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末，我在北京郊区一间活动板房里见到了湍流史学者。他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穿着最好的袜子，一副无动于衷但略微紧张的神色，富有童话意味的眼睛在破碎的眼镜下闪耀着困意的光。
　　他最早的作品是一篇关于流域治理的科普短文，发表在1989年8月的《济南日报》，当时二十出头的他开始对水文抱有很大兴趣。九十年代的头三年里，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他以笔名 “修渠者”，创作了不下百篇水文故事，从西门豹治邺写到三峡工程的筹划，每一篇都有起死的小人物在河岸不安分地游走，表达他们与宏大工程不合时宜的决心。可想而知，故事没有得到认可。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心思愁苦，精神恍惚，似乎才华和激情都离开了。他把自己放逐到西北一个偏僻而小有富饶的地区，试图从高强度的工作中找回些什么，却从未成功。直到1998年，南方洪水的泛滥让他在几天里全然清醒，辞掉了工作，从此像语言学家一样研究水文。直面冲荡席卷的语法，他自诩此举为另种意义上的抗洪。
　　千禧年他来到北京，在看不到日光的房子里日日辨析，被越来越多的材料包围，差点死去，最终完成了《湍流史》第一部。没有沉寂太久，一些人就被他的才识，更多是被他的毅力和苦行的形貌吸引，追捧他，为他的言行作注，使他成为先知般的人物。他对痛苦的感受更深了，在研究上更加沉潜，开始频繁涉足国学培训班，诗会，高校的史学研讨会，活动家的密谈。2008年，他的名声达到顶峰，《三联生活周刊》对他进行长篇采访，他的研究进入大众的视野。
　　他没有获得幸福，幻想越来越频繁地分散他的精力，不过也减少了曾经尤为剧烈的痛苦。他感到有人监视自己，惹了不少笑话，最后彻底耐烦了。《湍流史》第二部难产了，不过是半部粗糙的涂鸦集;他的门生们评论，如果它更疯狂，或更严谨，都有可能成为一部佳作。他不多的财产因为错误的投资散尽，到了需要依赖他人的善意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但雄心再次生起，他鉆破脑袋，在一些全新的人群中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写作《湍流能告诉你什么》。即将到来的所有衰败和折磨他全部了然，但不为所动，他为自己脸上受难的色泽而光荣。
　　学者絮絮叨叨地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战斗，他的头脑早已被水文的语法改变。混乱，苦涩，难懂的抨击，充满潮湿、滞重和不堪一击的形而上感受。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一天一夜，自述越疲惫，他的身形越不卑小，以至完全笼罩住我。读者或许难以想象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摆脱这场十足的煎熬。我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在恶心中完成了《湍流》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