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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那些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学界的某个领域成为领军人物的学者一样，童大林也有“革命者——官员——官员学者”这样的经历。
童大林，1919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初中未毕业即参加革命。1938年由香港奔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青委、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工作，任延安市青联副主席。在延安参与编辑著名的《轻骑队》。1946年赴东北，任过区委书记、区长、中共青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8年1954年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处长。1954年调人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职。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早年参加革命而在“文革”中遭难的中宣部老前辈——如陆定一、周扬等人，因为“文革”的纠结，复出还比较困难，而同样在中宣部工作过的童大林却是较早得以平反复出的人之一。这大半是因为童大林历史清白，尽管他在“文革”中曾被作为“阎王”的“帮凶”被打倒，但“帮凶”毕竟不同于“阎王”；那时，各条战线都面陌拨乱反正的契机，曾经长时期做过宣传工作的干部尤为抢手，童大林得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继而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是从邓小平所关注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拉开序幕的，童大林在中宣部时，曾有参与创立和领导景山学校教育试点工作的经历。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到会的30多名代表中，大概只有童大林一人不属于教育家和科学家之列。9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童大林担任会议筹备组副组长，分管文件起草组和简报组。他负责组织和起草的邓小平和郭沫若的讲话稿，今已成为教育和科学界经典式文献，尤其是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一度成为激励一代人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因为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童大林非常重视理论的正本清源工作。振兴教育，向科学进军，关键是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要改变长久以来对知识分子所加的“资产阶级”属性。自中共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属性一直存在着争论。童大林明确主张，应当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中分离出来，改变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他多次召开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和教育系统等方面人士座谈会，对“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质疑；他身体力行，与人合作撰写题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的文章，为知识分子真正回到工人阶级队伍鼓与呼。同时，他为黄宗英、徐迟等作家提供方便，当年名噪一时的《小木屋》(黄宗英)、《歌德巴赫的猜想》(徐迟)等报告文学，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写出，从深层次上触及到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问题。
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童大林的身份“官员”后面应加上“学者”的称谓。他在国家科委对科技体制的探索，一向为人所称道；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童大林被调任副主任、党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童大林后来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行走海内外，即由此开始。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模式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在新旧体制的交织中，体制改革，理论探索，不仅需要睿智，更需要勇气。童大林所在的国家体改委就是汇集睿智和勇气的地方。包产到户，如今被誉为“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但在当年曾激烈争论。童大林不仅支持包产到户，而且从更高的层面上对农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等一起，到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借助于国外考察的经验，提出了“大农业”的概念：发展多种经营、山区经济和县域经济，农业生产必须走商品化道路。对于沿海开放和中国生产力的布局，他曾提出了著名的“东靠西移”的战略设想，即中国经济发展重点，必须首先依靠东部沿海地带，因为东部在吸收外资、引进技术方面具有很好的基础和条件。然后再往中部和西部地区辐射推进，最后达到经济平衡，共同发展。
童大林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出于实践，这也使人们对他的著述褒贬不一。褒者认为，他的著述内容粗犷大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贬者认为，概念过多。
的确，童大林的著述是一连串概念构成的，从早年的“大农业”“东靠西移”，到后来的“港深经济联盟”“现代市场经济”“老百姓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回顾改革的历程，人们都要承认，这些概念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到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童大林，1919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初中未毕业即参加革命。1938年由香港奔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青委、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工作，任延安市青联副主席。在延安参与编辑著名的《轻骑队》。1946年赴东北，任过区委书记、区长、中共青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8年1954年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处长。1954年调人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职。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早年参加革命而在“文革”中遭难的中宣部老前辈——如陆定一、周扬等人，因为“文革”的纠结，复出还比较困难，而同样在中宣部工作过的童大林却是较早得以平反复出的人之一。这大半是因为童大林历史清白，尽管他在“文革”中曾被作为“阎王”的“帮凶”被打倒，但“帮凶”毕竟不同于“阎王”；那时，各条战线都面陌拨乱反正的契机，曾经长时期做过宣传工作的干部尤为抢手，童大林得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继而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是从邓小平所关注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拉开序幕的，童大林在中宣部时，曾有参与创立和领导景山学校教育试点工作的经历。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到会的30多名代表中，大概只有童大林一人不属于教育家和科学家之列。9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童大林担任会议筹备组副组长，分管文件起草组和简报组。他负责组织和起草的邓小平和郭沫若的讲话稿，今已成为教育和科学界经典式文献，尤其是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一度成为激励一代人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因为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童大林非常重视理论的正本清源工作。振兴教育，向科学进军，关键是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要改变长久以来对知识分子所加的“资产阶级”属性。自中共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属性一直存在着争论。童大林明确主张，应当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中分离出来，改变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他多次召开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和教育系统等方面人士座谈会，对“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质疑；他身体力行，与人合作撰写题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的文章，为知识分子真正回到工人阶级队伍鼓与呼。同时，他为黄宗英、徐迟等作家提供方便，当年名噪一时的《小木屋》(黄宗英)、《歌德巴赫的猜想》(徐迟)等报告文学，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写出，从深层次上触及到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问题。
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童大林的身份“官员”后面应加上“学者”的称谓。他在国家科委对科技体制的探索，一向为人所称道；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童大林被调任副主任、党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童大林后来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行走海内外，即由此开始。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模式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在新旧体制的交织中，体制改革，理论探索，不仅需要睿智，更需要勇气。童大林所在的国家体改委就是汇集睿智和勇气的地方。包产到户，如今被誉为“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但在当年曾激烈争论。童大林不仅支持包产到户，而且从更高的层面上对农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等一起，到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借助于国外考察的经验，提出了“大农业”的概念：发展多种经营、山区经济和县域经济，农业生产必须走商品化道路。对于沿海开放和中国生产力的布局，他曾提出了著名的“东靠西移”的战略设想，即中国经济发展重点，必须首先依靠东部沿海地带，因为东部在吸收外资、引进技术方面具有很好的基础和条件。然后再往中部和西部地区辐射推进，最后达到经济平衡，共同发展。
童大林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出于实践，这也使人们对他的著述褒贬不一。褒者认为，他的著述内容粗犷大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贬者认为，概念过多。
的确，童大林的著述是一连串概念构成的，从早年的“大农业”“东靠西移”，到后来的“港深经济联盟”“现代市场经济”“老百姓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回顾改革的历程，人们都要承认，这些概念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到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