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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广西这座小县城的垃圾分类,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先知”样本
“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
一个可乐瓶刚被抛进横县横州镇西街某小店门前的一个垃圾桶里,即刻引来了女店主条件反射似的喊声——“不能丢那里!那个桶是用来装不可回收的!”
她从店里出来,捡起可乐瓶,拿回店内一个角落,那里还堆放着十几个饮料瓶。这个红色的垃圾桶旁边,还有一个垃圾袋,装着一袋等着堆肥的烂菜叶。
很难从女店主的“洁癖”想象出,十多年前,这里曾是横州镇最脏乱差的地方。
横县是一座拥有2100多年悠长历史的小城,在它一路兴衰走到20世纪90年代末时,这个已拥有9.8万人口、城区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县城,就同今天的巨无霸都市一样,提前陷入“垃圾围城”的困惑。为此横县政府在2000年正式开展了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一如今天中国城市里正红火上市的垃圾分类运动。
10年后的今天,垃圾分类已经渗透到横县70%居民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想不分类都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小县城的垃圾分类,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先知”样本。
堆“圾”成山
那时候垃圾问题刚摆上政府的案头,大家都很头大。“只能去想办法解决”,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回忆道。
横县的垃圾问题曾经不是个问题。在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农业大县,分布着大片的果园和农田。一直到90年代中期,横县的垃圾都是直接送到附近的果园和农田里去,那阵,小农经济下产生的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少有塑料包装之类,垃圾可以直接送到果园去堆肥,农民们搶着要。
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偏居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县城经济逐渐有了起色,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商品多了,因此包装就多了,垃圾也多了。”
这一时期,伴随着城区建设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县城生活垃圾产量大幅度上升,垃圾日产量由80年代的十几吨增加到六七十吨,并且还在以每年5%至8%的速度继续往上涨。
慢慢地,当环卫工人再把垃圾送往农田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接受这些垃圾了——“垃圾成分太杂,比如塑料袋降解时间需要200年,因此堆肥的效果很不好,即使你给农民钱,他们也不要这些垃圾了。”陈增洪说。
这下环卫站郁闷了。每天清扫出来的垃圾不知道往哪里放,只能偷偷找偏远的山沟里做简单填埋。环卫站的何站长说,好不容易在县城东小区附近征用到4.7亩场地,但“每年都要租车清运该场的垃圾2至3次,还要支出50至60万元的清理运输费用”。
即使这样,空地也越来越难找。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了,周边较真儿的农民也会和环卫工人理论,“这会污染环境,我们的健康怎么办?”
当时环卫站对这些棘手的垃圾很茫然,环卫工人也常因此挨农民的骂,久了工人就不耐烦了,有时候罢工,一两天不打扫街道,结果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连大街上,也满满地堆上了各式各样的垃圾。何站长说,“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放一把火烧掉。”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那时被垃圾搞得乌烟瘴气。
西街和马鞍街两条街道的居民的房子背靠郁江,因为街道非常狭窄,环卫车开不进来,本着“眼不见为净”的原则,居民们就径直将垃圾丢入郁江,看着这些垃圾顺着珠江的支流往下游。
越来越多的人把垃圾往郁江里倒,在郁江和这些居民的房子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垃圾场”,臭气熏天,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紧闭着。
“别小看这些居民,其实他们有很强的‘环保意识’。”陈增洪说。1993年,经国家教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推荐,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与横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从1994年到1999年,IIRR在横县广泛推行“旨在提高农民的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的“平民教育”。但那时的环保启蒙未免过于原始,“所以他们懂得垃圾乱堆放会污染环境,也会危害健康,当然就不愿意在自己周围建垃圾填埋场。”
时任IIRR项目中国部协调员的张兰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政府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于是询问项目成员,垃圾处理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一队由县政府负责人、环保局、建设局、教育局和环卫站组成的参观学习团队,来到菲律宾的西朗镇,考察了那里井井有条的垃圾分类情况,回来以后就狠下决心,要在横县推行垃圾分类。
“其实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陈增洪说。那时候垃圾焚烧项目还没有大规模上马,而且一个垃圾焚烧炉最少也要好几百万,横县也买不起。横县毕竟是县城规模,垃圾虽多,但肯定也不够炉子烧,肯定会浪费。于是就只能是用填埋或堆肥的办法处理。
“我们以前就是堆肥处理。垃圾不纯了,进行不下去,那我们就分类吧,”陈增洪说,“恢复垃圾的纯度,就能够再进行堆肥了。”
“高难度”的垃圾分类推广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由IIRR项目负责,对骨干进行培训。第一批骨干有40名,大多是学校教师,乡镇企业管理人员,还有4名村干部。第二批就扩展到80所学校的教师,22个乡镇企业经理和环保人员,受训的村干部也拓到300名。
IIRR的“平民教育”理念是“尊重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的潜能”。张兰英记得,最初做培训的时候,他们邀请一个做了20多年环卫工作的资深女工发言,她站起来就哭了,说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这样的认可,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我一定好好干。
大规模进行垃圾分类培训的同时,由环保部门、环卫处和科研工作者配合完成了横县垃圾的成分调查,结果表明,“横县垃圾可以分成两类: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横县每天产生的垃圾大部分可做堆肥使用。”
民意调查同时启动。由IIRR和小学生们联合在街头上发放问卷,调查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同意自行分类后再处理垃圾,参与率达到98%,支持率达到87%”。
一切准备就绪后,执行的第一步是如何选择试点的地区。起初,对于从哪里开始,项目团队有过分歧。有人建议应该从“素质高”的地方入手,比如城北区,那里多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员居住,“开展起来会容易一些”;但几经讨论,项目团队达成了共识,他们抱着攻坚的决心认为,应该从垃圾问题最严重的西街和马鞍街入手,因为那里的垃圾危害最严重。
在“高难度”的西街和马鞍街,共236户居民必须全部参加试点。居民多是小商小贩,他们早已养成直接往郁江倾倒垃圾的习惯。
于是,围绕着垃圾,一场小镇居民和政府官员的博弈开始了。
当政府官员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到西街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在“平民教育”中习惯了和政府官员平等对话的人们,开始直起腰杆和政府谈判。“如果你让我做垃圾分类,那么政府必须先把我屋后那些陈年的垃圾处理掉,如果你连这些都无法处理,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做好垃圾分类?”
环卫站马上不声不响地把郁江边厚厚的、散着浓郁咸鱼味的陈年垃圾清理了。不但如此,环卫站还设置了专人上门回收垃圾,这样一来,虽然垃圾车无法开进小巷子,但往后大伙把垃圾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政府的果决行动让居民们服气了。等到政府再来做工作的时候,他们拍着胸脯保证,“菲律宾人能做好的事情,我们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万事开头难。
这236户试点家庭得到了政府发放的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一个桶放吃剩下的食物,另一个桶放其他的东西。“这样的分类很简单,连老太太都会。”陈增洪说。
环卫工人每天下午6点左右来收集一次,有害垃圾则每周日收集一次。
环卫工人会细心地做好每家每户的登记,分得很好的家庭,会得到一些小奖励,比如一包洗衣粉,一块肥皂;不按规定分类的,当面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分,如果不在家,就在家门口贴一个改进的小纸条;屡教不改的,看见没分类,就不收他家的垃圾。陈增洪说,“其实从法律来说,我们不收没分类的垃圾是没依据的,但居民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做法。”
拿到了小奖励的居民非常高兴,他们口口相传地告诉周围的邻居,“如果做得好,会有小奖励。”
这时候,当地对西街和马鞍街垃圾分类的宣传铺天盖地,一户城北区的居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时候城北都很“眼红”,一是可以偶尔得到小奖励,二是被垃圾围困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真正等到城北开始垃圾分类那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项很光荣的政治任务”。
垃圾分类的试点刚刚进行了三个月,IIRR项目与横县政府的合作到期。“那时候项目的钱也基本用完了。”陈增洪说。
项目到期时,横县召开了一个对当地而言“规模无比庞大”的国际总结研讨会。那次会议有200多人参加,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和NGO组织的成员等,不过,其中当地基层的代表就占去了150多人。
会议上,横县的垃圾分类实验成为了最大的亮点。日本来的专家觉得很震撼,说,“日本做了好几十年才做好的垃圾分类,你们三个月就做到了。”
香港浸会大学的黄焕忠教授更是兴奋得两眼放光。“都说香港人素质高,但大陆一个偏僻的县城,居然能用三个月就能达到95%以上的正确率。” 通过IIRR,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给予了横县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资金上的支持。
“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万,横县政府配套了十万进行了堆肥的试验。”陈增洪说,从2001年4月开始,县城的垃圾分类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根据实际情况,走“县城四周包围县城中心”的路线,做到“实施一片,成功一片,巩固一片,再发展新一片”。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横县正式成立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由分管环保的副縣长亲自挂帅,下设“实施领导小组”,建设局、农业局、教育局、环卫处等部门领导均名列其中。每一部门职责均有明确规定,并得到了政府的“授权”。
在垃圾分类试点逐步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倾其全力,投入273万,完成了垃圾综合处理厂的一期工程,并于2004年7月开始正式运转。其中包括三个垃圾中转站,一个垃圾填埋场和一个生物堆肥厂。
“居民做好了他们该做的,政府也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虽然最初我们的配套跟不上,但居民知道政府在努力地去做,他们的分类就不会停下来。”陈增洪说。
据横县政府提供的资料,“至2008年6月止,横县的分类工作已经普及推广到9300户居民,100多个单位,80多间大型酒楼,13所中小学校,3间农贸市场,占到了整个横县的70%,分类正确率达到95%以上。”
资金瓶颈VS“我们赚大了”
但陈增洪称,垃圾分类在横县,如果要继续推广,难度很大。 “我们花了20万,发动了70%的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还剩下环城路内30%的居民,囿于资金问题,垃圾分类的推行还没有完成。
“我们原本想申报示范点,但现在看来,不可能。”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说。
除去宣传的费用,在分类收集和运输上增加的人力必须考虑在内。以前,横县只用一个人开着一辆环卫车走一趟,居民把垃圾丢车上就成;但现在,必须有人上门收,环卫工人现在每人每天的工作量是350户。如果要继续推广,还得增加好几十人。
在这个2009年财政总收入终于突破7亿元的农业大县,财政收入常年入不敷出。为垃圾的数百万投入,已属“巨资”。
陈增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虽然横县花了20万做垃圾分类的普及,但收益是巨大的。以前每天要填埋60到80吨,现在只要填埋20吨不到,光这一项,就能让垃圾填埋场延长3倍寿命。“如果再加上解决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加上资源回收利用的价值,我们赚大了。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得想方设法把剩下的30%也推广了。”
横县也试图招商引资,但“因为垃圾的规模太小”,所以暂时还只能由政府大包大揽。他们曾经尝试过与一家化肥厂合作,共同完成堆肥。但随着分类区域的扩大,堆肥部分垃圾很快被附近农民捡去做猪饲料,每天拉到化肥厂的可堆肥垃圾量由投产初期的5～6吨锐减至2～3吨,已不能保证厂方盈利,运作一个多月后停产,协议终止。
目前横县共有废旧回收店20家,每天收回的各种废旧物约12吨。
“垃圾处理的确是循环经济,但横县政府在垃圾分类带来的利益分配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横县,在中国各地,政府都应该想清楚,在这个既是公共服务,又是循环经济的行业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张兰英说。★
“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
一个可乐瓶刚被抛进横县横州镇西街某小店门前的一个垃圾桶里,即刻引来了女店主条件反射似的喊声——“不能丢那里!那个桶是用来装不可回收的!”
她从店里出来,捡起可乐瓶,拿回店内一个角落,那里还堆放着十几个饮料瓶。这个红色的垃圾桶旁边,还有一个垃圾袋,装着一袋等着堆肥的烂菜叶。
很难从女店主的“洁癖”想象出,十多年前,这里曾是横州镇最脏乱差的地方。
横县是一座拥有2100多年悠长历史的小城,在它一路兴衰走到20世纪90年代末时,这个已拥有9.8万人口、城区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县城,就同今天的巨无霸都市一样,提前陷入“垃圾围城”的困惑。为此横县政府在2000年正式开展了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一如今天中国城市里正红火上市的垃圾分类运动。
10年后的今天,垃圾分类已经渗透到横县70%居民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想不分类都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小县城的垃圾分类,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先知”样本。
堆“圾”成山
那时候垃圾问题刚摆上政府的案头,大家都很头大。“只能去想办法解决”,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回忆道。
横县的垃圾问题曾经不是个问题。在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农业大县,分布着大片的果园和农田。一直到90年代中期,横县的垃圾都是直接送到附近的果园和农田里去,那阵,小农经济下产生的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少有塑料包装之类,垃圾可以直接送到果园去堆肥,农民们搶着要。
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偏居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县城经济逐渐有了起色,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商品多了,因此包装就多了,垃圾也多了。”
这一时期,伴随着城区建设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县城生活垃圾产量大幅度上升,垃圾日产量由80年代的十几吨增加到六七十吨,并且还在以每年5%至8%的速度继续往上涨。
慢慢地,当环卫工人再把垃圾送往农田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接受这些垃圾了——“垃圾成分太杂,比如塑料袋降解时间需要200年,因此堆肥的效果很不好,即使你给农民钱,他们也不要这些垃圾了。”陈增洪说。
这下环卫站郁闷了。每天清扫出来的垃圾不知道往哪里放,只能偷偷找偏远的山沟里做简单填埋。环卫站的何站长说,好不容易在县城东小区附近征用到4.7亩场地,但“每年都要租车清运该场的垃圾2至3次,还要支出50至60万元的清理运输费用”。
即使这样,空地也越来越难找。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了,周边较真儿的农民也会和环卫工人理论,“这会污染环境,我们的健康怎么办?”
当时环卫站对这些棘手的垃圾很茫然,环卫工人也常因此挨农民的骂,久了工人就不耐烦了,有时候罢工,一两天不打扫街道,结果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连大街上,也满满地堆上了各式各样的垃圾。何站长说,“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放一把火烧掉。”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那时被垃圾搞得乌烟瘴气。
西街和马鞍街两条街道的居民的房子背靠郁江,因为街道非常狭窄,环卫车开不进来,本着“眼不见为净”的原则,居民们就径直将垃圾丢入郁江,看着这些垃圾顺着珠江的支流往下游。
越来越多的人把垃圾往郁江里倒,在郁江和这些居民的房子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垃圾场”,臭气熏天,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紧闭着。
“别小看这些居民,其实他们有很强的‘环保意识’。”陈增洪说。1993年,经国家教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推荐,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与横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从1994年到1999年,IIRR在横县广泛推行“旨在提高农民的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的“平民教育”。但那时的环保启蒙未免过于原始,“所以他们懂得垃圾乱堆放会污染环境,也会危害健康,当然就不愿意在自己周围建垃圾填埋场。”
时任IIRR项目中国部协调员的张兰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政府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于是询问项目成员,垃圾处理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一队由县政府负责人、环保局、建设局、教育局和环卫站组成的参观学习团队,来到菲律宾的西朗镇,考察了那里井井有条的垃圾分类情况,回来以后就狠下决心,要在横县推行垃圾分类。
“其实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陈增洪说。那时候垃圾焚烧项目还没有大规模上马,而且一个垃圾焚烧炉最少也要好几百万,横县也买不起。横县毕竟是县城规模,垃圾虽多,但肯定也不够炉子烧,肯定会浪费。于是就只能是用填埋或堆肥的办法处理。
“我们以前就是堆肥处理。垃圾不纯了,进行不下去,那我们就分类吧,”陈增洪说,“恢复垃圾的纯度,就能够再进行堆肥了。”
“高难度”的垃圾分类推广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由IIRR项目负责,对骨干进行培训。第一批骨干有40名,大多是学校教师,乡镇企业管理人员,还有4名村干部。第二批就扩展到80所学校的教师,22个乡镇企业经理和环保人员,受训的村干部也拓到300名。
IIRR的“平民教育”理念是“尊重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的潜能”。张兰英记得,最初做培训的时候,他们邀请一个做了20多年环卫工作的资深女工发言,她站起来就哭了,说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这样的认可,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我一定好好干。
大规模进行垃圾分类培训的同时,由环保部门、环卫处和科研工作者配合完成了横县垃圾的成分调查,结果表明,“横县垃圾可以分成两类: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横县每天产生的垃圾大部分可做堆肥使用。”
民意调查同时启动。由IIRR和小学生们联合在街头上发放问卷,调查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同意自行分类后再处理垃圾,参与率达到98%,支持率达到87%”。
一切准备就绪后,执行的第一步是如何选择试点的地区。起初,对于从哪里开始,项目团队有过分歧。有人建议应该从“素质高”的地方入手,比如城北区,那里多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员居住,“开展起来会容易一些”;但几经讨论,项目团队达成了共识,他们抱着攻坚的决心认为,应该从垃圾问题最严重的西街和马鞍街入手,因为那里的垃圾危害最严重。
在“高难度”的西街和马鞍街,共236户居民必须全部参加试点。居民多是小商小贩,他们早已养成直接往郁江倾倒垃圾的习惯。
于是,围绕着垃圾,一场小镇居民和政府官员的博弈开始了。
当政府官员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到西街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在“平民教育”中习惯了和政府官员平等对话的人们,开始直起腰杆和政府谈判。“如果你让我做垃圾分类,那么政府必须先把我屋后那些陈年的垃圾处理掉,如果你连这些都无法处理,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做好垃圾分类?”
环卫站马上不声不响地把郁江边厚厚的、散着浓郁咸鱼味的陈年垃圾清理了。不但如此,环卫站还设置了专人上门回收垃圾,这样一来,虽然垃圾车无法开进小巷子,但往后大伙把垃圾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政府的果决行动让居民们服气了。等到政府再来做工作的时候,他们拍着胸脯保证,“菲律宾人能做好的事情,我们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万事开头难。
这236户试点家庭得到了政府发放的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一个桶放吃剩下的食物,另一个桶放其他的东西。“这样的分类很简单,连老太太都会。”陈增洪说。
环卫工人每天下午6点左右来收集一次,有害垃圾则每周日收集一次。
环卫工人会细心地做好每家每户的登记,分得很好的家庭,会得到一些小奖励,比如一包洗衣粉,一块肥皂;不按规定分类的,当面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分,如果不在家,就在家门口贴一个改进的小纸条;屡教不改的,看见没分类,就不收他家的垃圾。陈增洪说,“其实从法律来说,我们不收没分类的垃圾是没依据的,但居民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做法。”
拿到了小奖励的居民非常高兴,他们口口相传地告诉周围的邻居,“如果做得好,会有小奖励。”
这时候,当地对西街和马鞍街垃圾分类的宣传铺天盖地,一户城北区的居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时候城北都很“眼红”,一是可以偶尔得到小奖励,二是被垃圾围困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真正等到城北开始垃圾分类那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项很光荣的政治任务”。
垃圾分类的试点刚刚进行了三个月,IIRR项目与横县政府的合作到期。“那时候项目的钱也基本用完了。”陈增洪说。
项目到期时,横县召开了一个对当地而言“规模无比庞大”的国际总结研讨会。那次会议有200多人参加,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和NGO组织的成员等,不过,其中当地基层的代表就占去了150多人。
会议上,横县的垃圾分类实验成为了最大的亮点。日本来的专家觉得很震撼,说,“日本做了好几十年才做好的垃圾分类,你们三个月就做到了。”
香港浸会大学的黄焕忠教授更是兴奋得两眼放光。“都说香港人素质高,但大陆一个偏僻的县城,居然能用三个月就能达到95%以上的正确率。” 通过IIRR,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给予了横县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资金上的支持。
“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万,横县政府配套了十万进行了堆肥的试验。”陈增洪说,从2001年4月开始,县城的垃圾分类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根据实际情况,走“县城四周包围县城中心”的路线,做到“实施一片,成功一片,巩固一片,再发展新一片”。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横县正式成立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由分管环保的副縣长亲自挂帅,下设“实施领导小组”,建设局、农业局、教育局、环卫处等部门领导均名列其中。每一部门职责均有明确规定,并得到了政府的“授权”。
在垃圾分类试点逐步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倾其全力,投入273万,完成了垃圾综合处理厂的一期工程,并于2004年7月开始正式运转。其中包括三个垃圾中转站,一个垃圾填埋场和一个生物堆肥厂。
“居民做好了他们该做的,政府也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虽然最初我们的配套跟不上,但居民知道政府在努力地去做,他们的分类就不会停下来。”陈增洪说。
据横县政府提供的资料,“至2008年6月止,横县的分类工作已经普及推广到9300户居民,100多个单位,80多间大型酒楼,13所中小学校,3间农贸市场,占到了整个横县的70%,分类正确率达到95%以上。”
资金瓶颈VS“我们赚大了”
但陈增洪称,垃圾分类在横县,如果要继续推广,难度很大。 “我们花了20万,发动了70%的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还剩下环城路内30%的居民,囿于资金问题,垃圾分类的推行还没有完成。
“我们原本想申报示范点,但现在看来,不可能。”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说。
除去宣传的费用,在分类收集和运输上增加的人力必须考虑在内。以前,横县只用一个人开着一辆环卫车走一趟,居民把垃圾丢车上就成;但现在,必须有人上门收,环卫工人现在每人每天的工作量是350户。如果要继续推广,还得增加好几十人。
在这个2009年财政总收入终于突破7亿元的农业大县,财政收入常年入不敷出。为垃圾的数百万投入,已属“巨资”。
陈增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虽然横县花了20万做垃圾分类的普及,但收益是巨大的。以前每天要填埋60到80吨,现在只要填埋20吨不到,光这一项,就能让垃圾填埋场延长3倍寿命。“如果再加上解决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加上资源回收利用的价值,我们赚大了。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得想方设法把剩下的30%也推广了。”
横县也试图招商引资,但“因为垃圾的规模太小”,所以暂时还只能由政府大包大揽。他们曾经尝试过与一家化肥厂合作,共同完成堆肥。但随着分类区域的扩大,堆肥部分垃圾很快被附近农民捡去做猪饲料,每天拉到化肥厂的可堆肥垃圾量由投产初期的5～6吨锐减至2～3吨,已不能保证厂方盈利,运作一个多月后停产,协议终止。
目前横县共有废旧回收店20家,每天收回的各种废旧物约12吨。
“垃圾处理的确是循环经济,但横县政府在垃圾分类带来的利益分配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横县,在中国各地,政府都应该想清楚,在这个既是公共服务,又是循环经济的行业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张兰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