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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7世纪英国作家班扬创作了《天路历程》,16世纪中国作家吴承恩写就了《西游记》。两部小说的作者都以敏锐的眼光审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当时腐败的社会现状,作品都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集中表现在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塑造评判性人物形象两方面。《天路历程》主要揭露了英国复辟时期的社会黑暗,塑造了扁形批判性社会群像;《西游记》主要揭示了天上人间黑暗无处不在,塑造了批判性典型形象。
关键词:批判精神;社会现实;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92-2
《天路历程》和《西游记》分别是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和16世纪中国作家吴承恩的代表作,两部小说虽然带有宗教性质,但是两位作家都以敏锐地眼光审视当时的社会,对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揭露与批判。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主要表现在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塑造评判性人物形象两方面。
一、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是两部作品共同的内容,英国复辟时期的卖官鬻爵、沽名钓誉,让人看到社会的腐败,16世纪中国社会制度不合理,朝廷的黑暗。社会是文学写作的温床,文学是社会土壤中长出的花朵,文学也必然反映着社会的影子。班扬和吴承恩都生活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这些黑暗在文本中也都有揭示。
(一)《天路历程》:揭露英国复辟时期的社会黑暗
约翰·班扬出生于英国乡间一个补锅匠家庭,一生穷困潦倒,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仅有的教育来自学习《圣经》。他因信奉清教,坚持布道被判入狱十二载。这些经历让他清晰地认识了社会中的诸多弊病。狱中创作的《天路历程》既是班扬对信仰的理解和宣扬,更是对英国复辟时期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对复辟时期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浮华市集的描绘中。浮华市集是通往天国之路的必经之地。市集上出售各种各样浮华的东西,“房子、地皮、职业、位置、荣誉、升迁、爵位、国家、王国、欲望、快乐以及各种享受,如娼妓、鸨母、丈夫、儿女、主人、奴仆、生命、鲜血、肉体等等。并且在市集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变戏法的、骗子、斗技、赌博、小丑、仿效人的人、无赖、恶棍等无所不有。这儿还可以一钱不花地看到偷窃、谋杀、通奸、假发誓的人,令人触目惊心。”[1]
可以说“浮华市集”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缩影。班扬巧妙地运用寓言的形式,将社会上盛行的卖官鬻爵和沽名钓誉做了全面的展示,冷静的叙述风格,更表现了人们对这些腐败丑恶行为习以为常的心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萧伯纳会说:“整部寓言是对道德和名誉的抨击,是对邪恶和犯罪的声讨”[2]了。
(二)《西游记》:天上人间黑暗无处不在
吴承恩出身于社会下层家庭,生活困顿,多次科举失利,使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社会黑暗有了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借用志怪小说揭露现实生活,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客观的讲,明朝中期政治的败坏,社会的腐败,百姓的困苦都以志怪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作品中对社会的批判表现为对天上人间黑暗无处不在的揭露和批评。玉皇大帝作为天宫的最高统治者,吴承恩在表现他庄严而神圣的同时,更多的突出了他自私暴虐的一面。在《西游记》第八十七回中,凤仙郡侯“原来十分清正贤良,爱民心重”,只因偶一不慎,推倒供桌,触犯了玉帝的尊严,就罚全郡大旱,造成“十分九户俱啼哭”,“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的悲惨景象。这是对封建统治者专横残暴面目的揭露与讽刺。
天宫神佛们腐败的丑恶嘴脸在作品中也有展现,《西游记》一路上妖魔鬼怪,多与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坐骑,金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狮驼岭三魔王与文殊、普贤菩萨甚至如来佛祖有关系,这是封建社会官官相护情况的投影。地狱判官只因接了魏征书信,私自偷改生死簿,为唐太宗增寿二十年;本已归阴的寇洪也因孙悟空说情又延寿一年。原来“善恶到头终有报,古往今来放过谁”的森罗宝殿也可以动用人情关系,无论上天入地,哪里还有公道可言。无怪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3]
二、塑造评判性人物形象
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既是推动小说发展前进的角色和行动元,也是作者思想精神的载体。在人物背后,站着的是作者,人物的思想其实是作者思想的投射,能够鲜明的感受到作者思想的存在。班扬在《天路历程》中通过塑造扁形批判性社会群像,吴承恩在《西游记》中通过打造典型批判性形象展现批判精神。
(一)《天路历程》:扁形批判性社会群像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了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人物分类理论,福斯特对扁形人物持贬斥态度,认为他们“只有在制造笑料上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其实不然,扁形人物的单纯和固定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具备生气和活力,《天路历程》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具有生命的个体和抽象性概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塑造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具有某种特性的扁形人物。比如冥顽不化的顽固,自私自利的势利鬼,自作聪明的世故先生,喋喋不休的多话先生,除此之外还有忠信、柔顺、盼望、憎善、嫉妒等一系列寓意化人物。
这些人物所组成的人物群像,几乎涵盖了人性中的各种品质,或善或恶,都通过这些扁形人物生动地表现出来,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态度与评价,让读者认识到恶之丑、德之美,达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基督徒和忠信想要在“浮华集市”买“真理”时,遭到的是轻视、侮辱、责骂、殴打,以致造成了整个集市秩序的混乱。忠信被带到法庭受审,法官名叫憎善,证人则分别是嫉妒、马屁精、迷信等人,陪审委员团各位委员的特点在商定如何判处忠信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人物的语言都与人物的特性相契合。陪审委员团的组成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若法律裁定者都是盲目、无用、恶意、任性之徒。审判时他们对忠信的行为大加指责。陪审委员团一致决定在法官面前评定他有罪。他们直接表露了自己的性格秉性,让读者产生厌恶之情。忠信据理力争,驳斥他们的指控,虽然被处死,却被接到了天国,享受幸福。用事例向人们展示了上帝的博爱。
(二)《西游记》:典型批判性形象
《西游记》中凝聚着作者批判精神的典型形象是孙悟空,他追求自由与平等,具有蔑视权威的叛逆精神和无所畏惧的战斗气概,吴承恩通过这一形象揭露并讽刺了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
文本中,天宫一改往日至高无上,公平正义的形象,以玉帝为代表的仙官们对孙悟空嘲笑戏弄。而孙悟空有自己的个性,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我本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灵师悟太玄。……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个性如此鲜明、富有反抗批判精神的孙悟空自然不会臣服于玉帝,最后他把天宫闹的天翻地覆,十万天兵天将都招架不住。玉帝吓得惊慌失措,迫不得已请如来救驾。当如来斥责孙悟空时,孙悟空理直气壮地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来,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西游记》第七回)
孙悟空最终的正果封号为“斗战胜佛”,他的战斗反抗精神可见一斑。他的种种言行都是对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的抗议与反叛,表现了封建的专制,批判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寄予了争取人性自由,反抗压迫的愿望。
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对实际生活的真切感悟,孕造了班扬和吴承恩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的思想,锤炼了批判腐败的精神,促使班扬和吴承恩在创作中表现出共同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两者的作品都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结合体,体现出东西方民族个性文化背后的共通性和相容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班扬著,西海译.天路历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95,102.
[2][美]安妮特·T·鲁宾斯坦著,陈安全等译.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0.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1—115.
作者简介:
班照,女,山东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批判精神;社会现实;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92-2
《天路历程》和《西游记》分别是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和16世纪中国作家吴承恩的代表作,两部小说虽然带有宗教性质,但是两位作家都以敏锐地眼光审视当时的社会,对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揭露与批判。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主要表现在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塑造评判性人物形象两方面。
一、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是两部作品共同的内容,英国复辟时期的卖官鬻爵、沽名钓誉,让人看到社会的腐败,16世纪中国社会制度不合理,朝廷的黑暗。社会是文学写作的温床,文学是社会土壤中长出的花朵,文学也必然反映着社会的影子。班扬和吴承恩都生活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这些黑暗在文本中也都有揭示。
(一)《天路历程》:揭露英国复辟时期的社会黑暗
约翰·班扬出生于英国乡间一个补锅匠家庭,一生穷困潦倒,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仅有的教育来自学习《圣经》。他因信奉清教,坚持布道被判入狱十二载。这些经历让他清晰地认识了社会中的诸多弊病。狱中创作的《天路历程》既是班扬对信仰的理解和宣扬,更是对英国复辟时期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对复辟时期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浮华市集的描绘中。浮华市集是通往天国之路的必经之地。市集上出售各种各样浮华的东西,“房子、地皮、职业、位置、荣誉、升迁、爵位、国家、王国、欲望、快乐以及各种享受,如娼妓、鸨母、丈夫、儿女、主人、奴仆、生命、鲜血、肉体等等。并且在市集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变戏法的、骗子、斗技、赌博、小丑、仿效人的人、无赖、恶棍等无所不有。这儿还可以一钱不花地看到偷窃、谋杀、通奸、假发誓的人,令人触目惊心。”[1]
可以说“浮华市集”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缩影。班扬巧妙地运用寓言的形式,将社会上盛行的卖官鬻爵和沽名钓誉做了全面的展示,冷静的叙述风格,更表现了人们对这些腐败丑恶行为习以为常的心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萧伯纳会说:“整部寓言是对道德和名誉的抨击,是对邪恶和犯罪的声讨”[2]了。
(二)《西游记》:天上人间黑暗无处不在
吴承恩出身于社会下层家庭,生活困顿,多次科举失利,使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社会黑暗有了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借用志怪小说揭露现实生活,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客观的讲,明朝中期政治的败坏,社会的腐败,百姓的困苦都以志怪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作品中对社会的批判表现为对天上人间黑暗无处不在的揭露和批评。玉皇大帝作为天宫的最高统治者,吴承恩在表现他庄严而神圣的同时,更多的突出了他自私暴虐的一面。在《西游记》第八十七回中,凤仙郡侯“原来十分清正贤良,爱民心重”,只因偶一不慎,推倒供桌,触犯了玉帝的尊严,就罚全郡大旱,造成“十分九户俱啼哭”,“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的悲惨景象。这是对封建统治者专横残暴面目的揭露与讽刺。
天宫神佛们腐败的丑恶嘴脸在作品中也有展现,《西游记》一路上妖魔鬼怪,多与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坐骑,金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狮驼岭三魔王与文殊、普贤菩萨甚至如来佛祖有关系,这是封建社会官官相护情况的投影。地狱判官只因接了魏征书信,私自偷改生死簿,为唐太宗增寿二十年;本已归阴的寇洪也因孙悟空说情又延寿一年。原来“善恶到头终有报,古往今来放过谁”的森罗宝殿也可以动用人情关系,无论上天入地,哪里还有公道可言。无怪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3]
二、塑造评判性人物形象
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既是推动小说发展前进的角色和行动元,也是作者思想精神的载体。在人物背后,站着的是作者,人物的思想其实是作者思想的投射,能够鲜明的感受到作者思想的存在。班扬在《天路历程》中通过塑造扁形批判性社会群像,吴承恩在《西游记》中通过打造典型批判性形象展现批判精神。
(一)《天路历程》:扁形批判性社会群像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了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人物分类理论,福斯特对扁形人物持贬斥态度,认为他们“只有在制造笑料上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其实不然,扁形人物的单纯和固定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具备生气和活力,《天路历程》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具有生命的个体和抽象性概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塑造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具有某种特性的扁形人物。比如冥顽不化的顽固,自私自利的势利鬼,自作聪明的世故先生,喋喋不休的多话先生,除此之外还有忠信、柔顺、盼望、憎善、嫉妒等一系列寓意化人物。
这些人物所组成的人物群像,几乎涵盖了人性中的各种品质,或善或恶,都通过这些扁形人物生动地表现出来,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态度与评价,让读者认识到恶之丑、德之美,达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基督徒和忠信想要在“浮华集市”买“真理”时,遭到的是轻视、侮辱、责骂、殴打,以致造成了整个集市秩序的混乱。忠信被带到法庭受审,法官名叫憎善,证人则分别是嫉妒、马屁精、迷信等人,陪审委员团各位委员的特点在商定如何判处忠信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人物的语言都与人物的特性相契合。陪审委员团的组成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若法律裁定者都是盲目、无用、恶意、任性之徒。审判时他们对忠信的行为大加指责。陪审委员团一致决定在法官面前评定他有罪。他们直接表露了自己的性格秉性,让读者产生厌恶之情。忠信据理力争,驳斥他们的指控,虽然被处死,却被接到了天国,享受幸福。用事例向人们展示了上帝的博爱。
(二)《西游记》:典型批判性形象
《西游记》中凝聚着作者批判精神的典型形象是孙悟空,他追求自由与平等,具有蔑视权威的叛逆精神和无所畏惧的战斗气概,吴承恩通过这一形象揭露并讽刺了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
文本中,天宫一改往日至高无上,公平正义的形象,以玉帝为代表的仙官们对孙悟空嘲笑戏弄。而孙悟空有自己的个性,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我本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灵师悟太玄。……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个性如此鲜明、富有反抗批判精神的孙悟空自然不会臣服于玉帝,最后他把天宫闹的天翻地覆,十万天兵天将都招架不住。玉帝吓得惊慌失措,迫不得已请如来救驾。当如来斥责孙悟空时,孙悟空理直气壮地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来,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西游记》第七回)
孙悟空最终的正果封号为“斗战胜佛”,他的战斗反抗精神可见一斑。他的种种言行都是对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的抗议与反叛,表现了封建的专制,批判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寄予了争取人性自由,反抗压迫的愿望。
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对实际生活的真切感悟,孕造了班扬和吴承恩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的思想,锤炼了批判腐败的精神,促使班扬和吴承恩在创作中表现出共同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两者的作品都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结合体,体现出东西方民族个性文化背后的共通性和相容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班扬著,西海译.天路历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95,102.
[2][美]安妮特·T·鲁宾斯坦著,陈安全等译.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0.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1—115.
作者简介:
班照,女,山东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