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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戏与散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对戏剧、舞蹈等相关艺术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百戏和散乐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其优秀的表演形式与丰富的内容成为中国民间音乐、戏剧杂技、舞蹈等艺术形式的汲取营养的丰厚土壤。
关键词：百戏；散乐；戏曲；杂技；俳优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55-02
一、百戏与散乐的起源
百戏散乐源远流长，先秦时已经奠基，以后绵延不断，正史、诗赋、笔记等记载甚多。汉、北魏、隋唐、宋时发展繁荣。元明清时期，由于成熟的戏曲吸收了很多百戏散乐的养分，同时这些技艺独立发展时又有了各自的专门称谓，因此百戏散乐泛称记载的资料相对减少。传说夏桀时有了倡优、侏儒为奇伟之戏、浪漫之乐。史书记载周代已经有扶卢（攀援）、弄丸（两手耍弄数个弹丸）而散乐一词最早记载于《周礼春官宗伯》卷第二十四。其指郊野人民的乐舞。实际上就是周秦时期在宫廷中流行的娱乐性极强的倡优、侏儒之技。初次之外还有力士和特技表演等类型，而角抵戏也是散乐中十分古老的体裁，其源于皇帝御蚩尤的斗争。南北朝任肪在《述异记》中说：“蚩尤氏头有角，与皇帝斗，以角抵……”。在战国秦汉时十分盛行，《史记》云：“秦二世在甘泉宫作乐角抵。”其注云：“战国时增加武以为戏乐相誇，角其力相抵斗，亮亮相当”便是被称作相扑的运动。宋代高承在其《事物纪原·博弈嬉戏·角抵》中明确记载到：角抵，“今相扑也”。角抵戏是一种观赏性、娱乐性较强的体裁，其地位常与郑卫之音相提并论。《后汉书》记载：“目机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可见角抵戏具有很高的观赏趣味。角抵之妓在隋唐前，尤其是在北周宣帝即位后，便由乐官郑译征集散乐，其内容尽为秦汉盛行的角抵之流。因此，我国周代出现的“散乐”大题上是一种角抵戏、相扑、体育竞争或侏儒倡优之伎，是一种感官性强的娱乐性运动。
二、历代百戏与散乐的发展情况
在汉代“角抵戏”又是“百戏”的别称，成为“角抵百戏”桓宽称他为“倡优奇变之乐”（《盐铁论》）《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108年），左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场面极为宏伟壮观。东汉张衡的《西京赋》曾详细记述了汉代长安表演百戏的场面：
“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参差，神目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百虎鼓瑟，苍龙出篪。女娥坐而常歌，声清畅而委婉，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硛激而增响，磅盖象平天威，巨兽白寻，是为曼延……”
这场规模成大的百戏演出有仙山楼阁奇珍异宝，有扮成豹、罴的舞蹈、有妆成百虎苍龙的乐器演奏、有娥皇、女英的歌唱、洪涯（皇帝的乐官）身穿羽毛服饰在指挥，最后还有舞台效果，歌舞未终时看到天上云朵飘飘而来，随即白雪纷纷，又有雷声，显示和烘托上天的威严和力量，其中熊、豹、龙、虎均系假头扮演。洪涯、娥皇、女英是英人所饰，雪起云飞，转石成雷，几乎类似今天的舞台装饰与效果。张衡是第一个在文学作品中记述我国古代百戏演出情况的人。
汉代的百戏，其各种各样的杂技，角抵、马术、鸟兽舞、七盘舞等等。表演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以汉代最为著名的舞蹈“七盘舞”为例，长袍衣冠，似正从盘上飞跃而下，做大弓步，足近鼓边，挺身回头，地上是排列整齐的一鼓七盘。“七盘舞”是一种近似表演的舞蹈，舞者既要在盘鼓上腾踏纵跃，鼓出有节奏的声响，又要以轻盈而敏捷的舞步来翻滚扑跌，它正具备了百戏中乐舞的独特风格。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百戏”继续发展。南北朝时期开始用“杂技”一词，有时还“撰合大典，更为钟鼓大节”配合演出。在表演形态方面继承前代“百戏”特点，又派生出一种新颖的歌舞表演，即《大面》、《拔头》、《踏摇娘》，到了唐代便发展成了大型“喜剧”《参军戏》。这种歌舞戏表演体系的确立大大加快了中国戏剧产生的步伐，为真正的戏剧——宋杂剧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百戏”来自西域、印度等地，后汉以来进入中国后很快地融入了当地文化，成为我国宫廷及内地的重要艺术形式。这些变换、杂耍伎大约在南北朝的后期在中国全面展开。《通典》：“后周武帝保定（561-579）初，诏罢元会殿庭百戏。宣帝即位，郑译奏徽齐散乐，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也。而广召杂技，增修百戏，鱼龙曼延之伎常陈于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
在北周宣帝的大力推崇下，散乐得到了极度的发展，并成为宫廷中的重要活动内容。散乐中的歌舞戏大面、拔头、踏摇娘、参军戏等都因“非部舞之声，俳优歌舞杂奏”而进入教坊。
隋朝时，杂技百戏艺术品种繁多，其内容与周代、秦汉时期的散乐在性格上相似，但内容上却不尽相同，为两种不同的体裁内容。据《隋书·音乐志》载：“始齐武平中，由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营造东都洛阳，组织众多乐工，成立了太常寺机构，以及每年正月都举行规模庞大的“百戏”盛会，所谓“总追四方散乐，大击东部”，《隋书·音乐志》记载了大业二年（606）在洛阳演出百戏的盛况：“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令官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鳌，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尺，耸踊而出，有名“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有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太常教习，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延八里，列为戏场。百官其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隋代的“百戏”演出其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汉代的角抵表演，技艺也更加高超。“百戏之盛，振古无比”。“百戏”这种原本是民间的艺术，在隋代已经被宫廷所吸收，已经相当贵族化了。
唐代的散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更加专业化。《新唐书·礼乐志》载：“宣宗每宴群臣，备有百戏”。另外《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为《倾怀乐》曲，奋首预尾，纵横应节，表演的引舞马三十匹或百匹。马身披华丽的锦绣，络以金银饰物，打扮的金碧辉煌，奏乐为《倾怀曲》，马开始舞蹈，它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摇头摇尾，有时像鱼跃龙门矫健壮观，有时像飞鸟般轻捷飞腾……。安史之乱后，舞马在战乱中绝迹，舞马的盛况代表了唐代“百戏”的巅峰水平，据载，唐玄宗曾亲自教习舞马，而且有过舞马四百骑的盛大表演，唐代散乐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百戏”依然流行，随着市民文艺活动的兴起，城市瓦肆中的百戏种类更为繁多和分工细化，不但有影戏、杂剧，甚至可以包括说经、演史等等，细目多大一百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杂剧、金原本、傀儡戏等戏曲萌芽形式的兴起、盛行和繁衍。如北宋时期汴梁搬演杂剧《目连救母》，从七月初七直到十五盛况始终不衰。南宋《都城纪胜》载：“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可见杂剧在散乐中的重要地位。
辽、金、元时期的“百戏”具有民族特色。辽金统治者历来重视骑射，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骑射活动。据记载，辽代皇帝非常喜欢百戏，每逢皇帝生辰，都要举行宴会，宴请宋朝国使，进行杂技和角抵的演出，在册立皇后的仪式上，也要演百戏、角抵戏，如辽太宗耶律德光曾大宴群臣，观俳优角抵戏，场面热闹非凡。
金代“百戏”称为“散乐”，元旦庆贺时，宴请国外使者，由教坊奏演，贞元年（1115年）六月金之海陵王——完颜亮登宝昌门观角抵。
元代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散乐百戏的管理，立教坊司掌管天下伎乐，“每逢重大节日角力和骑射技艺尤为突出，元代之后，”百戏“内容更加丰富，却各用其乐舞杂技的专名，逐渐向各自独立的体系过渡，包罗万象的“百戏”一词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明代各种杂技舞蹈广为流传，据《通典·乐六》载：“明武宗正德三年，令移各省，选乐工有精通艺业者送京供应。自是所隶益复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掖”为了集中艺人教习各种“百戏”节目，沿袭元代制度，仍设立教坊司（隶属吏部）选取精于诸伎者，集中在教坊练习，每年逢盛大宴会，庆典诸伎就演出百戏，表演“队舞”、“筋斗”等。
清代，百戏活动中的各种技艺、杂技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杂技艺术虽不能等大雅之堂，但深受民间的欢迎，在热闹的庙会上杂技演员的内容十分丰富，有蹬技、扛鼎、爬竿、舞狮、魔术、走索、马戏、驯兽等。
总之，纵观我国“百戏”与“散乐”的发展，自先秦两汉至明清，绵延数朝。经久不衰。其优秀的表演形式与峰峰的内容，成为中国民间音乐、戏剧杂技、舞蹈等艺术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9).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12).
\[3\]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8).
关键词：百戏；散乐；戏曲；杂技；俳优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55-02
一、百戏与散乐的起源
百戏散乐源远流长，先秦时已经奠基，以后绵延不断，正史、诗赋、笔记等记载甚多。汉、北魏、隋唐、宋时发展繁荣。元明清时期，由于成熟的戏曲吸收了很多百戏散乐的养分，同时这些技艺独立发展时又有了各自的专门称谓，因此百戏散乐泛称记载的资料相对减少。传说夏桀时有了倡优、侏儒为奇伟之戏、浪漫之乐。史书记载周代已经有扶卢（攀援）、弄丸（两手耍弄数个弹丸）而散乐一词最早记载于《周礼春官宗伯》卷第二十四。其指郊野人民的乐舞。实际上就是周秦时期在宫廷中流行的娱乐性极强的倡优、侏儒之技。初次之外还有力士和特技表演等类型，而角抵戏也是散乐中十分古老的体裁，其源于皇帝御蚩尤的斗争。南北朝任肪在《述异记》中说：“蚩尤氏头有角，与皇帝斗，以角抵……”。在战国秦汉时十分盛行，《史记》云：“秦二世在甘泉宫作乐角抵。”其注云：“战国时增加武以为戏乐相誇，角其力相抵斗，亮亮相当”便是被称作相扑的运动。宋代高承在其《事物纪原·博弈嬉戏·角抵》中明确记载到：角抵，“今相扑也”。角抵戏是一种观赏性、娱乐性较强的体裁，其地位常与郑卫之音相提并论。《后汉书》记载：“目机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可见角抵戏具有很高的观赏趣味。角抵之妓在隋唐前，尤其是在北周宣帝即位后，便由乐官郑译征集散乐，其内容尽为秦汉盛行的角抵之流。因此，我国周代出现的“散乐”大题上是一种角抵戏、相扑、体育竞争或侏儒倡优之伎，是一种感官性强的娱乐性运动。
二、历代百戏与散乐的发展情况
在汉代“角抵戏”又是“百戏”的别称，成为“角抵百戏”桓宽称他为“倡优奇变之乐”（《盐铁论》）《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108年），左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场面极为宏伟壮观。东汉张衡的《西京赋》曾详细记述了汉代长安表演百戏的场面：
“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参差，神目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百虎鼓瑟，苍龙出篪。女娥坐而常歌，声清畅而委婉，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硛激而增响，磅盖象平天威，巨兽白寻，是为曼延……”
这场规模成大的百戏演出有仙山楼阁奇珍异宝，有扮成豹、罴的舞蹈、有妆成百虎苍龙的乐器演奏、有娥皇、女英的歌唱、洪涯（皇帝的乐官）身穿羽毛服饰在指挥，最后还有舞台效果，歌舞未终时看到天上云朵飘飘而来，随即白雪纷纷，又有雷声，显示和烘托上天的威严和力量，其中熊、豹、龙、虎均系假头扮演。洪涯、娥皇、女英是英人所饰，雪起云飞，转石成雷，几乎类似今天的舞台装饰与效果。张衡是第一个在文学作品中记述我国古代百戏演出情况的人。
汉代的百戏，其各种各样的杂技，角抵、马术、鸟兽舞、七盘舞等等。表演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以汉代最为著名的舞蹈“七盘舞”为例，长袍衣冠，似正从盘上飞跃而下，做大弓步，足近鼓边，挺身回头，地上是排列整齐的一鼓七盘。“七盘舞”是一种近似表演的舞蹈，舞者既要在盘鼓上腾踏纵跃，鼓出有节奏的声响，又要以轻盈而敏捷的舞步来翻滚扑跌，它正具备了百戏中乐舞的独特风格。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百戏”继续发展。南北朝时期开始用“杂技”一词，有时还“撰合大典，更为钟鼓大节”配合演出。在表演形态方面继承前代“百戏”特点，又派生出一种新颖的歌舞表演，即《大面》、《拔头》、《踏摇娘》，到了唐代便发展成了大型“喜剧”《参军戏》。这种歌舞戏表演体系的确立大大加快了中国戏剧产生的步伐，为真正的戏剧——宋杂剧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百戏”来自西域、印度等地，后汉以来进入中国后很快地融入了当地文化，成为我国宫廷及内地的重要艺术形式。这些变换、杂耍伎大约在南北朝的后期在中国全面展开。《通典》：“后周武帝保定（561-579）初，诏罢元会殿庭百戏。宣帝即位，郑译奏徽齐散乐，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也。而广召杂技，增修百戏，鱼龙曼延之伎常陈于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
在北周宣帝的大力推崇下，散乐得到了极度的发展，并成为宫廷中的重要活动内容。散乐中的歌舞戏大面、拔头、踏摇娘、参军戏等都因“非部舞之声，俳优歌舞杂奏”而进入教坊。
隋朝时，杂技百戏艺术品种繁多，其内容与周代、秦汉时期的散乐在性格上相似，但内容上却不尽相同，为两种不同的体裁内容。据《隋书·音乐志》载：“始齐武平中，由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营造东都洛阳，组织众多乐工，成立了太常寺机构，以及每年正月都举行规模庞大的“百戏”盛会，所谓“总追四方散乐，大击东部”，《隋书·音乐志》记载了大业二年（606）在洛阳演出百戏的盛况：“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令官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鳌，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尺，耸踊而出，有名“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有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太常教习，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延八里，列为戏场。百官其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隋代的“百戏”演出其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汉代的角抵表演，技艺也更加高超。“百戏之盛，振古无比”。“百戏”这种原本是民间的艺术，在隋代已经被宫廷所吸收，已经相当贵族化了。
唐代的散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更加专业化。《新唐书·礼乐志》载：“宣宗每宴群臣，备有百戏”。另外《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为《倾怀乐》曲，奋首预尾，纵横应节，表演的引舞马三十匹或百匹。马身披华丽的锦绣，络以金银饰物，打扮的金碧辉煌，奏乐为《倾怀曲》，马开始舞蹈，它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摇头摇尾，有时像鱼跃龙门矫健壮观，有时像飞鸟般轻捷飞腾……。安史之乱后，舞马在战乱中绝迹，舞马的盛况代表了唐代“百戏”的巅峰水平，据载，唐玄宗曾亲自教习舞马，而且有过舞马四百骑的盛大表演，唐代散乐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百戏”依然流行，随着市民文艺活动的兴起，城市瓦肆中的百戏种类更为繁多和分工细化，不但有影戏、杂剧，甚至可以包括说经、演史等等，细目多大一百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杂剧、金原本、傀儡戏等戏曲萌芽形式的兴起、盛行和繁衍。如北宋时期汴梁搬演杂剧《目连救母》，从七月初七直到十五盛况始终不衰。南宋《都城纪胜》载：“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可见杂剧在散乐中的重要地位。
辽、金、元时期的“百戏”具有民族特色。辽金统治者历来重视骑射，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骑射活动。据记载，辽代皇帝非常喜欢百戏，每逢皇帝生辰，都要举行宴会，宴请宋朝国使，进行杂技和角抵的演出，在册立皇后的仪式上，也要演百戏、角抵戏，如辽太宗耶律德光曾大宴群臣，观俳优角抵戏，场面热闹非凡。
金代“百戏”称为“散乐”，元旦庆贺时，宴请国外使者，由教坊奏演，贞元年（1115年）六月金之海陵王——完颜亮登宝昌门观角抵。
元代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散乐百戏的管理，立教坊司掌管天下伎乐，“每逢重大节日角力和骑射技艺尤为突出，元代之后，”百戏“内容更加丰富，却各用其乐舞杂技的专名，逐渐向各自独立的体系过渡，包罗万象的“百戏”一词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明代各种杂技舞蹈广为流传，据《通典·乐六》载：“明武宗正德三年，令移各省，选乐工有精通艺业者送京供应。自是所隶益复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掖”为了集中艺人教习各种“百戏”节目，沿袭元代制度，仍设立教坊司（隶属吏部）选取精于诸伎者，集中在教坊练习，每年逢盛大宴会，庆典诸伎就演出百戏，表演“队舞”、“筋斗”等。
清代，百戏活动中的各种技艺、杂技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杂技艺术虽不能等大雅之堂，但深受民间的欢迎，在热闹的庙会上杂技演员的内容十分丰富，有蹬技、扛鼎、爬竿、舞狮、魔术、走索、马戏、驯兽等。
总之，纵观我国“百戏”与“散乐”的发展，自先秦两汉至明清，绵延数朝。经久不衰。其优秀的表演形式与峰峰的内容，成为中国民间音乐、戏剧杂技、舞蹈等艺术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9).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12).
\[3\]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