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十九世纪，一批又一批欧洲人怀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变卖家产、告别故土，去建立人类社群的完美典范。欧文、傅立叶、卡贝……和他们的追随者置地募人，他们在远离文明的地方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失败尝试，成为教科书中“空想社会主义”不可实现的例证。尽管在中国人过往的记忆中，他们的名字如符号般耳熟能详，他们的“日常生活”却近乎一片空白。好在有善于钩沉历史细节的法国学者，在年鉴学派大旗的指引下，拿着放大镜，帮我们还原出一份乌托邦共同体的众生相。这也许可以帮助经历了百余年命运起伏的中国人思考：为什么那些制度设计师笔下的美好蓝图，最终会走样得一塌糊涂。
　　几乎没有人能在不背叛最初原则的前提下获得乌托邦实践的成功，而这种尝试的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和绝大多数以时间维度思考乌托邦可能性的思想者不同，在我看来，如果乌托邦尝试在十九世纪都无法成功，很难想象它在以后的时代还能有所作为：那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意识形态控制尚属新鲜事物，地理大发现已然完成，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新大陆上的“拓荒热”此起彼伏，加之旧世界的革命风起云涌，不少人热衷于社会改革和实践，拥有广袤土地的美洲政府为欧洲移民提供了众多便利，募集资金不算困难，报名的人也积极踊跃，最重要的是：和二十世纪的人相比，十九世纪的人还敢于追求梦想。
　　但正如《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作者珀蒂菲斯揭示的那样，“乌托邦在试图摆脱邪恶奴役的同时，很快受到了人性缺陷的制约”。换言之，乌托邦理论一旦“摆脱了形而上学，开始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死胡同。
　　建立社团的人们把文明社会的财产充公，以为取消了物质的私有，平等、博爱、自由便近在咫尺。他们坐船横渡大洋，自认为抛弃了那个贪婪、丑恶、残酷的旧世界，殊不知旧世界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像病菌一样寄生在他们的大脑中，在遥远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遇到艰难困苦加倍分裂，最终腐蚀了他们的新社会制度。当原初的激情消失后，“这些不安稳的人一方面不适应各种社团制定的严格纪律，另一方面又留恋那里热烈博爱的气氛”。自私、妒忌、仇恨、报复、厌倦、争夺……对于这些潘多拉魔盒里飞出的古老魔鬼，乌托邦精神和它们的斗争，并不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类似的斗争多几分新意，只不过战场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了新大陆。这一点在更加现实主义的当代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样一群人在地球上怎样，送往火星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乌托邦理论家们一直以为制度是一件御寒的外衣或一幢遮雨的建筑，殊不知制度和人性早已相互渗透。甚至很多躬身实践乌托邦理想的领袖们，在远未到达直面利益斗争的时刻，自私独断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
　　“我们能期待什么”依旧取决于“我们是什么”而非“我们拥有什么”。在众多开赴异国重建社会的人群中，宗教团体往往比乌托邦团体具有更长的寿命。而在乌托邦领袖们总结失败经验之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甄选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反思内容之一。乌托邦吸引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其理想一知半解，受乌托邦知识分子描绘的美好社会前景蛊惑而来，更有甚者只是希望在此享受到共有的面包、酒和女人。有的乌托邦成了“乌合之众托管邦”，无奈的管理者只能在用完启动资金后狼狈地宣布解散。这样声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官方也不屑多加干涉：他们相信乌托邦很快会无果而终。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渗透，社会分工愈加细化，对于被物质富足宠坏的现代人而言，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的可能性上，乌托邦理想都离他们更远了。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让我们想起儿时和玩伴结拜兄弟，拉勾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一起离家出走的场景。太阳落山时冷风习习、腹中空空，磨蹭半天还是往回走了——六点半的《猫和老鼠》又岂能错过？乌托邦实践，只是多了不少闹剧和悲剧。
　　
　　《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 [法]让－克里斯蒂安·珀蒂菲斯著 梁志斐、周铁山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