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那据说是所谓“果下马”的矮小的马，成为一长行列地逶迤于山谷里，就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出现以前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了。当我乘坐汽车，从贵州公路上行过，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我想，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但是，在抗战三年后的今日，因为液体燃料供应不足，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功业，这是料想不到的。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西南有十万匹驮马，我们试设想，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因此，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负着它们的重荷，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
　　一队驮马，通常是八匹十匹或十二匹，虽然有多到十六或二十匹的，但那是很少的。每一队的第一匹马，是一个领袖。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它额上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常常是一面反射阳光的小圆镜子和一丛红绿色的流苏。它的项颈下挂着一串大马铃。当它昂然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铃声咚咙咚咙地响着，头上的流苏跟着它的头部一起一落地耸动着，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进。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志，或是听着它的铃声，因为后面的马队中，常常混杂着聋的或盲的。倘若马数多了，则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你知道，驮马的行进，差不多永远是排列着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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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于迤西一带原始山林中的马队，常常有必须赶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小村子的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森林里露宿了。用他们的名词说起来，这叫做“开夜”。要开夜的马队，规模比较大，而且要随身带着炊具。差不多在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得在森林中寻找一块平坦的草地。在那里卸下了驮鞍，把马拴在树上，打成一围。于是马哥头们安锅煮饭烧水。天色黑了，山里常常有虎豹或象群，所以他们必须捡拾许多枯枝，烧起火来，做成一个火圈，使野兽不敢近前。然而即使如此警戒，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咬死几匹马，等那些马哥头听见马的惊嘶声而醒起开枪的时候，它早已不知去向了。
　　在云南的西北，贩茶叶的古宗人的驮马队是最为雄壮的。在寒冷的天气，在积雪的山峰中间的平原上，高大的古宗人腰里捎着刀和小铜佛，骑着他们的披着美丽的古宗氍鞍的马，尤其是当他们开夜的时候，张起来的那个帐幕，使人会对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发生许多幻想。
　　二万匹运盐运米运茶叶的驮马，现在都在西南三省的崎岖的山路上，辛苦地走上一个坡，翻下一个坡，又走上一个坡，在那无穷尽的山坡上，运输着比盐米茶更重要的国防材物，我们看着那些矮小而矫健的马身上的热汗，和它们口中喷出来的白沫，心里会感到怎样沉重啊！
　　1939年6月
　　（选自《施蛰存文集》，有删节）
　　【赏析】
　　施蛰存的名字，隐藏着生命策略的密码，那就是“蛰”而“存”之。他“蛰伏”在文化的深冬，犹如一只机智的鼹鼠。他是依靠蛰伏而得以长寿的幸存者。面对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阿谀奉承者，曲意逢迎者、卖身求荣者，等等，唯独没有狷介正直和洁身自好之士。施蛰存以99岁高龄辞世，显示了一个罕见的生命奇迹。施蛰存不是顾准式的文化英雄，他并未直接批判专制，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他虽不能“大济苍生”，却做到了“独善其身”。他畢生洁净，没有那些遍及整个知识群体的道德污迹。
　　《驮马》写于抗战时期，文章描写的对象是帮助运送国防材物的驮马。在民族危机面前，驮马队担当了运输国防物资的重任；驮马矮小，负着重荷，长途跋涉，不畏艰辛，这让作者“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文中的驮马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古老交通运输工具，而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与抗战力量的象征。
　　（周俊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