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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色戒》里王佳芝的另一个版本，她是当年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女作家，她是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的作者。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她本可以像张爱玲一样远离政治，安心于文学创作，然而，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并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中。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任务——速去香港找廖承志。
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人是廖承志，另一个人是潘汉年。他们带来的任务，竟是要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突如其来的紧急压务，让关露来不及多做准备，便匆匆告别了恋人王炳南。
回到上海后，关露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很快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集情报。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活动，每月都送她200元钱。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接头人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与此同时，关露“投靠”汪伪特务这一举动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左联”拒绝她参加一切活动，上海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沫。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申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组织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重抖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风花雪月的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非常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上级组织建议她去，关露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本报纸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这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
关露没有想到，她期盼的王炳南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塌了半边。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1955年，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前后十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1973年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间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离开了入世。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这位老人便是关露昔日的恋人王炳南。
她本可以像张爱玲一样远离政治，安心于文学创作，然而，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并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中。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任务——速去香港找廖承志。
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人是廖承志，另一个人是潘汉年。他们带来的任务，竟是要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突如其来的紧急压务，让关露来不及多做准备，便匆匆告别了恋人王炳南。
回到上海后，关露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很快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集情报。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活动，每月都送她200元钱。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接头人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与此同时，关露“投靠”汪伪特务这一举动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左联”拒绝她参加一切活动，上海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沫。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申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组织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重抖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风花雪月的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非常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上级组织建议她去，关露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本报纸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这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
关露没有想到，她期盼的王炳南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塌了半边。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1955年，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前后十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1973年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间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1955年6月后关露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离开了入世。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这位老人便是关露昔日的恋人王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