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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以及多次讲话中，都谈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问题，并指出“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学生们问我：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东西方文化汇融的当下，为什么我们必须优先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为什么我们会有文化自信？具体而言“文化自信”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源自何处？
对于部分报刊登载的以历史悠久为论据来谈文化自信的文章，学生们也有质疑：如果以时间的长度谈自信，如何解释美国立国时间不长反而很发达;又如何解释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只有几十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而国内部分大学办学历史长达百年，与其差距却很大。将时间作为评价参量是否足够全面、客观？如果按照理论的起源，马列主义源自西方，应该是其他民族的荣光;对中国文化历史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由印度传入，应该属于印度文化！诸如此类的质疑与反诘令我不得不陷入深思。
针对学生们的疑问，我历尽数月的案头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文献调研和反思！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依我看来，“自信心”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认知下的自我肯定意识，源自“所持品质的优越性强、所获得的成功经验多、所处的优势地位高、繁衍不息的自强进取性格以及长期养成的对领带者绝对的信赖感。”
比如，具体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哪里来？其产生的基础就是有赖于这个文化是否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重要的借鉴价值，以及是否能在众多文化支系比较中呈现出更加优越的品质！而考量文化支系的优越性与价值性的标准主要有四个方面：文化知识积累的时间长度、文化知识产生的体量、文化知识的质量和新陈代谢的自我革新能力。具体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梳理一下东方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杰出的贡献，以及具体的内容和载体，并将之与其他文明支系进行比较，很自然地就可以解答我们心中的疑惑。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事件犹如沙粒堆积成山，也如牛毛数不胜数，但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做过的事情哪些是最重要的和必需的？梳理整个人类历史进化的过程，所有的进步主要是解答人类社会结构体构筑过程中的众多技术难题。依据我个人的思考，人类社会要形成一个生存、发展、和谐、安定、文明、物质供给丰富、精神健康博爱的团体，必须妥善解决人类社会群落结构与生态的十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知识记载、储备及传播的载体构建——涉及文字的形成、记录方式的便利性，以及传播方式的快捷性。这是文化积累的基础和起点
首先看中国人是如何解答第一大难题“知识记载”的。
我们知道文字是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同自然世界作抗争的经验进行积累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从万物生灵中脱颖而出的法宝之一！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众多动植物都拥有生存的经验和技巧，如何借助工具、如何伪装，如何群体分工协作式狩猎，如何在社会组织中形成功能化的支系团队和阶层秩序！可以说人类的众多经验与技巧应该是万物为师的成果！但人类发明文字后，能够把这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技巧记载下来，形成知識的积淀;也通过文字这个载体把经验与技术保存下来和传播放大到群体行为，提升获得生存财富的能力与水平。
在发明文字之前我们的古人采用结绳记事的方法，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代表数目。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增加数目时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很麻烦了。后来仓颉通过猎人依据动物走过的脚印来判断打猎的方向这个启示，创造出用形象图案记事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推演和造字的经验积累，汉字的造字方法逐步出现象形法、指事法、会意法、形声法、转注法和假借法等衍生文字体系，形成了东方民族特有的方块象形文字的记事载体。如今保存的东巴文、甲骨文等都是这些文字的演变实证！
人类文字可以粗分类为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两个大类，一个是基于形象思维的产物，一个是基于抽象思维的产物，中国象形文字作为知识载体的重要一支，具有自创性和传承性，是我们祖先杰出才干的明证，是我们子孙们的荣耀。
当然，将文字作为载体记录下人类优秀的生活经验与技巧并加以推广，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难题需要解决：一是文字与记录方式的便利性：中国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力推进了知识交流、传播、扩展，应该说，没有印刷术就没有文化的推广和教育体系建立的基础。当然有人说西方近代的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借鉴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但至少可以证明中华民族在该方面具有同等的创新性、先进性。二是文字与语言的统一性：这是人际交往流动、民族融合一体化、政令畅通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文字与语言的统一性对知识传播的重要性。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令。三是文字与语言的转译性：语种转译的准确性、规范性、可交流性同样能够对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学习借鉴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唐朝“重译来朝”的典故便是明证。贞观十九年（645年），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翻译机构。玄奘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被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四是文字与语言的书写法的可适性：中国文字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个阶段。这符合文字的发展由繁到简，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规律。甲骨文、大篆、小篆可以合称篆书，篆、隶、楷、行、草书便构成了中国书法的五种字体。汉字发展到了今天，楷书和行书还在应用着，而篆书、隶书、草书，特别是篆书已不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只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存在了。五是文字与语言的兼容性：吸收外来词、扩充文字体量、收录新词汇、增减词汇量体现时代性等也是文字载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华文化在这个层面的发展也极具包容性，取自于外来词的词语俯首皆是。 同时，中国文字也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文字载体，比如湖北土家族的女书，极富特色。
纵观人类知识记载、储备及传播的载体构建过程，历经了“文字载体的确立”“纸媒载体的固化”“电子载体的快捷”等三个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作出的贡献可谓是卓越的、杰出的、立世不俗的！
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人类还将在现代电子网络化信息技术层面解决普及、提速、扩大容量等难题。
第二大难题是知识梳理集成
人类需要把个体、部落的零星碎片化知识进行梳理和集成，并形成系统化认知，从众多事件例证中抽提出原理性的内核，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是文化积淀形成特定文明程度的基础。
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见识不足所致的偏见的困扰、决策的失误和战争的引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远古时期人们使用卜卦占星，龟裂决断，就是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不完整，对未来预测得不准确，从而更多地依赖运气的指引和偶然的机遇。如何把零星碎片知识进行梳理，形成系统化的认知，从众多事件例证中抽提出原理性的内核，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从而解决世界认知障碍性的问题和偏颇性的问题，让人们可以依据足够的知识、经验和信息进行合理的推演与判断，来制定发展的规划和行动，产生更加精准的判断力和决策性。这就需要对各个个体与部落所拥有的碎片化知识进行梳理与归纳整理，找到具有指导性的原理与原则。实际上人类所有的教育制度都是为跨越这一难题所衍生的手段。
人类知识的集成演进过程是：个体零星知识点—部落集成—区域集成—国家集成—全球化集成。
回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不仅在文化延续的时间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在知识集成的体量上、质量上都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与国家。
中国自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区域文化知识的高度集成，相继形成多个层面的系统性认知：军事理论——《孙子兵法》;哲学理论——《易经》《道德经》;法学理论——《法经》;医学理论——《黄帝内经》。后来的《史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不仅高度总结了前人的智慧，而且其文本的形成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管理也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文化名人如老子、孔子、庄子、屈原等，他们也是被世界人民公认的伟大人物。因此，基于这个层面，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不产生自豪感和优越感。
展望人类知识体系的形成，历经“个体零星化知识集成”“ 区域化知识集成” 两个阶段，当下的世界基本形成了“东西方两大知识支系”。随着近代全球化潮流的发展，世界多种文明的交融，人类知识体系正逐步演进到“全球化知识集成时代”，人类要将东西方文化认知进行交融整理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还需要一段时间，将东西方文化和文理知识兼容，还要跨越许多技术性和心理性的障碍。可以预期，谁率先梳理和集成世界知识体系，谁将占领认知的制高点，形成引领世界的格局。
第三大难题是将土地使用权与监督权进行剥离：职业官僚体制的创建
回观一下分封制的周王朝，诸侯国林立，中央王朝与诸侯国之间只遵守约定的朝奉关系，君王对外战争力量常常不能集中，应召不力、朝觐不稳，小诸侯国经常争夺不休、纷争不断，兼并战火周而复始。
如何解决诸侯割据与兼并战火所带来的社群不安？
早在公元前六百多年，楚國最先对分封诸侯的土地使用权与管理权进行了剥离尝试。楚武王灭掉权国，将其改建为县，是为设县之始，用以克服传统分封制下宗族统治的过度独立性和分裂性，保障君王的绝对权威和长期权威性。楚国把县当作进行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工具，引领了一条使中国摆脱诸侯割据危险的道路，为开辟新型政体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春秋后期，县制开始逐渐推行于内地。战国时期，县的设置已较广泛 ，并转变为作为地方政权而实行官僚制度的县制。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任免。县之下有乡、里等作为国家对居民进行控制的基层组织单位。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大规模地实施郡县制以巩固中央政权，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发展至汉朝，中国的官僚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专业的升职制度（世界其他民族出现类似的制度要晚得多）。这种制度通过以下具有相似目的的标准评估官员：考试成绩的等级、经验和年龄、大量的执政记录、政绩评定。中央政府通过各种巡视制度和大量的报告和统计材料来保持对各地方情况的了解。中央政府估计政府的收入，为支出做预算;试图控制经济活动有时甚至调节物价，就像现在一些政府所做的那样。
楚国率先开创建立郡县制度，把君王与诸侯的关系演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君王通过对诸侯地方政权的派驻官员进行指导管理，诸侯只有土地使用权，君王具有管理权、监督权。这样可以提高君王命令贯彻执行的效率，形成君王集权的格局。君王与诸侯形成土地的租赁关系，分封的小诸侯与地方政权很难形成独立王国，这为大一统的官僚派驻政治构架奠定了原理性理论指引！是职业官僚政体的萌芽与创举！
郡县制与税收制的建立使得土地拥有权（监管权）与使用权分离，租赁关系创构和官僚体制确立，保障君王的集权，使人类从分封自主体制跨越到郡县制监管体制。这种官僚政体的改革和确立，一直沿用至今。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不仅在操作上而且在理论上，均与现代官僚制度有着诸多相似性，这也是中华民族在政体文化上的创举！
姑且不论中国的官僚体制对世界官僚体制是否产生了巨大引领作用，是否对西方官僚体制的形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影响，仅仅是这种人类采用至今的制度原理的发明、使用我们要早于西方几个世纪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层面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中国独立地、先于西方创造了官僚体制，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的建设上拥有杰出的创造能力和卓越的成就！
人类正历经从“诸侯官僚体制”“国家官僚体制”，到“全球官僚体制”的第三个阶段。土地的使用权与土地的监督权将会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如果两权停留在一个国家政权手中，那么对地球环境的随性开发和不同国家、地区间兼并战争将持续不断，这会危及其他国家的生存安全问题。地球土地的拥有权将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各个国家对土地资源的使用都将在全球组织的监管下运行，否则将会因为局部的破坏而引起全球的环境灾难。比如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有近200个缔约方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就是从国家土地监管权中剥离一部分到全球土地监管权的演变雏形。 所以，土地监督权也在逐步扩大内涵，从“税权”，到“税权、人权兼顾”，再到“税权、人权、发展权三位一体”！监管的范围也是从“诸侯部落”，到“国家地区”，再到“全球化”。官僚政体不仅对下级政权进行从财富的制约，到人权的监督，还要兼顾对人类生存环境、持续发展的监督管理。
历史表明，当地方政权土地使用权与监督权合二为一时，独立王国与封建割据就会出现，兼并战争就会纷争不断。当两者权力分离制约措施得力时，社群生活就很健康和谐，这也是我们继续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四大难题是上层建筑权力结构的承袭和新陈代谢问题
人类形成组织结构，就要形成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就一定会涉及决策集团的形成机制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与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说，人类只要形成有组织的结构群落和社团，就必须解决上层建筑权力结构（包括皇权与臣权）的承袭和增补问题（新陈代谢）。这关系到权力延续的合法性和执政效率性，是决定这个群体在未来发展生存的重大问题。
奴隶社会实行以宗亲氏族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世卿世禄的世袭制是公认的、合符民心伦理的权力延伸方式。但是，当部族面临战争、掠夺、扩容兼并时新的矛盾出现了，那就是对于立有军功的人士如何因战功获取权力。这是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遭遇的第一重挑战——基层军功士子对世袭士族权威的挑战！在诸侯兼并混战的时代，如果没有合理的权力分配制度弥补世袭制的不足和缺陷，将极大地影响对外作战能力和兼并能力，同时也危及部落君主国的生存。
当朝代长久未更替时，承平日久，世袭士族权威日益没落，基层士子（比如乡绅贤达）因贤能的业绩构成新的权威中心，这会在组织结构中权力分配遭遇的第二重挑战——基层贤达士子对世袭士族权威的挑战！如何弥补世袭制、军功序爵的不足和缺陷，在和平时期权力延续如何构架？如何吸纳基层贤达士子进入上层结构阶层，让组织结构保有新陈代谢的活力？
为了解决世卿世禄的世袭制所存在的缺陷，满足战时军功分权与太平时期士子分权的官僚架构，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相继创建出军功序爵（商鞅变法）、察举选贤—科举招贤（隋文帝杨坚）的补善制度。
首先是权力世袭制度与军功序爵制度的分野：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国商鞅变法，以军功受封，改变世袭制度权力延伸的单一性和固态化，提升了底层贤能人士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动力，不仅为统治力量补充了新生力量，同时也提升王国对外战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扩大王国的版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是重要的、正确的政治战略决策。军功序爵制是贤能政治格局的最初萌芽。军功爵制萌芽于春秋，确立于战国 ，是秦汉时期兴起和盛行的新爵制，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举措，颁赐军功爵程序有劳、论、赐三个步骤，劳（军功、劳绩）是决定条件，论（评议、核实、查证）是必经程序。经过评议论证所报军功属实，就要给予赏赐，即赐给几级军功爵和若干田宅。
其次是权力世袭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分野：世袭制与军功序爵制的兼容前行，不能满足天下安定社会生态下的政治制度。因此，隋文帝基于前朝五代十国的长久动荡的历史教训，开创科举考试制度，一纸文章定富贵，打破世袭制度和军功序爵制的局限，也解决了和平年代不赖军功受封的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世袭制、军功制与科举制三位一体的贤能政治格局。
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为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施展才智的机会，是补充官僚机构新鲜血液的举措，是组织机体新陈代谢机制建立的创造性发明！
科举考试体制的基本原理和模式对后世及现代选拔用人制度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可以确定的是医生认证的健康检查制度是从中国传到巴格达，约在1140年经由巴格达传到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宫廷。这应该是欧洲最早的考试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官僚选拔制度”是从中国抄袭来的。但在世界史上，这样一种共识是绝对成立的：忽略了中国在官僚选拔制度的贡献就不能构成世界上完整的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国独立地、先于西方创造了官僚选拔体制与方式，这证明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上拥有杰出的创造能力和卓越的成就！
人类形成组织集团的管理构架产生和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和变革，诸如宗法制、禅让制、分封制、世袭制、礼乐制、军功序爵制、科举制、选举制、民主集中协商制等，这些变革的初心和宗旨都在于贤能者居其位，以解决民生为核心。
在未来上层建筑权力结构的承袭和新陈代谢问题上，依旧存在众多命题需要改进和完善。其一是贤能者的甄别方法和手段的持续创新。全民选举面临基层民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源是依据什么载体发布的？载体控制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其二是选举制的判据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需要补善胜出者执政的基本底线。在选举中获得权力的执政者如何考虑少数派的正当政治诉求和权益，满足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其三是程序公正性与能力有效性的矛盾问题，通过选举获得的执政者常常难以兑现选举的政治承诺，或者趋附选举的需要而放弃长远的发展规划，或者基于短期的利益考量过度提前消费下一任和未来的资源，留置大量的难题和包袱！这种选举体制下的政治生态所存在的缺陷愈来愈明显。其四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能力如何由自发性、随意性、偏向性、操縱性演变成制度性、公正性、共享性。其五是监督权的分配体制格局的建设问题。未来监督权将由权力组织自我监督机构、独立执法监督机构、新闻媒体监督机构、民众团体监督机构（比如政协监督）等共同来行使，形成职业监督与义务监督的双重体系，保障权利的制约和平衡，满足官心与民心的契合度。其六是贤能选拔的新创举。如何弥补选举体制的不足和缺陷，人类不能停留在一种体制上而固化不变，所有对现有体制的改革与尝试、对不同于现有体制的方法进行探索，都是人类应该容许的行为！所以必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潮和制度保守主义思潮！这也是我们当下中国人民需要确立制度自信的根本动力。
第五大难题是政教分离问题 部落兼并、诸侯兼并、国家建立、开疆拓土与国际交流，都涉及不同群体人员的吸纳、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认同，否则很难跨越种群的隔阂、信仰的疏离、文化习俗的歧视，很难形成多元化的社会。
更明了地说，就是如何让世俗政权与宗教分离，这是形成多样化社群共存生态的前提，是开疆拓土，建立多样性民族王朝或国家的基础。坚持多样化社群生态与包容性理念也是世界和平共存的基础。
宗教政权体制下的国度很难形成包容性的执政理念。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国度对异教徒的迫害和对外族的屠杀可谓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中国自秦朝大一统后，尤其在西汉时期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开始了法家入朝、儒家入教的强制加疏导并举的执政模式，也开启了庙堂文化与山林文化的分野。儒教进入庙堂，因其学说立足于对世俗生活的规范，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从而使统治者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并衍生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以食为天”“民为水、君为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等以民权为执政导向的理念。宗教文化进入山林，从而达到世俗政治与宗教生活的分离！政教分离的举措，让官僚统治者的政治工作主要集中在处理活在当下的事情。
孔子对鬼神采用“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此在儒家独尊的中国文化思想内，敬鬼神而不事！我们心怀“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如果不尽“人事”，单纯地去祈祷，上天的鬼神也不会赐福的。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而听天命”。普遍鞭挞“不问苍生问鬼神 ”的执政理念。
这种世俗的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人生观，有利于执政者立足于“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海纳百川、广泛联系群众、倾听基层意见”，能够促进执政偏见得以改变和纠正，提高官心与民心的契合度。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盛不衰的原因。
从国家管理体制层面来看，政教分离对民族多样性的包容，对世界多地域、多种族、多文化的包容具有独特的先天优势，有利于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占领制高点。这是绝大多数当下的政体所难以企及的文化生态和民意基础。
在未来的世界发展过程中，年轻的一代人應该更加强化世俗政权的力量，更多地考量当下民生的现实问题，更多地谋划活着的人群与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的改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未完待续）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对于部分报刊登载的以历史悠久为论据来谈文化自信的文章，学生们也有质疑：如果以时间的长度谈自信，如何解释美国立国时间不长反而很发达;又如何解释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只有几十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而国内部分大学办学历史长达百年，与其差距却很大。将时间作为评价参量是否足够全面、客观？如果按照理论的起源，马列主义源自西方，应该是其他民族的荣光;对中国文化历史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由印度传入，应该属于印度文化！诸如此类的质疑与反诘令我不得不陷入深思。
针对学生们的疑问，我历尽数月的案头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文献调研和反思！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依我看来，“自信心”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认知下的自我肯定意识，源自“所持品质的优越性强、所获得的成功经验多、所处的优势地位高、繁衍不息的自强进取性格以及长期养成的对领带者绝对的信赖感。”
比如，具体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哪里来？其产生的基础就是有赖于这个文化是否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重要的借鉴价值，以及是否能在众多文化支系比较中呈现出更加优越的品质！而考量文化支系的优越性与价值性的标准主要有四个方面：文化知识积累的时间长度、文化知识产生的体量、文化知识的质量和新陈代谢的自我革新能力。具体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梳理一下东方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杰出的贡献，以及具体的内容和载体，并将之与其他文明支系进行比较，很自然地就可以解答我们心中的疑惑。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事件犹如沙粒堆积成山，也如牛毛数不胜数，但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做过的事情哪些是最重要的和必需的？梳理整个人类历史进化的过程，所有的进步主要是解答人类社会结构体构筑过程中的众多技术难题。依据我个人的思考，人类社会要形成一个生存、发展、和谐、安定、文明、物质供给丰富、精神健康博爱的团体，必须妥善解决人类社会群落结构与生态的十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知识记载、储备及传播的载体构建——涉及文字的形成、记录方式的便利性，以及传播方式的快捷性。这是文化积累的基础和起点
首先看中国人是如何解答第一大难题“知识记载”的。
我们知道文字是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同自然世界作抗争的经验进行积累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从万物生灵中脱颖而出的法宝之一！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众多动植物都拥有生存的经验和技巧，如何借助工具、如何伪装，如何群体分工协作式狩猎，如何在社会组织中形成功能化的支系团队和阶层秩序！可以说人类的众多经验与技巧应该是万物为师的成果！但人类发明文字后，能够把这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技巧记载下来，形成知識的积淀;也通过文字这个载体把经验与技术保存下来和传播放大到群体行为，提升获得生存财富的能力与水平。
在发明文字之前我们的古人采用结绳记事的方法，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代表数目。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增加数目时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很麻烦了。后来仓颉通过猎人依据动物走过的脚印来判断打猎的方向这个启示，创造出用形象图案记事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推演和造字的经验积累，汉字的造字方法逐步出现象形法、指事法、会意法、形声法、转注法和假借法等衍生文字体系，形成了东方民族特有的方块象形文字的记事载体。如今保存的东巴文、甲骨文等都是这些文字的演变实证！
人类文字可以粗分类为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两个大类，一个是基于形象思维的产物，一个是基于抽象思维的产物，中国象形文字作为知识载体的重要一支，具有自创性和传承性，是我们祖先杰出才干的明证，是我们子孙们的荣耀。
当然，将文字作为载体记录下人类优秀的生活经验与技巧并加以推广，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难题需要解决：一是文字与记录方式的便利性：中国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力推进了知识交流、传播、扩展，应该说，没有印刷术就没有文化的推广和教育体系建立的基础。当然有人说西方近代的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借鉴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但至少可以证明中华民族在该方面具有同等的创新性、先进性。二是文字与语言的统一性：这是人际交往流动、民族融合一体化、政令畅通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文字与语言的统一性对知识传播的重要性。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令。三是文字与语言的转译性：语种转译的准确性、规范性、可交流性同样能够对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学习借鉴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唐朝“重译来朝”的典故便是明证。贞观十九年（645年），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翻译机构。玄奘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被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四是文字与语言的书写法的可适性：中国文字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个阶段。这符合文字的发展由繁到简，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规律。甲骨文、大篆、小篆可以合称篆书，篆、隶、楷、行、草书便构成了中国书法的五种字体。汉字发展到了今天，楷书和行书还在应用着，而篆书、隶书、草书，特别是篆书已不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只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存在了。五是文字与语言的兼容性：吸收外来词、扩充文字体量、收录新词汇、增减词汇量体现时代性等也是文字载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华文化在这个层面的发展也极具包容性，取自于外来词的词语俯首皆是。 同时，中国文字也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文字载体，比如湖北土家族的女书，极富特色。
纵观人类知识记载、储备及传播的载体构建过程，历经了“文字载体的确立”“纸媒载体的固化”“电子载体的快捷”等三个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作出的贡献可谓是卓越的、杰出的、立世不俗的！
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人类还将在现代电子网络化信息技术层面解决普及、提速、扩大容量等难题。
第二大难题是知识梳理集成
人类需要把个体、部落的零星碎片化知识进行梳理和集成，并形成系统化认知，从众多事件例证中抽提出原理性的内核，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是文化积淀形成特定文明程度的基础。
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见识不足所致的偏见的困扰、决策的失误和战争的引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远古时期人们使用卜卦占星，龟裂决断，就是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不完整，对未来预测得不准确，从而更多地依赖运气的指引和偶然的机遇。如何把零星碎片知识进行梳理，形成系统化的认知，从众多事件例证中抽提出原理性的内核，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从而解决世界认知障碍性的问题和偏颇性的问题，让人们可以依据足够的知识、经验和信息进行合理的推演与判断，来制定发展的规划和行动，产生更加精准的判断力和决策性。这就需要对各个个体与部落所拥有的碎片化知识进行梳理与归纳整理，找到具有指导性的原理与原则。实际上人类所有的教育制度都是为跨越这一难题所衍生的手段。
人类知识的集成演进过程是：个体零星知识点—部落集成—区域集成—国家集成—全球化集成。
回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不仅在文化延续的时间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在知识集成的体量上、质量上都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与国家。
中国自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区域文化知识的高度集成，相继形成多个层面的系统性认知：军事理论——《孙子兵法》;哲学理论——《易经》《道德经》;法学理论——《法经》;医学理论——《黄帝内经》。后来的《史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不仅高度总结了前人的智慧，而且其文本的形成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管理也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文化名人如老子、孔子、庄子、屈原等，他们也是被世界人民公认的伟大人物。因此，基于这个层面，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不产生自豪感和优越感。
展望人类知识体系的形成，历经“个体零星化知识集成”“ 区域化知识集成” 两个阶段，当下的世界基本形成了“东西方两大知识支系”。随着近代全球化潮流的发展，世界多种文明的交融，人类知识体系正逐步演进到“全球化知识集成时代”，人类要将东西方文化认知进行交融整理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还需要一段时间，将东西方文化和文理知识兼容，还要跨越许多技术性和心理性的障碍。可以预期，谁率先梳理和集成世界知识体系，谁将占领认知的制高点，形成引领世界的格局。
第三大难题是将土地使用权与监督权进行剥离：职业官僚体制的创建
回观一下分封制的周王朝，诸侯国林立，中央王朝与诸侯国之间只遵守约定的朝奉关系，君王对外战争力量常常不能集中，应召不力、朝觐不稳，小诸侯国经常争夺不休、纷争不断，兼并战火周而复始。
如何解决诸侯割据与兼并战火所带来的社群不安？
早在公元前六百多年，楚國最先对分封诸侯的土地使用权与管理权进行了剥离尝试。楚武王灭掉权国，将其改建为县，是为设县之始，用以克服传统分封制下宗族统治的过度独立性和分裂性，保障君王的绝对权威和长期权威性。楚国把县当作进行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工具，引领了一条使中国摆脱诸侯割据危险的道路，为开辟新型政体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春秋后期，县制开始逐渐推行于内地。战国时期，县的设置已较广泛 ，并转变为作为地方政权而实行官僚制度的县制。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任免。县之下有乡、里等作为国家对居民进行控制的基层组织单位。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大规模地实施郡县制以巩固中央政权，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发展至汉朝，中国的官僚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专业的升职制度（世界其他民族出现类似的制度要晚得多）。这种制度通过以下具有相似目的的标准评估官员：考试成绩的等级、经验和年龄、大量的执政记录、政绩评定。中央政府通过各种巡视制度和大量的报告和统计材料来保持对各地方情况的了解。中央政府估计政府的收入，为支出做预算;试图控制经济活动有时甚至调节物价，就像现在一些政府所做的那样。
楚国率先开创建立郡县制度，把君王与诸侯的关系演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君王通过对诸侯地方政权的派驻官员进行指导管理，诸侯只有土地使用权，君王具有管理权、监督权。这样可以提高君王命令贯彻执行的效率，形成君王集权的格局。君王与诸侯形成土地的租赁关系，分封的小诸侯与地方政权很难形成独立王国，这为大一统的官僚派驻政治构架奠定了原理性理论指引！是职业官僚政体的萌芽与创举！
郡县制与税收制的建立使得土地拥有权（监管权）与使用权分离，租赁关系创构和官僚体制确立，保障君王的集权，使人类从分封自主体制跨越到郡县制监管体制。这种官僚政体的改革和确立，一直沿用至今。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不仅在操作上而且在理论上，均与现代官僚制度有着诸多相似性，这也是中华民族在政体文化上的创举！
姑且不论中国的官僚体制对世界官僚体制是否产生了巨大引领作用，是否对西方官僚体制的形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影响，仅仅是这种人类采用至今的制度原理的发明、使用我们要早于西方几个世纪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层面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中国独立地、先于西方创造了官僚体制，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的建设上拥有杰出的创造能力和卓越的成就！
人类正历经从“诸侯官僚体制”“国家官僚体制”，到“全球官僚体制”的第三个阶段。土地的使用权与土地的监督权将会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如果两权停留在一个国家政权手中，那么对地球环境的随性开发和不同国家、地区间兼并战争将持续不断，这会危及其他国家的生存安全问题。地球土地的拥有权将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各个国家对土地资源的使用都将在全球组织的监管下运行，否则将会因为局部的破坏而引起全球的环境灾难。比如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有近200个缔约方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就是从国家土地监管权中剥离一部分到全球土地监管权的演变雏形。 所以，土地监督权也在逐步扩大内涵，从“税权”，到“税权、人权兼顾”，再到“税权、人权、发展权三位一体”！监管的范围也是从“诸侯部落”，到“国家地区”，再到“全球化”。官僚政体不仅对下级政权进行从财富的制约，到人权的监督，还要兼顾对人类生存环境、持续发展的监督管理。
历史表明，当地方政权土地使用权与监督权合二为一时，独立王国与封建割据就会出现，兼并战争就会纷争不断。当两者权力分离制约措施得力时，社群生活就很健康和谐，这也是我们继续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四大难题是上层建筑权力结构的承袭和新陈代谢问题
人类形成组织结构，就要形成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就一定会涉及决策集团的形成机制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与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说，人类只要形成有组织的结构群落和社团，就必须解决上层建筑权力结构（包括皇权与臣权）的承袭和增补问题（新陈代谢）。这关系到权力延续的合法性和执政效率性，是决定这个群体在未来发展生存的重大问题。
奴隶社会实行以宗亲氏族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世卿世禄的世袭制是公认的、合符民心伦理的权力延伸方式。但是，当部族面临战争、掠夺、扩容兼并时新的矛盾出现了，那就是对于立有军功的人士如何因战功获取权力。这是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遭遇的第一重挑战——基层军功士子对世袭士族权威的挑战！在诸侯兼并混战的时代，如果没有合理的权力分配制度弥补世袭制的不足和缺陷，将极大地影响对外作战能力和兼并能力，同时也危及部落君主国的生存。
当朝代长久未更替时，承平日久，世袭士族权威日益没落，基层士子（比如乡绅贤达）因贤能的业绩构成新的权威中心，这会在组织结构中权力分配遭遇的第二重挑战——基层贤达士子对世袭士族权威的挑战！如何弥补世袭制、军功序爵的不足和缺陷，在和平时期权力延续如何构架？如何吸纳基层贤达士子进入上层结构阶层，让组织结构保有新陈代谢的活力？
为了解决世卿世禄的世袭制所存在的缺陷，满足战时军功分权与太平时期士子分权的官僚架构，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相继创建出军功序爵（商鞅变法）、察举选贤—科举招贤（隋文帝杨坚）的补善制度。
首先是权力世袭制度与军功序爵制度的分野：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国商鞅变法，以军功受封，改变世袭制度权力延伸的单一性和固态化，提升了底层贤能人士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动力，不仅为统治力量补充了新生力量，同时也提升王国对外战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扩大王国的版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是重要的、正确的政治战略决策。军功序爵制是贤能政治格局的最初萌芽。军功爵制萌芽于春秋，确立于战国 ，是秦汉时期兴起和盛行的新爵制，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举措，颁赐军功爵程序有劳、论、赐三个步骤，劳（军功、劳绩）是决定条件，论（评议、核实、查证）是必经程序。经过评议论证所报军功属实，就要给予赏赐，即赐给几级军功爵和若干田宅。
其次是权力世袭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分野：世袭制与军功序爵制的兼容前行，不能满足天下安定社会生态下的政治制度。因此，隋文帝基于前朝五代十国的长久动荡的历史教训，开创科举考试制度，一纸文章定富贵，打破世袭制度和军功序爵制的局限，也解决了和平年代不赖军功受封的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世袭制、军功制与科举制三位一体的贤能政治格局。
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为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施展才智的机会，是补充官僚机构新鲜血液的举措，是组织机体新陈代谢机制建立的创造性发明！
科举考试体制的基本原理和模式对后世及现代选拔用人制度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可以确定的是医生认证的健康检查制度是从中国传到巴格达，约在1140年经由巴格达传到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宫廷。这应该是欧洲最早的考试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官僚选拔制度”是从中国抄袭来的。但在世界史上，这样一种共识是绝对成立的：忽略了中国在官僚选拔制度的贡献就不能构成世界上完整的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国独立地、先于西方创造了官僚选拔体制与方式，这证明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上拥有杰出的创造能力和卓越的成就！
人类形成组织集团的管理构架产生和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和变革，诸如宗法制、禅让制、分封制、世袭制、礼乐制、军功序爵制、科举制、选举制、民主集中协商制等，这些变革的初心和宗旨都在于贤能者居其位，以解决民生为核心。
在未来上层建筑权力结构的承袭和新陈代谢问题上，依旧存在众多命题需要改进和完善。其一是贤能者的甄别方法和手段的持续创新。全民选举面临基层民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源是依据什么载体发布的？载体控制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其二是选举制的判据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需要补善胜出者执政的基本底线。在选举中获得权力的执政者如何考虑少数派的正当政治诉求和权益，满足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其三是程序公正性与能力有效性的矛盾问题，通过选举获得的执政者常常难以兑现选举的政治承诺，或者趋附选举的需要而放弃长远的发展规划，或者基于短期的利益考量过度提前消费下一任和未来的资源，留置大量的难题和包袱！这种选举体制下的政治生态所存在的缺陷愈来愈明显。其四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能力如何由自发性、随意性、偏向性、操縱性演变成制度性、公正性、共享性。其五是监督权的分配体制格局的建设问题。未来监督权将由权力组织自我监督机构、独立执法监督机构、新闻媒体监督机构、民众团体监督机构（比如政协监督）等共同来行使，形成职业监督与义务监督的双重体系，保障权利的制约和平衡，满足官心与民心的契合度。其六是贤能选拔的新创举。如何弥补选举体制的不足和缺陷，人类不能停留在一种体制上而固化不变，所有对现有体制的改革与尝试、对不同于现有体制的方法进行探索，都是人类应该容许的行为！所以必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潮和制度保守主义思潮！这也是我们当下中国人民需要确立制度自信的根本动力。
第五大难题是政教分离问题 部落兼并、诸侯兼并、国家建立、开疆拓土与国际交流，都涉及不同群体人员的吸纳、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认同，否则很难跨越种群的隔阂、信仰的疏离、文化习俗的歧视，很难形成多元化的社会。
更明了地说，就是如何让世俗政权与宗教分离，这是形成多样化社群共存生态的前提，是开疆拓土，建立多样性民族王朝或国家的基础。坚持多样化社群生态与包容性理念也是世界和平共存的基础。
宗教政权体制下的国度很难形成包容性的执政理念。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国度对异教徒的迫害和对外族的屠杀可谓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中国自秦朝大一统后，尤其在西汉时期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开始了法家入朝、儒家入教的强制加疏导并举的执政模式，也开启了庙堂文化与山林文化的分野。儒教进入庙堂，因其学说立足于对世俗生活的规范，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从而使统治者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并衍生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以食为天”“民为水、君为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等以民权为执政导向的理念。宗教文化进入山林，从而达到世俗政治与宗教生活的分离！政教分离的举措，让官僚统治者的政治工作主要集中在处理活在当下的事情。
孔子对鬼神采用“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此在儒家独尊的中国文化思想内，敬鬼神而不事！我们心怀“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如果不尽“人事”，单纯地去祈祷，上天的鬼神也不会赐福的。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而听天命”。普遍鞭挞“不问苍生问鬼神 ”的执政理念。
这种世俗的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人生观，有利于执政者立足于“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海纳百川、广泛联系群众、倾听基层意见”，能够促进执政偏见得以改变和纠正，提高官心与民心的契合度。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盛不衰的原因。
从国家管理体制层面来看，政教分离对民族多样性的包容，对世界多地域、多种族、多文化的包容具有独特的先天优势，有利于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占领制高点。这是绝大多数当下的政体所难以企及的文化生态和民意基础。
在未来的世界发展过程中，年轻的一代人應该更加强化世俗政权的力量，更多地考量当下民生的现实问题，更多地谋划活着的人群与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的改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未完待续）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