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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绵延的吕梁山纵贯山西南北，西隔黄河与陕北相望，是由晋入陕的天然门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吕梁为腹地的晋绥根据地是阻敌西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是党中央部署支援前线、统筹后方的战略基地;也是延安联络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重要交通要道。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下了飞机后，习近平总书记乘车近两小时来到兴县蔡家崖村，向晋绥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参观晋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习近平总书记说，吕梁我是第一次来，我心里一直向往着晋绥根据地。
习近平总书记向往的晋绥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在这块革命的土地上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来了解那段烽火岁月。
最早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迅速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一二○师师部率三五八旅进入神池地区集结，在宁武、神池、朔县一带阻击敌人。一二○师三五九旅挺进五台、平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0月，一二○师政委关向应率领师政治、后勤机关和教导团共700余人到达岢岚，组成工作团分赴兴县、岚县、神池、静乐、岢岚、五寨、保德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到11月底，神池、宁武、平鲁、兴县、忻县等15个县共组织抗日武装1万多人，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各个战线友军抗击日军。12月，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在太原、忻县、文水、交城、静乐、岢岚等地，先后组成10支抗日游击支队，共8000余人。到1938年1月，一二○师由出发时的8200余人发展到2.5万余人，开辟了以管涔山为中心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关东军后宫师团黑田旅团两万兵力，向晋西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以强势兵力一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日军由大同南下，相继占领了晋西北的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7个县，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严峻形势，从1938年2月起，一二○师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破袭战，与日军激战20余天，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机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日军攻占的晋西北7座县城也全部收复。八路军不仅打垮了日军的围攻，而且把敌人赶到朔州、大同附近。这一胜利初步奠定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一二○师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会同当地党组织和民众抗日武装，广泛发动、武装群众，开展兵民结合的武装斗争。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武装自卫队和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指导在平绥铁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6月，一二○师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开赴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其后，日军前后10多次围攻大青山支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大青山支队坚持不懈与敌人做斗争，并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在游击区内部建立了抗日政权，巩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由此，晋绥抗日根据地向北扩大到绥远的包头、百灵庙、武川和陶林等地区。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国民党在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摩擦，特别是12月，阎锡山首先发难，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此，一二○师和山西新军部队给予坚决反击，彻底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反共顽固势力，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事变平息后，1940年4月，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达成停止武装冲突的划区抗日的协议，协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界，公路以南区域为阎军活动地区。至此，晋绥抗日根据地东临汾河，和晋察冀边区接壤;西靠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北起平绥铁路，到达绥远的百灵庙，和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相依;南括巍峨的吕梁山脉，延伸到晋西南地区，与晋冀鲁豫边区相呼应……包括了山西省西北部、绥远省东南部，纵长千里、横贯300里的广阔地区，成为华北抗战局势中的重要战略堡垒。
在日军入侵吕梁的岁月里，吕梁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同仇敌忾，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1938年3月15日，一二○师警备八团的一个营与离石游击队联合袭击了驻扎在离石山村的300多名日军，进行了一场号称“小平型关战”的袭击战。1938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薛公岭等处三战三捷。
1942年春，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施长达84天的春季大“扫荡”。抗日军民广泛采用袭击、伏击、阻击等游击战术，艰难奋战，终于粉碎了日军的“扫荡”。1942年5月和1943年10月，一二○师先后在兴县境内发动了田家会歼灭战和甄家庄歼灭战，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其中，田家会歼灭战是晋西北抗日军民在1941年至1942年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的战斗，也是抗战时期我军一个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更多的时候，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和不定期的“扫荡”，根据地民兵和武工队凭借着手中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斗智斗勇。这种劳武结合的战斗组织，凭借着地雷战、麻雀战、空洞战、联防战、围困战、伏击战、袭扰战、反围攻战等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处处打击日伪军。从1943年春开始，吕梁地区遵照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斗争。晋绥八分区作出重点围困交城山芝兰、岔口敌据点的行动部署，实行了全方位的“挤敌人”斗争，使被动局势发生根本好转。整个抗战期间，以吕梁为抗日主战场的晋绥边区军民英勇作战，毙伤日伪军10.7万余人，有力支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對日作战。 吕梁抗日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战胜了多种艰难困苦。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吕梁地区伤亡9.8万余人，占晋绥抗日根据地伤亡总数的近40%;吕梁地区人口由40万减少到25万。
党中央的前哨阵地和战略屏障
在战争年代，依靠吕梁山这一天然屏障，在艰苦的环境下，以吕梁为核心地带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是延安通往各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
这里是保卫党中央的战略屏障。从1938年至1942年，在历时4年之久的河防保卫战中，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歼灭日军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事物资，取得了黄河保卫战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突破黄河天险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安全。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60万之众，企图分三步夺取陕甘宁边区。6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一二○师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回师陕甘宁边区。7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冀中军区、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以增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中共中央在军事上部署反击力量的同时，在政治上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我军已有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闪击延安的企图宣告破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积极发动内战。1946年11月，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解放区的同时，胡宗南又调集军队准备偷袭延安。在洞悉国民党军的阴谋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委派彭德怀、习仲勋东渡黄河，于1946年12月16日在离石高家沟村召开了晋陕联防高级军事会议。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参加了会议。会上，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陕甘宁与晋绥联合作战的决定，同时传达了关于吕梁战役的决定。高家沟会议之后，吕梁战役大捷。1947年1月，根据会议部署，我军又发起汾孝战役并取得胜利。我军发起的吕梁战役、汾孝战役，在短短2个多月歼敌2.1万余人，解放9座城市及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贺龙先后命令由一二○师组成的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由吕梁军区部队组成的第七纵队于1946年11月、1947年3月、1947年8月和1948年8月开赴西北战场，对保卫党中央，确保西北战场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里是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不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还大肆破坏我地下交通线，延安同各地的联系被悉数封锁，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吕梁地区成为延安联络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比较安全的通道。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2年，晋绥军区在过去交通线的基础上，在吕梁区域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北线、中线、南线3条秘密交通线，被誉为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0月至1945年年底，我交通大队分别以公开掩护、秘密护送、武装护送等方式，共护送从别的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再折返的干部达2852人。其中，中共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27人，党、政、军主要干部800余人，包括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荣桓、陈毅、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陆定一、蔡畅、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为陆续过境的5万余部队提供了侦察、警戒、向导等便利条件;接送了大批抗日团体人员、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及抗大师生等;传送了许多重要文件、书刊;运送枪炮弹药、医疗器械、通信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计1000余吨。
这里是支援陕甘宁边区和西北战场的战略后方。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成了党中央转战陕北、解放全国的大后方。在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最困难的时期，晋绥边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援助。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25万大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实施战略转移。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在吕梁驻扎一年，发挥了中央参谋部、后勤部的作用;刘少奇、朱德等所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所率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此间，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率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入驻吕梁，整合了陕甘宁、晋绥两区力量，实现了党政军的有机统一，对全力支援并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习仲勋所说：“抗战以来我们这两个地区便紧密的联结在一起，四七年七月以后更是实际上完全成为一体。”“可以说，当时没有晋绥边区的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梁驻扎的部队和上级机关干部多达10多万人;从1940年至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至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了70%。解放战争时期，吕梁作为晋绥边区的腹地，承担了供给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部队资金、物资等支出的主要任务。1947年9月至11月，为西北野战军运送粮食281万公斤。1947年10月24日，为西北野战军筹备运送棉衣6.5万套、棉鞋16万双、棉被2500床。在西北战场的支前中，动员战勤民工120万人（次），付出工日373万个，畜工262万个。仅榆林战役中，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32万人次）投入运粮队伍。1949年春，随着我军解放城市的增加，接管干部严重不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吕梁区域先后抽调1087名区级以上干部，组成1套地级班子、5套半县级班子、23套区级班子分赴陕西、青海、宁夏、四川、云南、湖北、福建等地开展工作。吕梁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诞生英雄儿女与光辉著作的地方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吕梁儿女前赴后继，顽强奋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涌现出以刘胡兰、刘少白等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吕梁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伟大品格。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945年，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成为候补党员，当时她才14岁。
1946年秋，阎锡山的军队开进云周西村。1947年1月12日，由于叛徒出卖，刘胡兰和其他6个人被捕。刘胡兰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后，深受感动，心情也非常沉痛，挥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题词稿因战争关系不慎遗失。1957年1月9日，应共青团山西省委所请，毛泽东第二次为刘胡兰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领导机关，告别陕北，从吴堡縣川口渡口东渡黄河。毛泽东再渡黄河，是要取道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去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4月1日，毛泽东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晋绥区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执行、经验教训进行了一些总结，同时介绍了全国的形势，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提高了人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为我们党的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对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二天，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大家纷纷向毛泽东请教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阐述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毛泽东的即兴谈话被整理出来，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题，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成为指导新闻工作的光辉著作。
艰苦的战争岁月虽然远去，伟大的精神却可以穿越时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吕梁精神仍然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吕梁考察时说：“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吕梁，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下了飞机后，习近平总书记乘车近两小时来到兴县蔡家崖村，向晋绥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参观晋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习近平总书记说，吕梁我是第一次来，我心里一直向往着晋绥根据地。
习近平总书记向往的晋绥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在这块革命的土地上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来了解那段烽火岁月。
最早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迅速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一二○师师部率三五八旅进入神池地区集结，在宁武、神池、朔县一带阻击敌人。一二○师三五九旅挺进五台、平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0月，一二○师政委关向应率领师政治、后勤机关和教导团共700余人到达岢岚，组成工作团分赴兴县、岚县、神池、静乐、岢岚、五寨、保德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到11月底，神池、宁武、平鲁、兴县、忻县等15个县共组织抗日武装1万多人，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各个战线友军抗击日军。12月，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在太原、忻县、文水、交城、静乐、岢岚等地，先后组成10支抗日游击支队，共8000余人。到1938年1月，一二○师由出发时的8200余人发展到2.5万余人，开辟了以管涔山为中心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关东军后宫师团黑田旅团两万兵力，向晋西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以强势兵力一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日军由大同南下，相继占领了晋西北的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7个县，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严峻形势，从1938年2月起，一二○师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破袭战，与日军激战20余天，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机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日军攻占的晋西北7座县城也全部收复。八路军不仅打垮了日军的围攻，而且把敌人赶到朔州、大同附近。这一胜利初步奠定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一二○师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会同当地党组织和民众抗日武装，广泛发动、武装群众，开展兵民结合的武装斗争。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武装自卫队和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指导在平绥铁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6月，一二○师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开赴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其后，日军前后10多次围攻大青山支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大青山支队坚持不懈与敌人做斗争，并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在游击区内部建立了抗日政权，巩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由此，晋绥抗日根据地向北扩大到绥远的包头、百灵庙、武川和陶林等地区。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国民党在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摩擦，特别是12月，阎锡山首先发难，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此，一二○师和山西新军部队给予坚决反击，彻底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反共顽固势力，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事变平息后，1940年4月，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达成停止武装冲突的划区抗日的协议，协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界，公路以南区域为阎军活动地区。至此，晋绥抗日根据地东临汾河，和晋察冀边区接壤;西靠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北起平绥铁路，到达绥远的百灵庙，和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相依;南括巍峨的吕梁山脉，延伸到晋西南地区，与晋冀鲁豫边区相呼应……包括了山西省西北部、绥远省东南部，纵长千里、横贯300里的广阔地区，成为华北抗战局势中的重要战略堡垒。
在日军入侵吕梁的岁月里，吕梁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同仇敌忾，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1938年3月15日，一二○师警备八团的一个营与离石游击队联合袭击了驻扎在离石山村的300多名日军，进行了一场号称“小平型关战”的袭击战。1938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薛公岭等处三战三捷。
1942年春，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施长达84天的春季大“扫荡”。抗日军民广泛采用袭击、伏击、阻击等游击战术，艰难奋战，终于粉碎了日军的“扫荡”。1942年5月和1943年10月，一二○师先后在兴县境内发动了田家会歼灭战和甄家庄歼灭战，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其中，田家会歼灭战是晋西北抗日军民在1941年至1942年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的战斗，也是抗战时期我军一个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更多的时候，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和不定期的“扫荡”，根据地民兵和武工队凭借着手中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斗智斗勇。这种劳武结合的战斗组织，凭借着地雷战、麻雀战、空洞战、联防战、围困战、伏击战、袭扰战、反围攻战等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处处打击日伪军。从1943年春开始，吕梁地区遵照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斗争。晋绥八分区作出重点围困交城山芝兰、岔口敌据点的行动部署，实行了全方位的“挤敌人”斗争，使被动局势发生根本好转。整个抗战期间，以吕梁为抗日主战场的晋绥边区军民英勇作战，毙伤日伪军10.7万余人，有力支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對日作战。 吕梁抗日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战胜了多种艰难困苦。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吕梁地区伤亡9.8万余人，占晋绥抗日根据地伤亡总数的近40%;吕梁地区人口由40万减少到25万。
党中央的前哨阵地和战略屏障
在战争年代，依靠吕梁山这一天然屏障，在艰苦的环境下，以吕梁为核心地带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是延安通往各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
这里是保卫党中央的战略屏障。从1938年至1942年，在历时4年之久的河防保卫战中，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歼灭日军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事物资，取得了黄河保卫战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突破黄河天险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安全。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60万之众，企图分三步夺取陕甘宁边区。6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一二○师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回师陕甘宁边区。7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冀中军区、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以增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中共中央在军事上部署反击力量的同时，在政治上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我军已有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闪击延安的企图宣告破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积极发动内战。1946年11月，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解放区的同时，胡宗南又调集军队准备偷袭延安。在洞悉国民党军的阴谋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委派彭德怀、习仲勋东渡黄河，于1946年12月16日在离石高家沟村召开了晋陕联防高级军事会议。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参加了会议。会上，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陕甘宁与晋绥联合作战的决定，同时传达了关于吕梁战役的决定。高家沟会议之后，吕梁战役大捷。1947年1月，根据会议部署，我军又发起汾孝战役并取得胜利。我军发起的吕梁战役、汾孝战役，在短短2个多月歼敌2.1万余人，解放9座城市及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贺龙先后命令由一二○师组成的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由吕梁军区部队组成的第七纵队于1946年11月、1947年3月、1947年8月和1948年8月开赴西北战场，对保卫党中央，确保西北战场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里是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不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还大肆破坏我地下交通线，延安同各地的联系被悉数封锁，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吕梁地区成为延安联络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比较安全的通道。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2年，晋绥军区在过去交通线的基础上，在吕梁区域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北线、中线、南线3条秘密交通线，被誉为通往延安的“钢铁走廊”。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0月至1945年年底，我交通大队分别以公开掩护、秘密护送、武装护送等方式，共护送从别的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再折返的干部达2852人。其中，中共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27人，党、政、军主要干部800余人，包括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荣桓、陈毅、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陆定一、蔡畅、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为陆续过境的5万余部队提供了侦察、警戒、向导等便利条件;接送了大批抗日团体人员、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及抗大师生等;传送了许多重要文件、书刊;运送枪炮弹药、医疗器械、通信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计1000余吨。
这里是支援陕甘宁边区和西北战场的战略后方。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成了党中央转战陕北、解放全国的大后方。在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最困难的时期，晋绥边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援助。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25万大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实施战略转移。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在吕梁驻扎一年，发挥了中央参谋部、后勤部的作用;刘少奇、朱德等所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所率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此间，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率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入驻吕梁，整合了陕甘宁、晋绥两区力量，实现了党政军的有机统一，对全力支援并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习仲勋所说：“抗战以来我们这两个地区便紧密的联结在一起，四七年七月以后更是实际上完全成为一体。”“可以说，当时没有晋绥边区的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梁驻扎的部队和上级机关干部多达10多万人;从1940年至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至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了70%。解放战争时期，吕梁作为晋绥边区的腹地，承担了供给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部队资金、物资等支出的主要任务。1947年9月至11月，为西北野战军运送粮食281万公斤。1947年10月24日，为西北野战军筹备运送棉衣6.5万套、棉鞋16万双、棉被2500床。在西北战场的支前中，动员战勤民工120万人（次），付出工日373万个，畜工262万个。仅榆林战役中，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32万人次）投入运粮队伍。1949年春，随着我军解放城市的增加，接管干部严重不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吕梁区域先后抽调1087名区级以上干部，组成1套地级班子、5套半县级班子、23套区级班子分赴陕西、青海、宁夏、四川、云南、湖北、福建等地开展工作。吕梁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诞生英雄儿女与光辉著作的地方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吕梁儿女前赴后继，顽强奋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涌现出以刘胡兰、刘少白等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吕梁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伟大品格。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945年，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成为候补党员，当时她才14岁。
1946年秋，阎锡山的军队开进云周西村。1947年1月12日，由于叛徒出卖，刘胡兰和其他6个人被捕。刘胡兰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后，深受感动，心情也非常沉痛，挥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题词稿因战争关系不慎遗失。1957年1月9日，应共青团山西省委所请，毛泽东第二次为刘胡兰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领导机关，告别陕北，从吴堡縣川口渡口东渡黄河。毛泽东再渡黄河，是要取道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去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4月1日，毛泽东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晋绥区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执行、经验教训进行了一些总结，同时介绍了全国的形势，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提高了人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为我们党的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对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二天，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大家纷纷向毛泽东请教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阐述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毛泽东的即兴谈话被整理出来，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题，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成为指导新闻工作的光辉著作。
艰苦的战争岁月虽然远去，伟大的精神却可以穿越时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吕梁精神仍然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吕梁考察时说：“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吕梁，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