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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5月23日，以“流光·飞影”为主题的2021香港电影主题摄影展将在广州言几又书店（K11店）举行。
见证香港电影成长的著名摄影师卢玉莹女士与新生代摄影师和视觉艺术家曾觅女士，精心挑选了一批最能反映香港电影独有魅力的摄影作品参展。这也是她们第一次以联展的形式，系统地将自己的作品呈现在内地观众面前。
关于两位摄影师的作品，其实大家并不陌生。早在2018年，卢玉莹一组香港电影人物黑白摄影就已经刷爆互联网，在她的镜头里，人们被那些“和平时不太一样的香港电影人”惊艳——双手托腮的徐克、叼着烟双手插袋的吴宇森、车厢里独自卸妆的林青霞……徐克说，卢玉莹把我们的“影”都刻在她的胶片里，她是影的捕捉者。
而曾觅多将新锐先锋的视觉艺术带进香港电影海报设计和剧照艺术之中，即将上映的《怒火》、《风林火山》等剧照和海报都出自她手，她艳丽又充满诡异况味的作品再现了香港电影与光同舞的生命力。
“香港电影”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色彩鲜明的光影魅力，而美国电影學者David Bordwell那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似乎就是对香港电影最好的注解。自上世纪70年代起，香港以一城之地跻身到世界电影产量前三而成为“东方荷里活”，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缅怀那段流金岁月，那是属于港产片的辉煌，也是内地观众的情怀和集体回忆。
而这次“流光·飞影”2021香港电影主题摄影展，就是以这种特别的形式再现港产片流金岁月，以及香港电影背后，那一批批优秀的香港电影人的倾力付出与传承。
展览开幕前，卢玉莹和曾觅两位摄影师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
Q：我相信很多内地观众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互联网上看到过部分你所拍摄的香港电影人的黑白照片，当时网络上好评如潮，请问你此次用展览的形式再次将这些照片呈现在观众面前，想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A：这些照片都是几十年前的了，现在的观众看来，多少有一些缅怀过去、追寻以往影像的喜乐和满足感。其实这一辑照片本身就承载着香港电影文化成长的印记，它来自一本推广香港电影文化的杂志《电影双周刊》。这一辑照片不单向观众提供了视像，或多或少都带领他们见识了香港电影文化成长的起步。观众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这一批有热诚的电影工作者年轻时的面貌。
Q：从上世纪70年代起，你就以黑白人像摄影的形式，拍摄了很多和香港电影相关的人物，你是以什么心态来看待你的拍摄对象的，当按下快门时，你是怎么捕捉到他们的？
A：我当时拍摄这些照片是想把幕后电影工作者介绍给大家认识，是一种带领和牵引。另外是想将他们的性格表现出来，我不想卖弄他们的美貌，拍的多数都是他们在工作最投入最专注的精神状态，那一刻是最美丽的、最令人尊敬的，亦都呈现了他们对电影的付出和热诚。
由于我有这样的企图和欲望，所以当我拍摄这些带有纪实意识照片，我用一种很投入、完全的付出和贡献的心情去拍，或多或少跟他们拉得很近、打成一片。所以你们会觉得我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不是一个有距离的“摄影师”，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我拍照时的心态，就是我是“局内人”，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像他们一样热诚，一样投入。
Q：你拍摄的照片，是不是对这些人物的还原，而你是怎么做到把这些如今我们看来响当当的人物拍的那么真实？是不是根本不用顾忌他们大导演、大明星的身份？
A：第一点就是，他们当时很多人都不是大明星，而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至于大明星光环或者大款的派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才开始膨胀。当时大款如周润发、钟楚红，也只是一群齐心合力去做一件事的人。就算是成龙，那个时候都没有现在的明星派头和跟班，都只是一些普通的、勤劳拼命工作的人儿。
第二点是，他们跟我的关系不分高低。他们在拍戏，我介绍他们的电影给读者，大家都只有工作热诚，一起推动香港电影文化，哪里有空想那么多不管用的事情。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偷拍，也都不抗拒。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心照”（粤：心照不宣）。
所以我也不是“还原”他们。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们的很多面，他们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面貌，他们在我面前只可以这么真，就因为他知道我也是这么真的人，大家都不需要“扮嘢”（粤：装模做样）。
Q：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的作品就见诸于《号外》、《电影双周刊》等杂志，尤其是《电影双周刊》，你可以说是创刊人物，而其中的“曝光人物”栏目，也是促成你接触并拍摄香港电影人的原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当时的经历和心态吗？
A：办《电影双周刊》我们是本着创业的心态去做事，希望这本杂志图文并茂，我负责提供照片。当时的心态就是，真心想推波助澜，将电影幕后工作者介绍给香港人认识。
我每次有空余时间，就打听他们在哪里拍戏，我去现场。我最喜欢他们不装模做样、不做作的时候，所以我就要等候，我拍这些照片的唯一方法就是等，很有耐心地等。
比如成龙那张照片，我等了一晚上。因为他整晚都是一些很常规的、惯例的表情和动作，我不选择。于是我等到深夜，等到他发完脾气骂完人，自己躲在一边想事情，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美的，很少人见到那么美、那么令人尊敬的成龙。我走过去，“噗”的一声拍了照就走开了。我通常拍这些照片是拍到一张满意的就收工，我不会“死挫”（粤：钻牛角尖），或者拍很多张照片去选。
又例如林子祥那张也是。林子祥是一个出名的歌星，很多人拍过他，我怎么拍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林子祥呢？我也只有等。恰好等到有一晚，他不需要穿戏服，只穿着一条内裤，倚在那个临记（指临时演员）旁边等开工，他从来没试过那么relax，因为他这个人很拘谨、很在意自己形象。我不管那么多，我“铲过去”，“啪”一声拍了走人。我拍照就像打游击一样，拍到我要的东西就走，因为我还要回去冲洗、晒照片，需要很多时间。 Q：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电影双周刊》为首的评论称那个黄金时期为“香港电影新浪潮”，作为亲历者，你眼中那个大时代背景之下的香港以及香港电影是什么样的？在拍摄过程中，哪一个人物令你印象最为深刻？
A：当时香港经济刚刚稳定，有人开始投资拍戏，于是就给了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刚刚读完电影回来的年轻人一些机会。由于大家都是刚刚起步，大家对香港电影有一种期望，一种使命感。我们那个年代真是“闩埋门一家亲”（粤：关起门来一家亲），不管你是哪家公司，大家来帮忙，完全没有计较。因为大家都明白当时的条件，科技、技术、器具的条件很低，所以很多成果都是我们群策群力做出来的。那时真的是很旺盛、很火红的一个时代。
说到谁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许鞍华。在拍完《疯劫》之后，大家都对她另眼相看。
《電影双周刊》创刊号第一期，“曝光人物”打算用许鞍华打头炮，但当时许鞍华没有开戏，我去不了片场，怎么拍她呢？她又很害羞，特别怕拍照。我思考了很久，把她约到半夜12点的香港西环，在一辆空无一人的电车二层，她没有压力，我也没有压力，困在同一个空间里，我叫她坐在车厢里，我就在旁边捕捉。
我想我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找到一个适合她的环境，来逼出她某方面的精神状态。选择地方很重要，要利用客观环境，很多时候背景给了我很大帮助。
Q：是不是可以用香港精神来形容你们当时的状态？
A：我们就是啊！当时“搏杀”（粤：拼搏）的状态，一堆男人解决问题可以不理生死，什么都不管。开会、聊剧本，几晚不睡觉，那种癫狂的状态，只有在电影里才有。那是很“正”（粤：很棒）的状态。当时那种齐心合力的精神，讲起都开心。
Q：你作品中的李翰祥、林岭东、关海山等电影人都已经离世，而今年我们又送别了李香琴、吴孟达、廖启智三位香港电影老戏骨。对你来说，一代代香港电影人的逐渐离去，意味着什么？对香港电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A：一代代的更替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我对这些人特别有感情，对于他们的离开，我很唏嘘。其实在李翰祥、林岭东、关海山之前，也有不少对电影有付出、有贡献的人离开了，我们只有一棒接一棒，只要有人在，香港电影会一直传承下去。至于传承发展得好不好，就看我们的努力，以及周围人的扶持和帮助。
Q：这几年来，时不时的会听到一些“港片已死”的言论，如今也再难产出钟楚红、刘德华、成龙这样的巨星，你认同这种说法吗？你怎么看待如今的香港电影和整个行业？
A：观点各有各不同，其实不只香港电影面临威胁和挑战，全世界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科技发展、人类生活习惯的转变、时代的转变，电影不可以再像以往的形式存在。
香港电影时常都会受到威胁和挑战，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对于电影发展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很努力地去开拓韩国、台湾、日本的市场，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又要说“港片已死”呢？这不是死或不死的问题，而是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才会有更新的发展和迈步。
怎么会“死直”（粤：完全死掉没救）呢，怎么会到一个休止符的地步呢？我是完全充满希望的，现在每个年轻人有他们的抱负，他们会发掘、开拓一条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视像世代，或者到那个时候，电影都已经不叫电影了，这个说法或许都会变得太狭隘。
Q：此次在广州举办的香港电影摄影主题展也是你第一次将作品系统地展现在内地观众面前，借助这次展览，你希望向广州的观众传递什么？
A：这个展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香港电影发展，希望大湾区的朋友多关注香港电影，因为我们在文化和想法方面，都有一定的特色。
其实我相信，中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香港也不例外。希望通过这个摄影展可以吸引多一些年轻人，除了看香港电影之外，未来也可以参加香港电影的制作。
许鞍华，照片摄于1979年香港电车里。
Q：不同于卢玉莹老师的电影人物摄影，你这次展出的作品多是电影海报和剧照，而且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相对于卢玉莹老师30多年前的作品，你的作品显得特别“新”，你怎么看待这种“新老交替”？
A：是否属于“新老交替”，本来就是一个topic（议题），我反而觉得大家拍的topic（主体）本来就是不同的。
卢玉莹老师拍的是电影工作者人像。但是我拍的是电影的内容和呈现电影的感觉。所以在主题上面，我们完全不同。你说是不是新老交替呢？
当然，卢玉莹老师在30年前也是一个女将，一个很新潮的摄影师。我相信卢玉莹老师现在再去拍香港电影人物，可能也有她新的味道。或者我回到过去拍她的那个年代，可能我也会拍出不同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摄影这件事情是永恒的，视乎你的主体内容是什么，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出来。
Q：你2011年才加入电影行业，能否谈谈你从时尚摄影转行做剧照师的经验？当时为什么想转行？
A：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摄影是一种哲学，也是我生命中不可以缺少的，已经融入我的生命。
如果一个摄影师只会拍一种东西，摄影就变得太沉闷了。对我来说，摄影在于你怎样去运用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拍出自己的风格。其实我做哪个部门和范围都是OK的，但是为什么要做剧照呢？这是一个挑战，我要用上我毕生的摄影功力和技巧。因为现场变动实在太快。灯光可能很暗、可能很亮，你要对发生的事物有触觉，要有胆量，可能要爬到很高才能拍到某个镜头，见到一些很厉害的演员，要够胆量跑上去说“能不能请你拍张照”，这全部都是技巧。 另外，可以跟更多人合作，加深了我对电影制作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转行成为剧照摄影师、做电影的一个原因。成为剧照摄影师之后，其他工种暂时也很难满足我。
Q：很好奇剧照到底怎样拍摄？你在片场时，如何见缝插针捕捉镜头？
A：大部分时间我都想尽量在演员正在拍戏的时候捕捉他的情绪，这才最真实。摆拍的时候可能是他的真实感觉，但未必是他在电影里的表演。难处就是我们也需要走位，需要跟摄影师、副导演、收音师沟通，跟剧组、同事有了默契之后，就会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不会挡住人，什么时候应该走进拍摄范围，什么时候不应该拍。
成龙，照片摄于1981年嘉禾片场。
Q：在海报设计过程中，你会追寻一种什么原则或者你秉承一种什么理念，使你设计的海报风格如此独特？
A：我很容易被一些色彩浓烈、有气氛的影像吸引。在电影海报设计上，我也希望有一种冲击力，大家一眼看过去就记得，颜色强烈的感觉。至于原则和理念，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可以令电影呈现出最适合它的风格，这就是我的理念。
Q：陈木胜导演，甄子丹、谢霆锋主演的《怒火》剧照由你掌镜，而你也拍过很多同样题材的动作片，如何捕捉那种拳拳到肉或者枪林弹雨的大场面？你个人比较偏爱拍摄动作片还是文艺片？
A：动作片比较危险，但那种刺激感却令人兴奋。每次在ROLL机前，心跳也会加快，期待着每一个爆炸声，枪响的来临，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是其他文艺片不能相比的。起初一响枪，眼睛总是紧合着数秒才能张开，现在有了点训练，终于可以不怕枪声，当然也要戴着headset保护耳朵。在爆炸及飞车的场面，我们便要特别留心站位，除了留意拍摄的角度，也需要注意安全。另外，身体的灵活性也很重要，记得拍《怒火》时，3位摄影师大多数handheld摄影机捕捉动作镜头，所以剧照师也要先看演员及摄影师的走位，再跟随其后，很像大家在跳舞一样。做剧照技术很重要，但身体的灵活度和触觉也不能缺少。
动作片和文艺片我都喜欢，我进入电影行业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挑战、喜欢尝试新事物，所以两种我都很喜欢。可惜我还没有拍到古装片，我也很想试试。
Q：《怒火》是陈木胜导演的遗作，能否谈谈和陈导的合作？
A：我用八个字来形容陈木胜导演：正气凛然、处变不惊。他永远都有温暖的笑容，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微笑的，让人感觉亲切。作为一个导演，他在现场要处理很多事情，虽然给人感觉都是很轻松的事，但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处理大场面、大演员，怎么导戏，他都有自己一套。
陈木胜导演永远都会给后辈很多鼓励，他告诉我们，只要你努力做好手上的工作，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事。陈木胜导演对后辈的教导、鼓励及提携，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就是生生不息的香港电影精神，努力传承下去。
Q：这几年香港电影出现式微的局面，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电影人没有放棄信念，例如《风林火山》的导演麦浚龙，能否请你谈谈你对麦浚龙的印象，以及和他的合作？
A：Juno（麦浚龙）是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人，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世界观。其实整个剧组没有跟他合作之前，都非常期待，究竟这个主题会拍什么呢？他在美术、服装等等上面的要求，很有自己个人风格，简单而高雅，每一样东西的质感也表现出不一样的情绪似的。
我有一张作品在这个展览展出，是一个燃烧的心。这是我特意送给陈木胜导演的。这个火热的心，代表我们香港电影生生不息、炽热的心，永远都不会熄灭，无论有多少前辈已经去世，我们后辈都会将这种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实习生陈捷开对本文亦有贡献）
见证香港电影成长的著名摄影师卢玉莹女士与新生代摄影师和视觉艺术家曾觅女士，精心挑选了一批最能反映香港电影独有魅力的摄影作品参展。这也是她们第一次以联展的形式，系统地将自己的作品呈现在内地观众面前。
关于两位摄影师的作品，其实大家并不陌生。早在2018年，卢玉莹一组香港电影人物黑白摄影就已经刷爆互联网，在她的镜头里，人们被那些“和平时不太一样的香港电影人”惊艳——双手托腮的徐克、叼着烟双手插袋的吴宇森、车厢里独自卸妆的林青霞……徐克说，卢玉莹把我们的“影”都刻在她的胶片里，她是影的捕捉者。
而曾觅多将新锐先锋的视觉艺术带进香港电影海报设计和剧照艺术之中，即将上映的《怒火》、《风林火山》等剧照和海报都出自她手，她艳丽又充满诡异况味的作品再现了香港电影与光同舞的生命力。
“香港电影”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色彩鲜明的光影魅力，而美国电影學者David Bordwell那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似乎就是对香港电影最好的注解。自上世纪70年代起，香港以一城之地跻身到世界电影产量前三而成为“东方荷里活”，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缅怀那段流金岁月，那是属于港产片的辉煌，也是内地观众的情怀和集体回忆。
而这次“流光·飞影”2021香港电影主题摄影展，就是以这种特别的形式再现港产片流金岁月，以及香港电影背后，那一批批优秀的香港电影人的倾力付出与传承。
展览开幕前，卢玉莹和曾觅两位摄影师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
卢玉莹：那个癫狂的年代就是香港电影
Q：我相信很多内地观众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互联网上看到过部分你所拍摄的香港电影人的黑白照片，当时网络上好评如潮，请问你此次用展览的形式再次将这些照片呈现在观众面前，想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A：这些照片都是几十年前的了，现在的观众看来，多少有一些缅怀过去、追寻以往影像的喜乐和满足感。其实这一辑照片本身就承载着香港电影文化成长的印记，它来自一本推广香港电影文化的杂志《电影双周刊》。这一辑照片不单向观众提供了视像，或多或少都带领他们见识了香港电影文化成长的起步。观众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这一批有热诚的电影工作者年轻时的面貌。
“大明星也只是拼命工作的普通人”
Q：从上世纪70年代起，你就以黑白人像摄影的形式，拍摄了很多和香港电影相关的人物，你是以什么心态来看待你的拍摄对象的，当按下快门时，你是怎么捕捉到他们的？
A：我当时拍摄这些照片是想把幕后电影工作者介绍给大家认识，是一种带领和牵引。另外是想将他们的性格表现出来，我不想卖弄他们的美貌，拍的多数都是他们在工作最投入最专注的精神状态，那一刻是最美丽的、最令人尊敬的，亦都呈现了他们对电影的付出和热诚。
由于我有这样的企图和欲望，所以当我拍摄这些带有纪实意识照片，我用一种很投入、完全的付出和贡献的心情去拍，或多或少跟他们拉得很近、打成一片。所以你们会觉得我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不是一个有距离的“摄影师”，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我拍照时的心态，就是我是“局内人”，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像他们一样热诚，一样投入。
Q：你拍摄的照片，是不是对这些人物的还原，而你是怎么做到把这些如今我们看来响当当的人物拍的那么真实？是不是根本不用顾忌他们大导演、大明星的身份？
A：第一点就是，他们当时很多人都不是大明星，而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至于大明星光环或者大款的派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才开始膨胀。当时大款如周润发、钟楚红，也只是一群齐心合力去做一件事的人。就算是成龙，那个时候都没有现在的明星派头和跟班，都只是一些普通的、勤劳拼命工作的人儿。
第二点是，他们跟我的关系不分高低。他们在拍戏，我介绍他们的电影给读者，大家都只有工作热诚，一起推动香港电影文化，哪里有空想那么多不管用的事情。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偷拍，也都不抗拒。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心照”（粤：心照不宣）。
所以我也不是“还原”他们。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们的很多面，他们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面貌，他们在我面前只可以这么真，就因为他知道我也是这么真的人，大家都不需要“扮嘢”（粤：装模做样）。
“发完脾气躲着想心事的成龙是最靓的”
Q：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的作品就见诸于《号外》、《电影双周刊》等杂志，尤其是《电影双周刊》，你可以说是创刊人物，而其中的“曝光人物”栏目，也是促成你接触并拍摄香港电影人的原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当时的经历和心态吗？
A：办《电影双周刊》我们是本着创业的心态去做事，希望这本杂志图文并茂，我负责提供照片。当时的心态就是，真心想推波助澜，将电影幕后工作者介绍给香港人认识。
我每次有空余时间，就打听他们在哪里拍戏，我去现场。我最喜欢他们不装模做样、不做作的时候，所以我就要等候，我拍这些照片的唯一方法就是等，很有耐心地等。
比如成龙那张照片，我等了一晚上。因为他整晚都是一些很常规的、惯例的表情和动作，我不选择。于是我等到深夜，等到他发完脾气骂完人，自己躲在一边想事情，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美的，很少人见到那么美、那么令人尊敬的成龙。我走过去，“噗”的一声拍了照就走开了。我通常拍这些照片是拍到一张满意的就收工，我不会“死挫”（粤：钻牛角尖），或者拍很多张照片去选。
又例如林子祥那张也是。林子祥是一个出名的歌星，很多人拍过他，我怎么拍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林子祥呢？我也只有等。恰好等到有一晚，他不需要穿戏服，只穿着一条内裤，倚在那个临记（指临时演员）旁边等开工，他从来没试过那么relax，因为他这个人很拘谨、很在意自己形象。我不管那么多，我“铲过去”，“啪”一声拍了走人。我拍照就像打游击一样，拍到我要的东西就走，因为我还要回去冲洗、晒照片，需要很多时间。 Q：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电影双周刊》为首的评论称那个黄金时期为“香港电影新浪潮”，作为亲历者，你眼中那个大时代背景之下的香港以及香港电影是什么样的？在拍摄过程中，哪一个人物令你印象最为深刻？
A：当时香港经济刚刚稳定，有人开始投资拍戏，于是就给了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刚刚读完电影回来的年轻人一些机会。由于大家都是刚刚起步，大家对香港电影有一种期望，一种使命感。我们那个年代真是“闩埋门一家亲”（粤：关起门来一家亲），不管你是哪家公司，大家来帮忙，完全没有计较。因为大家都明白当时的条件，科技、技术、器具的条件很低，所以很多成果都是我们群策群力做出来的。那时真的是很旺盛、很火红的一个时代。
说到谁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许鞍华。在拍完《疯劫》之后，大家都对她另眼相看。
“香港电影”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色彩鲜明的光影魅力， 而美国电影学者David Bordwell那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似乎就是对香港电影 最好的注解。
《電影双周刊》创刊号第一期，“曝光人物”打算用许鞍华打头炮，但当时许鞍华没有开戏，我去不了片场，怎么拍她呢？她又很害羞，特别怕拍照。我思考了很久，把她约到半夜12点的香港西环，在一辆空无一人的电车二层，她没有压力，我也没有压力，困在同一个空间里，我叫她坐在车厢里，我就在旁边捕捉。
我想我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找到一个适合她的环境，来逼出她某方面的精神状态。选择地方很重要，要利用客观环境，很多时候背景给了我很大帮助。
Q：是不是可以用香港精神来形容你们当时的状态？
A：我们就是啊！当时“搏杀”（粤：拼搏）的状态，一堆男人解决问题可以不理生死，什么都不管。开会、聊剧本，几晚不睡觉，那种癫狂的状态，只有在电影里才有。那是很“正”（粤：很棒）的状态。当时那种齐心合力的精神，讲起都开心。
“香港电影不会死直”
Q：你作品中的李翰祥、林岭东、关海山等电影人都已经离世，而今年我们又送别了李香琴、吴孟达、廖启智三位香港电影老戏骨。对你来说，一代代香港电影人的逐渐离去，意味着什么？对香港电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A：一代代的更替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我对这些人特别有感情，对于他们的离开，我很唏嘘。其实在李翰祥、林岭东、关海山之前，也有不少对电影有付出、有贡献的人离开了，我们只有一棒接一棒，只要有人在，香港电影会一直传承下去。至于传承发展得好不好，就看我们的努力，以及周围人的扶持和帮助。
Q：这几年来，时不时的会听到一些“港片已死”的言论，如今也再难产出钟楚红、刘德华、成龙这样的巨星，你认同这种说法吗？你怎么看待如今的香港电影和整个行业？
A：观点各有各不同，其实不只香港电影面临威胁和挑战，全世界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科技发展、人类生活习惯的转变、时代的转变，电影不可以再像以往的形式存在。
香港电影时常都会受到威胁和挑战，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对于电影发展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很努力地去开拓韩国、台湾、日本的市场，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又要说“港片已死”呢？这不是死或不死的问题，而是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才会有更新的发展和迈步。
怎么会“死直”（粤：完全死掉没救）呢，怎么会到一个休止符的地步呢？我是完全充满希望的，现在每个年轻人有他们的抱负，他们会发掘、开拓一条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视像世代，或者到那个时候，电影都已经不叫电影了，这个说法或许都会变得太狭隘。
曾觅：生生不息，就是香港电影
Q：此次在广州举办的香港电影摄影主题展也是你第一次将作品系统地展现在内地观众面前，借助这次展览，你希望向广州的观众传递什么？
A：这个展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香港电影发展，希望大湾区的朋友多关注香港电影，因为我们在文化和想法方面，都有一定的特色。
其实我相信，中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香港也不例外。希望通过这个摄影展可以吸引多一些年轻人，除了看香港电影之外，未来也可以参加香港电影的制作。
Q：不同于卢玉莹老师的电影人物摄影，你这次展出的作品多是电影海报和剧照，而且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相对于卢玉莹老师30多年前的作品，你的作品显得特别“新”，你怎么看待这种“新老交替”？
A：是否属于“新老交替”，本来就是一个topic（议题），我反而觉得大家拍的topic（主体）本来就是不同的。
卢玉莹老师拍的是电影工作者人像。但是我拍的是电影的内容和呈现电影的感觉。所以在主题上面，我们完全不同。你说是不是新老交替呢？
当然，卢玉莹老师在30年前也是一个女将，一个很新潮的摄影师。我相信卢玉莹老师现在再去拍香港电影人物，可能也有她新的味道。或者我回到过去拍她的那个年代，可能我也会拍出不同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摄影这件事情是永恒的，视乎你的主体内容是什么，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出来。
“拍剧照要用上我毕生的功力和技巧”
Q：你2011年才加入电影行业，能否谈谈你从时尚摄影转行做剧照师的经验？当时为什么想转行？
A：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摄影是一种哲学，也是我生命中不可以缺少的，已经融入我的生命。
如果一个摄影师只会拍一种东西，摄影就变得太沉闷了。对我来说，摄影在于你怎样去运用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拍出自己的风格。其实我做哪个部门和范围都是OK的，但是为什么要做剧照呢？这是一个挑战，我要用上我毕生的摄影功力和技巧。因为现场变动实在太快。灯光可能很暗、可能很亮，你要对发生的事物有触觉，要有胆量，可能要爬到很高才能拍到某个镜头，见到一些很厉害的演员，要够胆量跑上去说“能不能请你拍张照”，这全部都是技巧。 另外，可以跟更多人合作，加深了我对电影制作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转行成为剧照摄影师、做电影的一个原因。成为剧照摄影师之后，其他工种暂时也很难满足我。
Q：很好奇剧照到底怎样拍摄？你在片场时，如何见缝插针捕捉镜头？
A：大部分时间我都想尽量在演员正在拍戏的时候捕捉他的情绪，这才最真实。摆拍的时候可能是他的真实感觉，但未必是他在电影里的表演。难处就是我们也需要走位，需要跟摄影师、副导演、收音师沟通，跟剧组、同事有了默契之后，就会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不会挡住人，什么时候应该走进拍摄范围，什么时候不应该拍。
Q：在海报设计过程中，你会追寻一种什么原则或者你秉承一种什么理念，使你设计的海报风格如此独特？
A：我很容易被一些色彩浓烈、有气氛的影像吸引。在电影海报设计上，我也希望有一种冲击力，大家一眼看过去就记得，颜色强烈的感觉。至于原则和理念，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可以令电影呈现出最适合它的风格，这就是我的理念。
“香港电影精神，就是努力”
Q：陈木胜导演，甄子丹、谢霆锋主演的《怒火》剧照由你掌镜，而你也拍过很多同样题材的动作片，如何捕捉那种拳拳到肉或者枪林弹雨的大场面？你个人比较偏爱拍摄动作片还是文艺片？
A：动作片比较危险，但那种刺激感却令人兴奋。每次在ROLL机前，心跳也会加快，期待着每一个爆炸声，枪响的来临，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是其他文艺片不能相比的。起初一响枪，眼睛总是紧合着数秒才能张开，现在有了点训练，终于可以不怕枪声，当然也要戴着headset保护耳朵。在爆炸及飞车的场面，我们便要特别留心站位，除了留意拍摄的角度，也需要注意安全。另外，身体的灵活性也很重要，记得拍《怒火》时，3位摄影师大多数handheld摄影机捕捉动作镜头，所以剧照师也要先看演员及摄影师的走位，再跟随其后，很像大家在跳舞一样。做剧照技术很重要，但身体的灵活度和触觉也不能缺少。
动作片和文艺片我都喜欢，我进入电影行业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挑战、喜欢尝试新事物，所以两种我都很喜欢。可惜我还没有拍到古装片，我也很想试试。
Q：《怒火》是陈木胜导演的遗作，能否谈谈和陈导的合作？
A：我用八个字来形容陈木胜导演：正气凛然、处变不惊。他永远都有温暖的笑容，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微笑的，让人感觉亲切。作为一个导演，他在现场要处理很多事情，虽然给人感觉都是很轻松的事，但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处理大场面、大演员，怎么导戏，他都有自己一套。
陈木胜导演永远都会给后辈很多鼓励，他告诉我们，只要你努力做好手上的工作，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事。陈木胜导演对后辈的教导、鼓励及提携，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就是生生不息的香港电影精神，努力传承下去。
Q：这几年香港电影出现式微的局面，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电影人没有放棄信念，例如《风林火山》的导演麦浚龙，能否请你谈谈你对麦浚龙的印象，以及和他的合作？
A：Juno（麦浚龙）是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人，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世界观。其实整个剧组没有跟他合作之前，都非常期待，究竟这个主题会拍什么呢？他在美术、服装等等上面的要求，很有自己个人风格，简单而高雅，每一样东西的质感也表现出不一样的情绪似的。
我有一张作品在这个展览展出，是一个燃烧的心。这是我特意送给陈木胜导演的。这个火热的心，代表我们香港电影生生不息、炽热的心，永远都不会熄灭，无论有多少前辈已经去世，我们后辈都会将这种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实习生陈捷开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