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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大栅栏、鲜鱼口，你们就是我的过去。每当迷茫的时候，我总会来这儿找到方向。我想，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或者国家，将看不到未来。”
今天晚上，我就站在前门箭楼的北面向南看，月亮顶在它的头上，几个游人从门洞里穿行。来自西北的风经过这里，历史也经过这里。
前门南侧，东西两片是著名的历史街区，西边的是大栅栏，东边的是鲜鱼口。我小的时候就住在大栅栏110多条胡同中的一条。第一次走在胡同中的感觉是：一定找不到家了，胡同与胡同相连。走在其中就像小孩子走在青纱帐里，让你不知身在何处。这一年我11岁，第一次从河北一个小村子来到了这儿。
36号院里的侯奶奶
我住的院子门口装有一个小木箱子，写着36号。每天早上，送奶工会将玻璃瓶装的牛奶放在里边，顺便将昨天的空瓶子带走。打开瓶盖里的油纸，牛奶上会漂着一层黄色的油。我不爱喝牛奶，有时强喝，有时则将剩下的一大半偷偷地倒进外面的下水道，余下的就好喝下去了。
这个院子与其它院子一样，都是小四合院或者三合院，房间极小，一方面因为这一带的地皮贵重，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它的用途，第三方面是主人的改变。
地皮贵重则是因为此地区自明代1420年起就成了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它的用途主要是出租给来此地做生意的商人居住，或者作为旅馆、车店经营，或者做为大烟馆，或者做为一、二、三等的妓院。
大院子或者豪门也杂居其中，如今天尚在的四大名旦的故居、清代文人李渔故居等。原来这些院子大多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户主，之后一个院子就固定分给了许多户。
30年前，我就是这许多户中的一户。那时家家门前放着一个小煤炉子，几乎同时在院里炒菜做饭。我一个人住在里面，不爱做饭，就跟着邻居侯老太太一起吃。我叫她奶奶，我们这些几乎同龄的伙伴们都叫她奶奶。“奶奶”似乎成了她的名字。
老人家是个老北京，是京剧迷。在她一个月只挣五块钱的时候，梅兰芳在开明戏院唱戏，一场门票一块五，她可看两场。80年代初，我陪她去吉祥戏院看过几场，慢慢地也喜欢上了京剧。
老人家的女儿上学，后来出嫁了，就剩她一个人过活。她为街道的印刷厂糊医院用的纸袋，有同仁堂的，有人民医院的，也有档案袋。我每天下班后就与她一起将当天糊好的这些小袋子按一百个一叠装好，放在一个小车里，再送到100米远的小印刷厂，同时也取回新的活计。晚上，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伙伴们就挤满了这间小屋，大家一边听收音机、聊天，一边熟练地糊纸袋。地方小，放不下这么多人，大家就轮流上。每天晚上，欢声笑语冲出这间小屋，冲到了胡同，冲到了那高高的前门。
待这个院子所有人都上班去了，老人还要代管所有人家的煤炉子。炉子排开共有五个，她既不能让它们灭了，又不能让炉火太旺，以免费煤。“孩子在屋里，我不管了，我走了。”一家女主人对老奶奶说。老奶奶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孩子出去玩一会儿，然后回到奶奶家喝水。如果小孩带几个外面孩子来自己家玩，那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往往玩得家里乱作一团，奶奶见了通通骂走。有的人家来了亲戚，奶奶又没有见过，就会问他：“你要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在哪儿工作？多大了？”说对了，奶奶就会热情招待。
二三十年后，我的亲戚还总问我奶奶怎样了，我说不在了，他们会说“不会吧，身体不错啊，好人啊”，好像好人都应当有长长的寿命似的。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而奶奶已经六七十岁了。在他们问我的时候，如果奶奶仍在，应当过百了。奶奶后来跟着女儿，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90岁时，她晚上吃了少许的饭，然后上床睡觉，在梦中安然地离开了我们。
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环境中，我没有感到人太多、空间太挤。我想，在一个信用危机、人情淡薄的大空间里，人们才会感觉到彼此“距离”太近。我一直想着奶奶，我爱她。我们这个院子，甚至旁边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深深地爱过她。
我不知道在这一百多条胡同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奶奶，但是我相信，会有许多。
珠市口电影院
80年代，我临时离开胡同住到了三环，期间一两年回来一次，每回来一次都发现巨大的变化，呆几天也会发现些小的变化。两广路一下子宽了一倍多；路南的开明戏院，也就是后来的珠市口电影院没了。在这个电影院中，我曾消磨了几年无聊的时光。那个时候的电影票五分钱一张，我的工资是42元，感觉不到看电影有太大的负担。有一种夜场，从晚上九点一直放映到第二天六点，我每个周六的晚上都在看这种夜场。
记不得具体时间了，只记得当我看到珠市口电影院变成了工地时，我一下子傻了。后来，我在网上找拍过它照片的人，有一个大我一岁的先生，特意洗印了一大张彩色照片，装裱好给我。他说，他会将这张照片送给所有我们同龄的、在这儿看过电影的人。
一个社区的公共建筑，特别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起就成为这一片居民文化消费的共有的建筑，与居民的爱好、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此时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也成了“老奶奶”，在我们的心里挥之不去，何况我们不会有人“挥之”。
“凭什么不爱？”
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建于1937年的老影院的消失，使我开始关注全国各地的老影院及至老祠堂、老会馆、老店铺、老房子、老街区。
2003年，我开始仔细地“观”我居住了几十年的这一片胡同，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推开一扇扇大门，与这些老邻居们聊天。他们指给我看：那儿漏雨了，那儿换了砖瓦，谁家搬走了，谁家搬回来了。我问一个儿时伙伴，你爱这儿吗？他说：“你说我凭什么不爱？”作家张洁女士说过，“爱是不能忘记的”。是的，凭什么不爱？
走在苏州的平江路，走在襄阳汉江边上的老码头傍的陈老巷，走在天津的老租界区，走在陕西深山的唐陵古道，看着苍茫暮色中的枯草，看着新的春天中的杨柳……走过的，看过的，想过的，所有价值评判的坐标似乎就在眼前这座“前门楼子”身上。
前门、大栅栏、鲜鱼口，你们就是我的过去。每当迷茫的时候，我总会来这儿找到方向。晚安，我的前门，我的大栅栏，我的鲜鱼口及我的祖先与我的祖国。我想，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或者国家，将看不到未来。
（作者张金起，作家，近年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倡导成立了“老北京拍记队”与“中国记忆网”，著有《海峡两岸的寻找》、《八大胡同尘缘旧事》等。）
今天晚上，我就站在前门箭楼的北面向南看，月亮顶在它的头上，几个游人从门洞里穿行。来自西北的风经过这里，历史也经过这里。
前门南侧，东西两片是著名的历史街区，西边的是大栅栏，东边的是鲜鱼口。我小的时候就住在大栅栏110多条胡同中的一条。第一次走在胡同中的感觉是：一定找不到家了，胡同与胡同相连。走在其中就像小孩子走在青纱帐里，让你不知身在何处。这一年我11岁，第一次从河北一个小村子来到了这儿。
36号院里的侯奶奶
我住的院子门口装有一个小木箱子，写着36号。每天早上，送奶工会将玻璃瓶装的牛奶放在里边，顺便将昨天的空瓶子带走。打开瓶盖里的油纸，牛奶上会漂着一层黄色的油。我不爱喝牛奶，有时强喝，有时则将剩下的一大半偷偷地倒进外面的下水道，余下的就好喝下去了。
这个院子与其它院子一样，都是小四合院或者三合院，房间极小，一方面因为这一带的地皮贵重，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它的用途，第三方面是主人的改变。
地皮贵重则是因为此地区自明代1420年起就成了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它的用途主要是出租给来此地做生意的商人居住，或者作为旅馆、车店经营，或者做为大烟馆，或者做为一、二、三等的妓院。
大院子或者豪门也杂居其中，如今天尚在的四大名旦的故居、清代文人李渔故居等。原来这些院子大多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户主，之后一个院子就固定分给了许多户。
30年前，我就是这许多户中的一户。那时家家门前放着一个小煤炉子，几乎同时在院里炒菜做饭。我一个人住在里面，不爱做饭，就跟着邻居侯老太太一起吃。我叫她奶奶，我们这些几乎同龄的伙伴们都叫她奶奶。“奶奶”似乎成了她的名字。
老人家是个老北京，是京剧迷。在她一个月只挣五块钱的时候，梅兰芳在开明戏院唱戏，一场门票一块五，她可看两场。80年代初，我陪她去吉祥戏院看过几场，慢慢地也喜欢上了京剧。
老人家的女儿上学，后来出嫁了，就剩她一个人过活。她为街道的印刷厂糊医院用的纸袋，有同仁堂的，有人民医院的，也有档案袋。我每天下班后就与她一起将当天糊好的这些小袋子按一百个一叠装好，放在一个小车里，再送到100米远的小印刷厂，同时也取回新的活计。晚上，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伙伴们就挤满了这间小屋，大家一边听收音机、聊天，一边熟练地糊纸袋。地方小，放不下这么多人，大家就轮流上。每天晚上，欢声笑语冲出这间小屋，冲到了胡同，冲到了那高高的前门。
待这个院子所有人都上班去了，老人还要代管所有人家的煤炉子。炉子排开共有五个，她既不能让它们灭了，又不能让炉火太旺，以免费煤。“孩子在屋里，我不管了，我走了。”一家女主人对老奶奶说。老奶奶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孩子出去玩一会儿，然后回到奶奶家喝水。如果小孩带几个外面孩子来自己家玩，那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往往玩得家里乱作一团，奶奶见了通通骂走。有的人家来了亲戚，奶奶又没有见过，就会问他：“你要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在哪儿工作？多大了？”说对了，奶奶就会热情招待。
二三十年后，我的亲戚还总问我奶奶怎样了，我说不在了，他们会说“不会吧，身体不错啊，好人啊”，好像好人都应当有长长的寿命似的。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而奶奶已经六七十岁了。在他们问我的时候，如果奶奶仍在，应当过百了。奶奶后来跟着女儿，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90岁时，她晚上吃了少许的饭，然后上床睡觉，在梦中安然地离开了我们。
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亲近的环境中，我没有感到人太多、空间太挤。我想，在一个信用危机、人情淡薄的大空间里，人们才会感觉到彼此“距离”太近。我一直想着奶奶，我爱她。我们这个院子，甚至旁边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深深地爱过她。
我不知道在这一百多条胡同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奶奶，但是我相信，会有许多。
珠市口电影院
80年代，我临时离开胡同住到了三环，期间一两年回来一次，每回来一次都发现巨大的变化，呆几天也会发现些小的变化。两广路一下子宽了一倍多；路南的开明戏院，也就是后来的珠市口电影院没了。在这个电影院中，我曾消磨了几年无聊的时光。那个时候的电影票五分钱一张，我的工资是42元，感觉不到看电影有太大的负担。有一种夜场，从晚上九点一直放映到第二天六点，我每个周六的晚上都在看这种夜场。
记不得具体时间了，只记得当我看到珠市口电影院变成了工地时，我一下子傻了。后来，我在网上找拍过它照片的人，有一个大我一岁的先生，特意洗印了一大张彩色照片，装裱好给我。他说，他会将这张照片送给所有我们同龄的、在这儿看过电影的人。
一个社区的公共建筑，特别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起就成为这一片居民文化消费的共有的建筑，与居民的爱好、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此时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也成了“老奶奶”，在我们的心里挥之不去，何况我们不会有人“挥之”。
“凭什么不爱？”
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建于1937年的老影院的消失，使我开始关注全国各地的老影院及至老祠堂、老会馆、老店铺、老房子、老街区。
2003年，我开始仔细地“观”我居住了几十年的这一片胡同，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推开一扇扇大门，与这些老邻居们聊天。他们指给我看：那儿漏雨了，那儿换了砖瓦，谁家搬走了，谁家搬回来了。我问一个儿时伙伴，你爱这儿吗？他说：“你说我凭什么不爱？”作家张洁女士说过，“爱是不能忘记的”。是的，凭什么不爱？
走在苏州的平江路，走在襄阳汉江边上的老码头傍的陈老巷，走在天津的老租界区，走在陕西深山的唐陵古道，看着苍茫暮色中的枯草，看着新的春天中的杨柳……走过的，看过的，想过的，所有价值评判的坐标似乎就在眼前这座“前门楼子”身上。
前门、大栅栏、鲜鱼口，你们就是我的过去。每当迷茫的时候，我总会来这儿找到方向。晚安，我的前门，我的大栅栏，我的鲜鱼口及我的祖先与我的祖国。我想，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或者国家，将看不到未来。
（作者张金起，作家，近年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倡导成立了“老北京拍记队”与“中国记忆网”，著有《海峡两岸的寻找》、《八大胡同尘缘旧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