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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放缓，疫情仍在持续，传统就业市场阴影不散，新兴职业也层出不穷。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年跑赢本科，以贴近市场需求，“一技之长”见长。政策加码下，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被寄予稳就业的厚望。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要达到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官方数据披露，2019年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423所，招生人数为483万，在校生人数达1280万。这意味着，今明两年的扩招幅度都在20%左右。
7月10日，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稳定高职扩招规模，扩招向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等倾斜。
“职业教育就业的特点是快，专业设置针对性强，和岗位对口，且用人成本相对较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对记者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用人需求锐减，就业市场尚未完全复苏，以往“吃香”的专业，如学前教育、医护类等出现了招聘迟滞。
疫情之下，互联网经济催生了新的市场需求，就业形势趋向灵活。短视频网红、直播带货、电竞解说等获得市场青睐。已有敏锐的高职院校，迫不及待开设了相关课程。
2020年的春天已经过去，800万高校毕業生却没有等来招聘旺季。
“从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这部分人群主要是新毕业大学生，调查失业率达到19.3%，比5月份上升2.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上升3.9个百分点。”7月1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称今年大学生失业率“创同期新高”。
即便是就业优等生高职学生，也难淡定。一名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老师透露，学校高度紧张，已经开了数次“就业动员会”，学生就业率每日更新统计。5月份，个别系的就业率曾不到10%，目前情况有所回暖。
疫情余波未了，外贸、餐饮、旅游等专业遇冷，文科专业如学前教育、室内设计同为就业困难户。“幼儿园不开门，也没人搞装修。”这名老师无奈地说，年年都说“就业难”，今年才是“史上最难就业年”。此前，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大量高职学生的顶岗实习被迫取消，未来工作机会或就此错失。
据刘林观察，中小企业是吸纳职校就业的大户，用人需求锐减，二季度已较一季度有所回升，但复工尚未开足马力，毕业生就业仍然承压。
“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今年的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同比少增173万人。”刘爱华表示。
从2019年开始，高职扩招作为“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举措被推出。扩招对象不局限于高中、中职毕业生，还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共扩招116万人，前述四类“非传统生源”约有52万人。
“每天咨询高职报考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小一点的15岁，大一点的50多岁。”某高职教育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社会人士“ 就业压力大”“渴望自我增值”，希望通过高职教育提升技能。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邹农俭曾针对江苏省农民工情况进行过问卷调查，样本量约为2000份。调查结果发现，近六成的受访农民工进入劳动市场前，没有经过职业或岗位技能培训，拥有高级技能证书的人仅占5.6%。
高职招生自主权较大，考核门槛较低。2019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是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主要评价方式；对于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类考生，可免予 “文化素质”考试。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各种类型的招生数量都将有所增加。党委副书记李铭辉介绍，对于扩招的社会人士，学校教学形式往往更加灵活，无须全脱产学习。譬如采用现代学徒制，与企业合作招生，学生由企业师傅和学校老师共同培养，强调在岗位环境中学习。
扩招所需的经费，是各省目前面临的普遍难题。按照全国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拨款应不低于12000元的水平，2019年高职扩招百万人至少带来了120亿元公共财政支出增量，多数地区反映地方财政吃紧。
事实上，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官方统计数据披露，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3464亿元，其中，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同比增长了11.25%，但比重不到两成。
财政拨款往往更倾斜本科院校。“没有钱就招不了人，就无法升级教学硬件、软件。”前述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老师说，“受到疫情影响，明年预算也在缩减，学校每花一笔钱都要精打细算。”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调研了全国30个省（区、市）教育厅、近80所高职院校。他在《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中撰文称，高职扩招涉及多个政府部门，需要各个部门协调、参与，仅靠教育部门力量有限。
今年6月，21岁的罗伟民毕业了。
他就读于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秘专业。与同学们进入企业当秘书，朝九晚五“坐办公室”不同，他笑称自己是个“家里蹲”。
一台电脑、一套音响设备，便可创造财富。每月创作8—12首伴奏，以每首100元至400元价格“出租”给业余歌手们，作为一名网络伴奏制作者（Beat maker），罗伟民的月收入约18000元。
2018年前后，说唱、街舞类综艺节目在中国流行，嘻哈文化聚拢了越来越多年轻粉丝。草根伴奏制作行业因此兴起。
“我的顾客主要是学生群体，高中生、大学生为主。他们没有名气，也没钱请音乐制作人，并不需要伴奏版权，想出歌后，先看看市场反应。”罗伟民表示。
传统音乐制作是“一对一”，投资百万调音设备，钻进专业录音棚创作。而网络伴奏制作者门槛较低，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推广作品，和当下的网红效应逻辑类似，也依托直播、微信粉丝群引流。在罗伟民看来，“保持更新频率，增强粉丝黏合度，才能出头”。 三四月时，罗伟民尝试过春招，投了超过30份简历，均石沉大海。“我便把求职软件卸载了，打算以爱好为业，在家就能挣钱。”在他的职业规划中，赢得创作比赛、为综艺节目组配乐，组建工作室，成为“头部”是未来方向。网络伴奏制作作为新兴职业，从业者并不多，充满机遇。
“我現在做的，和自媒体运营类似，在高职学习过。”罗伟民告诉记者，上学时，微信公众号兴起，学校文秘专业开设了新媒体运营课程，教学生如何推广公众号。
前述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老师表示，去年，他所在的学校“砍掉”了文秘专业，代之以传播和策划专业。“其实就是学新媒体运营，聘请传媒从业者，教学生选题、找热点，再如何用网络新语言包装。两个班70人，全部报满。”该老师说，“职业教育就是紧跟社会就业导向，社会需要什么就开什么。”
7月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等9个新职业，“直播销售员”则被纳入新工种。
疫情改变了人们常规生活，消费不出家门，“直播带货”走俏。
今年5月，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网红主播班”，挑选了25名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去年，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率先成立了电商直播学院。而在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网红经济、直播带货等已经纳入电子商务专业课堂中。
此前，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七成新增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7月9日，麦可思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就业蓝皮书：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显示，高职“绿牌”专业，就业满意度较高、需求增长型专业包括，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铁道工程技术等。
教育部2019年高职专业设置备案显示，该年度备案开设高职“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207所，“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的学校有399所，“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498所，“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568所。
李铭辉表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计划再建2—3个工科学院，服务智能制造业。“高职教育就是要把技术从实验室中带出来。专利转化为成果应用，企业需要大量一线人才。”他以工业机器人专业为例，“企业无人化水平逐年提高，使用和维护机器人同样急缺人才，高职生有用武之地”。
职业教育连着两头，一头是学生，一头是企业。从总体上说，一些专业所授技能与现实脱节，造成“人岗不匹配”的人才结构失衡，备受诟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认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当下的薄弱环节。
德国“双元制”模式给了中国职教改革诸多启发。“双元制”学生学习年限为2—3.5年，70%的时间在企业，30%在学校。
216万家德国企业中，开展职业教育占比约有两成，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和联邦统计局资料还披露，每年有超过50万新生进入企业接受教育，经过企业培训后，学生的受雇率高达74%。
早先于2014年，国家战略就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2019年底，教育部发布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首部职业教育专门法颁布于1996年，2009年开启新修，至今未完成。
此次修法将促进产业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基本导向。该草案在相关条款中，提出了校企合作形式：推行学徒制培养，行业企业参与招生、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质量评价等。
地方立法走在了前面。2019年5月，江苏省率先开始实行《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投入较大，制约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陈志红解读上述条例时称，对合作办学的企业，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助、纳税优惠等方式予以支持。
而在学生这头，在问答平台知乎上，关于高职的问题，很多围绕着学历认可度展开。高职文凭长期处于高等学历“鄙视链”末端，学业上升途径逼仄，处境尴尬。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就业率虽较高，但稳定性偏低。
记者采访的数名高职生表示，计划升学至普通本科，焦虑于走学历的“独木桥”，才能提高社会竞争力，抓牢“饭碗”。
但据刘林观察，高职学生升学至普通本科院校，由于两类高校培养目标不一致，课程衔接并不顺畅，学生或在研究和技能间两头不到岸，结果煮成一锅 “夹生饭”。
“很多行业需要复合型人才，既有扎实理论，又掌握技能的。譬如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也需要懂营销知识、网络技术。”刘林说。
教育部2019年2月发布的“职教20条”举措提出，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等启动“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
一名高职院校校领导认为，顶层设计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成效差强人意，落实阻力大。学历偏见之下，一些本科院校是“宁做凤尾不做鸡头”。他认为，将办学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升级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更为合适。
2019年6月，教育部首批了15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更名为“职业大学”。次年1月，公布了第二批6所。
职业本科的设置，还存在诸多空白地带，譬如：能否学位授予的标准、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师资标准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建议，尽快出台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方案，进行试点。
（摘自《南风窗》2020年第16期。作者为该刊特约记者）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要达到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官方数据披露，2019年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423所，招生人数为483万，在校生人数达1280万。这意味着，今明两年的扩招幅度都在20%左右。
7月10日，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稳定高职扩招规模，扩招向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等倾斜。
“职业教育就业的特点是快，专业设置针对性强，和岗位对口，且用人成本相对较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对记者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用人需求锐减，就业市场尚未完全复苏，以往“吃香”的专业，如学前教育、医护类等出现了招聘迟滞。
疫情之下，互联网经济催生了新的市场需求，就业形势趋向灵活。短视频网红、直播带货、电竞解说等获得市场青睐。已有敏锐的高职院校，迫不及待开设了相关课程。
高职扩招稳就业
2020年的春天已经过去，800万高校毕業生却没有等来招聘旺季。
“从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这部分人群主要是新毕业大学生，调查失业率达到19.3%，比5月份上升2.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上升3.9个百分点。”7月1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称今年大学生失业率“创同期新高”。
即便是就业优等生高职学生，也难淡定。一名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老师透露，学校高度紧张，已经开了数次“就业动员会”，学生就业率每日更新统计。5月份，个别系的就业率曾不到10%，目前情况有所回暖。
疫情余波未了，外贸、餐饮、旅游等专业遇冷，文科专业如学前教育、室内设计同为就业困难户。“幼儿园不开门，也没人搞装修。”这名老师无奈地说，年年都说“就业难”，今年才是“史上最难就业年”。此前，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大量高职学生的顶岗实习被迫取消，未来工作机会或就此错失。
据刘林观察，中小企业是吸纳职校就业的大户，用人需求锐减，二季度已较一季度有所回升，但复工尚未开足马力，毕业生就业仍然承压。
“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今年的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同比少增173万人。”刘爱华表示。
从2019年开始，高职扩招作为“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举措被推出。扩招对象不局限于高中、中职毕业生，还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共扩招116万人，前述四类“非传统生源”约有52万人。
“每天咨询高职报考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小一点的15岁，大一点的50多岁。”某高职教育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社会人士“ 就业压力大”“渴望自我增值”，希望通过高职教育提升技能。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邹农俭曾针对江苏省农民工情况进行过问卷调查，样本量约为2000份。调查结果发现，近六成的受访农民工进入劳动市场前，没有经过职业或岗位技能培训，拥有高级技能证书的人仅占5.6%。
高职招生自主权较大，考核门槛较低。2019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是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主要评价方式；对于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类考生，可免予 “文化素质”考试。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各种类型的招生数量都将有所增加。党委副书记李铭辉介绍，对于扩招的社会人士，学校教学形式往往更加灵活，无须全脱产学习。譬如采用现代学徒制，与企业合作招生，学生由企业师傅和学校老师共同培养，强调在岗位环境中学习。
扩招所需的经费，是各省目前面临的普遍难题。按照全国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拨款应不低于12000元的水平，2019年高职扩招百万人至少带来了120亿元公共财政支出增量，多数地区反映地方财政吃紧。
事实上，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官方统计数据披露，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3464亿元，其中，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同比增长了11.25%，但比重不到两成。
财政拨款往往更倾斜本科院校。“没有钱就招不了人，就无法升级教学硬件、软件。”前述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老师说，“受到疫情影响，明年预算也在缩减，学校每花一笔钱都要精打细算。”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调研了全国30个省（区、市）教育厅、近80所高职院校。他在《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中撰文称，高职扩招涉及多个政府部门，需要各个部门协调、参与，仅靠教育部门力量有限。
新职业风口
今年6月，21岁的罗伟民毕业了。
他就读于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秘专业。与同学们进入企业当秘书，朝九晚五“坐办公室”不同，他笑称自己是个“家里蹲”。
一台电脑、一套音响设备，便可创造财富。每月创作8—12首伴奏，以每首100元至400元价格“出租”给业余歌手们，作为一名网络伴奏制作者（Beat maker），罗伟民的月收入约18000元。
2018年前后，说唱、街舞类综艺节目在中国流行，嘻哈文化聚拢了越来越多年轻粉丝。草根伴奏制作行业因此兴起。
“我的顾客主要是学生群体，高中生、大学生为主。他们没有名气，也没钱请音乐制作人，并不需要伴奏版权，想出歌后，先看看市场反应。”罗伟民表示。
传统音乐制作是“一对一”，投资百万调音设备，钻进专业录音棚创作。而网络伴奏制作者门槛较低，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推广作品，和当下的网红效应逻辑类似，也依托直播、微信粉丝群引流。在罗伟民看来，“保持更新频率，增强粉丝黏合度，才能出头”。 三四月时，罗伟民尝试过春招，投了超过30份简历，均石沉大海。“我便把求职软件卸载了，打算以爱好为业，在家就能挣钱。”在他的职业规划中，赢得创作比赛、为综艺节目组配乐，组建工作室，成为“头部”是未来方向。网络伴奏制作作为新兴职业，从业者并不多，充满机遇。
“我現在做的，和自媒体运营类似，在高职学习过。”罗伟民告诉记者，上学时，微信公众号兴起，学校文秘专业开设了新媒体运营课程，教学生如何推广公众号。
前述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老师表示，去年，他所在的学校“砍掉”了文秘专业，代之以传播和策划专业。“其实就是学新媒体运营，聘请传媒从业者，教学生选题、找热点，再如何用网络新语言包装。两个班70人，全部报满。”该老师说，“职业教育就是紧跟社会就业导向，社会需要什么就开什么。”
7月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等9个新职业，“直播销售员”则被纳入新工种。
疫情改变了人们常规生活，消费不出家门，“直播带货”走俏。
今年5月，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网红主播班”，挑选了25名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去年，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率先成立了电商直播学院。而在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网红经济、直播带货等已经纳入电子商务专业课堂中。
此前，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七成新增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7月9日，麦可思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就业蓝皮书：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显示，高职“绿牌”专业，就业满意度较高、需求增长型专业包括，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铁道工程技术等。
教育部2019年高职专业设置备案显示，该年度备案开设高职“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207所，“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的学校有399所，“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498所，“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568所。
李铭辉表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计划再建2—3个工科学院，服务智能制造业。“高职教育就是要把技术从实验室中带出来。专利转化为成果应用，企业需要大量一线人才。”他以工业机器人专业为例，“企业无人化水平逐年提高，使用和维护机器人同样急缺人才，高职生有用武之地”。
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启发
职业教育连着两头，一头是学生，一头是企业。从总体上说，一些专业所授技能与现实脱节，造成“人岗不匹配”的人才结构失衡，备受诟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认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当下的薄弱环节。
德国“双元制”模式给了中国职教改革诸多启发。“双元制”学生学习年限为2—3.5年，70%的时间在企业，30%在学校。
216万家德国企业中，开展职业教育占比约有两成，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和联邦统计局资料还披露，每年有超过50万新生进入企业接受教育，经过企业培训后，学生的受雇率高达74%。
早先于2014年，国家战略就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2019年底，教育部发布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首部职业教育专门法颁布于1996年，2009年开启新修，至今未完成。
此次修法将促进产业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基本导向。该草案在相关条款中，提出了校企合作形式：推行学徒制培养，行业企业参与招生、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质量评价等。
地方立法走在了前面。2019年5月，江苏省率先开始实行《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投入较大，制约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陈志红解读上述条例时称，对合作办学的企业，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助、纳税优惠等方式予以支持。
而在学生这头，在问答平台知乎上，关于高职的问题，很多围绕着学历认可度展开。高职文凭长期处于高等学历“鄙视链”末端，学业上升途径逼仄，处境尴尬。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就业率虽较高，但稳定性偏低。
记者采访的数名高职生表示，计划升学至普通本科，焦虑于走学历的“独木桥”，才能提高社会竞争力，抓牢“饭碗”。
但据刘林观察，高职学生升学至普通本科院校，由于两类高校培养目标不一致，课程衔接并不顺畅，学生或在研究和技能间两头不到岸，结果煮成一锅 “夹生饭”。
“很多行业需要复合型人才，既有扎实理论，又掌握技能的。譬如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也需要懂营销知识、网络技术。”刘林说。
教育部2019年2月发布的“职教20条”举措提出，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等启动“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
一名高职院校校领导认为，顶层设计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成效差强人意，落实阻力大。学历偏见之下，一些本科院校是“宁做凤尾不做鸡头”。他认为，将办学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升级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更为合适。
2019年6月，教育部首批了15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更名为“职业大学”。次年1月，公布了第二批6所。
职业本科的设置，还存在诸多空白地带，譬如：能否学位授予的标准、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师资标准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建议，尽快出台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方案，进行试点。
（摘自《南风窗》2020年第16期。作者为该刊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