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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蒂的烦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议。陪同我们的是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温蒂小姐。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她一路上不停地用尖锐的词语批评时任美国总统。
我很好奇：“温蒂，总统不是你们投票选出来的吗？怎么你老在骂他呢？”
“骂总统是爱国！”她语出惊人。“权力这东西不被管着就会胡来，所以要时时监督总统。”
“你批评总统他听不到，即便听到他也可以不理你，你又能奈何？这管什么用？”
“管用！我骂着，说明我在履行我监督的权力。大家都这么做了，就形成一种民意。总统及其团队在施政时就不得不考虑民意，不然他在白宫就呆不下去了！”
回国后不久，接到温蒂的来信，文字里喷发着愤懑与无奈。她告诉我，因为她采写的一篇新闻稿的观点与老板相左，老板不准见报，温蒂据理力争而与老板争吵了起来，她一激动骂了老板，结果被解雇了！
我觉得匪夷所思，给她回信问：“温蒂，你说骂总统不骂国家是爱国；按这个逻辑，你骂老板未骂报社应该属于爱报社的行为，为什么被开除了呢？”
温蒂对这个二律背反问题没有回答。我当时也没有继续追问，因为这与我的生活太不相干了。
然而没想到命运捉弄我，没过几年就让我旅居到了法国。尽管这里是现代民主制理论的发祥地，但仍然是一个“骂总统没事、骂老板要失业”的地方。
为什么总统可以骂得，而老板骂不得呢？
对总统的人文假设
在阅读蓝眼睛们写的关于政治权力属性的书本时，发现与我们黑眼睛所看到的迥然相异。
中国的政治文化认定政治权力是中性的，其执政结果完全由掌权者的个人品性所决定。若圣贤为天子，定出清明盛世，譬如尧舜禹等；反之，若昏君暴君当政，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譬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等。因此，数千年来中国人有个集体潜意识：祈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碰上個好皇帝。
西方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最早涉及政治权力属性的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13年成书）。《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要敢于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诫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习惯于混充善者，敢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因此有人说马基雅维利写了一本“恶棍手册”。他第一个为君主正名：纵使是英明君王的公权力，其本性也应该是“恶”的。
17世纪的英国人霍布斯认为，人类天性自私、暴戾、孤独，要有一个如利维坦（基督教中的利维坦即恶魔）似的威权来维护，人们共同需要的契约秩序，以恶制恶。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做过一个“人非天使”的著名假设。他说，人非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当然也不是天使。人的本性决定了权力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否则，就会从“必要的恶”转向“必然的恶”。他又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是首位明确地将“人非天使”引申到“政府是必要的恶”的思想家，因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设计。
到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君王、政府换成了同义的国家，他认为：“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波普尔在这里说的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指出，权力的滥用是无法根治的。
一言以蔽之，几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家对政治权力的假设完全不同于东方，他们指出，国家或政府的公权力其本性不是中性的，而是邪恶。这便是他们提出分权制制约的理论制高点。
然而，从孟德斯鸠到波普尔，他们只是说“权力会被滥用”而定性权力为邪恶。为什么权力会被滥用？并未甚解。为什么说政治权力是必要的？也无下文。
恍兮惚兮，惚兮恍兮……
对老板的人文假设
凭着在法国感性加理性的观察，我获得了一个如梦初醒的大悟：企业的运行制度竟然是典型的君王独裁制！一、老板的权力与君王一样是终身制，他可以天经地义地一直干到死才撒手放权。二、企业帝国最高权力的移交是世袭制，老板的儿子天经地义世袭当老板。三、一言九鼎的老板任免所有职员，与“皇帝朝廷命官制”别无二致。这样看来，法国人，或者说所有生活在民主制下的国民，过的是“一国两制”的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享受民主自由（可以自由地骂总统），在经济活动中却被迫接受独裁制（骂老板马上失业）。如此水火交加，会不会把精神撕裂？
奇怪的是，在西方历代思想家们（马克思除外）中，我没有见到谁批评老板的独裁制与邪恶秉性，莫非是我孤陋寡闻？
其实，对于每个个体，就利益攸关程度而言，老板远远大于总统。总统是虚，见不着；老板是实，可能天天要面对。总统出错，关系到的是一个阶层或者整个国家，某个个体未必有切肤之痛；可老板不喜欢你，就立竿见影地关系到你与你的家庭 “民以食为天”的生计了。因此，经济自由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不由得要问：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在颠覆政治独裁而设计现代民主制时，为什么没有扩展到颠覆经济领域的独裁制？
回到我们东方，我们从不说政治是邪恶的，但却鲜明地贬抑商人是不义的。中国的政治文化自战国开始就提出“重本抑末”（重农而抑商）的政策，而且这一政策整整延续了两千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竟要把商人当作犯人关起来。亚圣孟子说“为富不仁”。中国民间谚语称“为商必奸”。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商人的勾画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按照中国的人文预设，老板乃彻头彻尾的“邪恶”。中国人的仇商恨富心理，像盼好皇帝一样也是一种集体潜意识。
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曾被三分之一人类热烈拥戴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提出一个原则——剥夺剥夺者。资本家（老板）被他定义为邪恶的剥夺者，因此“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些剥夺者受贪得无厌地攫取利润的欲望所驱动，会大规模地盲目生产，造成生产过剩而引发一次次经济危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社会溃败而致使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接着，马克思开出了一个“剥夺剥夺者”的济世药方：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管理公有制。其美妙前景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物质财富如洪水般涌现，人人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享有充分自由的生活。
然而，半个多世纪轰轰烈烈的红色实践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倒是产生了两门反方向的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和权贵资本经济学。东欧、苏联治下的人们竟然选择了走回头路——总统依旧，老板依旧。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那也是允许“剥夺者”的老板复活（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接着还鼓励老板光荣地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于是出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经济奇迹。
此外，几千年的经济史一再证明，重商主义是国家崛起的秘笈。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证了老板在自由市场中获得私利时会派生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为社会谋取福祉。
更扑朔迷离的是，事实一再证明，经济领域只适合独裁式管理。所有私人企业的绝对权力不仅不绝对腐败，反倒非常具有竞争活力。以法国为例，凡受国家、工会等掣肘而被弱化了绝对权力的法国国有企业，个个半死不活，远远不如私人企业。
唏嘘，老板的独裁与自私重利却是无可厚非的！
在城市的起源处解码
温蒂的烦忧，把我的思考弄成了一堆乱码。
没想到，我在负责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主题馆之城市足迹馆的设计时，却意外地解码了。
城市足迹馆的第一厅是“城市起源厅”。我在阅读路易斯·芒福德等诸多城市史专家的著作后，整理出了一个五千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建造人类第一批城市的故事，特别是第一个国王、第一批商人是怎样被呼唤出来的有趣故事。这些故事意外地画出了政治统治权以及商业利润权之“必要邪恶”的基因谱。
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定居，共同的信仰促使各部落共同建造供奉月亮神的神庙——塔庙。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塔庙越建越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在乌尔的地方要建一个空前的大塔庙，该工程需要在各部落村民中选出1500名能工巧匠日夜兼工做五年才能竣工。这些能工巧匠在五年之内要完全离开村庄离开农业生产，他们就成为在塔庙旁定居的第一批“准市民”。1500名工人需要生活资源，必然呼唤出第一批渐渐在塔庙旁定居下来的负责供给的小商贩。这些赚取差价利润的小商贩成为第二批“准市民”。
来自各部落的工人与小商贩，因为利益冲突、习俗相异、历史积怨、甚至男欢女爱等都可能引起械斗骚乱，这时候就会呼唤出建立秩序的强人。当时最佳人选是猎人。这种人技艺高强，走南闯北见识广交友多，能组织起一帮强人为大家制定公认的规则并维护规则的执行。倘有破坏规则不从者，他将立即用武力摆平。这就是第一位拥有公权力的城邦国王。
好了，第一位国王的第一段基因谱绘出来了：他是社会秩序的制定与维护者，是最初城市社会非常必需的；然而，他维护秩序的手段是暴力摆平，与黑社会老大的方式如出一辙，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一定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过度使用暴力，因此一开始就有着这种邪恶的品性。
城市故事继续延展。国王凭借权力集合众人，为城市建造大型公共工程——蓄水池、粮仓、广场、集市、作坊、水利工程、防御外侮的城墙，同时，也建造仅次于塔庙的大王宫供自己享受。
这样国王的第二段基因谱也绘出来了。城市之所以被称为是文明的孵化器，是因为它能大规模地集结众人的体能与智能，创造出村民不能成就的大工程以及文字、历法等城市的“软件工程”。这个集结者就是国王。因此，国王是文明孵化器的缔造者。同时，国王一定会用手中的大权去寻租，巧取豪夺当时最高端的生活资源，过着超越所有人的奢华生活。
综上所述，政治公权力自它诞生起，就兼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它能建立社会公共秩序并有效维护，能大规模集结众人而创造大工程以及精神产品成为人类文明的孵化器；另一方面，它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过度使用暴力（即孟德斯鸠说的滥用权力）及寻租致富（经济不公，即腐败）。这两者集合起来，便构成了公权力（帝王、政府、国家）的基因谱——必要的邪恶。
同理也能绘出商人自它誕生起的两重性基因图谱。第一重是，它造就了大规模的常态性的物的流动。没有物的流动就没有城市，就没有城市的任何大工程，因此商人也是构造文明孵化器的重要参与者。第二重是，商人在物的移动中赚取差价利润，其强烈的致富欲望驱使他们通过各种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无限的暴利。上述两重属性合二为一便是，商业利润权也与公权力一样是“必要的邪恶”。
“必要的邪恶”比“纯粹的恶”更难治
迄今，控制公权力“邪恶面”的对策是民主选举、分权制衡与舆论监督（包括温蒂的“骂总统”）。虽然颇有成效，但仍然有许多缺口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而致感染上“病毒”，而致失效。这等政治事故在今天的现实中屡见不鲜。
至于对老板权力 “邪恶面”的控制，政治制约那一套完全不适用。政治公权力可说是主权在民，而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权却不能说财权在民。迄今，经济学对这项权力的制约办法是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建立健全的商业和劳动法规。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诸多企业就像万邦林立的邦国，老板不敢放肆地滥用权力，否则他的邦国就会在优胜劣汰中灭亡。健全的商业与劳动法规，规范了适度利润，也规范了正当的劳资关系。这样，老板就不敢或不能绝对腐败了。然而，倘若市场出现了官商勾结的不公平竞争，倘若老板的财力能够操纵立法者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规，那么结果就是这两个制约就全都被解构了。这般解构在当今世上并非罕见，而且比比皆是。
呜呼！征服纯粹的恶尚可拼死一搏，而征服“必要的邪恶”，因为其必要，只能在“必要”与“邪恶”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于是必然留下许多缺口，让执掌政权与企业权的“黑客”施展才华，发明出层出不穷的新病毒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议。陪同我们的是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温蒂小姐。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她一路上不停地用尖锐的词语批评时任美国总统。
我很好奇：“温蒂，总统不是你们投票选出来的吗？怎么你老在骂他呢？”
“骂总统是爱国！”她语出惊人。“权力这东西不被管着就会胡来，所以要时时监督总统。”
“你批评总统他听不到，即便听到他也可以不理你，你又能奈何？这管什么用？”
“管用！我骂着，说明我在履行我监督的权力。大家都这么做了，就形成一种民意。总统及其团队在施政时就不得不考虑民意，不然他在白宫就呆不下去了！”
回国后不久，接到温蒂的来信，文字里喷发着愤懑与无奈。她告诉我，因为她采写的一篇新闻稿的观点与老板相左，老板不准见报，温蒂据理力争而与老板争吵了起来，她一激动骂了老板，结果被解雇了！
我觉得匪夷所思，给她回信问：“温蒂，你说骂总统不骂国家是爱国；按这个逻辑，你骂老板未骂报社应该属于爱报社的行为，为什么被开除了呢？”
温蒂对这个二律背反问题没有回答。我当时也没有继续追问，因为这与我的生活太不相干了。
然而没想到命运捉弄我，没过几年就让我旅居到了法国。尽管这里是现代民主制理论的发祥地，但仍然是一个“骂总统没事、骂老板要失业”的地方。
为什么总统可以骂得，而老板骂不得呢？
对总统的人文假设
在阅读蓝眼睛们写的关于政治权力属性的书本时，发现与我们黑眼睛所看到的迥然相异。
中国的政治文化认定政治权力是中性的，其执政结果完全由掌权者的个人品性所决定。若圣贤为天子，定出清明盛世，譬如尧舜禹等；反之，若昏君暴君当政，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譬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等。因此，数千年来中国人有个集体潜意识：祈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碰上個好皇帝。
西方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最早涉及政治权力属性的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513年成书）。《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要敢于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诫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习惯于混充善者，敢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因此有人说马基雅维利写了一本“恶棍手册”。他第一个为君主正名：纵使是英明君王的公权力，其本性也应该是“恶”的。
17世纪的英国人霍布斯认为，人类天性自私、暴戾、孤独，要有一个如利维坦（基督教中的利维坦即恶魔）似的威权来维护，人们共同需要的契约秩序，以恶制恶。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做过一个“人非天使”的著名假设。他说，人非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当然也不是天使。人的本性决定了权力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否则，就会从“必要的恶”转向“必然的恶”。他又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是首位明确地将“人非天使”引申到“政府是必要的恶”的思想家，因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设计。
到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君王、政府换成了同义的国家，他认为：“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波普尔在这里说的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指出，权力的滥用是无法根治的。
一言以蔽之，几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家对政治权力的假设完全不同于东方，他们指出，国家或政府的公权力其本性不是中性的，而是邪恶。这便是他们提出分权制制约的理论制高点。
然而，从孟德斯鸠到波普尔，他们只是说“权力会被滥用”而定性权力为邪恶。为什么权力会被滥用？并未甚解。为什么说政治权力是必要的？也无下文。
恍兮惚兮，惚兮恍兮……
对老板的人文假设
凭着在法国感性加理性的观察，我获得了一个如梦初醒的大悟：企业的运行制度竟然是典型的君王独裁制！一、老板的权力与君王一样是终身制，他可以天经地义地一直干到死才撒手放权。二、企业帝国最高权力的移交是世袭制，老板的儿子天经地义世袭当老板。三、一言九鼎的老板任免所有职员，与“皇帝朝廷命官制”别无二致。这样看来，法国人，或者说所有生活在民主制下的国民，过的是“一国两制”的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享受民主自由（可以自由地骂总统），在经济活动中却被迫接受独裁制（骂老板马上失业）。如此水火交加，会不会把精神撕裂？
奇怪的是，在西方历代思想家们（马克思除外）中，我没有见到谁批评老板的独裁制与邪恶秉性，莫非是我孤陋寡闻？
其实，对于每个个体，就利益攸关程度而言，老板远远大于总统。总统是虚，见不着；老板是实，可能天天要面对。总统出错，关系到的是一个阶层或者整个国家，某个个体未必有切肤之痛；可老板不喜欢你，就立竿见影地关系到你与你的家庭 “民以食为天”的生计了。因此，经济自由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不由得要问：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在颠覆政治独裁而设计现代民主制时，为什么没有扩展到颠覆经济领域的独裁制？
回到我们东方，我们从不说政治是邪恶的，但却鲜明地贬抑商人是不义的。中国的政治文化自战国开始就提出“重本抑末”（重农而抑商）的政策，而且这一政策整整延续了两千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竟要把商人当作犯人关起来。亚圣孟子说“为富不仁”。中国民间谚语称“为商必奸”。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商人的勾画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按照中国的人文预设，老板乃彻头彻尾的“邪恶”。中国人的仇商恨富心理，像盼好皇帝一样也是一种集体潜意识。
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曾被三分之一人类热烈拥戴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提出一个原则——剥夺剥夺者。资本家（老板）被他定义为邪恶的剥夺者，因此“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些剥夺者受贪得无厌地攫取利润的欲望所驱动，会大规模地盲目生产，造成生产过剩而引发一次次经济危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社会溃败而致使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接着，马克思开出了一个“剥夺剥夺者”的济世药方：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管理公有制。其美妙前景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物质财富如洪水般涌现，人人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享有充分自由的生活。
然而，半个多世纪轰轰烈烈的红色实践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倒是产生了两门反方向的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和权贵资本经济学。东欧、苏联治下的人们竟然选择了走回头路——总统依旧，老板依旧。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那也是允许“剥夺者”的老板复活（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接着还鼓励老板光荣地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于是出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经济奇迹。
此外，几千年的经济史一再证明，重商主义是国家崛起的秘笈。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证了老板在自由市场中获得私利时会派生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为社会谋取福祉。
更扑朔迷离的是，事实一再证明，经济领域只适合独裁式管理。所有私人企业的绝对权力不仅不绝对腐败，反倒非常具有竞争活力。以法国为例，凡受国家、工会等掣肘而被弱化了绝对权力的法国国有企业，个个半死不活，远远不如私人企业。
唏嘘，老板的独裁与自私重利却是无可厚非的！
在城市的起源处解码
温蒂的烦忧，把我的思考弄成了一堆乱码。
没想到，我在负责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主题馆之城市足迹馆的设计时，却意外地解码了。
城市足迹馆的第一厅是“城市起源厅”。我在阅读路易斯·芒福德等诸多城市史专家的著作后，整理出了一个五千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建造人类第一批城市的故事，特别是第一个国王、第一批商人是怎样被呼唤出来的有趣故事。这些故事意外地画出了政治统治权以及商业利润权之“必要邪恶”的基因谱。
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定居，共同的信仰促使各部落共同建造供奉月亮神的神庙——塔庙。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塔庙越建越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在乌尔的地方要建一个空前的大塔庙，该工程需要在各部落村民中选出1500名能工巧匠日夜兼工做五年才能竣工。这些能工巧匠在五年之内要完全离开村庄离开农业生产，他们就成为在塔庙旁定居的第一批“准市民”。1500名工人需要生活资源，必然呼唤出第一批渐渐在塔庙旁定居下来的负责供给的小商贩。这些赚取差价利润的小商贩成为第二批“准市民”。
来自各部落的工人与小商贩，因为利益冲突、习俗相异、历史积怨、甚至男欢女爱等都可能引起械斗骚乱，这时候就会呼唤出建立秩序的强人。当时最佳人选是猎人。这种人技艺高强，走南闯北见识广交友多，能组织起一帮强人为大家制定公认的规则并维护规则的执行。倘有破坏规则不从者，他将立即用武力摆平。这就是第一位拥有公权力的城邦国王。
好了，第一位国王的第一段基因谱绘出来了：他是社会秩序的制定与维护者，是最初城市社会非常必需的；然而，他维护秩序的手段是暴力摆平，与黑社会老大的方式如出一辙，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一定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过度使用暴力，因此一开始就有着这种邪恶的品性。
城市故事继续延展。国王凭借权力集合众人，为城市建造大型公共工程——蓄水池、粮仓、广场、集市、作坊、水利工程、防御外侮的城墙，同时，也建造仅次于塔庙的大王宫供自己享受。
这样国王的第二段基因谱也绘出来了。城市之所以被称为是文明的孵化器，是因为它能大规模地集结众人的体能与智能，创造出村民不能成就的大工程以及文字、历法等城市的“软件工程”。这个集结者就是国王。因此，国王是文明孵化器的缔造者。同时，国王一定会用手中的大权去寻租，巧取豪夺当时最高端的生活资源，过着超越所有人的奢华生活。
综上所述，政治公权力自它诞生起，就兼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它能建立社会公共秩序并有效维护，能大规模集结众人而创造大工程以及精神产品成为人类文明的孵化器；另一方面，它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过度使用暴力（即孟德斯鸠说的滥用权力）及寻租致富（经济不公，即腐败）。这两者集合起来，便构成了公权力（帝王、政府、国家）的基因谱——必要的邪恶。
同理也能绘出商人自它誕生起的两重性基因图谱。第一重是，它造就了大规模的常态性的物的流动。没有物的流动就没有城市，就没有城市的任何大工程，因此商人也是构造文明孵化器的重要参与者。第二重是，商人在物的移动中赚取差价利润，其强烈的致富欲望驱使他们通过各种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无限的暴利。上述两重属性合二为一便是，商业利润权也与公权力一样是“必要的邪恶”。
“必要的邪恶”比“纯粹的恶”更难治
迄今，控制公权力“邪恶面”的对策是民主选举、分权制衡与舆论监督（包括温蒂的“骂总统”）。虽然颇有成效，但仍然有许多缺口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而致感染上“病毒”，而致失效。这等政治事故在今天的现实中屡见不鲜。
至于对老板权力 “邪恶面”的控制，政治制约那一套完全不适用。政治公权力可说是主权在民，而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权却不能说财权在民。迄今，经济学对这项权力的制约办法是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建立健全的商业和劳动法规。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诸多企业就像万邦林立的邦国，老板不敢放肆地滥用权力，否则他的邦国就会在优胜劣汰中灭亡。健全的商业与劳动法规，规范了适度利润，也规范了正当的劳资关系。这样，老板就不敢或不能绝对腐败了。然而，倘若市场出现了官商勾结的不公平竞争，倘若老板的财力能够操纵立法者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规，那么结果就是这两个制约就全都被解构了。这般解构在当今世上并非罕见，而且比比皆是。
呜呼！征服纯粹的恶尚可拼死一搏，而征服“必要的邪恶”，因为其必要，只能在“必要”与“邪恶”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于是必然留下许多缺口，让执掌政权与企业权的“黑客”施展才华，发明出层出不穷的新病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