不上。一路上人烟稀少，没有基本群众和百姓的支援，得不到粮食给养，加上南方人没有经过西北地区的天寒地冻，伤病号不断增加，弹药越打越少，根本不敢随便开枪，直到有把握才打，部队越来越困难。后来被敌人团团围住，也没有增援部队，部队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领导决定突围。兄弟部队某连的一个排长，带领全连仅剩的战士向领导请命，说同来的兄弟们都牺牲了，我们要随他们而去。后半夜，他们向西北方向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创造条件。他们半夜突围，借着夜色故意弄出响动，向西北方向冲击，吸引敌人向他们奔跑的方向追去。大部队乘机悄无声息地向东南方向突围。这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明知这次吸引敌人是必定牺牲的。马匪对被捕的红军一律斩首，从不留活口。何锐说到这些事就淚流满面，他们素不相识，连姓名都不知道，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用自己的生命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大部队的同志打掩护，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支部队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何锐他们昼伏夜行，也不敢生火做饭，怕烟招来敌人，实在饿极了，就揪一点戈壁滩上的沙葱吃。沙葱辛辣无比，对胃刺激很大，加上没有粮食吃，何锐他们吃了沙葱，胃钻心地疼，甚至痛得在地上打滚。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何锐他们终于回到了延安。
何锐到达延安后，经过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女大学习，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校一年多时间里，她学习非常刻苦。由于多次负伤，在艰苦的环境里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学习中常常晕倒，但醒后继续学习，所以进步很快。在延安女大学习期间，何锐被评为工作学习一等模范和一等生产劳动英雄，均发有奖状。1943年，她调任军委卫生部商店主任。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物资十分匮乏，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粮食、蔬菜、棉花、油料等已经能满足边区的需要，但生活用品、药品和日用品依然十分匮乏。她以十五刀麻纸和一间破草房起家经营商店，干得稍有起色，但一场山洪将房屋和货物全部冲走。她带领职工从头再来，毫不灰心，摆路边摊，扩大经营品种，把边区生产的农副产品运到敌占区交易，把曾经生意惨淡的商店经营得红红火火。除满足卫生部200余人的办公福利费用外，还有多余商品出售。边区老百姓和中央机关的人甚至中央领导都来买东西，并夸“何老板”的商店品种多、质量好。
在延安，何锐因工作积极，商店办得红红火火，又是劳动模范，上了报纸，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加上皮肤白皙、长相俊美，十分惹人注目。一天领导找她谈话，说给她介绍对象：这个人党性很强，革命意志坚决，作战勇敢很能打仗，能做思想工作，已经三十大几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是独身。这样的同志是好同志，找爱人就要找这样的人，缺点就是脾气不太好。你考虑一下吧，三天后给个信。何锐工作繁忙，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三天后领导问考虑得怎么样了，没什么意见就结婚吧！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袁克服很穷，没有钱，简单的婚礼还是“何老板”用出差补贴买了点烟、酒、糖，吃了顿便饭，请领导和同志们热闹了一下。袁克服的战友们开玩笑说，老袁娶了个有钱的“老板”当老婆，以后烟、酒钱不愁了。就这样，两口子和和美美、磕磕绊绊、愉愉快快地度过了一生。 能上能下，不管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一定干好
1946年底，何锐由冀南军分区调东北工作，与先期到东北工作的丈夫袁克服会合。
何锐到东北后，任吉东军分区管理股副股长，连降两级。她对此没有丝毫计较，说只要是革命工作，在哪里都一样为人民服务。她在新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凭着精明干练，把工作干得十分出色，上级、下级都十分满意。为此，她多次受到嘉奖和表扬。
1947年，何锐调任吉林敦化军分区野战医院政委。为改善野战医院的医疗条件，她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工作，并经常深入前线检查伤病员的救护工作。
四野大军南下后，何锐任湖北军区野战医院副院长。她经常深入前线，亲自救护伤员，为伤员包扎伤口。同时她还发挥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经商特长，采购医院所急需的医疗设备、器材和药品，改善了医院的工作条件，为医院节约了大量经费。
对乡亲、对战友如兄弟姐妹
新中国成立后，何锐调任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任副院长，负责筹建疗养院。她为疗养院的基建工程呕心沥血，既是领导又是现场指挥，有时还是基建小工，搬砖运水泥，哪里忙就到哪里，赶时赶工保质保量完成了基建任务。
20世纪50年代，何锐回家乡宁强县茅坪沟探亲，实现了她“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革命成功了，她要回家看看亲人。家里只剩下姐姐和弟弟，父亲和小妹在她参加革命后已先后去世。她要看看乡亲和童年的伙伴。虽然身为领导干部，但她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请乡亲们吸烟、喝茶、吃饭拉家常，拉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她把自己随身所携带的药分给有病的乡亲，给一个小女孩一下就打掉很多蛔虫。她还凭着自己多年在医院工作的经验，根据乡亲们的病情提出建议。
1957年，何锐随爱人调到西安。袁克服任陕西省军区政委，何锐任某陆军医院院长。她经常帮助部下和周围有困难的人。有一次，军区管理处赵处长的爱人因病去世，家中孩子很多，何锐一次就拿出几百块，帮助他家安排丧事、补贴家用。
当年在西路军负责后勤财务工作、为保卫西路军财物壮烈牺牲的郑义斋烈士，是袁克服的老战友、老部下。袁克服任川陕省委书记时，郑义斋任省委委员。郑义斋的遗孀杨文炬，在红军长征中与何锐同班，受尽了苦难，西路军被打散后流落到甘肃酒泉，身体很不好，生活上非常困难。新中国成立后，她千方百计打听到了袁克服、何锐的消息，告诉他们她找了当地组织，找了很多领导，都因为对西路军的偏见，政治上都不敢沾边。袁克服、何锐让其住在家中，顶住政治压力，通过有关部门，为其解决了生活待遇问题，并在西安回民街光明巷为其解决了住房问题。杨文炬住院动手术，何锐和袁克服还亲自送她进手术室，术后还多次看望她，使她十分感动。
老红军女战士何智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西安某办事处当主任，“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多次批斗，头发都快被拔光了，经常挨打挨骂，差点被整死。她后来找到袁克服、何銳，被另外安排了工作和住房，才摆脱了危险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