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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一生都在逃亡”，颠沛流离，却执著地期盼在精神上还乡，这是怎样的矛盾困扰？蚌病得珠，她经受了一个女人可能遭受的最大病苦，苦难却怎样地成就了她的文学高峰？她一生的足迹，行过呼兰河、哈尔滨、北京、上海、日本、临汾、西安、武汉、重庆、香港。她饿、她冷、她病，她像乞丐一样在流浪。她因多情女子的心性追求自己的真爱而一再受伤，连胃病、肺结核都不放过她。最后，因庸医误诊，白白地挨了一刀，她死去了。从此，文坛上的一缕明丽彩霞消逝了。地理空间的位移，坎坷与磨难，丝毫不能抹去她对呼兰河的眷恋和深情，她的名作几乎无不闪烁着呼兰河的影子。从直线型的地理空间位移，到“呼兰河”的地理空间凝固，呼兰河在萧红的心理空间上获得了永恒，成为她“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被定格为“呼兰河的女儿”。从《萧红传》到《萧红全传》，季红真对萧红的认识和体验不断加深，《萧红全传》在萧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这无疑是我们对萧红最好的缅怀和追念。
与此前的《萧红传》相比，《萧红全传》无论在篇幅上，还是深度上，都要更进一步。《萧红全传》的章节也有所调整，调整后的章节，不管是在逻辑连贯上，还是在章名选择上，都要比《萧红传》更胜一筹。
在关于传主的回忆言说中，萧红生命中有许多疑团和空白，未成名前的“史前史”尤其如此。然而，勾勒出“史前史”的轮廓，有利于深入地理解萧红的文学创作，意义十分重大。季红真充分地利用现存史料和研究成果，一直致力于这段时期的勾勒。《萧红传》中，“走上左翼文艺之路”之前的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143页/390页，22章/38章），而《萧红全传》中占据了全书的五分之二（204页/507页，21章/42章），季红真对萧红“史前史”孜孜以求，描述十分详尽，这是同类传记所不及的。季红真对萧红“史前史”的勾勒，采用了“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呼兰河、哈尔滨、上海和香港的历史沿革、社会变迁和风土人情一一呈现。这些都为萧红的生活环境提供了“大历史”参照，极富历史的纵深感。第二章“乡绅地主之家”、第三章“顽童生涯”等十几章对萧红的家族史和成长史娓娓道来，对萧红成名前的“史前史”进行了精细的梳理，甚具“小历史”视野。通过对“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考察，萧红生活的时代背景、家族身世、个人成长尽收眼底，历历在目，萧红的“史前史”获得了立体性的呈现。季红真对萧红的“史前史”勾勒，其用力之勤，其体悟之深，其绵密细致，使其成为同类传记的佼佼者。其实，这种“大历史”的参照和“小历史”视野的相互结合，一直贯穿在《萧红全传》之中。正因为如此，《萧红全传》才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和个体的灵动性。
季红真在勾勒萧红“史前史”的时候，往往通过“史料”和“小说”的双重求证的方式去获得。她对萧红“史前史”的勾勒，更多的是为了理解萧红的小说。这样一来，《萧红全传》呈现出一种追溯特质。比如说，《呼兰河》中的“后花园”，《生死场》中的人物原型，这些构成萧红小说的重要元素。季红真在充分利用王连喜《萧红故居建筑与文物综合考》，结合《呼兰河传》中对“后花园”的描写，逼真地勾勒出了萧红童年生活的后花园。为此，季红真写道：“童年在迅速地逝去，无论她怎样抗拒，都无法回避成长中的苦难。最直接的三件事，是童年落幕的最后场景。其一，是小团圆媳妇的死，其二是有二伯的遭遇，其三是冯歪嘴子一家的命运。”其他诸如“出走”和“反叛”、人生的“荒凉感”、“童年世界的分裂”、“善良、温暖和冰冷、憎恶”、“乡土人生的苦难”……这些萧红作品中的元素，我们都能够从“史料”编织成的萧红童年世界中找到影子和根源，而这些元素季红真常常又是通过萧红小说加以印证的。如果说，“史料”的运用使《萧红全传》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小说”的运用则给《萧红全传》增添了想象的空间。正是“史料”和“小说”双重运用，才使《萧红全传》史实详瞻，摇曳多姿，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传记。然而，这种“史料”和“小说”的双重运用勾勒出的“史前史”，合情合理之中是不是也存在一种主观性的臆断呢？如季红真在写到萧红祖母屋子里的“洋钟”时，她说：“祖母屋子里的三个钟，显然是她对现代文明时间的最早感觉；而不同装束的两个小人，则是对种族最初的体认。”我们在获得启发之余，也不免心生困惑。萧红“史前史”中，“史料”的顺向铺排和“小说”逆向而行的“合榫”，潜藏了季红真的自我认识和个人体验，这使《萧红全传》具有了追溯特质。而这种追溯的“滞后”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把握这种追溯的恰当性和分寸感，这是值得商榷的，也是萧红传记创作的一个难题。
追溯特质的背后是作传者的体悟，追溯本身就蕴含着体悟。季红真对萧红的体悟，正是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和生命体验的加深，一步步螺旋上升的。她从大学时代“厌恶”《生死场》，到结婚后“体会到萧红的伟大”，再到“承担了女性、民族，乃至人类的所有苦难”的“呼兰河的女儿”，季红真对萧红的体认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葛浩文称萧红为“恋人”，叶君称萧红是“姐姐”，季红真则称萧红为“我的姐妹”。季红真是作为一个女性去感悟萧红、书写萧红的。对萧红的体悟，也就是对女性自身的体悟。而这种体悟，既与女性的角色和体验有关，又不乏时代思潮的浸染。譬如说，关于萧红的思想定位问题。我们通常的理解，萧红是一个进步的左翼作家和抗日作家，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在观念比较新锐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中，就是将萧红放在“‘左联’和左翼小说”一节中加以讨论的。季红真眼中的萧红，则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持“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是早期的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同时又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季红真称萧红为“鲁迅最好的学生与同志”）。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是当今的两大显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在许多年里都是被打入另册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思想文化环境的改变，自由主义才重新浮出水面，并且日益被人们所器重。不过，季红真对萧红的理解，虽然有时代的影响，她更多的是寻找一种重新解读萧红作品的方式，她拈出自由主义，是要在阶级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的不同层面上给萧红定位，确证萧红对左翼文学的超越，标榜萧红的女权主义，则是突出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于生殖与死亡的特别思考和文学观照，从而寻找贯穿萧红前后期作品的基本线索，以克服解读萧红作品中的一种重要矛盾——包括茅盾先生在内，都把写作切近抗战时局的《生死场》与抒写个人心灵寂寞的《呼兰河传》在一定意义上对立起来而各有褒贬。季红真把萧红定位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些问题也迎刃而解。比如说，季红真在解释萧红为什么没有去西安时写道：“萧红没有接受丁玲的建议，她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除了因为萧军可能在延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呢？她为了反抗父权社会的包办婚姻，逃离了封建地主乡绅家庭，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在受到反动势力迫害追捕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男权文化的压迫，以及意识形态的霸权。在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之中，又孕育着强烈的性别意识，这是否是她最终没有去延安的根本原因呢？”再如在分析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结合时，她写道：“在左翼作家圈子里，端木蕻良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知识分子，是个不可能服从革命纪律的另类。也许正是这点自由主义的艺术家精神，端木蕻良吸引了萧红。”正是萧红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身份，萧红研究中的许多疑团才获得了新的阐释，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结合，也是构成《萧红传》思辨色彩的重要方面。要想全面认识一个人，就要充分了解他（她）生活的时代，只有设身处地和将心比心地钩考他（她）的思想和情感，才能得出妥帖的结论。萧红的传记中，绕不开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情缘，端木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小三”的角色。其实萧红与萧军的决裂，早在上海时期就是大势所趋，并非端木从中作梗。相反，萧红和端木在家世、文化修养和自由主义精神这方面倒有不少相似之处。很久以来，端木蕻良也被刻画成一个胆小鬼、自私者和不负责任的人，遭到了热爱萧红的人们的嫌恶，许多萧红的传记也沿用了这一说法。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更是将端木对萧红的态度描述得非常不堪，甚至把萧红这一时期创作的高产也归功于池田幸子的到来和北碚风光的激发，丝毫不关端木的事。端木固然有许多让朋友们看不上眼的“自私”，但是他和萧军那种用情不专对萧红感情的伤害，恐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何况，在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的时候，端木无所顾忌地要与萧红举办婚礼，其中有多少体贴和尊重，大度和挚爱；萧红病危时刻，端木反复为萧红吸痰；萧红死后，端木尽力遵照遗嘱，完成萧红心愿；公正地说，以上种种，并不是每个男子都能做出来的。萧红的重要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也都是在与端木共同生活的时期写出来的。端木的生存能力，高过二萧，他在重庆当教授，在香港编刊物，都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这和单纯靠稿费收入而又不会理财的萧红相比是不言而喻的（萧红在武汉等待开往重庆的船票时的困顿，连“逃难”的钱都是锡金帮她借的）。端木的遗孀钟耀群所言，不是没有道理的：萧红在此期间能写出这么多的优秀作品，和她生活比较从容、情绪比较稳定分不开。事实上，端木的自身弱点、疲于生计和忙于创作都可能成为不能照顾有孕在身的萧红的因素，在那个战火弥漫的时代这又怎能求全责备呢？季红真笔下对萧红和端木的这一段生活状态，似乎是游移不定的——她无法避开那些知情者文字中对于端木的拒斥和贬义，但又对这些文字谨慎保持了情感距离。我想，这其中暗寓的对端木的同情和理解，是可以接受的。
在分析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三者的关系时，季红真指出：“萧军过分保护的倾向，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萧红过于敏感的性格也让萧军难以承受，但萧红又克服不了受萧军保护的惰性。于是，他们像两只小刺猬一样，分开觉得孤独，到了一起就要互相伤害。”“如果说萧军和萧红的关系更像父女的话，萧红和端木的关系则像姐弟。萧军的家长作风严重，粗鲁的性格和过分保护的倾向常常无意地伤害萧红的自尊心。端木的依赖性很强，久而久之萧红也会产生劳累感。”这是颇为中肯的分析。萧红就好比笼中鸟，离不开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两个笼子，否则她将面临生存问题。一旦过分依赖他们，她又感觉到不自在，感受到男权的压迫，她一生都处在这种笼子的“飞”与“回”的纠葛之中。即便是长期以来被戴上玩弄萧红恶名的汪恩甲，季红真经过严密的考辨后也寻得了回旋的余地。《萧红全传》中写道：“汪恩甲对萧红说，回家取些钱来还账，从此下落不明，几乎是人间蒸发了。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背负着玩弄、报复和抛弃萧红的恶名，被世人唾骂。”季红真解释道：“汪恩甲也是这个时候失踪的，如果与王廷兰殉国有关的话，他也可能遭遇不测。”这样一来，汪恩甲的罪名也就因为历史的偶然性而获得了谅解。
长期以来，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和肖凤的《萧红传》是学术型和体验型的两种范本，而季红真的《萧红全传》则兼具两者的长处，无论从篇幅，还是深度上，大有“后来者居上”的风采。《萧红全传》的追溯特质、体悟性质和思辨色彩，使它成为一部资料翔实、体悟深刻、文史兼擅的萧红传记，一部饱含“历史了解之同情”的萧红传记。可以说，《萧红全传》是迄今为止最为富于学理的传记，也是一部植根于深厚历史文化土壤的作家传记，称得上萧红传记创作的集大成者。行文至此，我深深地为萧红庆幸，因为在她百年诞辰之际，她的“姐妹”季红真给她献上了《萧红全传》，她的文章和风采又一次得以传承和绽放。
（《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季红真著，现代出版社二○一一年版，49.00元）
与此前的《萧红传》相比，《萧红全传》无论在篇幅上，还是深度上，都要更进一步。《萧红全传》的章节也有所调整，调整后的章节，不管是在逻辑连贯上，还是在章名选择上，都要比《萧红传》更胜一筹。
在关于传主的回忆言说中，萧红生命中有许多疑团和空白，未成名前的“史前史”尤其如此。然而，勾勒出“史前史”的轮廓，有利于深入地理解萧红的文学创作，意义十分重大。季红真充分地利用现存史料和研究成果，一直致力于这段时期的勾勒。《萧红传》中，“走上左翼文艺之路”之前的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143页/390页，22章/38章），而《萧红全传》中占据了全书的五分之二（204页/507页，21章/42章），季红真对萧红“史前史”孜孜以求，描述十分详尽，这是同类传记所不及的。季红真对萧红“史前史”的勾勒，采用了“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呼兰河、哈尔滨、上海和香港的历史沿革、社会变迁和风土人情一一呈现。这些都为萧红的生活环境提供了“大历史”参照，极富历史的纵深感。第二章“乡绅地主之家”、第三章“顽童生涯”等十几章对萧红的家族史和成长史娓娓道来，对萧红成名前的“史前史”进行了精细的梳理，甚具“小历史”视野。通过对“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考察，萧红生活的时代背景、家族身世、个人成长尽收眼底，历历在目，萧红的“史前史”获得了立体性的呈现。季红真对萧红的“史前史”勾勒，其用力之勤，其体悟之深，其绵密细致，使其成为同类传记的佼佼者。其实，这种“大历史”的参照和“小历史”视野的相互结合，一直贯穿在《萧红全传》之中。正因为如此，《萧红全传》才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和个体的灵动性。
季红真在勾勒萧红“史前史”的时候，往往通过“史料”和“小说”的双重求证的方式去获得。她对萧红“史前史”的勾勒，更多的是为了理解萧红的小说。这样一来，《萧红全传》呈现出一种追溯特质。比如说，《呼兰河》中的“后花园”，《生死场》中的人物原型，这些构成萧红小说的重要元素。季红真在充分利用王连喜《萧红故居建筑与文物综合考》，结合《呼兰河传》中对“后花园”的描写，逼真地勾勒出了萧红童年生活的后花园。为此，季红真写道：“童年在迅速地逝去，无论她怎样抗拒，都无法回避成长中的苦难。最直接的三件事，是童年落幕的最后场景。其一，是小团圆媳妇的死，其二是有二伯的遭遇，其三是冯歪嘴子一家的命运。”其他诸如“出走”和“反叛”、人生的“荒凉感”、“童年世界的分裂”、“善良、温暖和冰冷、憎恶”、“乡土人生的苦难”……这些萧红作品中的元素，我们都能够从“史料”编织成的萧红童年世界中找到影子和根源，而这些元素季红真常常又是通过萧红小说加以印证的。如果说，“史料”的运用使《萧红全传》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小说”的运用则给《萧红全传》增添了想象的空间。正是“史料”和“小说”双重运用，才使《萧红全传》史实详瞻，摇曳多姿，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传记。然而，这种“史料”和“小说”的双重运用勾勒出的“史前史”，合情合理之中是不是也存在一种主观性的臆断呢？如季红真在写到萧红祖母屋子里的“洋钟”时，她说：“祖母屋子里的三个钟，显然是她对现代文明时间的最早感觉；而不同装束的两个小人，则是对种族最初的体认。”我们在获得启发之余，也不免心生困惑。萧红“史前史”中，“史料”的顺向铺排和“小说”逆向而行的“合榫”，潜藏了季红真的自我认识和个人体验，这使《萧红全传》具有了追溯特质。而这种追溯的“滞后”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把握这种追溯的恰当性和分寸感，这是值得商榷的，也是萧红传记创作的一个难题。
追溯特质的背后是作传者的体悟，追溯本身就蕴含着体悟。季红真对萧红的体悟，正是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和生命体验的加深，一步步螺旋上升的。她从大学时代“厌恶”《生死场》，到结婚后“体会到萧红的伟大”，再到“承担了女性、民族，乃至人类的所有苦难”的“呼兰河的女儿”，季红真对萧红的体认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葛浩文称萧红为“恋人”，叶君称萧红是“姐姐”，季红真则称萧红为“我的姐妹”。季红真是作为一个女性去感悟萧红、书写萧红的。对萧红的体悟，也就是对女性自身的体悟。而这种体悟，既与女性的角色和体验有关，又不乏时代思潮的浸染。譬如说，关于萧红的思想定位问题。我们通常的理解，萧红是一个进步的左翼作家和抗日作家，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在观念比较新锐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中，就是将萧红放在“‘左联’和左翼小说”一节中加以讨论的。季红真眼中的萧红，则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持“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是早期的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同时又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季红真称萧红为“鲁迅最好的学生与同志”）。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是当今的两大显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在许多年里都是被打入另册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思想文化环境的改变，自由主义才重新浮出水面，并且日益被人们所器重。不过，季红真对萧红的理解，虽然有时代的影响，她更多的是寻找一种重新解读萧红作品的方式，她拈出自由主义，是要在阶级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的不同层面上给萧红定位，确证萧红对左翼文学的超越，标榜萧红的女权主义，则是突出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于生殖与死亡的特别思考和文学观照，从而寻找贯穿萧红前后期作品的基本线索，以克服解读萧红作品中的一种重要矛盾——包括茅盾先生在内，都把写作切近抗战时局的《生死场》与抒写个人心灵寂寞的《呼兰河传》在一定意义上对立起来而各有褒贬。季红真把萧红定位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些问题也迎刃而解。比如说，季红真在解释萧红为什么没有去西安时写道：“萧红没有接受丁玲的建议，她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除了因为萧军可能在延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呢？她为了反抗父权社会的包办婚姻，逃离了封建地主乡绅家庭，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在受到反动势力迫害追捕的同时，也同样感受到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男权文化的压迫，以及意识形态的霸权。在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之中，又孕育着强烈的性别意识，这是否是她最终没有去延安的根本原因呢？”再如在分析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结合时，她写道：“在左翼作家圈子里，端木蕻良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知识分子，是个不可能服从革命纪律的另类。也许正是这点自由主义的艺术家精神，端木蕻良吸引了萧红。”正是萧红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身份，萧红研究中的许多疑团才获得了新的阐释，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结合，也是构成《萧红传》思辨色彩的重要方面。要想全面认识一个人，就要充分了解他（她）生活的时代，只有设身处地和将心比心地钩考他（她）的思想和情感，才能得出妥帖的结论。萧红的传记中，绕不开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情缘，端木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小三”的角色。其实萧红与萧军的决裂，早在上海时期就是大势所趋，并非端木从中作梗。相反，萧红和端木在家世、文化修养和自由主义精神这方面倒有不少相似之处。很久以来，端木蕻良也被刻画成一个胆小鬼、自私者和不负责任的人，遭到了热爱萧红的人们的嫌恶，许多萧红的传记也沿用了这一说法。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更是将端木对萧红的态度描述得非常不堪，甚至把萧红这一时期创作的高产也归功于池田幸子的到来和北碚风光的激发，丝毫不关端木的事。端木固然有许多让朋友们看不上眼的“自私”，但是他和萧军那种用情不专对萧红感情的伤害，恐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何况，在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的时候，端木无所顾忌地要与萧红举办婚礼，其中有多少体贴和尊重，大度和挚爱；萧红病危时刻，端木反复为萧红吸痰；萧红死后，端木尽力遵照遗嘱，完成萧红心愿；公正地说，以上种种，并不是每个男子都能做出来的。萧红的重要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也都是在与端木共同生活的时期写出来的。端木的生存能力，高过二萧，他在重庆当教授，在香港编刊物，都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这和单纯靠稿费收入而又不会理财的萧红相比是不言而喻的（萧红在武汉等待开往重庆的船票时的困顿，连“逃难”的钱都是锡金帮她借的）。端木的遗孀钟耀群所言，不是没有道理的：萧红在此期间能写出这么多的优秀作品，和她生活比较从容、情绪比较稳定分不开。事实上，端木的自身弱点、疲于生计和忙于创作都可能成为不能照顾有孕在身的萧红的因素，在那个战火弥漫的时代这又怎能求全责备呢？季红真笔下对萧红和端木的这一段生活状态，似乎是游移不定的——她无法避开那些知情者文字中对于端木的拒斥和贬义，但又对这些文字谨慎保持了情感距离。我想，这其中暗寓的对端木的同情和理解，是可以接受的。
在分析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三者的关系时，季红真指出：“萧军过分保护的倾向，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萧红过于敏感的性格也让萧军难以承受，但萧红又克服不了受萧军保护的惰性。于是，他们像两只小刺猬一样，分开觉得孤独，到了一起就要互相伤害。”“如果说萧军和萧红的关系更像父女的话，萧红和端木的关系则像姐弟。萧军的家长作风严重，粗鲁的性格和过分保护的倾向常常无意地伤害萧红的自尊心。端木的依赖性很强，久而久之萧红也会产生劳累感。”这是颇为中肯的分析。萧红就好比笼中鸟，离不开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两个笼子，否则她将面临生存问题。一旦过分依赖他们，她又感觉到不自在，感受到男权的压迫，她一生都处在这种笼子的“飞”与“回”的纠葛之中。即便是长期以来被戴上玩弄萧红恶名的汪恩甲，季红真经过严密的考辨后也寻得了回旋的余地。《萧红全传》中写道：“汪恩甲对萧红说，回家取些钱来还账，从此下落不明，几乎是人间蒸发了。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背负着玩弄、报复和抛弃萧红的恶名，被世人唾骂。”季红真解释道：“汪恩甲也是这个时候失踪的，如果与王廷兰殉国有关的话，他也可能遭遇不测。”这样一来，汪恩甲的罪名也就因为历史的偶然性而获得了谅解。
长期以来，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和肖凤的《萧红传》是学术型和体验型的两种范本，而季红真的《萧红全传》则兼具两者的长处，无论从篇幅，还是深度上，大有“后来者居上”的风采。《萧红全传》的追溯特质、体悟性质和思辨色彩，使它成为一部资料翔实、体悟深刻、文史兼擅的萧红传记，一部饱含“历史了解之同情”的萧红传记。可以说，《萧红全传》是迄今为止最为富于学理的传记，也是一部植根于深厚历史文化土壤的作家传记，称得上萧红传记创作的集大成者。行文至此，我深深地为萧红庆幸，因为在她百年诞辰之际，她的“姐妹”季红真给她献上了《萧红全传》，她的文章和风采又一次得以传承和绽放。
（《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季红真著，现代出版社二○一一年版，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