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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见诸于媒体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所说的话及写下的忏悔词，其中不乏“怪论”。这些“怪论”有的是贪官们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的脱口而出，有的是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有感而发，有的是在忏悔书中的真情流露。别看这些贪官的话或令人捧腹，或让人作呕，甚至使人啼笑皆非。但是，这些“怪论”却折射出贪官们的心态和灵魂。
搞腐败“辛苦”在哪里？
[贪官]“你们反腐败辛苦，我搞腐败也很辛苦啊！”——这是安徽省滁州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在担任定远县县委书记时，卖官受贿被“双规”向专案组交待问题时的有感而发。
[点评]陈兆丰说自己受贿辛苦是有根据的。虽然箱子里装满了百元大钞，半夜灯下数数摸摸，自有一番“快感”。然而，常常想到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铁窗里度过余生的危险，就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于头顶，以至于终日提心吊胆，的确很“辛苦”。而这种“辛苦”，颇具有独特意义。首先是研究行贿者的“辛苦”，这比做学问可能更“辛苦”。譬如他经过长期研究，琢磨出受贿“三不收”的原则：请托人素质太差、事难办成的不收；嘴巴不紧、人不可靠的不收；陌生人、不知底细的人不收。别小看了这“三不收”原则，这使他在13年的漫长受贿生涯中平安无事。可以肯定，对报纸上的贪官报道，电视里的反贪节目，他大多会认真的研读、仔细推敲，所以才能总结出这些“行之有效”的“原则”。这样的受贿，你说“辛苦不辛苦”？其次是演戏的“辛苦”，这比演员唱戏更“辛苦”。演员下台卸装以后，终究还能回归本来面目，放松一下。但是，搞腐败的贪官却不能，他们一天24小时都处在“演戏”之中。再次，一旦露出马脚，听说将被“双规”，他立即惶惶不可终日，转移赃款，反侦查……这一切，不“辛苦”吗？
贪官的“辛苦”，当然是自作自受。而且，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随着监督机制的完善，搞腐败会越来越“辛苦”。其实，这于国于民，正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我们反腐败很辛苦，而贪官搞腐败很轻松，倒是件危险的事。当然，我们更希望官员在想腐败之时，就已经意识到“搞腐败很辛苦”，而不敢搞、不能搞！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贪官]“我受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因犯受贿罪被逮捕后，发明的“受贿扶贫”论中的惊世怪谈。
[点评]据报道，余斌自2001年4月至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但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但余斌则认为自己“不构成受贿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针对余斌的言辞，可以从两方面来揣摩这种受贿济贫者的心理：第一，在副市长的高位上以及奸佞之徒的诱惑下，受贿就是为了捞一笔，济贫只是为掩人耳目转移视线；第二，身为党政干部，在受贿行为发生后，在一片反腐声中必定会战战兢兢，惟恐事发，只好用济贫的方式来安抚自己不安的心。
如果是第一种心理，那么，这部分人在公开场合往往表现出坚定意志，而私下不法交易数不胜数，如同官场“两面人”。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令人不齿。第二种心理较第一种心理的发生更为直接。受贿了，心惊胆战地拿了不该拿的钱，明知触犯党纪国法，可仍然心存侥幸。为了求一个自我安慰，用济贫的方法广结善缘，求个平安。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在反腐通报中经常见到的，这是值得警惕的。无独有偶，不久前被绳之以法的郑州市南曹乡乡长樊淑玲2年受贿索贿85万元，为了开脱罪责，竟然在法庭哭叫“我受贿是为了准备扶贫。”一个贪官当庭拿出所谓扶贫票据，一个说“准备扶贫”，真是珠联璧合，如出一辙。其实受贿扶贫只是贪官的新伪装而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多的时候是用在税收宣传中，而在余斌口中，这句话却成了自己另类想法的总结，成了他受贿济贫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称他的结局是“另类想法导致另类悲情”。可余斌毕竟不是税务征收员，他只是一名副市长，一个有着党纪国法约束的政府工作人员。但他之所以发明出“受贿扶贫”的绝招以及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高论来为自己贪污受贿开脱，是因为这位副市长大人其实是个法盲。《刑法》第385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另外，《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成立条件中，并未涉及受贿之后将受贿款用于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受贿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余斌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受贿扶贫”论是不值一驳的。
贪污到底怪谁？
[贪官]“我贪污，全怪上级领导让我当领导！”——这是湖北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原副主任王毛弟，2005年7月12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时说的一句非常气愤的话。
[点评]身为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副主任的王毛弟，在单位修大楼时，利用职务便利索取77万元回扣用于投资网吧、赌博和个人挥霍。王毛弟将自己的犯罪原因归咎于上级领导，责骂其“让我当领导本身就是个错误”。
贪官王毛弟在法庭上生动地演出了一幕现代版《农夫和蛇幽默剧》，让人越发鄙视这副丑恶的灵魂。同时，这幕闹剧也该让那些私心太重的另类伯乐们反思一下，鬼迷心窍地相中了“贪马”、“腐马”，自己挨骂也是活该。据报道，3年前该局投票公选培训中心主任，参加投票的有93人，王毛弟只得了7票，根本没资格提拔。但领导“强行”指定王担任副主任一职，使他由一般工作人员一下子升为处级干部，并掌握了不少实权。按照王毛弟的说法，这给他后来走上犯罪道路提供了条件。违规提拔贪官的，至少是庸官、昏官，他们中有的甚至是更大更狡猾的贪官，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榨干了谁的血？
[贪官]“我曾在办公室里给她下跪，但她还是没有放过我，我太懦弱了，她想榨干我的血。”——这是原重庆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其，2005年7月21日在法庭上受审，因受贿罪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时痛哭流涕地讲出的话。
[点评]一个直辖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的证照科长并不是多大的官，但他手中有车辆证照发放权，他的情妇看中的就是这个“权”字。卞忠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情妇开起了“驾照代审公司”。5年时间不到，两人共捞钱314万元。卞称，他不想犯罪，但其情妇常以需要生活费等为由对他进行威胁。因为怕她到单位上去闹，他被迫一次次在她拿来审验的驾照报表上签字。卞忠其说到这里禁不住声泪俱下：“我曾在办公室里给她下跪，但她还是没有放过我，我太懦弱了，她想榨干我的血。”
贪官的哭诉好像很可怜：真是当贪官也不容易啊！都快让情妇给榨干血了。可是，细一分析，顿生疑窦：贪官情妇果真是榨干了他的“血”吗？贪官本人究竟有多少“血”给情妇去榨呢？
如果卞忠其所说的是实话，那其情妇要榨的就不是他卞忠其的“血”，而是卞忠其手中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其情妇周长惠在庭审时丝毫也不讳言：她和卞在一起，完全就是看中卞手中的权力，好为自己捞钱。
卞忠其手中究竟有什么权力呢？据悉，卞忠其作为车管所证照科科长，负责机动车辆驾驶证审验、换证、机动车辆注册、转籍等工作。尤其是在驾驶证审验时，必须由卞忠其签字方可办理手续。说白了，卞忠其的权力就是手中的这一支签字的笔。具体操作“流程”是这样的：由周长惠收集需要审验的驾照，拿到车管所让卞签字办手续。每替人年审一个驾照收费150元，除去应交给车管所的50元，净赚100元。
透过卞忠其的“榨血说”，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卞忠其作为证照科科长权力太大，而且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制约；其二，该车管所的驾照审验制度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卞忠其及其情妇正是钻的这个漏洞的空子。这样看来，周长惠作为贪官的情妇，要榨的其实不是卞忠其本人的“血”，而是充分利用了对方手中的权力及其驾照审验制度的漏洞。在她的“榨取”之下，这项制度显得是那样的虚空和苍白。制度防腐刻不容缓。
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
[贪官]“小乖乖，你年轻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席。”这是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向一位20岁的美貌情人的许诺。赵增军说到做到，该女子很快便当上了某乡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坐火箭似的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县妇联主任。当赵增军升任宣城市副市长后，该女子又被调到市人大当官。
[点评]贪官好色已经成了普遍规律，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像赵增军那样用官帽作筹码来换美色，而且“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堪称贪字号中的拔尖者。
首先“绝”在赵增军能够“说到做到”。谁都知道组织上选拔干部是有标准和条件的，是有程序的，按规矩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赵增军他能，可见权力这根“魔杖”在他手中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一个普通的社会女子，因为有几分姿色，因为成了县委书记的情人，就能如愿以偿地当官，而且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当然是在赵增军管辖的范围之内的官）。
其次，“绝”在这位女子的仕途是一路“绿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据说她从普通群众一步登天当上了党委副书记，直至党委书记、县妇联主任、其组织程序一个不少；群众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县委常委研究拍板定案，完全“合理合法”。由此可见，在贪官控制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干部选择任用机制已经被糟踏到何种程度！反腐败真可谓任重道远啊！
书记嫁“二奶”，局长作“嫁妆”
[贪官]“县里哪个人如愿意做她（即杨国瞿“二奶”许春梅）的丈夫，我就给他个局长干干。”——这是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在杀“二奶”被逮捕前的无耻扬言。
[点评]2005年7月7日，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杀“二奶”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国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属26万元。一听到死刑判决，这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县委书记顿时瘫做一团，痛哭流涕：“我真是不想杀她，实在是被她逼的呀……”
对于杨国瞿被逼杀“二奶”这件事，人们并不太感兴趣，感到特别新奇的是杨国瞿的那句“谁娶许春梅我就提谁当局长”的那句话惊四座的怪论。杨国瞿被“二奶”许春梅纠缠得无奈，竟想到把许春梅转嫁他人。据知情人介绍，杨国瞿曾给许春梅介绍对象，他还私下里同几个亲信许诺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居然要用局长这个官位作为嫁“二奶”的嫁妆，实在是荒唐之极。在杨国瞿的心目中，官位就是他的私有财产，他愿意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人们毫不怀疑杨国瞿有这个能力兑现他的许诺。如果许春梅愿意下嫁，如果有这么个不怕戴“绿帽子”的官迷真的娶了这位书记的“二奶”为妻，这个“局长”是当定了。那么，这位“二奶”也不会命归黄泉，杨国瞿也不会翻船，还会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地大讲廉洁从政，遵纪守法等漂亮话。
贪官的“运气”
[贪官]“我犯这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我了，算我运气不好。”——这是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赣南第一腐败大案中的‘男一号’”李国蔚，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时的感叹语。
[点评]乍一听这样的“混帐话”，确实会让人愤怒。一个“人民公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赃纳贿，被查处了还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过，竟然抛出这样的奇谈怪论，真是不可救药。明明是自身搞腐败，却还怪罪“社会风气不好”，“运气差”。然而，辩证地看，这倒是一个还算“直率”的贪官的真情流露，话说得虽不中听，但比起那些中听的“假话”和“套话”来，他的“混”话对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更有让我们正视、重视并反思的价值。
世界上没有谁天生就是搞“腐败”的料，每一个腐败分子的“成长”都是钻了制度的漏洞，人类反腐败的历史就是不断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历史，谁在这方面下的决心大、功夫深，谁反腐败就更有成效，在我们国家反腐败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今天，“一把手”的腐败仍是个突出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其权力过于集中，严重缺乏监督，虽然规定也不少，但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很少。更不容忽视的是，这样的“倒霉”说绝不仅仅是李国蔚的个人观点，其实许多贪官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不过他们不说出来而已。而且，这样的“倒霉”说在普通群众中也很有市场，他们一边对腐败分子恨之入骨，一边往往又对被查处的官员发出感叹：唉，运气不佳啊，还有更坏的还在主席台上唱高调呢！这样的声音我们都不陌生，只是我们懒得去思考，当这样的观念蔓延下去，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所以，当李国蔚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千万不要只笑他的觉悟是如何低，素质是怎样差，思想是多么堕落和顽固。而应该正视它，想办法去改变它。虽然很多时候听真话是难受的，但不听真话而陶醉于假话、套话，不仅仅是难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腐败现象更难以清除。
贪官的“大手笔”
[贪官]“调整干部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腐败搞，当8个月县委书记就敛财500万元的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任职伊始，在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的名言。
[点评]武保安一当书记就展示出调整干部的“大手笔”，确实是有点“抢抓机遇”和“时不我待”的味道，“要想富，动干部”这一贪官的敛财术虽然不是武保安的首创，但他的创造性发挥是令人瞩目的。当了8个月书记动了九次干部，牵涉到253人，平均每月动一次以上干部，而且他还有一套独创的用于造势的“游讲索贿词”。造势之后，武保安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长，等待来者上钩。上钩者纷纷“表示”的时候，武保安一般是满口答应“可以考虑”，这是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然而，钱一旦到手，他便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那个地方说的人多，竞争厉害”的说法又成了他再次受贿的借口。上钩者已有钩在喉，吐，吐不得，咽，咽不进去，只好不断打点书记。送钱少了，不会有效果，打了水漂；送多了，又力所不及。
之后的几个月里，武保安家里开始了门庭若市的日子。上门者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动辄出手就是数万元现金奉送。这些人中有县里和各个乡镇的头头脑脑，也有县里的大小企业负责人。难怪武保安的“贪内助”王临风感慨地说，“书记与县长就是不一样。”因为她一天最多曾跑5次到银行去存受贿款。武保安当书记时间之短，受贿额之大，真是搞腐败的“大手笔”。
为保“乌纱帽”而受贿
[贪官]“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送的钱。”——这是2005年11月5日上午，四川省双流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受贿案，杨国友说出的惊人之语。
[点评]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得不收贿，这话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杨国友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当行贿者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向他送去10万元现金后，杨国友向县委书记田玉飞汇报了王德军送钱的事，田玉飞对他说，“这笔钱你收下就是了。”由于被“封嘴”了，又不敢得罪县委书记田玉飞，而且王德军的来头不小，只好把钱收下了。杨国有还说，后来我不敢不收钱，因为如果不收钱就是对田玉飞过不去，我怕被田玉飞整倒，田玉飞让我收下，我只敢收下。
听听这位贪官的话，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受贿的程序。收贿还要汇报，收贿变成了“工作”。收多收少，怎么收，县长要请示书记，而且居然得到允许。杨国友的弦外之音至少有三点：一是表白自己本来是个清官，是被田玉飞逼着受贿的，是受害者；二是表明自己是个“下级服从上级”的典范，你是书记，我是县长，我能不服从你“领导”吗？受贿的责任不在我，而在县委书记；三是认为不收钱就是同收了钱的过不去，言外之意就是他的“亲和力”好，是个注重“团结”的人。作为一县之长，居然在明知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在大是大非面前，竟能发明出为保住“乌纱帽”而不得不受贿的“高论”，实在可耻可悲！法律是无情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杨国友的“乌纱帽”不但没有保住，反而得到了一副冰冷的手铐。
贪官的诘问
[贪官]“行贿人哪去了？”——这是原兰州市市长张玉舜犯受贿罪，承认受贿35万元，美金6万元。庭审时他没有见到一个行贿人出庭，从而发出大声诘问。
[点评]在我们收集到的2005年贪官的怪论中，张玉舜的诘问最短，仅仅6个大字，其中包含着“委屈”和“不平”。当然这样的“委屈”和“不平”只能给人留下笑柄而已。
然而，冷静思考一下，张玉舜提出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张玉舜是因为受贿被审，行贿人自然应该出庭作证。不出庭的原因，是不是出于保护证人的目的？
一个简单的逻辑，有受贿的肆无忌惮，必然有行贿的猖獗。张玉舜还提出一个问题，“现在，领导干部全都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企业老板被判刑，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不问他出于何种动机，对于这个问题倒让笔者觉得不无道理，从侧面点到了今天法律的软肋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这把行贿概念说得清清楚楚。第三百九十条明确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把量刑也说得明明白白。媒体透露，“中国五年查处20余万贪污贿赂分子”。一个受贿的贪官，不可能只有一个行贿者，行贿者的队伍应该远比受贿者队伍庞大得多才对，却怎么就“没有一个行贿的企业老板被判刑”？难道他们一个个都因为揭发贪官有功，而被一律实行“宽大”，且是那么的“宽大无边”了吗？值得我们深思。
搞腐败“辛苦”在哪里？
[贪官]“你们反腐败辛苦，我搞腐败也很辛苦啊！”——这是安徽省滁州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在担任定远县县委书记时，卖官受贿被“双规”向专案组交待问题时的有感而发。
[点评]陈兆丰说自己受贿辛苦是有根据的。虽然箱子里装满了百元大钞，半夜灯下数数摸摸，自有一番“快感”。然而，常常想到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铁窗里度过余生的危险，就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于头顶，以至于终日提心吊胆，的确很“辛苦”。而这种“辛苦”，颇具有独特意义。首先是研究行贿者的“辛苦”，这比做学问可能更“辛苦”。譬如他经过长期研究，琢磨出受贿“三不收”的原则：请托人素质太差、事难办成的不收；嘴巴不紧、人不可靠的不收；陌生人、不知底细的人不收。别小看了这“三不收”原则，这使他在13年的漫长受贿生涯中平安无事。可以肯定，对报纸上的贪官报道，电视里的反贪节目，他大多会认真的研读、仔细推敲，所以才能总结出这些“行之有效”的“原则”。这样的受贿，你说“辛苦不辛苦”？其次是演戏的“辛苦”，这比演员唱戏更“辛苦”。演员下台卸装以后，终究还能回归本来面目，放松一下。但是，搞腐败的贪官却不能，他们一天24小时都处在“演戏”之中。再次，一旦露出马脚，听说将被“双规”，他立即惶惶不可终日，转移赃款，反侦查……这一切，不“辛苦”吗？
贪官的“辛苦”，当然是自作自受。而且，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随着监督机制的完善，搞腐败会越来越“辛苦”。其实，这于国于民，正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我们反腐败很辛苦，而贪官搞腐败很轻松，倒是件危险的事。当然，我们更希望官员在想腐败之时，就已经意识到“搞腐败很辛苦”，而不敢搞、不能搞！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贪官]“我受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因犯受贿罪被逮捕后，发明的“受贿扶贫”论中的惊世怪谈。
[点评]据报道，余斌自2001年4月至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但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但余斌则认为自己“不构成受贿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针对余斌的言辞，可以从两方面来揣摩这种受贿济贫者的心理：第一，在副市长的高位上以及奸佞之徒的诱惑下，受贿就是为了捞一笔，济贫只是为掩人耳目转移视线；第二，身为党政干部，在受贿行为发生后，在一片反腐声中必定会战战兢兢，惟恐事发，只好用济贫的方式来安抚自己不安的心。
如果是第一种心理，那么，这部分人在公开场合往往表现出坚定意志，而私下不法交易数不胜数，如同官场“两面人”。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令人不齿。第二种心理较第一种心理的发生更为直接。受贿了，心惊胆战地拿了不该拿的钱，明知触犯党纪国法，可仍然心存侥幸。为了求一个自我安慰，用济贫的方法广结善缘，求个平安。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在反腐通报中经常见到的，这是值得警惕的。无独有偶，不久前被绳之以法的郑州市南曹乡乡长樊淑玲2年受贿索贿85万元，为了开脱罪责，竟然在法庭哭叫“我受贿是为了准备扶贫。”一个贪官当庭拿出所谓扶贫票据，一个说“准备扶贫”，真是珠联璧合，如出一辙。其实受贿扶贫只是贪官的新伪装而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多的时候是用在税收宣传中，而在余斌口中，这句话却成了自己另类想法的总结，成了他受贿济贫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称他的结局是“另类想法导致另类悲情”。可余斌毕竟不是税务征收员，他只是一名副市长，一个有着党纪国法约束的政府工作人员。但他之所以发明出“受贿扶贫”的绝招以及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高论来为自己贪污受贿开脱，是因为这位副市长大人其实是个法盲。《刑法》第385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另外，《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成立条件中，并未涉及受贿之后将受贿款用于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受贿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余斌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受贿扶贫”论是不值一驳的。
贪污到底怪谁？
[贪官]“我贪污，全怪上级领导让我当领导！”——这是湖北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原副主任王毛弟，2005年7月12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时说的一句非常气愤的话。
[点评]身为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副主任的王毛弟，在单位修大楼时，利用职务便利索取77万元回扣用于投资网吧、赌博和个人挥霍。王毛弟将自己的犯罪原因归咎于上级领导，责骂其“让我当领导本身就是个错误”。
贪官王毛弟在法庭上生动地演出了一幕现代版《农夫和蛇幽默剧》，让人越发鄙视这副丑恶的灵魂。同时，这幕闹剧也该让那些私心太重的另类伯乐们反思一下，鬼迷心窍地相中了“贪马”、“腐马”，自己挨骂也是活该。据报道，3年前该局投票公选培训中心主任，参加投票的有93人，王毛弟只得了7票，根本没资格提拔。但领导“强行”指定王担任副主任一职，使他由一般工作人员一下子升为处级干部，并掌握了不少实权。按照王毛弟的说法，这给他后来走上犯罪道路提供了条件。违规提拔贪官的，至少是庸官、昏官，他们中有的甚至是更大更狡猾的贪官，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榨干了谁的血？
[贪官]“我曾在办公室里给她下跪，但她还是没有放过我，我太懦弱了，她想榨干我的血。”——这是原重庆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其，2005年7月21日在法庭上受审，因受贿罪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时痛哭流涕地讲出的话。
[点评]一个直辖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的证照科长并不是多大的官，但他手中有车辆证照发放权，他的情妇看中的就是这个“权”字。卞忠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情妇开起了“驾照代审公司”。5年时间不到，两人共捞钱314万元。卞称，他不想犯罪，但其情妇常以需要生活费等为由对他进行威胁。因为怕她到单位上去闹，他被迫一次次在她拿来审验的驾照报表上签字。卞忠其说到这里禁不住声泪俱下：“我曾在办公室里给她下跪，但她还是没有放过我，我太懦弱了，她想榨干我的血。”
贪官的哭诉好像很可怜：真是当贪官也不容易啊！都快让情妇给榨干血了。可是，细一分析，顿生疑窦：贪官情妇果真是榨干了他的“血”吗？贪官本人究竟有多少“血”给情妇去榨呢？
如果卞忠其所说的是实话，那其情妇要榨的就不是他卞忠其的“血”，而是卞忠其手中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其情妇周长惠在庭审时丝毫也不讳言：她和卞在一起，完全就是看中卞手中的权力，好为自己捞钱。
卞忠其手中究竟有什么权力呢？据悉，卞忠其作为车管所证照科科长，负责机动车辆驾驶证审验、换证、机动车辆注册、转籍等工作。尤其是在驾驶证审验时，必须由卞忠其签字方可办理手续。说白了，卞忠其的权力就是手中的这一支签字的笔。具体操作“流程”是这样的：由周长惠收集需要审验的驾照，拿到车管所让卞签字办手续。每替人年审一个驾照收费150元，除去应交给车管所的50元，净赚100元。
透过卞忠其的“榨血说”，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卞忠其作为证照科科长权力太大，而且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制约；其二，该车管所的驾照审验制度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卞忠其及其情妇正是钻的这个漏洞的空子。这样看来，周长惠作为贪官的情妇，要榨的其实不是卞忠其本人的“血”，而是充分利用了对方手中的权力及其驾照审验制度的漏洞。在她的“榨取”之下，这项制度显得是那样的虚空和苍白。制度防腐刻不容缓。
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
[贪官]“小乖乖，你年轻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席。”这是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向一位20岁的美貌情人的许诺。赵增军说到做到，该女子很快便当上了某乡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坐火箭似的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县妇联主任。当赵增军升任宣城市副市长后，该女子又被调到市人大当官。
[点评]贪官好色已经成了普遍规律，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像赵增军那样用官帽作筹码来换美色，而且“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堪称贪字号中的拔尖者。
首先“绝”在赵增军能够“说到做到”。谁都知道组织上选拔干部是有标准和条件的，是有程序的，按规矩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赵增军他能，可见权力这根“魔杖”在他手中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一个普通的社会女子，因为有几分姿色，因为成了县委书记的情人，就能如愿以偿地当官，而且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当然是在赵增军管辖的范围之内的官）。
其次，“绝”在这位女子的仕途是一路“绿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据说她从普通群众一步登天当上了党委副书记，直至党委书记、县妇联主任、其组织程序一个不少；群众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县委常委研究拍板定案，完全“合理合法”。由此可见，在贪官控制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干部选择任用机制已经被糟踏到何种程度！反腐败真可谓任重道远啊！
书记嫁“二奶”，局长作“嫁妆”
[贪官]“县里哪个人如愿意做她（即杨国瞿“二奶”许春梅）的丈夫，我就给他个局长干干。”——这是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在杀“二奶”被逮捕前的无耻扬言。
[点评]2005年7月7日，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杀“二奶”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国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属26万元。一听到死刑判决，这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县委书记顿时瘫做一团，痛哭流涕：“我真是不想杀她，实在是被她逼的呀……”
对于杨国瞿被逼杀“二奶”这件事，人们并不太感兴趣，感到特别新奇的是杨国瞿的那句“谁娶许春梅我就提谁当局长”的那句话惊四座的怪论。杨国瞿被“二奶”许春梅纠缠得无奈，竟想到把许春梅转嫁他人。据知情人介绍，杨国瞿曾给许春梅介绍对象，他还私下里同几个亲信许诺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居然要用局长这个官位作为嫁“二奶”的嫁妆，实在是荒唐之极。在杨国瞿的心目中，官位就是他的私有财产，他愿意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人们毫不怀疑杨国瞿有这个能力兑现他的许诺。如果许春梅愿意下嫁，如果有这么个不怕戴“绿帽子”的官迷真的娶了这位书记的“二奶”为妻，这个“局长”是当定了。那么，这位“二奶”也不会命归黄泉，杨国瞿也不会翻船，还会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地大讲廉洁从政，遵纪守法等漂亮话。
贪官的“运气”
[贪官]“我犯这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我了，算我运气不好。”——这是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赣南第一腐败大案中的‘男一号’”李国蔚，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时的感叹语。
[点评]乍一听这样的“混帐话”，确实会让人愤怒。一个“人民公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赃纳贿，被查处了还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过，竟然抛出这样的奇谈怪论，真是不可救药。明明是自身搞腐败，却还怪罪“社会风气不好”，“运气差”。然而，辩证地看，这倒是一个还算“直率”的贪官的真情流露，话说得虽不中听，但比起那些中听的“假话”和“套话”来，他的“混”话对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更有让我们正视、重视并反思的价值。
世界上没有谁天生就是搞“腐败”的料，每一个腐败分子的“成长”都是钻了制度的漏洞，人类反腐败的历史就是不断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历史，谁在这方面下的决心大、功夫深，谁反腐败就更有成效，在我们国家反腐败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今天，“一把手”的腐败仍是个突出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其权力过于集中，严重缺乏监督，虽然规定也不少，但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很少。更不容忽视的是，这样的“倒霉”说绝不仅仅是李国蔚的个人观点，其实许多贪官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不过他们不说出来而已。而且，这样的“倒霉”说在普通群众中也很有市场，他们一边对腐败分子恨之入骨，一边往往又对被查处的官员发出感叹：唉，运气不佳啊，还有更坏的还在主席台上唱高调呢！这样的声音我们都不陌生，只是我们懒得去思考，当这样的观念蔓延下去，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所以，当李国蔚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千万不要只笑他的觉悟是如何低，素质是怎样差，思想是多么堕落和顽固。而应该正视它，想办法去改变它。虽然很多时候听真话是难受的，但不听真话而陶醉于假话、套话，不仅仅是难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腐败现象更难以清除。
贪官的“大手笔”
[贪官]“调整干部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腐败搞，当8个月县委书记就敛财500万元的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任职伊始，在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的名言。
[点评]武保安一当书记就展示出调整干部的“大手笔”，确实是有点“抢抓机遇”和“时不我待”的味道，“要想富，动干部”这一贪官的敛财术虽然不是武保安的首创，但他的创造性发挥是令人瞩目的。当了8个月书记动了九次干部，牵涉到253人，平均每月动一次以上干部，而且他还有一套独创的用于造势的“游讲索贿词”。造势之后，武保安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长，等待来者上钩。上钩者纷纷“表示”的时候，武保安一般是满口答应“可以考虑”，这是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然而，钱一旦到手，他便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那个地方说的人多，竞争厉害”的说法又成了他再次受贿的借口。上钩者已有钩在喉，吐，吐不得，咽，咽不进去，只好不断打点书记。送钱少了，不会有效果，打了水漂；送多了，又力所不及。
之后的几个月里，武保安家里开始了门庭若市的日子。上门者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动辄出手就是数万元现金奉送。这些人中有县里和各个乡镇的头头脑脑，也有县里的大小企业负责人。难怪武保安的“贪内助”王临风感慨地说，“书记与县长就是不一样。”因为她一天最多曾跑5次到银行去存受贿款。武保安当书记时间之短，受贿额之大，真是搞腐败的“大手笔”。
为保“乌纱帽”而受贿
[贪官]“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送的钱。”——这是2005年11月5日上午，四川省双流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受贿案，杨国友说出的惊人之语。
[点评]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得不收贿，这话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杨国友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当行贿者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向他送去10万元现金后，杨国友向县委书记田玉飞汇报了王德军送钱的事，田玉飞对他说，“这笔钱你收下就是了。”由于被“封嘴”了，又不敢得罪县委书记田玉飞，而且王德军的来头不小，只好把钱收下了。杨国有还说，后来我不敢不收钱，因为如果不收钱就是对田玉飞过不去，我怕被田玉飞整倒，田玉飞让我收下，我只敢收下。
听听这位贪官的话，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受贿的程序。收贿还要汇报，收贿变成了“工作”。收多收少，怎么收，县长要请示书记，而且居然得到允许。杨国友的弦外之音至少有三点：一是表白自己本来是个清官，是被田玉飞逼着受贿的，是受害者；二是表明自己是个“下级服从上级”的典范，你是书记，我是县长，我能不服从你“领导”吗？受贿的责任不在我，而在县委书记；三是认为不收钱就是同收了钱的过不去，言外之意就是他的“亲和力”好，是个注重“团结”的人。作为一县之长，居然在明知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在大是大非面前，竟能发明出为保住“乌纱帽”而不得不受贿的“高论”，实在可耻可悲！法律是无情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杨国友的“乌纱帽”不但没有保住，反而得到了一副冰冷的手铐。
贪官的诘问
[贪官]“行贿人哪去了？”——这是原兰州市市长张玉舜犯受贿罪，承认受贿35万元，美金6万元。庭审时他没有见到一个行贿人出庭，从而发出大声诘问。
[点评]在我们收集到的2005年贪官的怪论中，张玉舜的诘问最短，仅仅6个大字，其中包含着“委屈”和“不平”。当然这样的“委屈”和“不平”只能给人留下笑柄而已。
然而，冷静思考一下，张玉舜提出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张玉舜是因为受贿被审，行贿人自然应该出庭作证。不出庭的原因，是不是出于保护证人的目的？
一个简单的逻辑，有受贿的肆无忌惮，必然有行贿的猖獗。张玉舜还提出一个问题，“现在，领导干部全都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企业老板被判刑，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不问他出于何种动机，对于这个问题倒让笔者觉得不无道理，从侧面点到了今天法律的软肋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这把行贿概念说得清清楚楚。第三百九十条明确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把量刑也说得明明白白。媒体透露，“中国五年查处20余万贪污贿赂分子”。一个受贿的贪官，不可能只有一个行贿者，行贿者的队伍应该远比受贿者队伍庞大得多才对，却怎么就“没有一个行贿的企业老板被判刑”？难道他们一个个都因为揭发贪官有功，而被一律实行“宽大”，且是那么的“宽大无边”了吗？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