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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往往也是转机，要破解当下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人心的雾中迷局，需要的还是大智慧、大魄力。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烦燥易怒”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 16.5%。看起来，即便企业家群体，已积累了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他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幸福。
孔子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内心的平安幸福和信仰、信念等是相关的。而最近发生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剧，令人不得不审视：企业家的诚信与信仰，到底缺失到了什么程度？
“宁失一帅，不失一信”
社会功利的氛围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即便有些企业家的“裸捐”行为，仔细看你会发现，实质上不是慈善，而是捐给了公安、税务等政府部门，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而且这种“慈善”加重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还有一些地方，警察为了当地的企业竟然跑来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驱使。
除了前段时间闹得厉害的唐骏“学位门”，前段时间的“李一事件”和“曹操墓风波”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国美，陈晓和黄光裕的股权之争更是热闹……其实这些事件也好、风波也罢，都体现出很严重的诚信危机。对于国美权争，说实话，陈晓的行为并不怎么光彩，他不管黄光裕有什么罪，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应履行职业操守，不能玩内部人控制，把企业据为己有。放眼整个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就是诚信危机，企业界也是如此。比如新华都集团，至今还在雇佣唐骏，让人很难想象。
对比一下，在美国，人们常常是不惜巨大代价来捍卫诚信。最近惠普公司的经理人马克·赫德仅仅是因为用公款泡妞就被开除。据说这个人很有能力，担任CEO期间，惠普股价增长了1倍多，业绩大幅上升。以营收额为标准，四年前惠普超过了IBM，进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公司。在他离职前，业界对他颇多溢美之辞。但是，一纸性骚扰的指控，就此断送了他的惠普生命。惠普提前终止合同，公司赔偿了他1220万美元遣散费和其他一些利益，消息公布后，惠普股价重挫9.3%，大约缩水100亿美元。惠普为什么舍得牺牲如此巨大的代价，让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帅”走人？这就叫“宁失一帅，不失一信”。
惠普董事会表示，赫德违背了“惠普商业行为准则”。因为董事会对他整个人的诚信品质，产生了信任危机，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经理人。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足惜。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多么地看重个人诚信。
在美国，骗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国偷渡者以诸如政治庇护为借口，很容易获得绿卡，不过虽然好骗，一旦发现你撒了谎，惩罚会很重，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在中国，骗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唐骏，事后依然稳坐泰山，甚至认为“有能力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我想这正是诚信问题，背后本质是信仰的缺失、伦理的沦丧。
“博爱”与“契约”的救赎
信仰是道德的源泉、慈善的源泉。其实宪法也赋予了我们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过多数国人的信仰还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而且，社会大众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成功学”盛行。
在美国，其宪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实施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人都是有原罪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法律制约。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总想出现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总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最终一定会变坏。于是，中国人总在找好皇帝，而美国人找好制度，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信念路径建构了美国社会。
而在中国，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还未真正完成。“五四”启蒙的是民主与科学，后来经济学家杨小凯发现“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共和”，即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再之后他发现，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而在经济学家赵晓看来，当前中国转型缺少两样属于文化伦理层面上的东西：
一样是博爱精神，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仁爱。仁爱视对象不同会有爱在程度上的等差，也会因对方的不善导致以恶制恶、冤冤相报的结果；而博爱是无条件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甚至陌生人，更甚至是伤害过你的人，都要爱他们，所谓“爱你的仇敌”，这样，恶的循环就可以在此终止。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博爱之心对待所有人，以此构筑强大坚固的文化基础。
另一样就是契约精神。无论是工商文明(市场文明)还是宪政文明，诚信都最为重要，高度的市场文明和宪政文明需要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上。契约精神的构建，应贯穿在整个中国转型之中。
诚信和信仰，已然成为今天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既然只有经历基于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中国才有望跳出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真正实现伟大的崛起与进步。
应该说，过去30年对中国而言，人力资本的释放是进步的源泉，但这还属于欲望的释放，缺乏精神的释放。释放欲望，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带来中国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精神社会的混乱，所以需要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确实不能再单一追求GDP了，需要反思我们的转型。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转型期社会危机的前沿，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其结果会“撕裂”社会，加大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从而把中国社会搞得四分五裂。今年，我们看到了在幼儿园杀害儿童的事件，以及富士康的13跳，还有最近又出现的长沙税务局爆炸等一系列非常极端的事件。这些已经不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报复，他们对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都持否定态度，追求制造反对效果的最大化。
危机往往也是转机，要破解当下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人心的雾中迷局，需要的还是大智慧、大魄力。对于未来，我们仍需谨慎。
（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并担任《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出版《中国经济缺什么》等专著）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烦燥易怒”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 16.5%。看起来，即便企业家群体，已积累了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他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幸福。
孔子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内心的平安幸福和信仰、信念等是相关的。而最近发生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剧，令人不得不审视：企业家的诚信与信仰，到底缺失到了什么程度？
“宁失一帅，不失一信”
社会功利的氛围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即便有些企业家的“裸捐”行为，仔细看你会发现，实质上不是慈善，而是捐给了公安、税务等政府部门，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而且这种“慈善”加重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还有一些地方，警察为了当地的企业竟然跑来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驱使。
除了前段时间闹得厉害的唐骏“学位门”，前段时间的“李一事件”和“曹操墓风波”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国美，陈晓和黄光裕的股权之争更是热闹……其实这些事件也好、风波也罢，都体现出很严重的诚信危机。对于国美权争，说实话，陈晓的行为并不怎么光彩，他不管黄光裕有什么罪，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应履行职业操守，不能玩内部人控制，把企业据为己有。放眼整个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就是诚信危机，企业界也是如此。比如新华都集团，至今还在雇佣唐骏，让人很难想象。
对比一下，在美国，人们常常是不惜巨大代价来捍卫诚信。最近惠普公司的经理人马克·赫德仅仅是因为用公款泡妞就被开除。据说这个人很有能力，担任CEO期间，惠普股价增长了1倍多，业绩大幅上升。以营收额为标准，四年前惠普超过了IBM，进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公司。在他离职前，业界对他颇多溢美之辞。但是，一纸性骚扰的指控，就此断送了他的惠普生命。惠普提前终止合同，公司赔偿了他1220万美元遣散费和其他一些利益，消息公布后，惠普股价重挫9.3%，大约缩水100亿美元。惠普为什么舍得牺牲如此巨大的代价，让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帅”走人？这就叫“宁失一帅，不失一信”。
惠普董事会表示，赫德违背了“惠普商业行为准则”。因为董事会对他整个人的诚信品质，产生了信任危机，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经理人。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足惜。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多么地看重个人诚信。
在美国，骗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国偷渡者以诸如政治庇护为借口，很容易获得绿卡，不过虽然好骗，一旦发现你撒了谎，惩罚会很重，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在中国，骗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唐骏，事后依然稳坐泰山，甚至认为“有能力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我想这正是诚信问题，背后本质是信仰的缺失、伦理的沦丧。
“博爱”与“契约”的救赎
信仰是道德的源泉、慈善的源泉。其实宪法也赋予了我们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过多数国人的信仰还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而且，社会大众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成功学”盛行。
在美国，其宪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实施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人都是有原罪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法律制约。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总想出现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总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最终一定会变坏。于是，中国人总在找好皇帝，而美国人找好制度，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信念路径建构了美国社会。
而在中国，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还未真正完成。“五四”启蒙的是民主与科学，后来经济学家杨小凯发现“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共和”，即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再之后他发现，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而在经济学家赵晓看来，当前中国转型缺少两样属于文化伦理层面上的东西：
一样是博爱精神，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仁爱。仁爱视对象不同会有爱在程度上的等差，也会因对方的不善导致以恶制恶、冤冤相报的结果；而博爱是无条件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甚至陌生人，更甚至是伤害过你的人，都要爱他们，所谓“爱你的仇敌”，这样，恶的循环就可以在此终止。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博爱之心对待所有人，以此构筑强大坚固的文化基础。
另一样就是契约精神。无论是工商文明(市场文明)还是宪政文明，诚信都最为重要，高度的市场文明和宪政文明需要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上。契约精神的构建，应贯穿在整个中国转型之中。
诚信和信仰，已然成为今天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既然只有经历基于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中国才有望跳出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真正实现伟大的崛起与进步。
应该说，过去30年对中国而言，人力资本的释放是进步的源泉，但这还属于欲望的释放，缺乏精神的释放。释放欲望，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带来中国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精神社会的混乱，所以需要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确实不能再单一追求GDP了，需要反思我们的转型。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转型期社会危机的前沿，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其结果会“撕裂”社会，加大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从而把中国社会搞得四分五裂。今年，我们看到了在幼儿园杀害儿童的事件，以及富士康的13跳，还有最近又出现的长沙税务局爆炸等一系列非常极端的事件。这些已经不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报复，他们对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都持否定态度，追求制造反对效果的最大化。
危机往往也是转机，要破解当下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人心的雾中迷局，需要的还是大智慧、大魄力。对于未来，我们仍需谨慎。
（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并担任《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出版《中国经济缺什么》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