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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4日，是情人节，也是马小龙的农历生日。
对于这个大男孩和他的家人来说，刚刚从苏丹惊心动魄的11天经历中解脱出来，这个24岁生日，更显重要。
北京时间1月28日晚，网上传出中国水电集团29名中国员工在苏丹被反政府武装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以下简称“苏人解”）劫持的消息，马小龙正是这29人之一。
这个身高1米80、体重80公斤的穆斯林小伙眉毛浓重，头发又黑又密，脸色黑里透红，鼻子还有点翘，身穿一身黑色的运动装。从苏丹回来后，他就抛弃了年轻人的时髦穿着，同时被抛弃的，还有他钟爱多年的可乐。“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经历了生死，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现在我就喝白水。”
手里握着一小瓶矿泉水，他开始回忆那惊心动魄的11天。
出事儿了！
2012年1月27日晚，中国水电集团七局五分局141项目部的南科尔多凡州的营地里，47名中国员工像往常一样上网聊天、看电影，重复着百无聊赖的“夜生活”。苏丹时间比北京时间晚6个小时，10点左右，马小龙的QQ好友头像都变成了“不在线”的灰色，他关上电脑，回到宿舍，准备结束平淡的一天。
马小龙于2011年10月加入中水电集团的这个项目部，该项目部承接了南科尔多凡州一段公路的修建工程。由于有语言优势，马小龙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处理文件等事务性工作。工作不算辛苦，他唯一的烦恼是，生活太单调了。
没想到，躺下十几分钟后，公司保安突然一把推开门，“快，快！马上要转移！要撤！”
马小龙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但很快就认识到：这次是真的！
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动荡的政局一直是中国在苏丹企业的一大心病。尤其是南科尔多凡州，自从2011年7月南苏丹独立以来，就冲突不断。
这个营地所处地形又很特别，四面环山，正规军的现代化机械装备不易靠近，但游击队式的反政府武装人员却很容易持小型枪械从四周山上俯冲下来，并形成口袋，把营地吞掉。
大家带着证件和贵重物品，上了十几辆车，后勤部门的同事还特意带上了水和食品，以备不时之需。
沿着他们修建的公路，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附近的阿巴西亚市，停在离警察局不远的市中心，等待进一步消息。一名苏丹公路局监理告诉他们，有一小股二三十人的反政府武装分子，翻越了气势磅礴的努巴山，要与政府军交战。
但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工人们回到营地，准备安排撤离事宜。为小心起见，马小龙特意侦查了一番，没发现有开过枪的痕迹，前晚到达营地的三四十名警察还在，他们的重机枪也在，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不过，刚躺下，就听到“嘭”的一声巨响。马小龙以为是从楼上宿舍传来的，但巨响再次传来，同事们面面相觑：出事了！
大家不安地跑出宿舍。枪声交织传来，有的很远，有的似乎就在营地的铁丝网边。营地负责人、项目经理韩章良开始紧急联系大使馆，希望能够得到接应。
“小马，你跟我来。”韩章良向马小龙招了招手。
出门一看，原来守在营地外的警察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20多名身着绿色制服的军人。他们是政府军？反政府军？还是什么游击队？谁也搞不清楚。这些人还算友善，对马小龙和韩章良说：先回去，情况还不明朗。
正当两个人打算走上前具体询问时，突然有两颗子弹呼啸着飞来。走在后面的韩章良大喊“蹲下”，马小龙早就下意识地趴在了地上。两人胆战心惊地上趴了一会，直到感觉不会再有子弹飞来，才小心地站起身，跑回宿舍。
十多分钟过去了，大使馆来电通知他们：摸清楚情况后，就派车过来接他们。
枪声基本停止，已是1月28日上午11时左右。再次走出宿舍时，刚好有6个扛着枪的军人走进来，他们一边嚷着，一边打手势，让所有人都出去。没人敢动。马小龙看到，大家都将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一边让大家先回屋。
一名士兵对他说：“别害怕，你们已经安全了，那些人已经被我们打跑了。我们要送你们去喀土穆（苏丹首都）。”然后，让马小龙告诉大家：全都出来。
马小龙不知对方所说是真是假，但是感觉不妙，冲着宿舍大喊，“先藏一个地方把电话打出去，把消息放出去。”简单的“出来”被翻译得如此之长，士兵们觉得不对劲儿，拿起棍子就冲马小龙打了过来。
不得已，有人从宿舍走出来。士兵们上前，把大家手里拿着的手机全部没收，如有迟疑，马上就会挨一枪托。
47名营地成员中，最终走出来21个，包括两位女性，年纪最大的53岁，但能说阿语的只有马小龙和同是24岁的孙世伟。孙世伟刚刚从国内过完春节返回，前一天白天才抵达。
一行人被命令一字排开向前进发，没走多远，他们隐约看到几个熟悉的背影。原来是公司的几位管理人员，住在营地前方，先被抓了起来。看到先前被抓的人还活着，马小龙略感安心。
两队人马汇合，一共29人的队伍，在15名士兵的押解下，在没有尽头的路上，开始了行军。
他们不知道，把他们带走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艰难的行军
最初几天，大部分时间是在行军中度过的。
有时，是柔软的沙漠，一脚踩下去，费很大力气才能把脚拔出来；有时，是坚硬的岩石，磕磕绊绊，无数次摔倒，无数次爬起，不少人扭伤了脚；有时，是星夜兼程，从头天晚上走到第二天早上，只有四五次休息，每次一两分钟。
最初没人敢拖拉，只要士兵们命令，他们就动身。但走了两天两夜之后，他们决定来一次小小的反抗。
这个地处非洲东北部的国家，午后温度常高达摄氏四十七八度，又累又热，晕头转向，大家商量好，在一棵光秃秃、没有树叶的大树下，就着树枝间那一点可怜巴巴的阴凉，一起坐下，任押解的士兵怎么喊叫，也不站起来。
这次抗议起效了。此后，工人们又曾采取相同策略，争取休息的机会，但最终在押解人员的武力威胁下，重新上路。
这些押解人员并非不讲人道。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多种政治势力并存，危机四伏，稍一停留，便可能遭受袭击。比如，在这次行军中，他们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轰炸。炸弹呼啸着从他们头顶上飞过，把地面炸得发颤。轰炸结束后，大家发现，炸弹所落之处，正是他们一两个小时前的停留之地。
条件允许时，押解者也会给予一些照顾。
不少人扭伤了脚，他们有一天找来了一辆牛车。但在马小龙看来，那只是一辆牛拉的、带了两个轮子的担架；还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六七匹驴子，给有脚伤和身体虚弱的人代步。不过，这些驴有的背上只铺了一条毯子，有的就是光背，对于毫无骑术的中国工人来说，骑驴也不比走路舒服多少，个个东倒西歪，不时还被驴从背上甩下来。
马小龙说，这一路上，他最佩服那两位女性，路基本都是自己走，再艰难、再危险，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软弱。
在这个热带国家日夜赶路，最珍贵的，莫过于水。
从营地带出的饮料很快喝完后，只能靠沿途的水源。只要有水，不管颜色多么浑浊，味道多么怪异，大家都喝，即便喝不下去，也要润润干渴的喉咙和开裂的嘴唇。时间一长，大家都学会了一句苏丹话：“moya”——苏丹语的“水”。动不动，就能听到有人说：mafei moya, ma maxi（没水，走不动，不走了）。
最艰难的时刻，是行军的第二天。
水和食物都没有了，周围尽是渺无人烟的荒漠，连牲畜的脚印都没有，押解人员甚至放弃了看管——在没有水和食物的荒漠里，能逃到哪里？每个人都在后悔，要是没有把食物都吃掉，该多好。要是当初没有喝那么多水，该多好。
马小龙说，这样走了将近十个小时后，他已经渴得说不出话，突然看到地上的一片树叶，就满怀希望地捡起来放在嘴里嚼起来，希望多少能有点残存的水分。他失望透了。这片树叶已经完全干瘪，不仅没有水分，因为苦涩，让他觉得更渴了。他看到，另一位耐不住干渴的同伴，还吃了一口仙人掌，结果接下来几天，他胃里都不舒服。
最终，一辆自行车从远处骑来。不是海市蜃楼吧？他们都盯着那辆自行车看，直到确定那是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自行车上还驮着水。
大家都躺在地上，等着车上的水来救命。马小龙记得，他一个人就喝了一大桶水的1/3。“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水那么珍贵，真是千金难换！”
除了道路艰险，大家心里最不安的，是不知道目的地。他们还发现，这些押解人员也不熟悉地形，有时要靠寻找树上刻画的标记确定方向；有时走错了路，发现后又折回来重新确定方向；还有一次，走了几个小时都不见人影，苏丹人也有点迷路，便连续对天鸣枪，希望能从同伴那里得到回应。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从任何一个方位传来回应。
马小龙和孙世伟不停地打探要去哪里，答案永远是一个：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有车送你们去喀土穆。
是否会真的送他们到喀土穆，工人们没抱过希望。但行走了五天之后，2月1日，他们终于走到了一处看似营地的地方，并从那里找到了两辆破皮卡车，工人们再也不用徒步行军了。
周旋与互助
第一次正式与押解人员交涉，是从营地出来两三个小时之后。休息时，有个长官模样的人来询问情况，大家马上表明自己的平民身份，并解释，是到苏丹来修路的。
“你们修路是不是为了帮政府军攻打我们？为了让他们的机械化军队更快地开进？”这人问。
答：一、我们修路是为了所有的苏丹人；二、我们出来打工也是为了生存。
经过几次极为客气的交流，苏丹人大概也担心带出来的食物不够，便开上从营地抢来的汽车，带着7名中国员工返回营地，取来一些食物和饮料，并帮忙将食品一直搬上了山。
大家还很担心营地上其余18人的处境，又不敢说还有人没出来，只好想方设法套话，可惜没成功。一直到肯尼亚，他们才得知，有一位同胞遇难了。
一路上，马小龙和孙世伟抓紧一切时间和押解者闲聊。本来话不多的两个小伙子，都成了“话痨”，话题从家庭、家境扯到老婆孩子，不时，他们还要奉承几句，以期说到对方心坎上，缓和双方关系。
但每隔几小时，押解者便会换班，换来的都是新面孔，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折腾几次后，两个小伙子发现，为了节省精力，不能再齐上阵，只能轮番套话，一个说累了另一个上。一路下来，两人配合默契，阿拉伯语水平也提高了一大截。
“交流还是要用心的。”马小龙解释，“这些士兵的状况也不好，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也希望获得肯定。” 有些士兵会和他们讨论政治理念，二人便立刻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敷衍过去。时间一久，押解人员也表达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是针对中国工人，我们是针对苏丹政府。
通过观察，马小龙觉得，这“一小股”武装力量远不止二三十人，就不断试探：你们还有其他人马吗？答案是：我们还有很多小分队，在其他地方。事实上，粗略估算，在这失去自由的11天中，他们见过的武装人员至少有两百人。
作为翻译，马小龙和孙世伟也明白，为同伴们争取权利的重任只能落在他们身上。有人脚扭了，他们要求医治；有人中暑了、感冒了，他们去要药品；有人走不动了，他们便要求休息、喝水。
最有成就感的，是2月2日这一天。
这时，他们已结束了步行状态，改乘两辆皮卡车。一大早，马小龙就被叫走，去见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当被问到工人现状时，马小龙故意夸大了伤痛程度，把一路行军描述得凄惨无比。
他本没期待有什么结果。但没多久，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块香皂、一个杯子、一个饭盆和一把勺子，有医生来为他们医治扭伤的脚踝、满是血泡的脚底；之后，经过协商，有人给他们买了拖鞋；一个与他们关系好的苏丹人，给他们搞来了两副扑克牌，供他们解闷儿；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饥餐露宿多日后，这天大家还开了荤，中午为他们杀了一只羊，晚上宰了一头猪。
29个人也时刻不忘互相关心和鼓励。马小龙说，“每个人心里都很担心，觉得活的希望渺茫，但没人表现出绝望，大家表面上都在互相鼓劲儿。”
离开营地时，他只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短袖T恤，某个凉意很重的行军晚上，突然有人拉了他一把，和他分享一件外衣；还有一次，他们在一个被炸毁的教室外休息，冷得不得了，躺在前面的马小龙接到了从后面传过来的一件衣服，大家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有一次，他们幸运地在一个村庄里找到个可供休息的院子，房屋太小，大家自觉地分成两队，女性和身体虚弱的人住在室内，年轻力壮的睡在室外，屋里的人把外衣贡献出来，给屋外的人遮风。
偶而，也会开些玩笑调节气氛。队里唯一的未婚女青年叫李艳，大家便对她说：你看，咱们都是生死之交了，干脆你在这些人里找一个，万一走不出去，就在这生活了。
回家
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回家。但一路行进，没有任何通讯工具，连落脚点都不确定，也就只能想一想。
情况开始好转，是从2月2日起。他们在这天抵达了一个小村庄，仔细观察，马小龙发现，这个村里大概有四五百名士兵。他们像上班一样，回家就换上便服，出去则换上军装。
29名中国工人被安排住在一个占地约一亩的院子里，有一个茅草房，只要不出去，便可自由活动。他们一直在这里住到离开。
与之前的艰辛相比，后几天的日子实在安逸，唯一的缺憾是茅草屋严重透风，没有任何卧具，每个人在地上铺了一张塑料席当床，晚上非常冷。有天早上醒来，院子的茅草围墙竟然都被大风刮倒了。
2月4日，是被劫持的第8天，一周间，没有任何国内的消息，大家正在情绪低落地讨论：谈判还在进行吗？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一个苏丹人悄无声息地把马小龙叫出了院子，带上了车。一个多小时车程后，他们到了一个空旷无人的地区。马小龙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对方塞给他一个话筒。
这是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刘光源打来的电话。大使告诉他：国家对被劫持工人们很关心，要在最短时间内，在保证大家安全的前提下，把大家解救出来。
这是离开营地后的第一个来自国家的声音，马小龙惊喜不已，但他很快按捺住兴奋，追问：最短时间，是几天？刘大使肯定地回答：两天！
这个消息使8天来与世隔绝的同伴们非常高兴，午饭都吃得比往日多。但马小龙自己却有些担忧：如果两天后还没有结果，怎么办？
两天后的2月6日，正是中国的元宵节。入夜，还没有新的消息传来，大家围坐在院子里，闷闷不乐。马小龙回想起，去年元宵节，他还在叙利亚登山烤肉，今年，却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村里，与世隔绝。
突然觉得不该这样，马小龙一下子站起来说：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他朗诵了《静夜思》。之后，又有人提议一起唱歌。他记得，孙世伟唱了《五星红旗》，他则唱了周华健的《朋友》，唱得热闹时，还有两个苏丹人来给他们伴舞。
聚会结束后不久，一个苏丹人向马小龙透露，他们可能很快就要转移。
2月7日凌晨两点，工人们被叫了起来坐上车。清晨，车停在了一所学校。苏丹人告诉他们，这里有水，可以洗脸、喝水，但大家都感到，回国的时间不远了，谁也没心思担心自己的容貌，都焦急地等待进一步消息。
果然，早上七点钟，有苏丹人来告诉他们：中国马上就要来接你们了。
一个半小时之后，马小龙再次被叫去接电话。还是刘光源大使。马小龙一边接电话，一边把刘大使说的每个字都大声地、一字一顿地重复给大家：十点五十会有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来接我们！
大家激动起来。再次宣布要出发时，此前慢腾腾不愿上车的人，都争着跑上车。
在一个可以容纳飞机起降的开阔地，他们看见了飞机，随机前来的，还有中国政府代表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突然如释重负，这些天来一直在苏丹人和同胞间周旋的马小龙和孙世伟，一下子躺倒在地——“终于可以把一切都交给别人了！”
6小时飞行后，他们在2月7日下午到达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二天傍晚，又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马小龙最终回到甘肃天水时，已是2月11日凌晨五点。在他的执意要求下，父母没有接机。马小龙一边往家走，一边盘算着如何安慰受惊的家人。但还没走到门口，他就听到妈妈打开了家门，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之前想好的话，全都没说出口，他任妈妈抱着他大哭，半天不肯撒手……
苏丹的11天经历，将是他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件在苏丹一直陪伴他11天的蓝色短袖T恤，和那双苏丹人买给他的绿色塑胶人字拖鞋，被他认真地留存起来。他说，经历了这些之后，他才真正明白，除了生命之外，真的“神马都是浮云”。
对于这个大男孩和他的家人来说，刚刚从苏丹惊心动魄的11天经历中解脱出来，这个24岁生日，更显重要。
北京时间1月28日晚，网上传出中国水电集团29名中国员工在苏丹被反政府武装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以下简称“苏人解”）劫持的消息，马小龙正是这29人之一。
这个身高1米80、体重80公斤的穆斯林小伙眉毛浓重，头发又黑又密，脸色黑里透红，鼻子还有点翘，身穿一身黑色的运动装。从苏丹回来后，他就抛弃了年轻人的时髦穿着，同时被抛弃的，还有他钟爱多年的可乐。“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经历了生死，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现在我就喝白水。”
手里握着一小瓶矿泉水，他开始回忆那惊心动魄的11天。
出事儿了！
2012年1月27日晚，中国水电集团七局五分局141项目部的南科尔多凡州的营地里，47名中国员工像往常一样上网聊天、看电影，重复着百无聊赖的“夜生活”。苏丹时间比北京时间晚6个小时，10点左右，马小龙的QQ好友头像都变成了“不在线”的灰色，他关上电脑，回到宿舍，准备结束平淡的一天。
马小龙于2011年10月加入中水电集团的这个项目部，该项目部承接了南科尔多凡州一段公路的修建工程。由于有语言优势，马小龙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处理文件等事务性工作。工作不算辛苦，他唯一的烦恼是，生活太单调了。
没想到，躺下十几分钟后，公司保安突然一把推开门，“快，快！马上要转移！要撤！”
马小龙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但很快就认识到：这次是真的！
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动荡的政局一直是中国在苏丹企业的一大心病。尤其是南科尔多凡州，自从2011年7月南苏丹独立以来，就冲突不断。
这个营地所处地形又很特别，四面环山，正规军的现代化机械装备不易靠近，但游击队式的反政府武装人员却很容易持小型枪械从四周山上俯冲下来，并形成口袋，把营地吞掉。
大家带着证件和贵重物品，上了十几辆车，后勤部门的同事还特意带上了水和食品，以备不时之需。
沿着他们修建的公路，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附近的阿巴西亚市，停在离警察局不远的市中心，等待进一步消息。一名苏丹公路局监理告诉他们，有一小股二三十人的反政府武装分子，翻越了气势磅礴的努巴山，要与政府军交战。
但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工人们回到营地，准备安排撤离事宜。为小心起见，马小龙特意侦查了一番，没发现有开过枪的痕迹，前晚到达营地的三四十名警察还在，他们的重机枪也在，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不过，刚躺下，就听到“嘭”的一声巨响。马小龙以为是从楼上宿舍传来的，但巨响再次传来，同事们面面相觑：出事了！
大家不安地跑出宿舍。枪声交织传来，有的很远，有的似乎就在营地的铁丝网边。营地负责人、项目经理韩章良开始紧急联系大使馆，希望能够得到接应。
“小马，你跟我来。”韩章良向马小龙招了招手。
出门一看，原来守在营地外的警察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20多名身着绿色制服的军人。他们是政府军？反政府军？还是什么游击队？谁也搞不清楚。这些人还算友善，对马小龙和韩章良说：先回去，情况还不明朗。
正当两个人打算走上前具体询问时，突然有两颗子弹呼啸着飞来。走在后面的韩章良大喊“蹲下”，马小龙早就下意识地趴在了地上。两人胆战心惊地上趴了一会，直到感觉不会再有子弹飞来，才小心地站起身，跑回宿舍。
十多分钟过去了，大使馆来电通知他们：摸清楚情况后，就派车过来接他们。
枪声基本停止，已是1月28日上午11时左右。再次走出宿舍时，刚好有6个扛着枪的军人走进来，他们一边嚷着，一边打手势，让所有人都出去。没人敢动。马小龙看到，大家都将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一边让大家先回屋。
一名士兵对他说：“别害怕，你们已经安全了，那些人已经被我们打跑了。我们要送你们去喀土穆（苏丹首都）。”然后，让马小龙告诉大家：全都出来。
马小龙不知对方所说是真是假，但是感觉不妙，冲着宿舍大喊，“先藏一个地方把电话打出去，把消息放出去。”简单的“出来”被翻译得如此之长，士兵们觉得不对劲儿，拿起棍子就冲马小龙打了过来。
不得已，有人从宿舍走出来。士兵们上前，把大家手里拿着的手机全部没收，如有迟疑，马上就会挨一枪托。
47名营地成员中，最终走出来21个，包括两位女性，年纪最大的53岁，但能说阿语的只有马小龙和同是24岁的孙世伟。孙世伟刚刚从国内过完春节返回，前一天白天才抵达。
一行人被命令一字排开向前进发，没走多远，他们隐约看到几个熟悉的背影。原来是公司的几位管理人员，住在营地前方，先被抓了起来。看到先前被抓的人还活着，马小龙略感安心。
两队人马汇合，一共29人的队伍，在15名士兵的押解下，在没有尽头的路上，开始了行军。
他们不知道，把他们带走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艰难的行军
最初几天，大部分时间是在行军中度过的。
有时，是柔软的沙漠，一脚踩下去，费很大力气才能把脚拔出来；有时，是坚硬的岩石，磕磕绊绊，无数次摔倒，无数次爬起，不少人扭伤了脚；有时，是星夜兼程，从头天晚上走到第二天早上，只有四五次休息，每次一两分钟。
最初没人敢拖拉，只要士兵们命令，他们就动身。但走了两天两夜之后，他们决定来一次小小的反抗。
这个地处非洲东北部的国家，午后温度常高达摄氏四十七八度，又累又热，晕头转向，大家商量好，在一棵光秃秃、没有树叶的大树下，就着树枝间那一点可怜巴巴的阴凉，一起坐下，任押解的士兵怎么喊叫，也不站起来。
这次抗议起效了。此后，工人们又曾采取相同策略，争取休息的机会，但最终在押解人员的武力威胁下，重新上路。
这些押解人员并非不讲人道。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多种政治势力并存，危机四伏，稍一停留，便可能遭受袭击。比如，在这次行军中，他们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轰炸。炸弹呼啸着从他们头顶上飞过，把地面炸得发颤。轰炸结束后，大家发现，炸弹所落之处，正是他们一两个小时前的停留之地。
条件允许时，押解者也会给予一些照顾。
不少人扭伤了脚，他们有一天找来了一辆牛车。但在马小龙看来，那只是一辆牛拉的、带了两个轮子的担架；还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六七匹驴子，给有脚伤和身体虚弱的人代步。不过，这些驴有的背上只铺了一条毯子，有的就是光背，对于毫无骑术的中国工人来说，骑驴也不比走路舒服多少，个个东倒西歪，不时还被驴从背上甩下来。
马小龙说，这一路上，他最佩服那两位女性，路基本都是自己走，再艰难、再危险，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软弱。
在这个热带国家日夜赶路，最珍贵的，莫过于水。
从营地带出的饮料很快喝完后，只能靠沿途的水源。只要有水，不管颜色多么浑浊，味道多么怪异，大家都喝，即便喝不下去，也要润润干渴的喉咙和开裂的嘴唇。时间一长，大家都学会了一句苏丹话：“moya”——苏丹语的“水”。动不动，就能听到有人说：mafei moya, ma maxi（没水，走不动，不走了）。
最艰难的时刻，是行军的第二天。
水和食物都没有了，周围尽是渺无人烟的荒漠，连牲畜的脚印都没有，押解人员甚至放弃了看管——在没有水和食物的荒漠里，能逃到哪里？每个人都在后悔，要是没有把食物都吃掉，该多好。要是当初没有喝那么多水，该多好。
马小龙说，这样走了将近十个小时后，他已经渴得说不出话，突然看到地上的一片树叶，就满怀希望地捡起来放在嘴里嚼起来，希望多少能有点残存的水分。他失望透了。这片树叶已经完全干瘪，不仅没有水分，因为苦涩，让他觉得更渴了。他看到，另一位耐不住干渴的同伴，还吃了一口仙人掌，结果接下来几天，他胃里都不舒服。
最终，一辆自行车从远处骑来。不是海市蜃楼吧？他们都盯着那辆自行车看，直到确定那是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自行车上还驮着水。
大家都躺在地上，等着车上的水来救命。马小龙记得，他一个人就喝了一大桶水的1/3。“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水那么珍贵，真是千金难换！”
除了道路艰险，大家心里最不安的，是不知道目的地。他们还发现，这些押解人员也不熟悉地形，有时要靠寻找树上刻画的标记确定方向；有时走错了路，发现后又折回来重新确定方向；还有一次，走了几个小时都不见人影，苏丹人也有点迷路，便连续对天鸣枪，希望能从同伴那里得到回应。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从任何一个方位传来回应。
马小龙和孙世伟不停地打探要去哪里，答案永远是一个：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有车送你们去喀土穆。
是否会真的送他们到喀土穆，工人们没抱过希望。但行走了五天之后，2月1日，他们终于走到了一处看似营地的地方，并从那里找到了两辆破皮卡车，工人们再也不用徒步行军了。
周旋与互助
第一次正式与押解人员交涉，是从营地出来两三个小时之后。休息时，有个长官模样的人来询问情况，大家马上表明自己的平民身份，并解释，是到苏丹来修路的。
“你们修路是不是为了帮政府军攻打我们？为了让他们的机械化军队更快地开进？”这人问。
答：一、我们修路是为了所有的苏丹人；二、我们出来打工也是为了生存。
经过几次极为客气的交流，苏丹人大概也担心带出来的食物不够，便开上从营地抢来的汽车，带着7名中国员工返回营地，取来一些食物和饮料，并帮忙将食品一直搬上了山。
大家还很担心营地上其余18人的处境，又不敢说还有人没出来，只好想方设法套话，可惜没成功。一直到肯尼亚，他们才得知，有一位同胞遇难了。
一路上，马小龙和孙世伟抓紧一切时间和押解者闲聊。本来话不多的两个小伙子，都成了“话痨”，话题从家庭、家境扯到老婆孩子，不时，他们还要奉承几句，以期说到对方心坎上，缓和双方关系。
但每隔几小时，押解者便会换班，换来的都是新面孔，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折腾几次后，两个小伙子发现，为了节省精力，不能再齐上阵，只能轮番套话，一个说累了另一个上。一路下来，两人配合默契，阿拉伯语水平也提高了一大截。
“交流还是要用心的。”马小龙解释，“这些士兵的状况也不好，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也希望获得肯定。” 有些士兵会和他们讨论政治理念，二人便立刻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敷衍过去。时间一久，押解人员也表达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是针对中国工人，我们是针对苏丹政府。
通过观察，马小龙觉得，这“一小股”武装力量远不止二三十人，就不断试探：你们还有其他人马吗？答案是：我们还有很多小分队，在其他地方。事实上，粗略估算，在这失去自由的11天中，他们见过的武装人员至少有两百人。
作为翻译，马小龙和孙世伟也明白，为同伴们争取权利的重任只能落在他们身上。有人脚扭了，他们要求医治；有人中暑了、感冒了，他们去要药品；有人走不动了，他们便要求休息、喝水。
最有成就感的，是2月2日这一天。
这时，他们已结束了步行状态，改乘两辆皮卡车。一大早，马小龙就被叫走，去见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当被问到工人现状时，马小龙故意夸大了伤痛程度，把一路行军描述得凄惨无比。
他本没期待有什么结果。但没多久，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块香皂、一个杯子、一个饭盆和一把勺子，有医生来为他们医治扭伤的脚踝、满是血泡的脚底；之后，经过协商，有人给他们买了拖鞋；一个与他们关系好的苏丹人，给他们搞来了两副扑克牌，供他们解闷儿；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饥餐露宿多日后，这天大家还开了荤，中午为他们杀了一只羊，晚上宰了一头猪。
29个人也时刻不忘互相关心和鼓励。马小龙说，“每个人心里都很担心，觉得活的希望渺茫，但没人表现出绝望，大家表面上都在互相鼓劲儿。”
离开营地时，他只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短袖T恤，某个凉意很重的行军晚上，突然有人拉了他一把，和他分享一件外衣；还有一次，他们在一个被炸毁的教室外休息，冷得不得了，躺在前面的马小龙接到了从后面传过来的一件衣服，大家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有一次，他们幸运地在一个村庄里找到个可供休息的院子，房屋太小，大家自觉地分成两队，女性和身体虚弱的人住在室内，年轻力壮的睡在室外，屋里的人把外衣贡献出来，给屋外的人遮风。
偶而，也会开些玩笑调节气氛。队里唯一的未婚女青年叫李艳，大家便对她说：你看，咱们都是生死之交了，干脆你在这些人里找一个，万一走不出去，就在这生活了。
回家
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回家。但一路行进，没有任何通讯工具，连落脚点都不确定，也就只能想一想。
情况开始好转，是从2月2日起。他们在这天抵达了一个小村庄，仔细观察，马小龙发现，这个村里大概有四五百名士兵。他们像上班一样，回家就换上便服，出去则换上军装。
29名中国工人被安排住在一个占地约一亩的院子里，有一个茅草房，只要不出去，便可自由活动。他们一直在这里住到离开。
与之前的艰辛相比，后几天的日子实在安逸，唯一的缺憾是茅草屋严重透风，没有任何卧具，每个人在地上铺了一张塑料席当床，晚上非常冷。有天早上醒来，院子的茅草围墙竟然都被大风刮倒了。
2月4日，是被劫持的第8天，一周间，没有任何国内的消息，大家正在情绪低落地讨论：谈判还在进行吗？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一个苏丹人悄无声息地把马小龙叫出了院子，带上了车。一个多小时车程后，他们到了一个空旷无人的地区。马小龙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对方塞给他一个话筒。
这是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刘光源打来的电话。大使告诉他：国家对被劫持工人们很关心，要在最短时间内，在保证大家安全的前提下，把大家解救出来。
这是离开营地后的第一个来自国家的声音，马小龙惊喜不已，但他很快按捺住兴奋，追问：最短时间，是几天？刘大使肯定地回答：两天！
这个消息使8天来与世隔绝的同伴们非常高兴，午饭都吃得比往日多。但马小龙自己却有些担忧：如果两天后还没有结果，怎么办？
两天后的2月6日，正是中国的元宵节。入夜，还没有新的消息传来，大家围坐在院子里，闷闷不乐。马小龙回想起，去年元宵节，他还在叙利亚登山烤肉，今年，却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村里，与世隔绝。
突然觉得不该这样，马小龙一下子站起来说：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他朗诵了《静夜思》。之后，又有人提议一起唱歌。他记得，孙世伟唱了《五星红旗》，他则唱了周华健的《朋友》，唱得热闹时，还有两个苏丹人来给他们伴舞。
聚会结束后不久，一个苏丹人向马小龙透露，他们可能很快就要转移。
2月7日凌晨两点，工人们被叫了起来坐上车。清晨，车停在了一所学校。苏丹人告诉他们，这里有水，可以洗脸、喝水，但大家都感到，回国的时间不远了，谁也没心思担心自己的容貌，都焦急地等待进一步消息。
果然，早上七点钟，有苏丹人来告诉他们：中国马上就要来接你们了。
一个半小时之后，马小龙再次被叫去接电话。还是刘光源大使。马小龙一边接电话，一边把刘大使说的每个字都大声地、一字一顿地重复给大家：十点五十会有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来接我们！
大家激动起来。再次宣布要出发时，此前慢腾腾不愿上车的人，都争着跑上车。
在一个可以容纳飞机起降的开阔地，他们看见了飞机，随机前来的，还有中国政府代表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突然如释重负，这些天来一直在苏丹人和同胞间周旋的马小龙和孙世伟，一下子躺倒在地——“终于可以把一切都交给别人了！”
6小时飞行后，他们在2月7日下午到达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二天傍晚，又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马小龙最终回到甘肃天水时，已是2月11日凌晨五点。在他的执意要求下，父母没有接机。马小龙一边往家走，一边盘算着如何安慰受惊的家人。但还没走到门口，他就听到妈妈打开了家门，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之前想好的话，全都没说出口，他任妈妈抱着他大哭，半天不肯撒手……
苏丹的11天经历，将是他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件在苏丹一直陪伴他11天的蓝色短袖T恤，和那双苏丹人买给他的绿色塑胶人字拖鞋，被他认真地留存起来。他说，经历了这些之后，他才真正明白，除了生命之外，真的“神马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