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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境外宽带网络给国内电话用户发送“语音包”，然后冒充法院的法官套取用户银行卡信息，再交由第三人冒充公安人员获取用户信任；最后一人则冒充检察院检察官，敦促用户进行银行转账，最终达到诈骗的目的。
2011年9月底，中国和东盟地区8个国家联合行动，在老挝、印尼等国破获一起冒充中国公检法部门的跨境电信诈骗案，抓捕涉案人员828人，破获案件18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2亿元，受害人涉及全国31个省。
经过一年的审理，其中31名犯罪嫌疑人日前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犯诈骗罪起诉。
诈骗“流水线”
31岁的包丽曾是诈骗团伙的一名“话务员”。她只有初中文化，曾做过童装生意。因处在哺乳期，包丽一直被取保候审。9月14日，她抱着4个月大的儿子坐在问询室里回答着检察官的问题。
如今，她终于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原来免费到老挝旅游竟是一场骗局，而自己也成为电信诈骗的参与者，从出国到被中国警方带回国内，她在老挝只呆了13天。
2011年9月初，包丽好友邀请她到老挝旅游，所有费用均由好友的台湾男友垫付。从未出过国的包丽没有多想，与好友坐飞机到达老挝。
包丽与好友被接到万象市西沙达腊县的一座三层别墅中。但她觉得有些蹊跷，一楼的客厅摆着20多张小桌子，每张桌子上有一部电话。二楼的过道也是同样的布置，三楼则是她们的卧室。
好友的男友开门见山，说这是进行电信诈骗，她们可以在这里打工，月薪5000元人民币，如果骗成功还有4％的提成。包丽与好友并没有反对。“反正人都来了，就开始干了。”包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座别墅有7个房间，共30多人，一楼二楼办公兼居住，三楼全是卧室，6人一间，为了体现“人性化”，二楼还设了四间情侣房。
事实上，大部分人是被以旅游名义骗到老挝的。这些人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接听电话。老板以及骨干全是台湾人，老板叫阿海，负责发工资，阿海的老婆负责对话务员进行培训。上岗之前，包丽拿到一张“话术单”。
所谓话术单，是一张A4大小的纸，写有引诱用户上当的话语，话务员将其念给接听电话的用户。而按照分类，话务员分为三线，一线冒充法院法官，二线假冒公安民警，三线伪装成检察院检察官。
按照流程，第一步电脑手通过网络集中向大陆某地区电话座机发送语音包，内容为：我是XXX中级人民法院，你现在有一张传票需要领取，查询请按#号键。若电话用户询问传票的内容，一线话务员按照话术单的内容读给用户，称其信用卡透支，银行已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将强制执行。
起初，包丽念得并不熟练加之害怕，声音颤抖得厉害。“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假的，还没念完，就开口骂我。”包丽说。
如果对方说没办过信用卡，一线话务员会“启动应急预案”：“您的身份信息可能外泄或身份证丢失，被不法分子用于申请了信用卡。我们用内线110办案系统帮你转接到当地公安局帮你备案。”
此时，一线话务员将电话就会转到二线话务员处。二线话务员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由台湾骨干以及表现优异的一线话务员十几人组成，专门冒充警察。
而二线电话的科技含量最高，通过相关技术、可以任意设置受害者来电显号的号码。二线话务员冒充警察接到被害人报案之后，先以查询为由挂断电话，再回拨受害人电话，告诉对方信用卡确实被透支了。
此时受害人来电显示的号码会被设置为当地公安局的电话，甚至显示为110，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随后，二线话务员套取被害人基本情况，称其身份证被盗用，银行卡涉嫌贩毒集团洗钱案已被冻结，可能会被刑事拘留，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
为了增加二线的成功率，在别墅的二楼走廊里专门设置了几个经验丰富二线话务员冒充警队队长，并套出对方银行资产情况。
随后，冒充检察官的三线话务员按照二线提供的资料给被害人打电话，再次询问对方是否涉及洗钱等重大犯罪，对其资金进行清查，称要把其资金转入指定的账户，查实后再返还，最终，被害人资金被转走。
据被抓的话务员交代，一线话务员一天接听四五十个电话，二线有10个左右，三线话务员每天拨打只有二三个。每次诈骗成功后，老板阿海把每笔钱和一二三线的人员名字写在黑板上，根据岗位不同，每个话务员拿到相应的底薪和提成。
2011年9月26日，是包丽30岁生日，老板说要给她买生日蛋糕。可还没来得及去买，中国公安人员即冲进别墅将30余名犯罪嫌疑人带走。
在这些犯罪嫌疑人中，23岁的福建人余云经历最为丰富，她在一年时间里先后在菲律宾，印尼和老挝等国冒充法官从事电信诈骗活动。
系统的漏洞
犯罪嫌疑人为何选择东南亚国家作为大本营?公安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家金大志曾随专案组亲赴老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专业团伙在选择一个窝点前要考察多次，要考虑该国的风土人情，出境条件，宽带审核规定甚至包括中餐的原材料采购问题。“在这些国家，申请宽带审核宽松，非法用工管理也不太严格，犯罪成本较低。”金大志说。
在金大志看来，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是2008年春节后，境外诈骗团伙专门设计的，起初只是冒充电信局工作人员，但成效甚微，随后诈骗团伙对其做了一次系统升级，加入了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环节。
据金大志统计，现在全国有40多种电信诈骗，其中的八九种是海外犯罪团伙设计的，而电信诈骗分布于世界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只有中国、日本、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电信诈骗自2000年开始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盛行，后蔓延大陆，2008年以来，一些地区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而被骗金额屡创新高，单笔诈骗金额最高达2300万。
金大志说，通讯产品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普通人的认知程度，电信诈骗正是利用了人们认知的滞后。“一般人怎么会想到来电显示的号码是假的呢?”每一次诈骗团队更新虚假信息载体，就会有一批新的人群上当受骗，这也是发案率高的主因。 在金大志看来，除了百姓防范意识微弱之外，电信运营商以及银行系统也存在漏洞。如犯罪团伙利用的VOIP网络电话，这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可部分犯罪团伙仍能自如使用。负责侦办此次跨国电信诈骗案的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黄祖跃2011年9月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有些非法运营商实际上充当了诈骗团伙的帮凶，尽管电信部门也有很多行业规章制度，不允许任意显号，但是实际中执行并不尽如人意。
此外，银行转账是电信诈骗最后且最为关键的环节，而银行在一人多户和非本人开户等问题上管理不严会给诈骗团伙留下漏洞。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会计部副总经理陈永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0年起，银行内部就针对防电信诈骗进行培训，目前在储户汇款前询问其是认识收款人已成为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流程，而对于开户的联网核查也越来越严格。
“打击电信诈骗不是公安一家的独角戏，而需要电信运营商和银行的多部门联动。”金大志说。
亟待立法
在打击电信诈骗中，取证工作极为困难。侦办此案的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陈高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事主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容易找到受害者，因为诈骗者是随机作案，所以很难确定受害者的施害方是哪一个团伙。
幸运的是，办案人员在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的聊天记录中发现了一位受害者的账户，并确定其被这个团伙所骗，而该受害者一次性被骗41万元。
陈高慧说，对于未找到受害者的，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按照犯罪嫌疑人发送诈骗短信的条数以及拨打电话的次数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种量刑方式有诸多弊端，不少犯罪嫌疑人因缺乏证据而逃脱了法律的惩处。近几年来，因为电信犯罪成本低，收益高，易隐蔽等特点，其规模越来越大，电信诈骗立法的呼声亦越发高涨。关注电信诈骗立法多年的法律学者葛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诈骗比其他方式对社会危害更大，其他诈骗罪很难将其囊括进来。
在葛磊看来，电信诈骗不仅是侵犯财产权，还包括信息权，普通诈骗的法定刑相对比较轻，跟它的社会危害性不匹配，威慑性小，有必要单独立法。同时，信息诈骗很难侦破，许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甚至许多人不认为是犯罪，所以通过立法还能起到教育指引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仅有了法律，仍无法完全禁绝这种犯罪，“法律只是综合治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不是事后的快速反应，而是事前的严加防范。”
(部分受访者系化名)
2011年9月底，中国和东盟地区8个国家联合行动，在老挝、印尼等国破获一起冒充中国公检法部门的跨境电信诈骗案，抓捕涉案人员828人，破获案件18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2亿元，受害人涉及全国31个省。
经过一年的审理，其中31名犯罪嫌疑人日前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犯诈骗罪起诉。
诈骗“流水线”
31岁的包丽曾是诈骗团伙的一名“话务员”。她只有初中文化，曾做过童装生意。因处在哺乳期，包丽一直被取保候审。9月14日，她抱着4个月大的儿子坐在问询室里回答着检察官的问题。
如今，她终于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原来免费到老挝旅游竟是一场骗局，而自己也成为电信诈骗的参与者，从出国到被中国警方带回国内，她在老挝只呆了13天。
2011年9月初，包丽好友邀请她到老挝旅游，所有费用均由好友的台湾男友垫付。从未出过国的包丽没有多想，与好友坐飞机到达老挝。
包丽与好友被接到万象市西沙达腊县的一座三层别墅中。但她觉得有些蹊跷，一楼的客厅摆着20多张小桌子，每张桌子上有一部电话。二楼的过道也是同样的布置，三楼则是她们的卧室。
好友的男友开门见山，说这是进行电信诈骗，她们可以在这里打工，月薪5000元人民币，如果骗成功还有4％的提成。包丽与好友并没有反对。“反正人都来了，就开始干了。”包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座别墅有7个房间，共30多人，一楼二楼办公兼居住，三楼全是卧室，6人一间，为了体现“人性化”，二楼还设了四间情侣房。
事实上，大部分人是被以旅游名义骗到老挝的。这些人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接听电话。老板以及骨干全是台湾人，老板叫阿海，负责发工资，阿海的老婆负责对话务员进行培训。上岗之前，包丽拿到一张“话术单”。
所谓话术单，是一张A4大小的纸，写有引诱用户上当的话语，话务员将其念给接听电话的用户。而按照分类，话务员分为三线，一线冒充法院法官，二线假冒公安民警，三线伪装成检察院检察官。
按照流程，第一步电脑手通过网络集中向大陆某地区电话座机发送语音包，内容为：我是XXX中级人民法院，你现在有一张传票需要领取，查询请按#号键。若电话用户询问传票的内容，一线话务员按照话术单的内容读给用户，称其信用卡透支，银行已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将强制执行。
起初，包丽念得并不熟练加之害怕，声音颤抖得厉害。“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假的，还没念完，就开口骂我。”包丽说。
如果对方说没办过信用卡，一线话务员会“启动应急预案”：“您的身份信息可能外泄或身份证丢失，被不法分子用于申请了信用卡。我们用内线110办案系统帮你转接到当地公安局帮你备案。”
此时，一线话务员将电话就会转到二线话务员处。二线话务员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由台湾骨干以及表现优异的一线话务员十几人组成，专门冒充警察。
而二线电话的科技含量最高，通过相关技术、可以任意设置受害者来电显号的号码。二线话务员冒充警察接到被害人报案之后，先以查询为由挂断电话，再回拨受害人电话，告诉对方信用卡确实被透支了。
此时受害人来电显示的号码会被设置为当地公安局的电话，甚至显示为110，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随后，二线话务员套取被害人基本情况，称其身份证被盗用，银行卡涉嫌贩毒集团洗钱案已被冻结，可能会被刑事拘留，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
为了增加二线的成功率，在别墅的二楼走廊里专门设置了几个经验丰富二线话务员冒充警队队长，并套出对方银行资产情况。
随后，冒充检察官的三线话务员按照二线提供的资料给被害人打电话，再次询问对方是否涉及洗钱等重大犯罪，对其资金进行清查，称要把其资金转入指定的账户，查实后再返还，最终，被害人资金被转走。
据被抓的话务员交代，一线话务员一天接听四五十个电话，二线有10个左右，三线话务员每天拨打只有二三个。每次诈骗成功后，老板阿海把每笔钱和一二三线的人员名字写在黑板上，根据岗位不同，每个话务员拿到相应的底薪和提成。
2011年9月26日，是包丽30岁生日，老板说要给她买生日蛋糕。可还没来得及去买，中国公安人员即冲进别墅将30余名犯罪嫌疑人带走。
在这些犯罪嫌疑人中，23岁的福建人余云经历最为丰富，她在一年时间里先后在菲律宾，印尼和老挝等国冒充法官从事电信诈骗活动。
系统的漏洞
犯罪嫌疑人为何选择东南亚国家作为大本营?公安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家金大志曾随专案组亲赴老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专业团伙在选择一个窝点前要考察多次，要考虑该国的风土人情，出境条件，宽带审核规定甚至包括中餐的原材料采购问题。“在这些国家，申请宽带审核宽松，非法用工管理也不太严格，犯罪成本较低。”金大志说。
在金大志看来，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是2008年春节后，境外诈骗团伙专门设计的，起初只是冒充电信局工作人员，但成效甚微，随后诈骗团伙对其做了一次系统升级，加入了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环节。
据金大志统计，现在全国有40多种电信诈骗，其中的八九种是海外犯罪团伙设计的，而电信诈骗分布于世界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只有中国、日本、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电信诈骗自2000年开始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盛行，后蔓延大陆，2008年以来，一些地区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而被骗金额屡创新高，单笔诈骗金额最高达2300万。
金大志说，通讯产品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普通人的认知程度，电信诈骗正是利用了人们认知的滞后。“一般人怎么会想到来电显示的号码是假的呢?”每一次诈骗团队更新虚假信息载体，就会有一批新的人群上当受骗，这也是发案率高的主因。 在金大志看来，除了百姓防范意识微弱之外，电信运营商以及银行系统也存在漏洞。如犯罪团伙利用的VOIP网络电话，这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可部分犯罪团伙仍能自如使用。负责侦办此次跨国电信诈骗案的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黄祖跃2011年9月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有些非法运营商实际上充当了诈骗团伙的帮凶，尽管电信部门也有很多行业规章制度，不允许任意显号，但是实际中执行并不尽如人意。
此外，银行转账是电信诈骗最后且最为关键的环节，而银行在一人多户和非本人开户等问题上管理不严会给诈骗团伙留下漏洞。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会计部副总经理陈永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0年起，银行内部就针对防电信诈骗进行培训，目前在储户汇款前询问其是认识收款人已成为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流程，而对于开户的联网核查也越来越严格。
“打击电信诈骗不是公安一家的独角戏，而需要电信运营商和银行的多部门联动。”金大志说。
亟待立法
在打击电信诈骗中，取证工作极为困难。侦办此案的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陈高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事主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容易找到受害者，因为诈骗者是随机作案，所以很难确定受害者的施害方是哪一个团伙。
幸运的是，办案人员在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的聊天记录中发现了一位受害者的账户，并确定其被这个团伙所骗，而该受害者一次性被骗41万元。
陈高慧说，对于未找到受害者的，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按照犯罪嫌疑人发送诈骗短信的条数以及拨打电话的次数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种量刑方式有诸多弊端，不少犯罪嫌疑人因缺乏证据而逃脱了法律的惩处。近几年来，因为电信犯罪成本低，收益高，易隐蔽等特点，其规模越来越大，电信诈骗立法的呼声亦越发高涨。关注电信诈骗立法多年的法律学者葛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诈骗比其他方式对社会危害更大，其他诈骗罪很难将其囊括进来。
在葛磊看来，电信诈骗不仅是侵犯财产权，还包括信息权，普通诈骗的法定刑相对比较轻，跟它的社会危害性不匹配，威慑性小，有必要单独立法。同时，信息诈骗很难侦破，许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甚至许多人不认为是犯罪，所以通过立法还能起到教育指引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仅有了法律，仍无法完全禁绝这种犯罪，“法律只是综合治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不是事后的快速反应，而是事前的严加防范。”
(部分受访者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