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道路是党和人民90多年来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纵观党的历史，毛泽东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拓路人，是道路自信的奠基者。因此，十八大报告还强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即陈书农，编者注）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说选择俄式革命的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这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俄国十月革命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了现实，从此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但是十月革命这一声炮响，在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包括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惊人地一致——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走城市武装暴动的路子。这种认识，成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准则。
　　然而，相同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却不一定开出同等灿烂的花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
　　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对这首词有个批注：“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毛泽东参加八七会议以后，在武汉待了几天，1927年8月12日回到长沙，传达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部署秋收暴动。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订了秋收起义计划。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会后的8月20日，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准备坐火车经株洲到江西省安源的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走之前，他将杨开慧送回板仓。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这次分手竟成了他和杨开慧的永诀！
　　9月初，毛泽东在张家湾召开会议，具体部署秋收暴动。按照计划，秋收起义定于9月9日各地同时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工人暴动，各路起义武装按照既定的进军路线会攻长沙，希望里应外合夺取长沙。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秋收起义依然有中心城市暴动的影子。
　　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走向低潮，反革命势力在各个地方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湘赣边界来说，当时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所以，战斗很快失利。
　　各地暴动初战受挫的消息先后传来，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各路人马齐聚文家市，原来的5000人已经锐减到1500余人。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先将部队退往湘南的正确主张。
　　9月20日，毛泽东和卢德铭指挥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往南转移，经过一个多月艰难的千里转战，终于到达井冈山，开始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
　　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个创举是不认可的。1927年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职务，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的，仅3个多月，就被这个会议的一纸决定给免了。
　　当年的井冈山很偏僻，这个消息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传达。由于战争环境，当时要求周鲁“熟记文件，口头传达”，谁知周鲁竟记错了，结果他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更严重的是，他代表湘南特委指令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导致敌人乘虚而入，血洗茅坪，红色政权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可见，井冈山道路的开创，一开始就艰难曲折;毛泽东的这种探索，一开始就跌宕起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动员广大民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壮大人民武装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略，有的是向共产国际要指示，有的是向“马列本本”找答案。毛泽东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中国国情与中国道路。 　　大革命时期，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在从1927年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花了32天时间，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步行1400多里，对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怀疑和指责，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各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随后，他利用开展游击战争的空隙，深入实际，调查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型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
　　1930年5月，红四军打下了江西省寻乌县城，在这里短距离分兵做群众工作。毛泽东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寻乌进行了他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即著名的寻乌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而且，毛泽东组织这次调查的目的非常明确。正如他自己所说：“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在接下来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还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形成了 《兴国调查》 《东塘等处调查》 《木口村调查》 《长冈乡调查》 《才溪乡调查》 等调查成果。
　　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强调：“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回望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征程，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段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之路，后一段是以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阶段共同铺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它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奠基者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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