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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记者是否受贿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受贿指控，已经让记者在舆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像民众倾向于下意识地相信记者的报道属实一样，大家似乎也对记者的受贿指控缺少怀疑。
新闻记者与被监督的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2008年，呈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井喷状态。
2008年1月，辽宁西丰县警方以报道涉嫌诽谤该县县委书记为由，要对《法人》记者朱文娜强行拘传；12月，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声称在最高检的授权下，将涉嫌受贿的央视记者李敏强行带走；同是12月，到山西采访的《网络报》记者关键突然“失踪”，半个月后，传来了被张家口警方强行带走的消息，理由同样是涉嫌受贿。
上述三个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以诽谤之名进京拘传记者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引咎辞职。而以受贿之名被司法机关带走的李敏和关键，受贿之名虽尚无定论，却已在网上被骂作一团。一个主流的声音是他们滥用了舆论监督的权力，“被抓是罪有应得”。
两种结果的背后，暗含了部分官员对待舆论监督策略的变化：以前多以侵犯名誉权或诽谤作指控，对报道的内容提出质疑，现在则指向记者行为本身，比如是否受贿。
失意的诽谤
2008年1月4日，《法制日报》下属《法人》杂志总编王丰斌，迎来了几位来自西丰的“客人”。
2008年第1期的《法人》杂志，发表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东北土特产品交易中心”建设中存在的征地拆迁违法等问题，以及由拆迁补偿引出的一起“短信诽谤案”——女商人赵俊萍因对拆迁补偿不满编发手机短信批评、控告县委书记张志国，被以诽谤罪追诉。文章引起张志国的不满，西丰警方于是带着诽谤罪立案的证明和对朱文娜的拘传证，来京跟王丰斌要人。
来人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朱文娜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后来有多家媒体也在报道中提及，朱文娜此文的主要线索，只从赵俊萍一方获取，没有来自政府的声音，确有消息来源单一之嫌。
但此案的代理律师周泽则认为，警察进京抓记者的行为本身，要比报道是否涉嫌诽谤“严重一百倍”。
2008年1月7日，几家报纸同时大篇幅报道这一事件，随后迅速占据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
网友的评论所指，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西丰县有关领导以言治罪的作法。
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一夜间闻名天下，被称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
此事迅速成为一桩公共事件。大批记者云集西丰。这个以前籍籍无名的贫困小县，在媒体的聚焦下被掘地三尺，开始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千万别告记者”
诽谤一词已无人再提。相对于一篇文章的真实性，一个县委书记违法行政的故事显得更有看头。对一个希望借助基础建设走出困境的县城来说，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
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抱着为自己“讨回公道”想法的张志国，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逻辑：公众对警方拘传记者这一行为的关注，为何远远超过追问一篇文章是否有瑕疵?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传播学者分析：在公众眼里，前一行为所代表的含义，是要用权力扼杀舆论监督。这在大家日益感受到权力的威胁、其他监督又往往流于形式的现实下，往往会招来同仇敌忾式的反击。“公众往往把保护舆论监督与保护自己的权利联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舆论监督。”
相比之下，因采访或写作不到位造成对报道对象名誉权的侵害，已经变得可以理解，特别在受侵害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公众人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法官，倾向于认为肩负公益使命的官员之名誉权应该受到限制。
2008年1月8日，西丰县有关领导通过新华网表示，对记者的诽谤立案和拘传“不妥”，予以撤销。
2月4日，铁岭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认为张志国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决定责令其引咎辞职。
与张志国持有相同疑问的，还有阜新市前市委书记王亚忱。他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报社和记者刘万永告上法庭。经过半年多的诉讼，王亚忱终审被判败诉。一位法官谈及此案时说：“现在要判媒体侵犯官员的名誉权，法官要比以前慎重得多。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在网上落得骂名。”
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媒体因舆论监督与官员形成的冲突中，大部分民众天然地选择与媒体站在一起。该报告分析说，长期忍受“监督之痒”的中国百姓，已经把舆论监督放在道义的崇高位置，有时不甚理会技术上的瑕疵。
一位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相熟的官员与同事开玩笑说：“千万别告记者，你耗不起，也赢不下。”
记者受贿
但在新闻记者被扣以受贿之名后，舆论的天平开始向不利于记者的方向偏离。
上述传播学者分析，现在出现的一种危险倾向是：在新闻记者是否受贿尚存诸多争议的情况下，受贿指控，已经让记者在舆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像民众倾向于下意识地相信记者的报道属实一样，大家似乎也对记者的受贿指控缺少怀疑。指控记者受贿与记者搞舆论监督一样，在民众心中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
从传播的效果看，“记者受贿”这一指控，已经改变了新闻记者在侵害名誉权案件中常常陷入的困境，让媒体对于继续报道意兴阑珊。
一些问题在相关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仍难厘清。
比如，记者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说，记者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受贿罪上规定的“公务”。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
律师周泽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法副教授，他认为，以采集信息、撰写稿件、制作节目为全部工作内容的记者，无论其所属的新闻单位性质如何，其工作都不是公务，而仅仅是一种个体性的劳务。“如果说记者的采访、报道等也算‘从事公务’，那拒绝接受采访或者阻挠采访、把媒体负面文章公关掉的人，严重者无疑将构成妨碍公务犯罪。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陈兴良认为，与医生开处方一样，记者的采访活动是一项“业务活动”。记者与医生一样，不是受贿罪的主体，但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医生开不开处方、记者采不采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权力。只是这是一种社会权力，不是国家权力。”
而在周泽看来，即便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需在职务的范围内拥有某种权力，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可供利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才能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而根据最高检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利用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的解释，记者在其职务范围内并不存在权力，因而也就不存在可供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务上的便利”。
“权力的本质特征是主体对一定人和物的支配性和强制性。而作为记者职务范围内的信息采集、稿件写作、节目制作等工作内容，对任何人与物均不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因而不具有任何权力属性。”周泽说。
又比如，若司法机关作为曾被记者报道的对象，在案件上是否应该回避?
陈兴良说，中国现有的法律只规定了检察人员的回避，而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回避，“这是法律的漏洞”。
北师大法学院副院长朱英辉称，只规定法官或检察人员而不是法院或检察院的回避，是国际惯例。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还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法官和检察官都是独立的”。
周泽向《中国新闻周刊》道出了一种担心，受贿本是一对一的犯罪行为，属于你知我知的范畴，“司法机关怎么会知道记者受贿?是不是基于一种怀疑?是否会在怀疑的基础上，采用一些非法的手段获取证据?”
“如果官员拿记者受贿当做一个经验进行推广的话，就可能为制约舆论监督开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先河。”
新闻记者与被监督的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2008年，呈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井喷状态。
2008年1月，辽宁西丰县警方以报道涉嫌诽谤该县县委书记为由，要对《法人》记者朱文娜强行拘传；12月，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声称在最高检的授权下，将涉嫌受贿的央视记者李敏强行带走；同是12月，到山西采访的《网络报》记者关键突然“失踪”，半个月后，传来了被张家口警方强行带走的消息，理由同样是涉嫌受贿。
上述三个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以诽谤之名进京拘传记者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引咎辞职。而以受贿之名被司法机关带走的李敏和关键，受贿之名虽尚无定论，却已在网上被骂作一团。一个主流的声音是他们滥用了舆论监督的权力，“被抓是罪有应得”。
两种结果的背后，暗含了部分官员对待舆论监督策略的变化：以前多以侵犯名誉权或诽谤作指控，对报道的内容提出质疑，现在则指向记者行为本身，比如是否受贿。
失意的诽谤
2008年1月4日，《法制日报》下属《法人》杂志总编王丰斌，迎来了几位来自西丰的“客人”。
2008年第1期的《法人》杂志，发表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东北土特产品交易中心”建设中存在的征地拆迁违法等问题，以及由拆迁补偿引出的一起“短信诽谤案”——女商人赵俊萍因对拆迁补偿不满编发手机短信批评、控告县委书记张志国，被以诽谤罪追诉。文章引起张志国的不满，西丰警方于是带着诽谤罪立案的证明和对朱文娜的拘传证，来京跟王丰斌要人。
来人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朱文娜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后来有多家媒体也在报道中提及，朱文娜此文的主要线索，只从赵俊萍一方获取，没有来自政府的声音，确有消息来源单一之嫌。
但此案的代理律师周泽则认为，警察进京抓记者的行为本身，要比报道是否涉嫌诽谤“严重一百倍”。
2008年1月7日，几家报纸同时大篇幅报道这一事件，随后迅速占据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
网友的评论所指，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西丰县有关领导以言治罪的作法。
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一夜间闻名天下，被称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
此事迅速成为一桩公共事件。大批记者云集西丰。这个以前籍籍无名的贫困小县，在媒体的聚焦下被掘地三尺，开始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千万别告记者”
诽谤一词已无人再提。相对于一篇文章的真实性，一个县委书记违法行政的故事显得更有看头。对一个希望借助基础建设走出困境的县城来说，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
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抱着为自己“讨回公道”想法的张志国，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逻辑：公众对警方拘传记者这一行为的关注，为何远远超过追问一篇文章是否有瑕疵?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传播学者分析：在公众眼里，前一行为所代表的含义，是要用权力扼杀舆论监督。这在大家日益感受到权力的威胁、其他监督又往往流于形式的现实下，往往会招来同仇敌忾式的反击。“公众往往把保护舆论监督与保护自己的权利联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舆论监督。”
相比之下，因采访或写作不到位造成对报道对象名誉权的侵害，已经变得可以理解，特别在受侵害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公众人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法官，倾向于认为肩负公益使命的官员之名誉权应该受到限制。
2008年1月8日，西丰县有关领导通过新华网表示，对记者的诽谤立案和拘传“不妥”，予以撤销。
2月4日，铁岭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认为张志国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决定责令其引咎辞职。
与张志国持有相同疑问的，还有阜新市前市委书记王亚忱。他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报社和记者刘万永告上法庭。经过半年多的诉讼，王亚忱终审被判败诉。一位法官谈及此案时说：“现在要判媒体侵犯官员的名誉权，法官要比以前慎重得多。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在网上落得骂名。”
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媒体因舆论监督与官员形成的冲突中，大部分民众天然地选择与媒体站在一起。该报告分析说，长期忍受“监督之痒”的中国百姓，已经把舆论监督放在道义的崇高位置，有时不甚理会技术上的瑕疵。
一位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相熟的官员与同事开玩笑说：“千万别告记者，你耗不起，也赢不下。”
记者受贿
但在新闻记者被扣以受贿之名后，舆论的天平开始向不利于记者的方向偏离。
上述传播学者分析，现在出现的一种危险倾向是：在新闻记者是否受贿尚存诸多争议的情况下，受贿指控，已经让记者在舆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像民众倾向于下意识地相信记者的报道属实一样，大家似乎也对记者的受贿指控缺少怀疑。指控记者受贿与记者搞舆论监督一样，在民众心中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
从传播的效果看，“记者受贿”这一指控，已经改变了新闻记者在侵害名誉权案件中常常陷入的困境，让媒体对于继续报道意兴阑珊。
一些问题在相关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仍难厘清。
比如，记者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说，记者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受贿罪上规定的“公务”。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
律师周泽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法副教授，他认为，以采集信息、撰写稿件、制作节目为全部工作内容的记者，无论其所属的新闻单位性质如何，其工作都不是公务，而仅仅是一种个体性的劳务。“如果说记者的采访、报道等也算‘从事公务’，那拒绝接受采访或者阻挠采访、把媒体负面文章公关掉的人，严重者无疑将构成妨碍公务犯罪。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陈兴良认为，与医生开处方一样，记者的采访活动是一项“业务活动”。记者与医生一样，不是受贿罪的主体，但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医生开不开处方、记者采不采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权力。只是这是一种社会权力，不是国家权力。”
而在周泽看来，即便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需在职务的范围内拥有某种权力，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可供利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才能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而根据最高检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利用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的解释，记者在其职务范围内并不存在权力，因而也就不存在可供用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务上的便利”。
“权力的本质特征是主体对一定人和物的支配性和强制性。而作为记者职务范围内的信息采集、稿件写作、节目制作等工作内容，对任何人与物均不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因而不具有任何权力属性。”周泽说。
又比如，若司法机关作为曾被记者报道的对象，在案件上是否应该回避?
陈兴良说，中国现有的法律只规定了检察人员的回避，而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回避，“这是法律的漏洞”。
北师大法学院副院长朱英辉称，只规定法官或检察人员而不是法院或检察院的回避，是国际惯例。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还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法官和检察官都是独立的”。
周泽向《中国新闻周刊》道出了一种担心，受贿本是一对一的犯罪行为，属于你知我知的范畴，“司法机关怎么会知道记者受贿?是不是基于一种怀疑?是否会在怀疑的基础上，采用一些非法的手段获取证据?”
“如果官员拿记者受贿当做一个经验进行推广的话，就可能为制约舆论监督开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