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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
搞后勤的好手，受到林彪重用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
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
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1940年，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供给部政治委员。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3年，邱会作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邱会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之一。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46年，中央调邱会作担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秘书人事组组长。后又派邱会作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第二十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工作。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委（不久后任政委）。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万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11月，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邱会作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看到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时，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坐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接到这个别墅来，陪同邱会作。不久，经林彪提名，邱会作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
为林彪效命，成了总后一霸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是很尊敬的。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此件下发后，影响极坏。
林彪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并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出，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万字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军队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公审时态度较好，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邱会作
在《认罪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作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
不久，他就被批准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1987年，邱会作的刑期就服满了。出狱后，他生活过得平淡、安宁。
邱会作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饭菜，很少用补养品。穿衣也很朴素，经常穿过去的旧衣服，不让家人给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说：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会作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长期以来，他养成了注意军人仪表的习惯，平时总是军装整齐，风纪扣紧扣，军帽端正。晚年的邱会作，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来，还是身板挺拔。由于他的心态比较好，心胸开阔，因此，他的身体与同被公审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
2002年，邱会作在北京逝世。
搞后勤的好手，受到林彪重用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
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
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1940年，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供给部政治委员。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3年，邱会作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邱会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之一。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46年，中央调邱会作担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秘书人事组组长。后又派邱会作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第二十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工作。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委（不久后任政委）。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万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11月，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邱会作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看到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时，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坐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接到这个别墅来，陪同邱会作。不久，经林彪提名，邱会作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
为林彪效命，成了总后一霸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是很尊敬的。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此件下发后，影响极坏。
林彪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并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出，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万字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军队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公审时态度较好，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邱会作
在《认罪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作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
不久，他就被批准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1987年，邱会作的刑期就服满了。出狱后，他生活过得平淡、安宁。
邱会作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饭菜，很少用补养品。穿衣也很朴素，经常穿过去的旧衣服，不让家人给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说：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会作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长期以来，他养成了注意军人仪表的习惯，平时总是军装整齐，风纪扣紧扣，军帽端正。晚年的邱会作，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来，还是身板挺拔。由于他的心态比较好，心胸开阔，因此，他的身体与同被公审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
2002年，邱会作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