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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商和儒商精神的基本内涵
儒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人类型，是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儒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或商业精神，即儒商精神。这种精神既区别于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确立起来的西方商业精神，也不同于犹太商业精神、阿拉伯商业精神。它是儒家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的有机结合，强调以儒家理念经营实业，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以仁义为立身之本，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以义制利、以诚待人。
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儒商精神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曾经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证明了儒商精神有其积极合理的成分。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商精神的价值，揭示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意义，对提高我国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儒商精神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１、“以人为本”的精神，能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一种人力资源意识。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是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的著名命题，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后来的儒家都认同于“人为贵”这个命题。例如，孟子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的“良贵”（《孟子·告子上》），荀子则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荀子·王制》）。其后，无论汉儒从道德、社会人事方面讲“人为贵”，抑或宋儒从智能方面讲“人为贵”，并从二气相荡化生万物的体察中得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为灵”（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结论，都从不同的历史画卷投射了儒家对人的问题的充分关注，以及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高度重视。
儒商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今天的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力资源在现代企业中，是最具有潜力，也是最具有弹性的。员工个人的工作热情、工作态度、对组织的认同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管理者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将人力资源当中蕴藏的一切力量都挖掘和发挥出来，实行人本管理。首先，要尊重员工、信任员工，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例如在摩托罗拉，对人的尊重主要通过“肯定个人尊严”理念与活动体现出来。公司把人的尊严定义为：实质性的工作；了解成功的条件；有充分的培训并能胜任工作；在公司有明确的个人前途；及时中肯的反馈；无偏见的工作环境等。通过方方面面的措施，赢得了员工对公司的热爱，这极大地发挥员工的潜能，并获得巨大的回报。其次，让员工参与管理，使他们感到被上级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在制造产品之前，首先造就人才。”“松下”的“造人”确有一套办法：对派往海外的外国雇员，特别请到日本培训；对各类人员分批培训。最后，应和员工分享利益，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纽带。即根据组织绩效确定员工报酬，将参与管理与经济奖励联系起来，参与是利益共享计划的组成部分，它的成效取决于员工的认真投入和合作。分享利益现在最流行的是员工持股，员工可以拥有他们所在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并且对公司的经营有发言权。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实行了员工股份合作制的公司，要比竞争对手在雇工增长率和销售增长率两方面均有大幅度提高。
２、“以义取利”的精神，能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一种经营理念。
人们往往根据孟子“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以及宋儒的一些说法，便认定儒学重义轻利，排斥商业。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比如，在后人眼里，孔子好象只讲“义”，不讲“利”。其实，孔子也讲“利”，只是孔子讲的“利”是“义”的基础上“利”，不是见利忘义，而是见利思义。其实，《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又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
孔子的义利观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是经济组织而非慈善机构，企业必须旗帜鲜明的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应“取之有道”，无须“耻言利”。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管理的目的，不要只限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更不能将其绝对化，而应义利结合，以义取利，在谋求利润的同时，要力所能及地承担环保、就业、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如埃克森石油公司，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支出就有数亿美元。公司建立埃克森教育基金会支持教育事业，还通过捐助非盈利性组织来支持及满足重大的社会需求。
“以义取利”也包括行为上的“诚信”，即在市场经营中强调“信誉第一，用户至上”的意识，向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在同类商品竞争激烈的今天，广大消费者日益挑剔，顾客就是上帝，稍有不慎，得罪了上帝，那等于在砸企业自己的饭碗。
３、“和为贵”、“变则通”的精神，为现代企业管理营造一种良好的人际环境。
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精辟论断。荀子也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富国》）。因此，“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天命章》）。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和”，即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平衡，是高度和谐、至善至美的一种境界。
“尚中贵和”，注重和谐经营，和气生财，是儒商共同认可并积极遵循的商业经营之道。这是儒商精神和西方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思想的一个明显区别。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的生财之点，而不提倡你死我活，相互吞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企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土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海外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企业欲在全球竞争中确保其生存，必须形成一种兼有竞争与合作功能的新型组织———战略联盟，使得不同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二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淡化内部消耗性竞争，注重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解决冲突，提高企业效率，促进企业的变革、创新。三是对顾客的态度要和气，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方便顾客，诚恳相待，和气生财。海尔的“首先卖信誉，其次卖产品”、“用户永远是对的”和“把用户的烦恼降为零”的经营理念中都处处显示出对顾客的真诚。
儒商精神注重“和”，但并不僵化。它一方面强调要待人以“和”，另一方面注重处事以通。它以儒家文化中的“穷则变，变则通”的精神为指导，在经营中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格局和陈规，能因时因势而变，从而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４、“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为现代企业管理注入奋发向上的动力。
儒家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事业功名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主张除旧布新，赞扬自强不息。《札记·大学》中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大传·革卦》中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儒家认为，《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华民族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锤炼出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企业文化，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孟泰精神”、６０年代的“铁人精神”，到８０年代的“二汽精神”、９０年代的“海尔精神”、“长虹精神”、“联想精神”等，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怨天，不忧人，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勇攀高峰，无所畏惧，构成了我国企业文化拼搏向上的基调。
三、批判继承儒商精神为现代企业管理服务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财富，也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不利的影响，如提倡一味忍让，阻碍改革创新；分配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搞平均主义，挫伤积极性；在管理中过分重视精神激励，忽视物质刺激，缺乏利益机制，权、责、利不能统一；实行自我封闭，排斥现代公关等。这些不利因素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成为管理创新的桎梏。因此，我们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儒商精神的积极因素，提升我国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同时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文化。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
儒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人类型，是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儒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或商业精神，即儒商精神。这种精神既区别于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确立起来的西方商业精神，也不同于犹太商业精神、阿拉伯商业精神。它是儒家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的有机结合，强调以儒家理念经营实业，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以仁义为立身之本，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以义制利、以诚待人。
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儒商精神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曾经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证明了儒商精神有其积极合理的成分。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商精神的价值，揭示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意义，对提高我国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儒商精神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１、“以人为本”的精神，能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一种人力资源意识。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是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的著名命题，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后来的儒家都认同于“人为贵”这个命题。例如，孟子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的“良贵”（《孟子·告子上》），荀子则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荀子·王制》）。其后，无论汉儒从道德、社会人事方面讲“人为贵”，抑或宋儒从智能方面讲“人为贵”，并从二气相荡化生万物的体察中得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为灵”（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结论，都从不同的历史画卷投射了儒家对人的问题的充分关注，以及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高度重视。
儒商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今天的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力资源在现代企业中，是最具有潜力，也是最具有弹性的。员工个人的工作热情、工作态度、对组织的认同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管理者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将人力资源当中蕴藏的一切力量都挖掘和发挥出来，实行人本管理。首先，要尊重员工、信任员工，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例如在摩托罗拉，对人的尊重主要通过“肯定个人尊严”理念与活动体现出来。公司把人的尊严定义为：实质性的工作；了解成功的条件；有充分的培训并能胜任工作；在公司有明确的个人前途；及时中肯的反馈；无偏见的工作环境等。通过方方面面的措施，赢得了员工对公司的热爱，这极大地发挥员工的潜能，并获得巨大的回报。其次，让员工参与管理，使他们感到被上级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在制造产品之前，首先造就人才。”“松下”的“造人”确有一套办法：对派往海外的外国雇员，特别请到日本培训；对各类人员分批培训。最后，应和员工分享利益，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纽带。即根据组织绩效确定员工报酬，将参与管理与经济奖励联系起来，参与是利益共享计划的组成部分，它的成效取决于员工的认真投入和合作。分享利益现在最流行的是员工持股，员工可以拥有他们所在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并且对公司的经营有发言权。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实行了员工股份合作制的公司，要比竞争对手在雇工增长率和销售增长率两方面均有大幅度提高。
２、“以义取利”的精神，能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一种经营理念。
人们往往根据孟子“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以及宋儒的一些说法，便认定儒学重义轻利，排斥商业。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比如，在后人眼里，孔子好象只讲“义”，不讲“利”。其实，孔子也讲“利”，只是孔子讲的“利”是“义”的基础上“利”，不是见利忘义，而是见利思义。其实，《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又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
孔子的义利观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是经济组织而非慈善机构，企业必须旗帜鲜明的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应“取之有道”，无须“耻言利”。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管理的目的，不要只限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更不能将其绝对化，而应义利结合，以义取利，在谋求利润的同时，要力所能及地承担环保、就业、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如埃克森石油公司，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支出就有数亿美元。公司建立埃克森教育基金会支持教育事业，还通过捐助非盈利性组织来支持及满足重大的社会需求。
“以义取利”也包括行为上的“诚信”，即在市场经营中强调“信誉第一，用户至上”的意识，向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在同类商品竞争激烈的今天，广大消费者日益挑剔，顾客就是上帝，稍有不慎，得罪了上帝，那等于在砸企业自己的饭碗。
３、“和为贵”、“变则通”的精神，为现代企业管理营造一种良好的人际环境。
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精辟论断。荀子也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富国》）。因此，“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天命章》）。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和”，即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平衡，是高度和谐、至善至美的一种境界。
“尚中贵和”，注重和谐经营，和气生财，是儒商共同认可并积极遵循的商业经营之道。这是儒商精神和西方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思想的一个明显区别。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的生财之点，而不提倡你死我活，相互吞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企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土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海外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企业欲在全球竞争中确保其生存，必须形成一种兼有竞争与合作功能的新型组织———战略联盟，使得不同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二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淡化内部消耗性竞争，注重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解决冲突，提高企业效率，促进企业的变革、创新。三是对顾客的态度要和气，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方便顾客，诚恳相待，和气生财。海尔的“首先卖信誉，其次卖产品”、“用户永远是对的”和“把用户的烦恼降为零”的经营理念中都处处显示出对顾客的真诚。
儒商精神注重“和”，但并不僵化。它一方面强调要待人以“和”，另一方面注重处事以通。它以儒家文化中的“穷则变，变则通”的精神为指导，在经营中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格局和陈规，能因时因势而变，从而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４、“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为现代企业管理注入奋发向上的动力。
儒家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事业功名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主张除旧布新，赞扬自强不息。《札记·大学》中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大传·革卦》中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儒家认为，《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华民族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锤炼出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企业文化，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孟泰精神”、６０年代的“铁人精神”，到８０年代的“二汽精神”、９０年代的“海尔精神”、“长虹精神”、“联想精神”等，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怨天，不忧人，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勇攀高峰，无所畏惧，构成了我国企业文化拼搏向上的基调。
三、批判继承儒商精神为现代企业管理服务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财富，也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不利的影响，如提倡一味忍让，阻碍改革创新；分配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搞平均主义，挫伤积极性；在管理中过分重视精神激励，忽视物质刺激，缺乏利益机制，权、责、利不能统一；实行自我封闭，排斥现代公关等。这些不利因素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成为管理创新的桎梏。因此，我们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儒商精神的积极因素，提升我国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同时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文化。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