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是治文史的学者常常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大体上是通过各种证明的办法，判断某件事情的真伪。清代考据学最盛，有人赞扬，说它是很科学的方法；也有人批评，说它繁琐不堪，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古往今来，人类的追求不过是真、善、美三字，考据即是为了求真。有人求大真，有人求小真，别人不耐烦那具体的求证过程，虽然可以苛责为庸俗，倒也并非不可理解。
　　 想起小时候学数学，求证数学的定理。那定理明明白白是对的，照搬应用就对了，为什么还要根据已知条件一步步地推导求证?后来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是让我们学会证实或者证伪的方法。这个过程虽然枯燥无味，但却必要至极。那时我们还不明白，考据的出发点是怀疑，没有怀疑就没有问题，也就谈不上考据。我现在忝为人师，最害怕学生对老师所讲照单全收，缺乏质疑的精神；也害怕学生对老师的反驳迅速“哑火”，因为没有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怀疑。
　　考据具有科学实证的精神是无疑的，但被误解为枯燥无味就片面了。其实考据也是很富有人文精神的，关键看你考据什么，又为什么而考据。《趣味考据》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选了56篇考据文章，多数以前读过，篇篇觉得有趣。比如我们今天常以“乌纱帽”比喻官位，但若问其来龙去脉，就很少有人能够说清，读了薛天纬《“乌纱帽”小考》，心中于是释然。又比如我们常在明清小说中感受到“蒙汗药”的威力，但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没有点医学、医史知识，也不容易考清，村愚和陈良瑞的两篇关于蒙汗药的文章，多少解开了我们的心中的谜团。
　　若有人误解有趣的考据就只能局限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那又错了。说考据既科学又人文，就在于它的做法是以小见大。对于那些身边的生活细节都不知所以、却往往纵论天下大事的人，我总对其高论稍存疑心。书中节选江绍原的《发须爪》，考察头发、胡须、指甲对古人的生命意义，乃是了不起的杰作。美国学者孔飞力的畅销书《叫魂》从同样的现象人手，却没有从江先生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中汲取养料，被我视为一大遗憾。
　　游修龄关于花生起源的文章也令我崇敬。我们做明清史的人对美洲传来的作物总是十分关注，突然考古发现说新石器晚期中国便有了花生，那感觉类似于经历八级地震。因为这要么证明那时中国与美洲就有往来，要么说明某些文化成果并非因自传播，而属文化趋同。本文的考证既否定了花生的中国本土说，又说中国文献至少在元代就对其有了记载，虽然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但这却是一件多么好玩的事呵!
　　书中还节选了顾颉刚先生关于孟姜女传说的研究，这是一篇考据的经典。这当然不仅是一篇关于民间故事的探讨，因为顾先生以解剖民间故事层累地制造的过程，提出了他对中国古史的怀疑。我们这里并不准备对“疑古”的所有结论 进行评价，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明。以我愚见，用考古发现的资料证明“疑古”过甚，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无法与前者相比。因为出土了新的材料，铁证如山，任谁都可以拿来证明以往结论的对错；但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沙里淘金，去伪存真，找出一条新路，那可不是谁都做得到的。现在在利用考古材料的时候，因为年代和实物的理由，主要是相信其真实，利用它们来补充和纠正文献中的缺漏与错误，但恐怕对考古材料的怀疑和证伪的工作还有可做的空间。如果在这里面有所发明，那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成就了。 这样的考据仍然有趣，但显然不能算作鸡毛蒜皮。说老实话，不能因为考据的意义就把一切说得兴趣盎然。即使是有趣的题目，考证的过程也是极其艰苦的。只不过研究者对他们的工作喜欢到家，因此枯燥也就变得有趣了。至于本来枯燥的事让他们写出来，使读者不觉枯燥，反觉有趣，那就是他们的本事，更是读者的造化。
　　案上这本《趣味考据》是王子今教授编选的。从其《前言》中看，他还是把“考据”放在第一位、而“趣味”放在第二位的，这当然是一种学术的考虑，希望读者不要一听“考据”二字便避之犹恐不及，能够通过一些轻松有趣的话题认识考据的意义。就像现在的“读图时代”，大家一见长篇文字就被闷倒，需要靠大量插图作为桥梁，进入文字的彼岸。念及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采用图画符号表意的时代不再进化，直接进入如今这个读图时代，倒也省了我们许多追求图文并茂的努力，而且对于花山、沧源、阴山以及连云港等等地方的史前岩画所表达的意思，一看就懂，不用费如许大的力气，还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眼看着当今对文字的不屑，想到祖先将文字看得那么神圣，以至民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真是颇感悲哀。也许有人会说，从读字时代到读图时代，表现了从精英社会向大众社会的转变，但我想阅读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霸权，而成为大众生活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大众社会。
　　不知道趣味与考据的关系是否就相当于图与文的关系。其实图的意义并不应像现在流俗认为的那样狭窄，图本身是另外一套文化系统，图虽然经常可以被利用来帮助理解文字，但文字也是我们理解图的工具。画图者用图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所谓“画中有诗”，以至后人在画上补诗题字，抒发他们读图后的感想。乡间寺庙中许多壁画表现的社会生活，在文字中往往付诸阙如，因此成为文字之外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出版商与其编写大量的图说历史或者插图本历史书，还不如编一点从图中看历史的书，把图当作内容和史料，当作主角而非配角，以图本身的逻辑为线索，而非按照文字的逻辑设计图的线索。
　　考据的趣味也是由于考据本身，而主要不是由于某些考据的题材；它除了体现在考据的主题和内容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考据的过程之中。期待王子今教 授再续编一本《趣味考据》，选择一些生活史和文化史题材以外的考据经典，重在发掘和体味考据过程中的兴趣，其实也是蛮不错的。譬如顾颉刚对大禹原型的考据，当年曾颇遭讥刺，但这个过程很有意思；陈垣对多种宗教的考据、后代学者对雍正即位问题的考据、对“玄武门之变”的考据、对沈万三史事的考据，等等，都能体现出大学者的功力，也是使我们这些后学着迷于史学的动力。
　　(《趣味考据》，王子今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