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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理由★他以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探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以哲学家的思维宽解内心的困顿，以教育家的仁爱守望中国大陆第一所没有官员的大学。2010年，他在高校的行政改革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人物简介：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3月，被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为校长第一候选人，同年9月10日接受聘书，成为南科大创校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
言论：
“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众多体制上的障碍，已经法制化了的障碍，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能把它全部克服了的现在参加到我们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情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大方向，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肯定会成功，但不一定是我。”
2010年接近年底的光景，朱清时收到记者发来的照片——自从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以来，每个月都有记者来拍照。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自己，朱清时心里略有怅然：“啊，我已经老去这么多了……”同是仰着头的一张肖像照，他觉得今年10月的他，比去年同期“满面红光消失了，新添了几许皱纹，（显得）疲惫”，那是拜失眠所赐。每天的睡眠多少，完全取决于“吃多少安眠药”。
这是焦虑的一年，朱清时用《易经》来描述这种焦虑：“中国《易经》中间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破解方法之一是承受这个困境，仍坚守正道，自得其乐，等待时机，必可成事，摆脱困境。
12月18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了自主招生咨询会——家长带着孩子从各地赶来，对这所尚没有拿到教育部招生批文，准备由学校自己给学生颁发文凭的南科大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学校和深圳教育局领导坐镇，能容纳200人的会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原定一场的咨询会也增加到三场。这个场面让朱清时很感动，“大家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南科大和南科大的改革。”
不可能的任务
深圳的冬天，气温仍在20多摄氏度，但朱清时腰间却缠着一条宽宽的保暖护带，那是因为肾结石的缘故，腰寒。
自从任了这个校长，朱清时就没再跨进过体检中心的门。“（因为）我从事南科大这件事，（所以）体检对我没意义，检出来有病我也不能休息，没有别的选择。”朱清时语速徐缓，却不得不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
在中国大陆，按照教育部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要建成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需要经过的程序为专科的设立、评估，本科的设立、评估，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历时二三十年。
而南科大的目标，是要效法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用不到20年的时间建立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朱清时是被全球猎头公司和深圳市选中的“造反”带头人。他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抵制全国性的圈地、扩招大潮，还说出“我对（中）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这般给力的话，被舆论称作“中国最牛大学校长”。
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校长聘书，闪光灯下留下了改革者意气风发的面孔。但实际上，“深圳筹备南科大，教育部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同意的，因为深圳筹备南科大的思路跟现有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格格不入。”朱清时清楚，此先河一开，后来者的攀比将难以对付。
骑虎难下是种焦虑且危险的体验。
“筹建不经批准，你要动用财政的资源，你要想建南方科大——违法！”朱清时说“头几个月完全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
已经就任的朱清时想着“总要尽职做一些事”：“我能做的事只有一项，就是把我们想建南科大的理想、理念，我们想做什么样的实验，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教育界的专家、领导，让大家来评判，应不应该让这个学校去试一次。”结果，在媒体上，朱清时“博得了一边倒的支持”。
“……舆论的压力，（加上）上级一些首长的态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很有改革精神，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支持我们。所以第一个困境就走出来了。”
“一千万”的自主权
筹备建校，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花钱”。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钱是要按照严格的财务制度程序来花的，朱清时“买电脑”和“修房顶”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朱清时是如何“完全被捆住手脚的”。
“我第一天上班说要买台计算机，工作人员马上告诉我：‘买要两个月哦。’”64岁的新校長被吓了一跳。对曾经账上有着几亿机动经费可供支配的前中科大校长来说，在深圳买电脑的过程简直无法理解——报计划、审批、招标、批量购买、分配，一个都不能少。
修房顶的事情更让人无奈。经历评估、报计划、审批、招标这一绵长的行政链条后，其结果便是“几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修房顶”。
“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希望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学校建好。”这个说话绵柔、温文尔雅的四川人有点恼火了。只是，他的破解之道依然是“讲道理”。
“我们去跟深圳市委市政府沟通……大家都觉得，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教育这么复杂，让一两个学校，特别是像深圳特区的南科大做做试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家都是讲理，市领导也很支持，开了几次协调会，明确表示，（对）南科大要坚决支持，好多地方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买东西也快了，也给我们1000万机动经费。这是第二次走出困境。”
2010年10月，朱清时拿到了深圳市批复的第一笔机动资金，结果没到一个月“都用完了”，“光图书馆就花了四五百万”。如果花这笔钱要走老程序，大概需要半年，“当然肯定会被批准，但是值得浪费半年时间吗？图书馆买什么书，哪位官员能够提什么意见？完全是学校自主的。”
这1000万元，对于建校这样的宏大工程来说依然嫌少，“但给我们自主权，这就是一大步”。
原则问题不妥协
当然，朱清时想要的自主，不仅仅是财权，更重要的是招生和办学。去年建校时，他说，南科大要从高二招学生上来，转眼，他释放愿景时的那届高二的学生已经升上了高三，但南科大的招生还没有实现。
目前，教育部能够认可的招生方式是2011年后开始，与其他学校联合招生，但没有南科大学籍，“这样我们就很为难了。”朱清时不能接受这种方式。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坚决地自主招生了，自主招生就是照我们最初（的打算），袁贵仁部长同意的，我们考虑自己授文凭和学位。”
在朱清时看来，自授文凭和学位是“全世界所有大学都在做的事”，再自然不过。 “（其实）教育部根本就管不过来，但就是把授学位权给卡住了，这是中国教育行政化的一个重大标记。”朱清时说。“如果我们做成功了，我们就真正迈出了一大步。”
接近年底的火爆咨询场面，至少证明，朱清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这些小步累积起来的胜利和障碍里，朱清时“看到了中国教育界深层次的弊病……（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这个行政化已经被法制化了。”南科大想按照预想的走下去，这是不得不破除的第三个困境。
“改革不能完全避免错误，不能完全遵守过去的规章制度，更不能事事都要上级批准。如果都让上级批准，那就没有改革可言了；换句话说，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改革的风险都推给上级了，是吧？”朱清时说。
“我们很想大声疾呼，有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一点，站出来说：‘让南科大做个教改特区！让他们试！他们试这些东西不管结果如何，对国家都有好处！没有什么危险！有后果我负责！’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说这话时，温雅的朱校长握起了拳头，短促而用力地振臂，这是谈话间他少有的肢体动作。
一年的时光，给了朱清时教育实验与科学实验的比较经验：“（以前做科学实验）跟没有生命的对象打交道，它的规律都是很清晰的；现在我们要办学，要跟人打交道，人都有思想，所以规律都不是很清晰，取决于个人的态度。”
400多天的教改实践，让他在探索与人打交道的路上，学会了“妥协”——这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来，实在罕有。“可以让步的尽量让步，毕竟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必须要做一些妥协，让他们也满意。”但是，“原则问题是不妥协的，比如今年招生，我们不妥协；自授文凭自主招生，我们不妥协。”
有时，下属会听到他喃喃地念叨自己的任期：“我还剩下四年……”下属撺掇着说：“再干一届吧。”校长不置可否。
只有一次，老头儿喝了点酒，私下里才吐露这样的狠话：“（下一届）坚决不干了！”
而在没有酒精作用时，在人前，朱清时还是会说：“大家的希望，都希望看到中国教改成功，即使干不成，我们走到哪里，后人都可以借鉴，所以仍然很有成就感。中国的教改一定要成功，也一定会成功。”★
人物简介：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3月，被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为校长第一候选人，同年9月10日接受聘书，成为南科大创校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
言论：
“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众多体制上的障碍，已经法制化了的障碍，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能把它全部克服了的现在参加到我们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情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大方向，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肯定会成功，但不一定是我。”
2010年接近年底的光景，朱清时收到记者发来的照片——自从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以来，每个月都有记者来拍照。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自己，朱清时心里略有怅然：“啊，我已经老去这么多了……”同是仰着头的一张肖像照，他觉得今年10月的他，比去年同期“满面红光消失了，新添了几许皱纹，（显得）疲惫”，那是拜失眠所赐。每天的睡眠多少，完全取决于“吃多少安眠药”。
这是焦虑的一年，朱清时用《易经》来描述这种焦虑：“中国《易经》中间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破解方法之一是承受这个困境，仍坚守正道，自得其乐，等待时机，必可成事，摆脱困境。
12月18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了自主招生咨询会——家长带着孩子从各地赶来，对这所尚没有拿到教育部招生批文，准备由学校自己给学生颁发文凭的南科大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学校和深圳教育局领导坐镇，能容纳200人的会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原定一场的咨询会也增加到三场。这个场面让朱清时很感动，“大家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南科大和南科大的改革。”
不可能的任务
深圳的冬天，气温仍在20多摄氏度，但朱清时腰间却缠着一条宽宽的保暖护带，那是因为肾结石的缘故，腰寒。
自从任了这个校长，朱清时就没再跨进过体检中心的门。“（因为）我从事南科大这件事，（所以）体检对我没意义，检出来有病我也不能休息，没有别的选择。”朱清时语速徐缓，却不得不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
在中国大陆，按照教育部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要建成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需要经过的程序为专科的设立、评估，本科的设立、评估，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历时二三十年。
而南科大的目标，是要效法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用不到20年的时间建立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朱清时是被全球猎头公司和深圳市选中的“造反”带头人。他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抵制全国性的圈地、扩招大潮，还说出“我对（中）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这般给力的话，被舆论称作“中国最牛大学校长”。
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校长聘书，闪光灯下留下了改革者意气风发的面孔。但实际上，“深圳筹备南科大，教育部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同意的，因为深圳筹备南科大的思路跟现有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格格不入。”朱清时清楚，此先河一开，后来者的攀比将难以对付。
骑虎难下是种焦虑且危险的体验。
“筹建不经批准，你要动用财政的资源，你要想建南方科大——违法！”朱清时说“头几个月完全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
已经就任的朱清时想着“总要尽职做一些事”：“我能做的事只有一项，就是把我们想建南科大的理想、理念，我们想做什么样的实验，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教育界的专家、领导，让大家来评判，应不应该让这个学校去试一次。”结果，在媒体上，朱清时“博得了一边倒的支持”。
“……舆论的压力，（加上）上级一些首长的态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很有改革精神，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支持我们。所以第一个困境就走出来了。”
“一千万”的自主权
筹备建校，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花钱”。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钱是要按照严格的财务制度程序来花的，朱清时“买电脑”和“修房顶”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朱清时是如何“完全被捆住手脚的”。
“我第一天上班说要买台计算机，工作人员马上告诉我：‘买要两个月哦。’”64岁的新校長被吓了一跳。对曾经账上有着几亿机动经费可供支配的前中科大校长来说，在深圳买电脑的过程简直无法理解——报计划、审批、招标、批量购买、分配，一个都不能少。
修房顶的事情更让人无奈。经历评估、报计划、审批、招标这一绵长的行政链条后，其结果便是“几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修房顶”。
“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希望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学校建好。”这个说话绵柔、温文尔雅的四川人有点恼火了。只是，他的破解之道依然是“讲道理”。
“我们去跟深圳市委市政府沟通……大家都觉得，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教育这么复杂，让一两个学校，特别是像深圳特区的南科大做做试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家都是讲理，市领导也很支持，开了几次协调会，明确表示，（对）南科大要坚决支持，好多地方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买东西也快了，也给我们1000万机动经费。这是第二次走出困境。”
2010年10月，朱清时拿到了深圳市批复的第一笔机动资金，结果没到一个月“都用完了”，“光图书馆就花了四五百万”。如果花这笔钱要走老程序，大概需要半年，“当然肯定会被批准，但是值得浪费半年时间吗？图书馆买什么书，哪位官员能够提什么意见？完全是学校自主的。”
这1000万元，对于建校这样的宏大工程来说依然嫌少，“但给我们自主权，这就是一大步”。
原则问题不妥协
当然，朱清时想要的自主，不仅仅是财权，更重要的是招生和办学。去年建校时，他说，南科大要从高二招学生上来，转眼，他释放愿景时的那届高二的学生已经升上了高三，但南科大的招生还没有实现。
目前，教育部能够认可的招生方式是2011年后开始，与其他学校联合招生，但没有南科大学籍，“这样我们就很为难了。”朱清时不能接受这种方式。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坚决地自主招生了，自主招生就是照我们最初（的打算），袁贵仁部长同意的，我们考虑自己授文凭和学位。”
在朱清时看来，自授文凭和学位是“全世界所有大学都在做的事”，再自然不过。 “（其实）教育部根本就管不过来，但就是把授学位权给卡住了，这是中国教育行政化的一个重大标记。”朱清时说。“如果我们做成功了，我们就真正迈出了一大步。”
接近年底的火爆咨询场面，至少证明，朱清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这些小步累积起来的胜利和障碍里，朱清时“看到了中国教育界深层次的弊病……（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这个行政化已经被法制化了。”南科大想按照预想的走下去，这是不得不破除的第三个困境。
“改革不能完全避免错误，不能完全遵守过去的规章制度，更不能事事都要上级批准。如果都让上级批准，那就没有改革可言了；换句话说，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改革的风险都推给上级了，是吧？”朱清时说。
“我们很想大声疾呼，有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一点，站出来说：‘让南科大做个教改特区！让他们试！他们试这些东西不管结果如何，对国家都有好处！没有什么危险！有后果我负责！’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说这话时，温雅的朱校长握起了拳头，短促而用力地振臂，这是谈话间他少有的肢体动作。
一年的时光，给了朱清时教育实验与科学实验的比较经验：“（以前做科学实验）跟没有生命的对象打交道，它的规律都是很清晰的；现在我们要办学，要跟人打交道，人都有思想，所以规律都不是很清晰，取决于个人的态度。”
400多天的教改实践，让他在探索与人打交道的路上，学会了“妥协”——这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来，实在罕有。“可以让步的尽量让步，毕竟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必须要做一些妥协，让他们也满意。”但是，“原则问题是不妥协的，比如今年招生，我们不妥协；自授文凭自主招生，我们不妥协。”
有时，下属会听到他喃喃地念叨自己的任期：“我还剩下四年……”下属撺掇着说：“再干一届吧。”校长不置可否。
只有一次，老头儿喝了点酒，私下里才吐露这样的狠话：“（下一届）坚决不干了！”
而在没有酒精作用时，在人前，朱清时还是会说：“大家的希望，都希望看到中国教改成功，即使干不成，我们走到哪里，后人都可以借鉴，所以仍然很有成就感。中国的教改一定要成功，也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