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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知县吃工作餐时，也要一名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然后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
乾隆十八（1753）年，山东潍县知县郑板桥向朝廷辞去官职，悄然返回他的故乡扬州。此消息一经传出，百姓们都为失去一位好官而惋惜，然而他们却不知道，郑大人之所以辞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憎恨当时官场的摆谱之风。
皇帝带头官员效仿
追溯起来，在古代中国官场，官员们处处大讲排场的摆谱习气由来已久。身为一国之尊的古代帝王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其仪仗形式自然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有关史料表明，自周代以来，帝王们的仪仗越来越讲究，而到唐代时，皇帝出门，若将所有的仪仗人员加起来，竟超过1万人。所谓上行下效，帝王们手下的各级官员也很快学会了摆谱，并将这种官场习气一直传递了几千年。
令人深思的是，历代以来，官员们之所以敢于公然摆谱，乃是因为朝廷有明文规定。例如在唐代，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高级官员在上任之时，都有一套严格的排场，享有各种特权。当宰相上任时，地方官员们都要派人在他所经过的道路上铺上沙子，还美其名曰“沙堤”。唐宋两代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指出：官员出行时，百姓都要回避。一品官员的仪仗，应有吹鼓手、撑伞的、举乌扇的、拿幡盖的，另外执戟、刀、盾、弓箭等兵仗的竟有三百余人，其他的随从如皂役、车骑、驾士等也有四十人以上。到了清代，官员们的排场更是登峰造极。如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们，就享有所谓的 “八坐之仪“：出门时先打13下棒锣，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然后是伞、扇、旗、枪、刀、剑、棍、槊等等以及肃静牌、回避牌等走马灯似地直排过来。即使一般的知县老爷，出门时也是前呼后拥，鸣锣开道。
随着封建社会吏治的进一步恶化，官员们的摆谱行为越来越泛滥，终于发展成为官场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即使那些初入仕途的官员们，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很快就学会五花八门的摆谱。以清代官场为例，民国时就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 很多官员一旦得势，便会在摆谱心理的驱使下做出各种“奇怪”的举动。很多人本来经济实力有限，竟不惜借高利贷满足虚荣心。而一旦到任后，为了尽快偿还债务，他们又很自然地会对老百姓加紧搜刮。
衣食住行处处排场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官吏们不但出门要讲排场，在大堂上也大摆官派。据《通典》记载，清代的京官虽然油水比地方官少，但虚荣心却极强，素以好摆官架子著称。每次上堂办公，规定手下的三班衙役要列队在大门口迎接，瞧着大人的轿子远远地过来了，要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领头的要请安：“小的们叩见大人”，待大人说声起来，又要齐齐地应一声“喳”。这一声一定要整齐，稍有参差，大人就会不高兴。请安之后，众衙役又拔腿前来伺候大人，然后就是升堂，两边衙役从外到内，重重叠叠地排开，手执大棒、板子、夹棍等刑具，大声喊“升堂”，衙役们齐声大喊“威武”，把官老爷的派头吆喝出来。如此规模的排场，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威吓老百姓。而那些爱护百姓、廉洁自律的官员，却往往因拒绝摆谱被官场中人耻笑。郑板桥在夜间出巡时不鸣锣开道，也不用“回避”、“肃静”的牌子，而只用一名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在前面领路，因此当时有许多官员对此都看不惯，甚至郑板桥的好朋友郑方坤都埋怨他“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有些本来就对郑板桥怀恨在心的官员竟将他告到知府那里，说他有辱朝廷命官的身份。几天后，郑板桥居然遭到上级的申斥，指责他破坏了官场讲究排场的惯例。对于官场中这些奇怪的现象，郑板桥一向深恶痛绝，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弃官回家。
古代官场中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讲究排场，无论是在衣食住行还是说话办事等各方面，都惟恐落了下风。可笑的是，一些官员，即使自身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尽一切办法硬充门面。据说清代的知县在开吃工作餐时，必须有一名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然后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着。而官员们私下在招待同僚吃饭时，更是大肆铺张，往往是客人已停下了筷子，各种美味佳肴仍在流水般摆上饭桌。
古代官场有一句俗话：“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由于官员们的职位随时有可能调动，因此他们往往都不愿花钱修缮自己的办公场所——衙门。但与此同时，向来讲究排场的官员们却对自己的私人住宅毫不马虎。清代同治年间有个叫李慈铭的官员，尽管他经济拮据，但为保持排场仍花高价租赁了一处豪宅。这处豪宅有二十多个房间，有花园凉亭，可谓气派阔绰。据说李慈铭当时的年收入只有一百二十三两银子，但仅房租就要花去四十八两。
摆谱成性为祸江山
官场中人对摆谱的热衷，不但在老百姓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更直接导致了吏治的进一步腐败。因为官员们的合法收入毕竟有限，如果要保持所谓的排场，便往往会绞尽脑汁干出损公肥私的勾当。南梁时有个叫鱼弘的官员，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史载此人生活奢侈，非常喜欢向同僚摆谱。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竟肆无忌惮地搜刮老百姓。据说他常公开宣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田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一幅恬不知耻的嘴脸。明代的邵懋卿，也是一名喜欢摆谱的贪官。《明史》记载，鄢懋卿生性奢侈，甚至用彩锦装饰厕所，用白银装饰便溺器皿。而在外出视察时，他还特意定做了豪华的五彩舆（轿子），并让十二个女子抬着招摇过市。
更严重的是，官场中的摆谱之风，有时还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安危。道光二十一（1841）年，由于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清政府赶紧派皇族奕经前往浙江收复失地。但是这位花花公子却只顾大摆排场，上任时带着许多随从，沿途前呼后拥，“将军之外，复有参赞，参赞之外，复有钦差，钦差之外，复有小钦差”。到南方后，奕经更是大肆寻欢作乐，索财贪贿，最终导致一败涂地。
清末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失败也与此风不无关系。就在定都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就开始追求享乐，大讲排场。据记载，当时作为最高领袖的天王洪秀全，已经摆出一副封建帝王架势：马队清道，数千名吹鼓手和掌旗手开路，十多万卫队相随，声势煊赫至极。此外又大兴土木修筑王宫，其规模宏伟壮丽，宫墙十余里，高数丈。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各级官员也纷纷效尤，在老百姓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太平天国的官场中，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连基层小官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在道两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若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惩罚。正如后世历史学家们所总结的，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其领导集团的腐化正是主要原因之一。
乾隆十八（1753）年，山东潍县知县郑板桥向朝廷辞去官职，悄然返回他的故乡扬州。此消息一经传出，百姓们都为失去一位好官而惋惜，然而他们却不知道，郑大人之所以辞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憎恨当时官场的摆谱之风。
皇帝带头官员效仿
追溯起来，在古代中国官场，官员们处处大讲排场的摆谱习气由来已久。身为一国之尊的古代帝王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其仪仗形式自然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有关史料表明，自周代以来，帝王们的仪仗越来越讲究，而到唐代时，皇帝出门，若将所有的仪仗人员加起来，竟超过1万人。所谓上行下效，帝王们手下的各级官员也很快学会了摆谱，并将这种官场习气一直传递了几千年。
令人深思的是，历代以来，官员们之所以敢于公然摆谱，乃是因为朝廷有明文规定。例如在唐代，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高级官员在上任之时，都有一套严格的排场，享有各种特权。当宰相上任时，地方官员们都要派人在他所经过的道路上铺上沙子，还美其名曰“沙堤”。唐宋两代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指出：官员出行时，百姓都要回避。一品官员的仪仗，应有吹鼓手、撑伞的、举乌扇的、拿幡盖的，另外执戟、刀、盾、弓箭等兵仗的竟有三百余人，其他的随从如皂役、车骑、驾士等也有四十人以上。到了清代，官员们的排场更是登峰造极。如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们，就享有所谓的 “八坐之仪“：出门时先打13下棒锣，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然后是伞、扇、旗、枪、刀、剑、棍、槊等等以及肃静牌、回避牌等走马灯似地直排过来。即使一般的知县老爷，出门时也是前呼后拥，鸣锣开道。
随着封建社会吏治的进一步恶化，官员们的摆谱行为越来越泛滥，终于发展成为官场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即使那些初入仕途的官员们，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很快就学会五花八门的摆谱。以清代官场为例，民国时就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 很多官员一旦得势，便会在摆谱心理的驱使下做出各种“奇怪”的举动。很多人本来经济实力有限，竟不惜借高利贷满足虚荣心。而一旦到任后，为了尽快偿还债务，他们又很自然地会对老百姓加紧搜刮。
衣食住行处处排场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官吏们不但出门要讲排场，在大堂上也大摆官派。据《通典》记载，清代的京官虽然油水比地方官少，但虚荣心却极强，素以好摆官架子著称。每次上堂办公，规定手下的三班衙役要列队在大门口迎接，瞧着大人的轿子远远地过来了，要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领头的要请安：“小的们叩见大人”，待大人说声起来，又要齐齐地应一声“喳”。这一声一定要整齐，稍有参差，大人就会不高兴。请安之后，众衙役又拔腿前来伺候大人，然后就是升堂，两边衙役从外到内，重重叠叠地排开，手执大棒、板子、夹棍等刑具，大声喊“升堂”，衙役们齐声大喊“威武”，把官老爷的派头吆喝出来。如此规模的排场，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威吓老百姓。而那些爱护百姓、廉洁自律的官员，却往往因拒绝摆谱被官场中人耻笑。郑板桥在夜间出巡时不鸣锣开道，也不用“回避”、“肃静”的牌子，而只用一名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在前面领路，因此当时有许多官员对此都看不惯，甚至郑板桥的好朋友郑方坤都埋怨他“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有些本来就对郑板桥怀恨在心的官员竟将他告到知府那里，说他有辱朝廷命官的身份。几天后，郑板桥居然遭到上级的申斥，指责他破坏了官场讲究排场的惯例。对于官场中这些奇怪的现象，郑板桥一向深恶痛绝，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弃官回家。
古代官场中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讲究排场，无论是在衣食住行还是说话办事等各方面，都惟恐落了下风。可笑的是，一些官员，即使自身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尽一切办法硬充门面。据说清代的知县在开吃工作餐时，必须有一名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然后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着。而官员们私下在招待同僚吃饭时，更是大肆铺张，往往是客人已停下了筷子，各种美味佳肴仍在流水般摆上饭桌。
古代官场有一句俗话：“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由于官员们的职位随时有可能调动，因此他们往往都不愿花钱修缮自己的办公场所——衙门。但与此同时，向来讲究排场的官员们却对自己的私人住宅毫不马虎。清代同治年间有个叫李慈铭的官员，尽管他经济拮据，但为保持排场仍花高价租赁了一处豪宅。这处豪宅有二十多个房间，有花园凉亭，可谓气派阔绰。据说李慈铭当时的年收入只有一百二十三两银子，但仅房租就要花去四十八两。
摆谱成性为祸江山
官场中人对摆谱的热衷，不但在老百姓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更直接导致了吏治的进一步腐败。因为官员们的合法收入毕竟有限，如果要保持所谓的排场，便往往会绞尽脑汁干出损公肥私的勾当。南梁时有个叫鱼弘的官员，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史载此人生活奢侈，非常喜欢向同僚摆谱。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竟肆无忌惮地搜刮老百姓。据说他常公开宣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田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一幅恬不知耻的嘴脸。明代的邵懋卿，也是一名喜欢摆谱的贪官。《明史》记载，鄢懋卿生性奢侈，甚至用彩锦装饰厕所，用白银装饰便溺器皿。而在外出视察时，他还特意定做了豪华的五彩舆（轿子），并让十二个女子抬着招摇过市。
更严重的是，官场中的摆谱之风，有时还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安危。道光二十一（1841）年，由于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清政府赶紧派皇族奕经前往浙江收复失地。但是这位花花公子却只顾大摆排场，上任时带着许多随从，沿途前呼后拥，“将军之外，复有参赞，参赞之外，复有钦差，钦差之外，复有小钦差”。到南方后，奕经更是大肆寻欢作乐，索财贪贿，最终导致一败涂地。
清末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失败也与此风不无关系。就在定都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就开始追求享乐，大讲排场。据记载，当时作为最高领袖的天王洪秀全，已经摆出一副封建帝王架势：马队清道，数千名吹鼓手和掌旗手开路，十多万卫队相随，声势煊赫至极。此外又大兴土木修筑王宫，其规模宏伟壮丽，宫墙十余里，高数丈。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各级官员也纷纷效尤，在老百姓中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太平天国的官场中，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连基层小官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在道两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若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惩罚。正如后世历史学家们所总结的，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其领导集团的腐化正是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