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静坐于圣奥罗宾多和院母的修道院,我总能看到一个瘦高的中国人,他的脸庞透露出一股内在的高贵与纯洁,让我想起了僧人义净在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说:“明同水镜,贵等和珍。”徐教授正是上述美德的化身。他衣着朴素、超凡脱俗的形象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他生于1909年,原名徐琥,意思是用玉雕刻出来的虎。虎象征着庄严、威严、勇气、威力、凶猛和残酷。而其姓“徐”的意思是“端庄、温柔”。他的思想蕴含着微妙的中国文化。由于“琥”所代表的意境与他的观念格格不入,于是他把“琥”放在笔名中,但在徐梵澄这个姓名中保留了姓氏徐(温柔)。我仿佛经常看到他身着朴素的长袍,腰间用一根绳子系住宽松裤子,在本地治里随意走动,其平凡的衣着遮不住内在闪耀的光芒。外在的形式可以时有时无,但深沉的内在却永恒流动。源于他内心的呼唤,他将自己的名改为梵澄。梵是一个佛教用语,上面有两棵树,下面是树下的土地。它意味着梵天,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它可以用于词组中来表示佛教,是天堂和超自然的含义。土地上的两棵树代表了许多树木,这个字也用来翻译古吠陀词组Arnnyaka,这是一类与奥义书有着密切关联的哲学著作。之所以被称为《森林书》是因为人们通常在森林(Aranya)中冥想并创作这些作品。对婆罗门或梵天的沉思或冥想是《森林书》和《奥义书》的核心主题。“梵”这个字是基于《森林书》中梵的抽象概念,语法上来讲这个词是中性的,具有土之含义的“凡”字则代表着梵天神(男性),他是大地之神(梵文中的Bizihma saham-paitih)。因此,“梵”这个汉字既代表了梵这个抽象的概念,也表示梵天大神,是梵天大神请佛祖布道。梵澄的“澄”字的意为“清透、纯净”,皎如月,清如溪,空空无惧,名如其人也。他温柔端庄,谓之“徐”,他所拥有的佛教思想谓之“梵”,其佛学思想之光华、之壮丽、之宁静、之无形、之至诚,谓之“澄”。即使在印度三十二年的苦行禁欲岁月里,他也像中国僧人学者一样努力,研究和翻译印度的古典和现代哲学著作。徐教授苦行禁欲,就像古代《森林书》中的仙人,做到了“名”副其实。
徐教授生于1909年,当时古文还在流行,人们依旧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学习。徐教授所研习的是儒释思想、文化、艺术和观念,这些都植根于他内心深处。尽管他与鲁迅有交情,但他并未成为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反而成为研究中印文化相通之处的思想家。他强调,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时代将走向“道德独立和精神小康”。他说:“如果学术研究有任何意义,而且能够为人类提供任何有用的服务的话,那么它一定要为伟大的未来做好准备——这个准备需要通过重温过去的深刻教训来实现。”
按照当时的情况,徐教授童年时在晚清传统儒家学者的教授下习读古文,后在中山大学学习历史。在中国,历史从来就是这个国家的灵魂,这在未来也不会改变。即使国家这艘大船沉没,他们也不能容忍没有历史。徐教授植根于他所接受的文化,他关于中国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将在中国重生的历史性预言已经实现。1984年9月22日,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到孔子的家乡曲阜朝圣时,中国正在重新找回对伟大圣人孔子的回忆。
他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种文字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他写道:“人类的命运是由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所决定的,每个哲学都有其真实而独立的根源。”在学习了中国历史和哲学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理解西方哲学和美术。他于1929年至1932年在德国哥尼斯堡大学学习。1930年将《尼采》从德文翻译成中文。他深谙古文,对汉、魏、唐代诗歌有着深刻理解,他的翻译作品可以说是对原作的结构和精神的再创作。
徐教授是几百年来中华大地上的杰出人物。数百年来中华精神文化在他脑海中熠熠生辉,他与那些翻译印度佛经的“翻译创作家”有着强烈的共鸣。佛陀属于刹帝利阶层,中国所得到的佛道是刹帝利的佛道。将禅修置于佛教修行的首要地位源于《森林书》和《奥义书》,它们是刹帝利的“梵道”,与婆罗门的“神道”不同。《楞伽经》是区分神道和梵道的重要方式。神道是婆罗门教传统吠陀传统仪式。梵道或对梵天的思考则属于剁帝利。徐教授肯定因为有某种神秘的预感才翻译了《五十奥义书》,因为这本书是构成佛教禅定思想的根源。徐教授昕翻译的《五十奥义书》是太古自然时期圣人内心奥妙所在。翻译创作这本书时,徐必然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采用古文方式创造重现了奥义书。奥义书所传达的信息是:生命是巨大的(Prano vai virat)。他对奥义书的翻译是送给过往的历史社会和超越技术领域的新兴世界的一份礼物。当今世界,通过对数千项发明的经济掠夺所产生的金钱物质将消费主义层层包裹,世界上男男女女的精神世界坍塌缩小,徐教授将能够通往内心无限生态草原之路带回汉地。因此奥义书大受欢迎,不断重印。许多中国人正以研究徐教授的作品来寻求一种生活和经济(工作)的平衡状态,这可以算作印度哲学的独特贡献。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来印度朝圣,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梵文经典,其中超过两千册梵文经典通过中文《大藏经》“生存”下来。一千年之后,徐教授重新体验了《心经》的妙音,来到印度,到达了彼岸证得菩提(“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用智慧和美丽点缀生命。他与诗人泰戈尔住在一起,收获让生命永恒的东西。用诗人泰戈尔的话说:“人们必须漫游外部世界,才能最终抵达内心深处的神殿。”
徐教授将迦梨陀娑的《云使》译成中文,他正在复兴中国悠久的翻译印度经典的传统。在中国戏院诞生地天台山国清寺中发现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的残本。除了奥罗宾多修道院院母的著作外,他还翻译了奥罗宾多《薄伽梵歌论》和《神圣人生论>。院母曾试图弄明白他是如何翻译奥罗宾多《综合瑜伽论》的。为翻译这本书,他需要创造新汉字。正如其他语言会出现新造词一样,新的汉字也可以被创造,例如汉字“明”意思是“光”,由日和月组成。类似地, “佛”由 “人”字部首偏旁和音旁“否”组成,意思是“超人”。发音F O是英文 “Buddha”的第一个音节“Bud”。院母说:“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新思想是多么有趣……这个人是天才……他是一位圣人(1962年10月3 0日)。”他住在本地治里二十七年,拥有丰富的精神体验。院母引用了他的信件对一个朋友说:“如果你想体验道教,你需要做的就是来这并住在奥罗宾多修道院。”
徐教授让我想起了清代的爱新觉罗·胤禄,徐教授可能是他的转世。沿着胤禄的足迹,他通过《薄伽梵歌》《奥义书》以及奥罗宾多来静静地寻求内心世界的展现。胤禄对佛经和佛教形象有着很深的研究,力行禅宗,号“爱月主人”,意思是“Lipa sakaCandrapriya”。他在生命最后十年里收集了中国《大藏经》的所有梵文文本,整理成八十卷,作为母后八十岁的寿礼。徐教授离开和平乡赴瓦纳拉西学习梵文,他是继安世高、鸠摩罗什及玄奘之后最伟大的翻译创作家。
1978年,徐教授回到了中国。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寺庙也得到了修复。时隔三十午后,可口可乐回到中国,其中国名字的意思是“喝起来可口,喝起来快乐”。徐教授的感受可以用一首中国诗歌来表现:
谁想鸠罗千年后,
三宝两派重兴盛。
三宝是指佛、法、僧,两派是指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徐教授在一栋没有电梯的六层小楼公寓中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直至他2000年驾鹤西去。他写了大量关于儒教、道教、佛教以及古希腊哲学的文章。由于翻译了奥义书和奥罗宾多的著作,他在知识分子和学界广受赞誉。他在印度所作的两卷离骚体古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均颇具新诗风范,是现代学者眼中的诗作大师。他的晚年精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研究和帮助其他学术研究者上。
徐教授是追求思想提升的寻道人,玄奘称这种思想“升仙之道”为印度教。徐教授在静谧的奥罗宾多修道院寻道,他写了大量遏止反人类价值思潮的文章。人类在物质领域的进步日新月异,却在道德观和处世态度发展方面付出了代价。
在我们的心目中,徐教授就如同度我们到达彼岸的新世界的菩萨,在那里现实生活与崇高品德和谐相生。
徐教授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坚定的信仰、对中国文化根源的执着、融贯东西三大文明的渊博学识让我想起马来西亚诗人默罕默德·哈吉·沙勒的诗:
林间深处万声寂,
只闻心间清静声。
叶上难觅隐隐迹,
只为推敲层层影。
道之大道条条在,
智慧之根处处生。
凭借着他从前世众生继承的崇高思想,徐教授希望他的世界能够在一个象征性的世界中绽放。
徐教授生于1909年,当时古文还在流行,人们依旧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学习。徐教授所研习的是儒释思想、文化、艺术和观念,这些都植根于他内心深处。尽管他与鲁迅有交情,但他并未成为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反而成为研究中印文化相通之处的思想家。他强调,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时代将走向“道德独立和精神小康”。他说:“如果学术研究有任何意义,而且能够为人类提供任何有用的服务的话,那么它一定要为伟大的未来做好准备——这个准备需要通过重温过去的深刻教训来实现。”
按照当时的情况,徐教授童年时在晚清传统儒家学者的教授下习读古文,后在中山大学学习历史。在中国,历史从来就是这个国家的灵魂,这在未来也不会改变。即使国家这艘大船沉没,他们也不能容忍没有历史。徐教授植根于他所接受的文化,他关于中国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将在中国重生的历史性预言已经实现。1984年9月22日,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到孔子的家乡曲阜朝圣时,中国正在重新找回对伟大圣人孔子的回忆。
他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种文字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他写道:“人类的命运是由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所决定的,每个哲学都有其真实而独立的根源。”在学习了中国历史和哲学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理解西方哲学和美术。他于1929年至1932年在德国哥尼斯堡大学学习。1930年将《尼采》从德文翻译成中文。他深谙古文,对汉、魏、唐代诗歌有着深刻理解,他的翻译作品可以说是对原作的结构和精神的再创作。
徐教授是几百年来中华大地上的杰出人物。数百年来中华精神文化在他脑海中熠熠生辉,他与那些翻译印度佛经的“翻译创作家”有着强烈的共鸣。佛陀属于刹帝利阶层,中国所得到的佛道是刹帝利的佛道。将禅修置于佛教修行的首要地位源于《森林书》和《奥义书》,它们是刹帝利的“梵道”,与婆罗门的“神道”不同。《楞伽经》是区分神道和梵道的重要方式。神道是婆罗门教传统吠陀传统仪式。梵道或对梵天的思考则属于剁帝利。徐教授肯定因为有某种神秘的预感才翻译了《五十奥义书》,因为这本书是构成佛教禅定思想的根源。徐教授昕翻译的《五十奥义书》是太古自然时期圣人内心奥妙所在。翻译创作这本书时,徐必然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采用古文方式创造重现了奥义书。奥义书所传达的信息是:生命是巨大的(Prano vai virat)。他对奥义书的翻译是送给过往的历史社会和超越技术领域的新兴世界的一份礼物。当今世界,通过对数千项发明的经济掠夺所产生的金钱物质将消费主义层层包裹,世界上男男女女的精神世界坍塌缩小,徐教授将能够通往内心无限生态草原之路带回汉地。因此奥义书大受欢迎,不断重印。许多中国人正以研究徐教授的作品来寻求一种生活和经济(工作)的平衡状态,这可以算作印度哲学的独特贡献。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来印度朝圣,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梵文经典,其中超过两千册梵文经典通过中文《大藏经》“生存”下来。一千年之后,徐教授重新体验了《心经》的妙音,来到印度,到达了彼岸证得菩提(“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用智慧和美丽点缀生命。他与诗人泰戈尔住在一起,收获让生命永恒的东西。用诗人泰戈尔的话说:“人们必须漫游外部世界,才能最终抵达内心深处的神殿。”
徐教授将迦梨陀娑的《云使》译成中文,他正在复兴中国悠久的翻译印度经典的传统。在中国戏院诞生地天台山国清寺中发现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的残本。除了奥罗宾多修道院院母的著作外,他还翻译了奥罗宾多《薄伽梵歌论》和《神圣人生论>。院母曾试图弄明白他是如何翻译奥罗宾多《综合瑜伽论》的。为翻译这本书,他需要创造新汉字。正如其他语言会出现新造词一样,新的汉字也可以被创造,例如汉字“明”意思是“光”,由日和月组成。类似地, “佛”由 “人”字部首偏旁和音旁“否”组成,意思是“超人”。发音F O是英文 “Buddha”的第一个音节“Bud”。院母说:“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新思想是多么有趣……这个人是天才……他是一位圣人(1962年10月3 0日)。”他住在本地治里二十七年,拥有丰富的精神体验。院母引用了他的信件对一个朋友说:“如果你想体验道教,你需要做的就是来这并住在奥罗宾多修道院。”
徐教授让我想起了清代的爱新觉罗·胤禄,徐教授可能是他的转世。沿着胤禄的足迹,他通过《薄伽梵歌》《奥义书》以及奥罗宾多来静静地寻求内心世界的展现。胤禄对佛经和佛教形象有着很深的研究,力行禅宗,号“爱月主人”,意思是“Lipa sakaCandrapriya”。他在生命最后十年里收集了中国《大藏经》的所有梵文文本,整理成八十卷,作为母后八十岁的寿礼。徐教授离开和平乡赴瓦纳拉西学习梵文,他是继安世高、鸠摩罗什及玄奘之后最伟大的翻译创作家。
1978年,徐教授回到了中国。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寺庙也得到了修复。时隔三十午后,可口可乐回到中国,其中国名字的意思是“喝起来可口,喝起来快乐”。徐教授的感受可以用一首中国诗歌来表现:
谁想鸠罗千年后,
三宝两派重兴盛。
三宝是指佛、法、僧,两派是指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徐教授在一栋没有电梯的六层小楼公寓中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直至他2000年驾鹤西去。他写了大量关于儒教、道教、佛教以及古希腊哲学的文章。由于翻译了奥义书和奥罗宾多的著作,他在知识分子和学界广受赞誉。他在印度所作的两卷离骚体古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均颇具新诗风范,是现代学者眼中的诗作大师。他的晚年精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研究和帮助其他学术研究者上。
徐教授是追求思想提升的寻道人,玄奘称这种思想“升仙之道”为印度教。徐教授在静谧的奥罗宾多修道院寻道,他写了大量遏止反人类价值思潮的文章。人类在物质领域的进步日新月异,却在道德观和处世态度发展方面付出了代价。
在我们的心目中,徐教授就如同度我们到达彼岸的新世界的菩萨,在那里现实生活与崇高品德和谐相生。
徐教授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坚定的信仰、对中国文化根源的执着、融贯东西三大文明的渊博学识让我想起马来西亚诗人默罕默德·哈吉·沙勒的诗:
林间深处万声寂,
只闻心间清静声。
叶上难觅隐隐迹,
只为推敲层层影。
道之大道条条在,
智慧之根处处生。
凭借着他从前世众生继承的崇高思想,徐教授希望他的世界能够在一个象征性的世界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