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后的安全外包和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国际社会以国际规约的形式确认了国际私营安保的合法地位。学界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如何通过政策规制增强其合法性。2004年至2014年,国际社会陆续达成了《蒙特勒文件》和《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等关键规约,建立起多边共治的国际治理体系,调和了发达国家的政策利益需要和国际法与人权原则的道德要求。然而,在这一有利于国际私营安保发展的治理环境下,拥有庞大海外安全需求的中国却并未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尚未能推动这一新型安全工具的迅速发展。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相关国内治理结构和安全观念并未实质转变,特殊的海外安全需求也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发展动力。这一需求与发展脱节的局面表明,中国要想利用国际私营安保等新式工具来维护海外利益,必须通盘调整相关的国内治理结构,让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和维护不再受到旧有国内机制的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