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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化的社会，异化的个人，癫狂的行为，血腥的场面——冷静笔触所展现的却是暴力情景，这是余华早期作品的典型特征。虽然在《往事与刑罚》、《古典爱情》中，带着社会受虐倾向的行为也有所体现，但远没有《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和《现实一种》表现得彻底和深刻。在这后三篇小说里，权力的欲望使受虐倾向变得越来越“自然”，而受虐倾向又使权力欲望隐藏得越来越深刻。在深刻的权力欲望与“自然”的受虐倾向的纠缠中，人性扭曲和异化成为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一、恐惧的内心
《四月三日事件》代表着余华向内心发出的诘问。面对权力欲望的伸展，主人公在妄想和现实中挣扎，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他总是以为那个小镇上的人都在监视着他，企图让他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的脑子里，所有的想法是一步一步升级的，从一开始“发现”自己“被监视”，到后来“发现”父母谋划着在四月三日要做一件事，到最后“发现”全镇的人都在参与事件的进行，即迫害他，想让他死亡，连自己的同学和朋友、曾经暗恋的对象都加入到“迫害”的队伍中。在这一步一步的想象推进过程中，他总是在现实中寻求妄想被实现的佐证。一日被证明了，内心又会恐慌不已，进而害怕下一步的迫害会继续来临。即使现实情形有与想象不相重合的地方，他也依然沉浸在自己即将被害的幻想中，在幻想中寻找着与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个人而言，“迫害”只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如何迫害”和“什么时候迫害”才是一个带着悬念的等待。
面对即将到来的“迫害”，他内心的反应也是在一步一步升级，从一开始幻想追问文具柜台姑娘，到后来假设在一个胡同的窗口上偷听，直到最后想象主动去和靠在梧桐树上的那个中年人谈话，他总希望自己能占据着主动——了解“迫害”的过程和时间。在他内心中，一面害怕“迫害”事实的确定，一面又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确定“迫害”的事实，因为对他而言，知道“迫害”什么时候来和怎么来比起“迫害”确定与否来说更为重要。面对即将到来的四月三日，也就是“迫害”来临的时间，他因内心层层加剧的恐惧而采取了暴力的行为，从一开始对文具柜台姑娘亲切的询问和轻声的安慰，到偷听被发现时的“回身一拳”然后“拼命奔跑”，到最后为了解事件的真相而有计谋地去打倒“靠在梧桐树上的那个中年人”。尽管这些行为都是他在幻想中进行的，他也可以借此缓解在幻想中面对“迫害”时的焦虑和恐惧带来的压力，因为在想象中的“了解”和勇敢面对使他有了一种胜利感，尽管他在现实中依然十分害怕，既不敢去追问文具柜台的姑娘，也没有到窗口上偷听，更没上前去找靠在梧桐树上的那个中年人。
《四月三日事件》中的少年行为总是悖逆的。现实里并没有“迫害”，但是他却在想象中把“迫害”构建得很完整，现实中大家都很关心他，但他在内心中却把这样的关心当成监视的证据。任何人无意地说一句话，或者一个无关的人站在他的视线中，他都会当成迫害即将到来的征兆。虽然他在这样的想法中，受尽了恐惧和焦虑的折磨，但是他却并不能离开想象来到现实。在受虐倾向的影响下，他只有承认“迫害”的来临，才能逃脱等待“迫害”时的煎熬，才能逃脱“迫害”对他的惩罚，才能躲避周围人对他的施虐。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逻辑，并且他无法脱离这样的悖逆。
但是在少年心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狰狞，还有一个人能让他走出这样的困境，这就是白雪。在白雪的家中，他在想着要不要采取进一步暴力行动——用刀架在白雪脖子上的时候，白雪又一次说起了四月三日这个时间。这一次，却让他觉得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而不是威胁的暗示，而他也觉得自己在白雪家中的逗留，会伤害到自己过去暗恋的这个女孩。他的离开，在他心里被看成是一种保护——“他觉得再耽搁下去也许会对白雪不利”。这证明少年并不是完全地沉溺在“迫害”的期待与暴力的对抗中，他还留存着些许的爱意。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少年选择了坐上煤车逃跑，离开他心中那个充满阴谋的小镇。就在离开的路上，他终于为自己因逃跑而阻止了四月三日事件的发生而得意洋洋。但是纵观整个作品，少年所有行为逻辑都是在肯定这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迫害”基础上产生的，即使最后的逃离也没有让他真正地摆脱掉被“迫害”的“遭遇”。因为“前面也是一片惨白的黑暗，同样也什么都看不到”。
二、遗忘的疯癫
《一九八六》讲叙的不仅仅是一个“疯子”的故事，里面折射出的是一代人在权力欲望下集体疯癫的结果——社会受虐倾向。在权力欲望中，一个“疯子”的出现，把所有的人都暴露在这受虐倾向的面前。
一个对古代刑法有研究的中学历史老师被突然闯进来的红卫兵从家里带走，他从此销声匿迹。就在大家真的要忘记这个人的时候，他却作为“疯子”回到了小镇，所有的人都还认识他，但是与他最近的人——他曾经的妻子和女儿却害怕面对此时的他了，甚至为他的出现而焦虑不安。因为他不仅仅有着疯癫的行为，更与过去十多年里的岁月痛苦记忆相连。直到他的死与十多年前他看到的那个在邮筒旁边倒下的人重合，在看似尘埃落定的时候，还有无数的疯子在延续着这个历史老师的悲剧。这不只是一个疯子的悲剧，也不仅仅是“疯子”这个称号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中，群体作为权力欲望的代表压制着个体的悲剧，在这压制的背后，将受虐倾向深深地烙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身上。在余华笔下，历史老师——疯子，不过是每一个个体受虐倾向的放大镜。
当他还是历史老师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日后的遭遇。在集体疯癫的面前，任何人都可以从集体借来权力以某种名义轻易地改变另一个个体的命运，而这些柔弱的个体在强大得令人窒息的权力面前，只有束手就擒，即使暴力反抗也保护不了自己不被别人修改的命运。当历史老师被关在自己以前的办公室时，他希望通过触摸那碎玻璃来感受自己的存在，但是往昔同事自杀的场景，令他恐惧和绝望，甚至错乱了他本来就很紧张的神经。本能让他在恐惧中选择了出逃——或许这样才能重新掌握自己命运。选择死亡，或者选择出逃，都会让选择者放弃自己，不同的是，一个是永久放弃，一个只是暂时的脱离。也许历史老师想过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但是面对红卫兵对自己家庭的不断闯入，他只有永久地放弃自己，才能获得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机会。面对权力对个体的施虐，受虐的选择是在逼迫下的非如此不可的结果。
当历史老师重新回到小镇的时候，他成了“疯子”。原来的出逃并没有让他找回自己，他不仅仅被历史遗弃了，也被他的家人遗弃了，甚至被他自己遗弃。他所有的思维依然沉浸在自己所热衷的刑罚里面，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自己和过去的联系——那个希望研究古代刑罚的历史老师。但是，人们对他的忽略和无视，对过去时代的淡漠，已经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这个往昔的历史老师曾经逃脱了那个荒诞时代对他的惩罚，却逃不脱自己内心对惩罚的恐惧，在权力欲望的操控下，疯子开始受虐的仪式。在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他把“墨”、“劓”、“宫”、“凌迟”等刑罚加诸在自己的身上，当鲜血从他的脸上，腿上等身体的各个部位喷涌而出，血的殷红浸透了他的衣服时，他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痛苦的表情，呈现在围观者面前的是他那张狂的笑。他内心的痛苦纠结因鲜血的喷涌和肉体的痛楚得到缓解与释放。因为他在这些“实验”中，终于在众人的“承认”下获得了对自身处置的权力。“他通过将自己暴露在折磨之中的途径避免了受焦虑的折磨，通过使自己受羞辱、受贬低、受惩罚的途径避免了对羞辱、贬低和惩罚的恐惧感，从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躲避对惩罚和羞辱的恐惧感，他为自己安排了惩罚和羞辱。”① 把被动的承受，变成了主动的迎合，于是痛苦在他的面前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不再是突然降临。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而这种“掌控”就是他希望获得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权力。
最后，当他被捆绑的时候，因为终于被人在意，他突然找回了自己，找回了记忆，想起了一切，但是这世界给他的刑罚已经终结了他的生命，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地被遗弃了。他和他十多年前同事的死都在向人预示着——面对权力，挣扎是徒劳的。
“文革”记忆给他这样的知识者带来了羞辱，他的精神被这样一种受辱感所占据，得不到释放，从而最终转化成对肉体的摧残，以释放内心难以压抑的恐惧，在人们早已遗忘的历史中找到自我的存在。“疯子自残及暴力表演具有存在的导引功能，在错乱的时空中，他也唯有以此血淋淋的方式，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历史，确证自己当下的存在。”②
除了以冷静写实的笔调去刻画这么一个“疯子”以外，余华重点描绘了小镇上的人们。曾经的妻子与女儿害怕、躲避着疯子，交警也只是为了交通的顺畅而去管理这个疯子的行为，每一个人都专注地看着表演，但这也仅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他们都明白疯子是谁，但却没有人上前去“拯救”这个昔日的爱人、亲人、朋友、老师，直到他最后的死，换来的只是周围人彻底的解脱，于是疯子再一次被彻底遗忘了。小说表面上书写了看客的冷漠与麻木，实质上却是借小镇上人们的反应，从另一角度去彻底表现“疯子”的社会受虐倾向。在这种倾向的作用下，施虐和受虐都在旁观者的面前进行“承认的仪式”，自我能在这种“表演”里得到被肯定的机会。也只有在外界的关注下，“疯子”才会这么痛快的进行自我施虐与受虐。他渴望在被冷漠地关注和被世界彻底遗弃的“想象”中寻找回对自我控制的权力。
小说的最后，一个疯子死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疯子，不同的疯子却有同样的结局，当他们还活在对过去的想象和恐惧中，害怕即将到来的惩罚时，人们已经彻底把过去遗忘了。
三、残忍的轮回
当向内的探询与向外的抵抗都无法逃脱权力欲望对个体的侵蚀时，余华不得不回到原点，撕开现实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它残忍的一面，宣告以前所有的挣扎皆是徒劳。在《现实一种》中，余华试图借人与人最亲近关系之间的争斗将权力欲望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现实一种》通过故事的展开，从弟弟山峰的儿子意外死去，到最后哥哥山岗的尸体被肢解，穿插着母亲—— 一个垂死者，面对他人生命的漠然和兄弟们对母亲那将死生命的同样的漠然，我们可以看到“五伦相煎”这个古语在余华笔下血淋淋的表达。人们不仅对死是一个漠然的态度，对生同样如此。在每一次死亡面前，母亲无一例外地见证了它们的发生，但是她的絮絮叨叨也无一例外地叙述着死亡如何向自己逼近。除了她自己的死，一切都与她毫无关系。而另一面，两兄弟和皮皮也是如此地漠视这一切，即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干。每个人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在每一次“然后就算了”的背后，竟都“意外”地用最受折磨的方式去接受死亡。于是，哥哥山岗趁弟弟为发生的一切伤神头痛的时候，将弟弟山峰捆绑于树上，残忍地用木板将山峰的腿绷直，还将煮烂了的肉羹涂在其脚底，最后让院里的小狗去舔食那些肉羹，让弟弟难忍其痒活活笑死在院子中。而弟弟也心甘情愿地在哥哥毫无逻辑不值得推敲的理由下“温顺地”被这样绑着直到死去。在作品中，哥哥是想赎罪的，想让皮皮通过“小惩罚”免去“大惩罚”，所以才会让儿子皮皮听弟弟的话去舔地上的血浆，让山峰有机会一脚踢死皮皮。山峰是想给自己的儿子报仇的，却因为自己杀了皮皮，非常害怕，在发现哥哥想要继续这种“循环”的时候，为了逃脱自己意想不到的惩罚，答应让哥哥绑在树上一小时以得到解脱，最后被哥哥有预谋地杀死。而山岗在杀死弟弟之后，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等待着死刑的到来。无论是山峰还是山岗，其实都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自己不想要遇见却又不得不遇见的事实。每一个人都在争取控制这个事实的出现，每一个人又害怕这个事实的到来。所以当山峰拿着菜刀对山岗说“现在轮到我们了”时，山岗却将双手插入裤袋说：“我不需要”。表面上似乎山岗放弃了“报仇”，但事实上他却争取到了让“报仇”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到来的“权力”。面对最后的枪毙，他也是要求一枪毙命。仿佛如此，山岗才会掌握对自己处置的权力，而不是向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命运”低头。
天真的孩童，同样受到社会受虐倾向的影响。小说中年仅4岁的皮皮内心也是充满了暴力和被施虐的痕迹：“雨滴在屋顶上的声音让他感到是父亲用食指在敲打他的脑袋”，脑子里想象的也是“汽车在上面奔驰和相撞的情景”。目睹过父亲经常揍母亲，对母亲施虐的场景，父亲的施虐行为在皮皮面前，犹如榜样，给他带来了一种模糊但又强烈的替代强化作用，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父亲的行为，驱使他有意识地去尝试用各种可用的手段折磨堂弟，通过堂弟受折磨后的痛苦表现，感受那种施虐之后带来的快感。另一面，叔叔对父亲的拳脚相向，也让他“正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父亲没有倒下使他兴高采烈”，甚至当他母亲来拖他的时候，“他不禁愤怒地大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皮皮作为一个孩童，他内心对于施虐行为的渴望，对暴力的模仿和追求向别人施暴的权力，已经有多么强烈了。
山峰一脚踢死皮皮很残忍，但是山峰对她妻子也同样如此。对妻子的残忍，已经到了控制她感情宣泄的地步，而山峰在这样的控制中感到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对妻子的殴打业已驾轻就熟，而妻子对这样的遭遇也是逆来顺受。但这样一个被长期施虐的女人，对付别人的时候却同样残忍，当她获得对山岗遗体的处置权时，她“脑子里已经开始想象着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因此她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这样的微笑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但又确实挂在她的嘴角。而山岗的妻子也是一个带着权力欲望人物，她的嗜血、对暴力的崇尚、甚至为暴力而暴力的话语、满带着仇恨的心态也蕴藏着社会受虐倾向的痕迹，在儿子皮皮被踢飞的同时，她“那痉挛的胃一下子舒展了”。在等待的悬念中，因为结果的最终来临，她的内心就不会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恐惧。
然而这一家人的受虐倾向与施虐行为并不是故事的终点，终点纠集在一群武警和一群医生身上。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武警粗暴地处决活着的山岗，医生则粗暴地处理着死了的山岗。最后一个医生道出了实情：“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这是一种寓言化的社会现实，再强壮再结实的个人，当面对权力对个体进行“肢解”和“实验”的时候，也会显得弱不禁风。
四、人性的本真
余华对他作品中的施虐和受虐场景和心态的描绘，旨在揭示其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用一种夸张的笔调去彰显个体在社会受虐倾向影响下悖逆却又真实存在的行为。通过这些有似矛盾的想法，揭露出人纠结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余华曾在创作谈中宣称他的所有创作都来自于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余华的笔下，冷静的写实，暴力、血腥、残忍，已成了权力欲望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是客观现实的存在。这种充满了“死亡”的非理性叙事打破了理性历史的乐观与温情，他带着社会受虐倾向式的欲望叙事向我们表明只有欲望才能揭示人的本质，也只有在欲望的叙事中，人的本性才可以暴露得如此彻底。
在这三部作品中，受虐是人物共同的特征。无论施虐者是谁，人物在扭曲的行为下都备受精神和肉体的煎熬。他们总有一套外表看起来荒诞不经，却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抵挡住外部对他们进一步的吞噬。他们郁郁其中，最终不自觉地走向被吞噬的深渊。这就是被受虐倾向扭曲的结果，也是在权力欲望下，人性被压榨到无路可退时的反应。在余华的笔下，权力是无处不在的。生命在权力的面前变得惨白和衰败。每个人都有处置别人的权力，但是每个人又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任凭别人来处置自己，或者外表鲜血淋漓，或者内心疯狂不已。
面对来自环境，来自他人和来自内心的扭曲，余华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内隐的想法还是外显的行为都是那么的一致，而结局也无一例外地是出逃或者死亡，即使这些看起来能完成自我救赎的方式，在余华的内心中也是不确定的。这不由得让人怀疑，1980年代末的余华，在面对过去时代的遗留问题和将要面对的现实时，充满了焦虑。他在探询出路的过程中，找不到光明的源头。即使怀疑历史和理性，质疑一切叙事方式，站在这些被摧毁的事物上，他心中的重建依然遥遥无期。隐藏在内心的恐慌，无论是疯癫还是暴力，没有一样能排遣面对不定的未来时他内心深处的焦虑。这是“文革”那个荒诞的时代给一代人留下的深深烙印——外在的疯狂与内心的惶恐并举。当过去正在远去的时候，他却因为看不到自己所希望的未来而不安。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历史，而这样的忘记却不能保证疯狂不会再一次降临。当“文革”记忆离人们也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淡漠时，余华用了一种夸张和怪诞的笔调，向人们发出了警示：“文革”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文革”情怀并没有从此消失，而是换了一种面貌潜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那就是权力欲望与受虐倾向交错存在的结果。我们一边渴慕权柄的降临，一边又忍受着权力的摧残，仿佛所有的忍受都是为了权柄降临而准备，也因为如此，在受虐者的心中，所有的忍受成了一种自我救赎的仪式。人在这样的倾向下被异化为权力的奴隶，权力成为权力本身，外在于人，凌驾于人。在权力之下，在受虐之中，人们背弃了亲情、背弃了友情、背弃了爱情、背弃了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事实，变成了嗜血狂暴的怪物。这样的怪物，过去有过，将来未必不会再出现。
或许正因为余华预感到了这些，所以他将作品的题目取得颇有深意——《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只有时间是不会忘记历史的，也只有不现实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他选择曲笔记录他内心深处寓言，只是为了将如此扭曲的人性刻画在历史的更深处，警示着现在和未来。
注释
①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4页。
②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一、恐惧的内心
《四月三日事件》代表着余华向内心发出的诘问。面对权力欲望的伸展，主人公在妄想和现实中挣扎，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他总是以为那个小镇上的人都在监视着他，企图让他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的脑子里，所有的想法是一步一步升级的，从一开始“发现”自己“被监视”，到后来“发现”父母谋划着在四月三日要做一件事，到最后“发现”全镇的人都在参与事件的进行，即迫害他，想让他死亡，连自己的同学和朋友、曾经暗恋的对象都加入到“迫害”的队伍中。在这一步一步的想象推进过程中，他总是在现实中寻求妄想被实现的佐证。一日被证明了，内心又会恐慌不已，进而害怕下一步的迫害会继续来临。即使现实情形有与想象不相重合的地方，他也依然沉浸在自己即将被害的幻想中，在幻想中寻找着与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个人而言，“迫害”只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如何迫害”和“什么时候迫害”才是一个带着悬念的等待。
面对即将到来的“迫害”，他内心的反应也是在一步一步升级，从一开始幻想追问文具柜台姑娘，到后来假设在一个胡同的窗口上偷听，直到最后想象主动去和靠在梧桐树上的那个中年人谈话，他总希望自己能占据着主动——了解“迫害”的过程和时间。在他内心中，一面害怕“迫害”事实的确定，一面又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确定“迫害”的事实，因为对他而言，知道“迫害”什么时候来和怎么来比起“迫害”确定与否来说更为重要。面对即将到来的四月三日，也就是“迫害”来临的时间，他因内心层层加剧的恐惧而采取了暴力的行为，从一开始对文具柜台姑娘亲切的询问和轻声的安慰，到偷听被发现时的“回身一拳”然后“拼命奔跑”，到最后为了解事件的真相而有计谋地去打倒“靠在梧桐树上的那个中年人”。尽管这些行为都是他在幻想中进行的，他也可以借此缓解在幻想中面对“迫害”时的焦虑和恐惧带来的压力，因为在想象中的“了解”和勇敢面对使他有了一种胜利感，尽管他在现实中依然十分害怕，既不敢去追问文具柜台的姑娘，也没有到窗口上偷听，更没上前去找靠在梧桐树上的那个中年人。
《四月三日事件》中的少年行为总是悖逆的。现实里并没有“迫害”，但是他却在想象中把“迫害”构建得很完整，现实中大家都很关心他，但他在内心中却把这样的关心当成监视的证据。任何人无意地说一句话，或者一个无关的人站在他的视线中，他都会当成迫害即将到来的征兆。虽然他在这样的想法中，受尽了恐惧和焦虑的折磨，但是他却并不能离开想象来到现实。在受虐倾向的影响下，他只有承认“迫害”的来临，才能逃脱等待“迫害”时的煎熬，才能逃脱“迫害”对他的惩罚，才能躲避周围人对他的施虐。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逻辑，并且他无法脱离这样的悖逆。
但是在少年心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狰狞，还有一个人能让他走出这样的困境，这就是白雪。在白雪的家中，他在想着要不要采取进一步暴力行动——用刀架在白雪脖子上的时候，白雪又一次说起了四月三日这个时间。这一次，却让他觉得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而不是威胁的暗示，而他也觉得自己在白雪家中的逗留，会伤害到自己过去暗恋的这个女孩。他的离开，在他心里被看成是一种保护——“他觉得再耽搁下去也许会对白雪不利”。这证明少年并不是完全地沉溺在“迫害”的期待与暴力的对抗中，他还留存着些许的爱意。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少年选择了坐上煤车逃跑，离开他心中那个充满阴谋的小镇。就在离开的路上，他终于为自己因逃跑而阻止了四月三日事件的发生而得意洋洋。但是纵观整个作品，少年所有行为逻辑都是在肯定这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迫害”基础上产生的，即使最后的逃离也没有让他真正地摆脱掉被“迫害”的“遭遇”。因为“前面也是一片惨白的黑暗，同样也什么都看不到”。
二、遗忘的疯癫
《一九八六》讲叙的不仅仅是一个“疯子”的故事，里面折射出的是一代人在权力欲望下集体疯癫的结果——社会受虐倾向。在权力欲望中，一个“疯子”的出现，把所有的人都暴露在这受虐倾向的面前。
一个对古代刑法有研究的中学历史老师被突然闯进来的红卫兵从家里带走，他从此销声匿迹。就在大家真的要忘记这个人的时候，他却作为“疯子”回到了小镇，所有的人都还认识他，但是与他最近的人——他曾经的妻子和女儿却害怕面对此时的他了，甚至为他的出现而焦虑不安。因为他不仅仅有着疯癫的行为，更与过去十多年里的岁月痛苦记忆相连。直到他的死与十多年前他看到的那个在邮筒旁边倒下的人重合，在看似尘埃落定的时候，还有无数的疯子在延续着这个历史老师的悲剧。这不只是一个疯子的悲剧，也不仅仅是“疯子”这个称号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中，群体作为权力欲望的代表压制着个体的悲剧，在这压制的背后，将受虐倾向深深地烙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身上。在余华笔下，历史老师——疯子，不过是每一个个体受虐倾向的放大镜。
当他还是历史老师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日后的遭遇。在集体疯癫的面前，任何人都可以从集体借来权力以某种名义轻易地改变另一个个体的命运，而这些柔弱的个体在强大得令人窒息的权力面前，只有束手就擒，即使暴力反抗也保护不了自己不被别人修改的命运。当历史老师被关在自己以前的办公室时，他希望通过触摸那碎玻璃来感受自己的存在，但是往昔同事自杀的场景，令他恐惧和绝望，甚至错乱了他本来就很紧张的神经。本能让他在恐惧中选择了出逃——或许这样才能重新掌握自己命运。选择死亡，或者选择出逃，都会让选择者放弃自己，不同的是，一个是永久放弃，一个只是暂时的脱离。也许历史老师想过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但是面对红卫兵对自己家庭的不断闯入，他只有永久地放弃自己，才能获得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机会。面对权力对个体的施虐，受虐的选择是在逼迫下的非如此不可的结果。
当历史老师重新回到小镇的时候，他成了“疯子”。原来的出逃并没有让他找回自己，他不仅仅被历史遗弃了，也被他的家人遗弃了，甚至被他自己遗弃。他所有的思维依然沉浸在自己所热衷的刑罚里面，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自己和过去的联系——那个希望研究古代刑罚的历史老师。但是，人们对他的忽略和无视，对过去时代的淡漠，已经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这个往昔的历史老师曾经逃脱了那个荒诞时代对他的惩罚，却逃不脱自己内心对惩罚的恐惧，在权力欲望的操控下，疯子开始受虐的仪式。在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他把“墨”、“劓”、“宫”、“凌迟”等刑罚加诸在自己的身上，当鲜血从他的脸上，腿上等身体的各个部位喷涌而出，血的殷红浸透了他的衣服时，他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痛苦的表情，呈现在围观者面前的是他那张狂的笑。他内心的痛苦纠结因鲜血的喷涌和肉体的痛楚得到缓解与释放。因为他在这些“实验”中，终于在众人的“承认”下获得了对自身处置的权力。“他通过将自己暴露在折磨之中的途径避免了受焦虑的折磨，通过使自己受羞辱、受贬低、受惩罚的途径避免了对羞辱、贬低和惩罚的恐惧感，从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躲避对惩罚和羞辱的恐惧感，他为自己安排了惩罚和羞辱。”① 把被动的承受，变成了主动的迎合，于是痛苦在他的面前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不再是突然降临。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而这种“掌控”就是他希望获得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权力。
最后，当他被捆绑的时候，因为终于被人在意，他突然找回了自己，找回了记忆，想起了一切，但是这世界给他的刑罚已经终结了他的生命，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地被遗弃了。他和他十多年前同事的死都在向人预示着——面对权力，挣扎是徒劳的。
“文革”记忆给他这样的知识者带来了羞辱，他的精神被这样一种受辱感所占据，得不到释放，从而最终转化成对肉体的摧残，以释放内心难以压抑的恐惧，在人们早已遗忘的历史中找到自我的存在。“疯子自残及暴力表演具有存在的导引功能，在错乱的时空中，他也唯有以此血淋淋的方式，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历史，确证自己当下的存在。”②
除了以冷静写实的笔调去刻画这么一个“疯子”以外，余华重点描绘了小镇上的人们。曾经的妻子与女儿害怕、躲避着疯子，交警也只是为了交通的顺畅而去管理这个疯子的行为，每一个人都专注地看着表演，但这也仅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他们都明白疯子是谁，但却没有人上前去“拯救”这个昔日的爱人、亲人、朋友、老师，直到他最后的死，换来的只是周围人彻底的解脱，于是疯子再一次被彻底遗忘了。小说表面上书写了看客的冷漠与麻木，实质上却是借小镇上人们的反应，从另一角度去彻底表现“疯子”的社会受虐倾向。在这种倾向的作用下，施虐和受虐都在旁观者的面前进行“承认的仪式”，自我能在这种“表演”里得到被肯定的机会。也只有在外界的关注下，“疯子”才会这么痛快的进行自我施虐与受虐。他渴望在被冷漠地关注和被世界彻底遗弃的“想象”中寻找回对自我控制的权力。
小说的最后，一个疯子死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疯子，不同的疯子却有同样的结局，当他们还活在对过去的想象和恐惧中，害怕即将到来的惩罚时，人们已经彻底把过去遗忘了。
三、残忍的轮回
当向内的探询与向外的抵抗都无法逃脱权力欲望对个体的侵蚀时，余华不得不回到原点，撕开现实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它残忍的一面，宣告以前所有的挣扎皆是徒劳。在《现实一种》中，余华试图借人与人最亲近关系之间的争斗将权力欲望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现实一种》通过故事的展开，从弟弟山峰的儿子意外死去，到最后哥哥山岗的尸体被肢解，穿插着母亲—— 一个垂死者，面对他人生命的漠然和兄弟们对母亲那将死生命的同样的漠然，我们可以看到“五伦相煎”这个古语在余华笔下血淋淋的表达。人们不仅对死是一个漠然的态度，对生同样如此。在每一次死亡面前，母亲无一例外地见证了它们的发生，但是她的絮絮叨叨也无一例外地叙述着死亡如何向自己逼近。除了她自己的死，一切都与她毫无关系。而另一面，两兄弟和皮皮也是如此地漠视这一切，即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干。每个人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在每一次“然后就算了”的背后，竟都“意外”地用最受折磨的方式去接受死亡。于是，哥哥山岗趁弟弟为发生的一切伤神头痛的时候，将弟弟山峰捆绑于树上，残忍地用木板将山峰的腿绷直，还将煮烂了的肉羹涂在其脚底，最后让院里的小狗去舔食那些肉羹，让弟弟难忍其痒活活笑死在院子中。而弟弟也心甘情愿地在哥哥毫无逻辑不值得推敲的理由下“温顺地”被这样绑着直到死去。在作品中，哥哥是想赎罪的，想让皮皮通过“小惩罚”免去“大惩罚”，所以才会让儿子皮皮听弟弟的话去舔地上的血浆，让山峰有机会一脚踢死皮皮。山峰是想给自己的儿子报仇的，却因为自己杀了皮皮，非常害怕，在发现哥哥想要继续这种“循环”的时候，为了逃脱自己意想不到的惩罚，答应让哥哥绑在树上一小时以得到解脱，最后被哥哥有预谋地杀死。而山岗在杀死弟弟之后，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等待着死刑的到来。无论是山峰还是山岗，其实都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自己不想要遇见却又不得不遇见的事实。每一个人都在争取控制这个事实的出现，每一个人又害怕这个事实的到来。所以当山峰拿着菜刀对山岗说“现在轮到我们了”时，山岗却将双手插入裤袋说：“我不需要”。表面上似乎山岗放弃了“报仇”，但事实上他却争取到了让“报仇”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到来的“权力”。面对最后的枪毙，他也是要求一枪毙命。仿佛如此，山岗才会掌握对自己处置的权力，而不是向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命运”低头。
天真的孩童，同样受到社会受虐倾向的影响。小说中年仅4岁的皮皮内心也是充满了暴力和被施虐的痕迹：“雨滴在屋顶上的声音让他感到是父亲用食指在敲打他的脑袋”，脑子里想象的也是“汽车在上面奔驰和相撞的情景”。目睹过父亲经常揍母亲，对母亲施虐的场景，父亲的施虐行为在皮皮面前，犹如榜样，给他带来了一种模糊但又强烈的替代强化作用，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父亲的行为，驱使他有意识地去尝试用各种可用的手段折磨堂弟，通过堂弟受折磨后的痛苦表现，感受那种施虐之后带来的快感。另一面，叔叔对父亲的拳脚相向，也让他“正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父亲没有倒下使他兴高采烈”，甚至当他母亲来拖他的时候，“他不禁愤怒地大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皮皮作为一个孩童，他内心对于施虐行为的渴望，对暴力的模仿和追求向别人施暴的权力，已经有多么强烈了。
山峰一脚踢死皮皮很残忍，但是山峰对她妻子也同样如此。对妻子的残忍，已经到了控制她感情宣泄的地步，而山峰在这样的控制中感到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对妻子的殴打业已驾轻就熟，而妻子对这样的遭遇也是逆来顺受。但这样一个被长期施虐的女人，对付别人的时候却同样残忍，当她获得对山岗遗体的处置权时，她“脑子里已经开始想象着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因此她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这样的微笑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但又确实挂在她的嘴角。而山岗的妻子也是一个带着权力欲望人物，她的嗜血、对暴力的崇尚、甚至为暴力而暴力的话语、满带着仇恨的心态也蕴藏着社会受虐倾向的痕迹，在儿子皮皮被踢飞的同时，她“那痉挛的胃一下子舒展了”。在等待的悬念中，因为结果的最终来临，她的内心就不会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恐惧。
然而这一家人的受虐倾向与施虐行为并不是故事的终点，终点纠集在一群武警和一群医生身上。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武警粗暴地处决活着的山岗，医生则粗暴地处理着死了的山岗。最后一个医生道出了实情：“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这是一种寓言化的社会现实，再强壮再结实的个人，当面对权力对个体进行“肢解”和“实验”的时候，也会显得弱不禁风。
四、人性的本真
余华对他作品中的施虐和受虐场景和心态的描绘，旨在揭示其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用一种夸张的笔调去彰显个体在社会受虐倾向影响下悖逆却又真实存在的行为。通过这些有似矛盾的想法，揭露出人纠结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余华曾在创作谈中宣称他的所有创作都来自于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余华的笔下，冷静的写实，暴力、血腥、残忍，已成了权力欲望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是客观现实的存在。这种充满了“死亡”的非理性叙事打破了理性历史的乐观与温情，他带着社会受虐倾向式的欲望叙事向我们表明只有欲望才能揭示人的本质，也只有在欲望的叙事中，人的本性才可以暴露得如此彻底。
在这三部作品中，受虐是人物共同的特征。无论施虐者是谁，人物在扭曲的行为下都备受精神和肉体的煎熬。他们总有一套外表看起来荒诞不经，却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抵挡住外部对他们进一步的吞噬。他们郁郁其中，最终不自觉地走向被吞噬的深渊。这就是被受虐倾向扭曲的结果，也是在权力欲望下，人性被压榨到无路可退时的反应。在余华的笔下，权力是无处不在的。生命在权力的面前变得惨白和衰败。每个人都有处置别人的权力，但是每个人又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任凭别人来处置自己，或者外表鲜血淋漓，或者内心疯狂不已。
面对来自环境，来自他人和来自内心的扭曲，余华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内隐的想法还是外显的行为都是那么的一致，而结局也无一例外地是出逃或者死亡，即使这些看起来能完成自我救赎的方式，在余华的内心中也是不确定的。这不由得让人怀疑，1980年代末的余华，在面对过去时代的遗留问题和将要面对的现实时，充满了焦虑。他在探询出路的过程中，找不到光明的源头。即使怀疑历史和理性，质疑一切叙事方式，站在这些被摧毁的事物上，他心中的重建依然遥遥无期。隐藏在内心的恐慌，无论是疯癫还是暴力，没有一样能排遣面对不定的未来时他内心深处的焦虑。这是“文革”那个荒诞的时代给一代人留下的深深烙印——外在的疯狂与内心的惶恐并举。当过去正在远去的时候，他却因为看不到自己所希望的未来而不安。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历史，而这样的忘记却不能保证疯狂不会再一次降临。当“文革”记忆离人们也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淡漠时，余华用了一种夸张和怪诞的笔调，向人们发出了警示：“文革”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文革”情怀并没有从此消失，而是换了一种面貌潜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那就是权力欲望与受虐倾向交错存在的结果。我们一边渴慕权柄的降临，一边又忍受着权力的摧残，仿佛所有的忍受都是为了权柄降临而准备，也因为如此，在受虐者的心中，所有的忍受成了一种自我救赎的仪式。人在这样的倾向下被异化为权力的奴隶，权力成为权力本身，外在于人，凌驾于人。在权力之下，在受虐之中，人们背弃了亲情、背弃了友情、背弃了爱情、背弃了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事实，变成了嗜血狂暴的怪物。这样的怪物，过去有过，将来未必不会再出现。
或许正因为余华预感到了这些，所以他将作品的题目取得颇有深意——《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只有时间是不会忘记历史的，也只有不现实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他选择曲笔记录他内心深处寓言，只是为了将如此扭曲的人性刻画在历史的更深处，警示着现在和未来。
注释
①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4页。
②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