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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LIFE）杂志自1936年創刊之时，编辑部便达成了有趣的共识：如果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结了婚，他们俩将是最好的搭档，尤其是出国采访。
1930年，23岁的卡尔·麦登斯（Carl Mydans）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喜爱摄影并勤于钻研，他开始尝试去不同的媒体做摄影师。1936年，《生活》杂志创刊，麦登斯成为杂志社聘用的第5位摄影记者。两年后他与《生活》杂志的文字记者雪莉·史密斯（Shelley Smith）结婚，成为杂志社创刊以来的第一对夫妻档。
1939年，蜜月刚刚结束，麦登斯夫妇就被派往战火中的欧洲。三年间，麦登斯夫妇走过45000英里路程，报道了4场战争。1940年，麦登斯用相机拍摄俄芬战争的前线，雪莉从瑞典发出报道。随后麦登斯报道了法国的陷落，之后在里斯本与雪莉会合。
麦登斯夫妇刚回到美国，接着又被派往危险的远东。1941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受到西方媒体瞩目，《生活》杂志在重庆设立了记者站。麦登斯和雪莉先是来到中国，继而转入菲律宾。
在抗日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当中，夫妇二人都投身战争前线做报道的，实不多见。麦登斯夫妇在中国的采访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拍摄大量的照片，撰写详实的文字。这些图片与文字陆续在《生活》杂志发表，帮助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国。
1941年，战火中的四川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遭受日军轰炸达200余次，城市大部分被损毁，民众死伤数万。初到重庆，眼前的一切令麦登斯夫妇震惊。麦登斯拍摄的照片，记录下了硝烟弥漫的渝中半岛、日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鳞次栉比的沿江民居、做苦力的“棒棒军”、指挥战役的军事将领，等等。
麦登斯夫妇为重庆抗战留下了清晰、全面的照片和文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009年，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与《生活》杂志所属的美国时代集团达成协议，以每张3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256 张重庆抗战时期的老照片的使用权。其中，反映重庆大轰炸的照片共计41张，有40张均出自麦登斯之手。
在重庆期间，麦登斯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很多大轰炸中的“决定性瞬间”。1941年2月，他拍摄到这样一张照片：在居民楼空荡的顶台，一根旗杆立在当中，一名士兵正在收放手中系灯笼的绳，将两只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在麦登斯的日记中，他写下“挂起”这个动作的特殊含义：当两个灯笼都挂起时，代表敌机已进入重庆，空袭将至，所有人必须躲入防空洞中！
即便战火纷飞、贫困潦倒，人们仍不失信心，这是麦登斯夫妇在中国最深刻的感受。麦登斯发现，四川的百姓在袭击频发的日子里，仍会聚在一起吃火锅、溜冰、看戏；在重庆孩童的脸上，并不多见悲伤和恐惧。麦登斯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个中国农民的土房被炸毁，马和猪被炸死，但是他会用“炸弹的金属碎片”盖起一个新房子，还会重新喂养马和猪。在他看来，中国人有耐心并且乐观，注定会赢得战争胜利，这也许就是重庆在日军袭击中屹立不倒的原因。
在重庆，麦登斯夫妇的工作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他们住在一个叫“新闻旅社”的地方，那是土砖和泥土混合而建的小房子，屋顶铺满稻草，屋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在日军大轰炸的频繁期，每晚都睡不安稳。“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我和妻子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先摸到相机，再收拾好胶卷，冲出门去。” 麦登斯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几乎什么都丢过，包括书、鞋子、衣服，但从不会落下相机和胶卷。”后来麦登斯夫妇的女儿曾回忆说，由于重庆天气潮湿，胶卷不易保存，父亲便想出一个方法，把脱水米和胶卷同时放置在罐头内。除此之外，母亲会将拍摄照片的时间和内容记录下来，跟胶卷放在一起，寄回纽约；同时将每天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提供给《生活》杂志。
工作中，妻子雪莉的默契配合让麦登斯如虎添翼，麦登斯说：“雪莉会一直在我的后面，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举起相机，知道我拍了什么照片，我可以完全放心她的文字。对一个新闻摄影师来说，不用拍一两幅照片就停下来在笔记簿上记下拍的是什么，真是极幸运的事。”雪莉为麦登斯写的图片说明至今都保存在《生活》杂志的档案室中，这些文字已成为珍贵史料。
与中国人一样，麦登斯夫妇也有着苦中作乐的精神。关于重庆的防空洞，有个事情一直让他们不解，雪莉在接受访谈时说：“中国人在重庆岩石下挖了长长的地洞，上万人躲在那几个小时，防空洞里却没有难闻的气味！空气很温暖竟还有丝丝香甜。我们猜想这也许是中国人吃肉少的原因！”
奔赴黄河前线
1941年夏天，在麦登斯夫妇的再三请求下，国民政府允许他们前往黄河前线采访，夫妇二人从四川乘坐客车一路北上。去往西北的路途困难重重，而麦登斯在1940年报道苏芬冬季战争时患上的痢疾在途中反复发作，令他异常痛苦。
麦登斯夫妇首先到达中国西北古城——潼关。潼关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的黄河三角地带，自古就是地理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期间，潼关承载着重要使命，它既是守护重庆战场的重要防线，也是苏联支援中国的重要供给通道，这里毫无疑问成为了日军最希望攻占的要地，曾数十次被日军攻击。
麦登斯夫妇在潼关拍摄了大量照片，除了表现中国军队战备、训练和生活，还有很多张照片记录了古城面貌和民众生活。在《生活》杂志刊出的一张照片中，读者可以看到军队学员在户外坐在石墩上学习的场景，低洼的学习区墙外就是垂直的崖壁，营长正在为学员讲解中国的历史、战地纪律和公共卫生。《生活》杂志在介绍这张照片时，形容这情景有如陷在群山中的“管弦乐团”。此外，潼关的山路崎岖险峻，中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仅容一车一马通过。麦登斯拍摄了潼关人民自发用毛驴、骆驼向前线运送抗战物资的情景，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潼关，麦登斯夫妇也去了西安和宝鸡进行采访。抗战爆发后，部队军官尤其是下级军官损失惨重。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备战区设立军校分校，大量培训初级军事干部。1938年春，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正式成立，校址位于西安王曲镇。1941年，麦登斯到西安拍摄这里部队训练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训练日程非常紧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照片中一块木板上画着士兵浴血奋战的情景，血红的笔墨写着抗战口号“同志们，你们忘了国家的仇恨吗？” 1941年12月，日軍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此时麦登斯夫妇正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报道，他们被日本军队抓捕，沦为俘虏。夫妇二人在战俘营关押了一年后被转到了中国上海，随后在1943年因战俘交换回到美国。
1944年，麦登斯重返战场，报道了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取得的胜利，并在1945年拍下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著名照片。
1978年的中国：一次视觉奇遇
1978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麦登斯再次来到中国。令他惊讶的是，30年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封闭、动乱后，展现出大胆、开放的姿态。他走访了很多城市，并与Michael Demarest共同撰写《中国，一次视觉奇遇》（China， A Visual Adventure） 一书。
书中收录了154张黑白照片和46张彩色照片。200幅图片与引人思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那段奇遇旅程。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将中国的风土人情真实地再现。这些照片从政治、经济、交通方式、市井生活、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面貌。如繁忙的货轮、旧式帆船在港口上行驶，人们在狭窄胡同里热闹地生活，日渐丰富的艺术活动涌现在城市里，等等。
“与我们在西方所见的景象不同，中国这片土地充满异域之美，人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与未来现代生活的交织中，十分不可思议。”麦登斯在书中写下这段话，表达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崇敬，以及对新时代中国发展变化的欣喜。
2004年，97岁的麦登斯去世。他的女儿回忆，她曾问父母：“如果你们一生只能选择去一个地方，你们会选择哪个国家？”父母异口同声地回答：“中国。”
“我做的事很重要，我正在记录历史”
麦登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摄战争照片。从1939年二战爆发开始，他走遍英国、瑞典、芬兰、葡萄牙、意大利、菲律宾、中国内地和香港等地进行战地摄影报道，二战结束后又投身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中。
虽然从事节奏紧张的新闻摄影工作，麦登斯却刻意“放慢”自己的速度。“请不要心急，也许我会花点时间，但我想拍的是一张好照片。”这是麦登斯经常对身边人说的话。也正是因此，麦登斯拍摄出很多优秀的作品。他曾说：“世界是有感情的，摄影师必须以某种方式抓住这种动人的瞬间。”
作为给杂志拍照的摄影记者，麦登斯有敏锐的新闻嗅觉。他无论到哪，拍摄什么样的照片，都要详尽地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情况。同时他也认为，文字与影像同等重要。除了摄影作品外，麦登斯还出版了多部书籍，如1959年出版了代表作 《弦外余音》（More than meets the eye），同时他也出版了多部摄影集，
主要有《目击混乱的日本1941-1951》 （An Eye Witness to Turbulant Japan，1941-1951）（1983）、《卡尔·麦登
斯：摄影记者》（Carl Mydans： Phot-
ojournalist）（1993）、《卡尔·麦登斯作品集》（The Photographs of Carl Mydans）（2011）等。
2006年，美国杜克大学在麦登斯去世两年之后举办了题为“卡尔·麦登斯： 影像，1935～1958”的个人作品回顾展。雪莉的母校美国斯坦福大学，也收藏了麦登斯拍摄的243张照片。美国耶鲁大学更收藏有麦登斯夫妇1956年以来写作项目的研究笔记、手写草稿、校样、打印材料、合同和信件，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史料。
麦登斯拍摄的照片不单是惊天动地的纪实作品，更是他与这个时代关系的体现。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注定成为一个鲜活的战争备忘录，就像他在自传中写道的：
“我想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战争。那是一个让人不堪回首的年代。我总是在形势非常糟糕的时候到达一个地方，我被那里的一切所震惊，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诘问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我能做些什么？答案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重要，这就是我到那里的原因。我正在记录历史。”
1930年，23岁的卡尔·麦登斯（Carl Mydans）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喜爱摄影并勤于钻研，他开始尝试去不同的媒体做摄影师。1936年，《生活》杂志创刊，麦登斯成为杂志社聘用的第5位摄影记者。两年后他与《生活》杂志的文字记者雪莉·史密斯（Shelley Smith）结婚，成为杂志社创刊以来的第一对夫妻档。
1939年，蜜月刚刚结束，麦登斯夫妇就被派往战火中的欧洲。三年间，麦登斯夫妇走过45000英里路程，报道了4场战争。1940年，麦登斯用相机拍摄俄芬战争的前线，雪莉从瑞典发出报道。随后麦登斯报道了法国的陷落，之后在里斯本与雪莉会合。
麦登斯夫妇刚回到美国，接着又被派往危险的远东。1941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受到西方媒体瞩目，《生活》杂志在重庆设立了记者站。麦登斯和雪莉先是来到中国，继而转入菲律宾。
在抗日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当中，夫妇二人都投身战争前线做报道的，实不多见。麦登斯夫妇在中国的采访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拍摄大量的照片，撰写详实的文字。这些图片与文字陆续在《生活》杂志发表，帮助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国。
1941年，战火中的四川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遭受日军轰炸达200余次，城市大部分被损毁，民众死伤数万。初到重庆，眼前的一切令麦登斯夫妇震惊。麦登斯拍摄的照片，记录下了硝烟弥漫的渝中半岛、日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鳞次栉比的沿江民居、做苦力的“棒棒军”、指挥战役的军事将领，等等。
麦登斯夫妇为重庆抗战留下了清晰、全面的照片和文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009年，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与《生活》杂志所属的美国时代集团达成协议，以每张3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256 张重庆抗战时期的老照片的使用权。其中，反映重庆大轰炸的照片共计41张，有40张均出自麦登斯之手。
在重庆期间，麦登斯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很多大轰炸中的“决定性瞬间”。1941年2月，他拍摄到这样一张照片：在居民楼空荡的顶台，一根旗杆立在当中，一名士兵正在收放手中系灯笼的绳，将两只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在麦登斯的日记中，他写下“挂起”这个动作的特殊含义：当两个灯笼都挂起时，代表敌机已进入重庆，空袭将至，所有人必须躲入防空洞中！
即便战火纷飞、贫困潦倒，人们仍不失信心，这是麦登斯夫妇在中国最深刻的感受。麦登斯发现，四川的百姓在袭击频发的日子里，仍会聚在一起吃火锅、溜冰、看戏；在重庆孩童的脸上，并不多见悲伤和恐惧。麦登斯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个中国农民的土房被炸毁，马和猪被炸死，但是他会用“炸弹的金属碎片”盖起一个新房子，还会重新喂养马和猪。在他看来，中国人有耐心并且乐观，注定会赢得战争胜利，这也许就是重庆在日军袭击中屹立不倒的原因。
在重庆，麦登斯夫妇的工作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他们住在一个叫“新闻旅社”的地方，那是土砖和泥土混合而建的小房子，屋顶铺满稻草，屋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在日军大轰炸的频繁期，每晚都睡不安稳。“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我和妻子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先摸到相机，再收拾好胶卷，冲出门去。” 麦登斯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几乎什么都丢过，包括书、鞋子、衣服，但从不会落下相机和胶卷。”后来麦登斯夫妇的女儿曾回忆说，由于重庆天气潮湿，胶卷不易保存，父亲便想出一个方法，把脱水米和胶卷同时放置在罐头内。除此之外，母亲会将拍摄照片的时间和内容记录下来，跟胶卷放在一起，寄回纽约；同时将每天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提供给《生活》杂志。
工作中，妻子雪莉的默契配合让麦登斯如虎添翼，麦登斯说：“雪莉会一直在我的后面，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举起相机，知道我拍了什么照片，我可以完全放心她的文字。对一个新闻摄影师来说，不用拍一两幅照片就停下来在笔记簿上记下拍的是什么，真是极幸运的事。”雪莉为麦登斯写的图片说明至今都保存在《生活》杂志的档案室中，这些文字已成为珍贵史料。
与中国人一样，麦登斯夫妇也有着苦中作乐的精神。关于重庆的防空洞，有个事情一直让他们不解，雪莉在接受访谈时说：“中国人在重庆岩石下挖了长长的地洞，上万人躲在那几个小时，防空洞里却没有难闻的气味！空气很温暖竟还有丝丝香甜。我们猜想这也许是中国人吃肉少的原因！”
奔赴黄河前线
1941年夏天，在麦登斯夫妇的再三请求下，国民政府允许他们前往黄河前线采访，夫妇二人从四川乘坐客车一路北上。去往西北的路途困难重重，而麦登斯在1940年报道苏芬冬季战争时患上的痢疾在途中反复发作，令他异常痛苦。
麦登斯夫妇首先到达中国西北古城——潼关。潼关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的黄河三角地带，自古就是地理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期间，潼关承载着重要使命，它既是守护重庆战场的重要防线，也是苏联支援中国的重要供给通道，这里毫无疑问成为了日军最希望攻占的要地，曾数十次被日军攻击。
麦登斯夫妇在潼关拍摄了大量照片，除了表现中国军队战备、训练和生活，还有很多张照片记录了古城面貌和民众生活。在《生活》杂志刊出的一张照片中，读者可以看到军队学员在户外坐在石墩上学习的场景，低洼的学习区墙外就是垂直的崖壁，营长正在为学员讲解中国的历史、战地纪律和公共卫生。《生活》杂志在介绍这张照片时，形容这情景有如陷在群山中的“管弦乐团”。此外，潼关的山路崎岖险峻，中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仅容一车一马通过。麦登斯拍摄了潼关人民自发用毛驴、骆驼向前线运送抗战物资的情景，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潼关，麦登斯夫妇也去了西安和宝鸡进行采访。抗战爆发后，部队军官尤其是下级军官损失惨重。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备战区设立军校分校，大量培训初级军事干部。1938年春，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正式成立，校址位于西安王曲镇。1941年，麦登斯到西安拍摄这里部队训练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训练日程非常紧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照片中一块木板上画着士兵浴血奋战的情景，血红的笔墨写着抗战口号“同志们，你们忘了国家的仇恨吗？” 1941年12月，日軍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此时麦登斯夫妇正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报道，他们被日本军队抓捕，沦为俘虏。夫妇二人在战俘营关押了一年后被转到了中国上海，随后在1943年因战俘交换回到美国。
1944年，麦登斯重返战场，报道了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取得的胜利，并在1945年拍下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著名照片。
1978年的中国：一次视觉奇遇
1978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麦登斯再次来到中国。令他惊讶的是，30年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封闭、动乱后，展现出大胆、开放的姿态。他走访了很多城市，并与Michael Demarest共同撰写《中国，一次视觉奇遇》（China， A Visual Adventure） 一书。
书中收录了154张黑白照片和46张彩色照片。200幅图片与引人思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那段奇遇旅程。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将中国的风土人情真实地再现。这些照片从政治、经济、交通方式、市井生活、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面貌。如繁忙的货轮、旧式帆船在港口上行驶，人们在狭窄胡同里热闹地生活，日渐丰富的艺术活动涌现在城市里，等等。
“与我们在西方所见的景象不同，中国这片土地充满异域之美，人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与未来现代生活的交织中，十分不可思议。”麦登斯在书中写下这段话，表达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崇敬，以及对新时代中国发展变化的欣喜。
2004年，97岁的麦登斯去世。他的女儿回忆，她曾问父母：“如果你们一生只能选择去一个地方，你们会选择哪个国家？”父母异口同声地回答：“中国。”
“我做的事很重要，我正在记录历史”
麦登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摄战争照片。从1939年二战爆发开始，他走遍英国、瑞典、芬兰、葡萄牙、意大利、菲律宾、中国内地和香港等地进行战地摄影报道，二战结束后又投身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当中。
虽然从事节奏紧张的新闻摄影工作，麦登斯却刻意“放慢”自己的速度。“请不要心急，也许我会花点时间，但我想拍的是一张好照片。”这是麦登斯经常对身边人说的话。也正是因此，麦登斯拍摄出很多优秀的作品。他曾说：“世界是有感情的，摄影师必须以某种方式抓住这种动人的瞬间。”
作为给杂志拍照的摄影记者，麦登斯有敏锐的新闻嗅觉。他无论到哪，拍摄什么样的照片，都要详尽地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情况。同时他也认为，文字与影像同等重要。除了摄影作品外，麦登斯还出版了多部书籍，如1959年出版了代表作 《弦外余音》（More than meets the eye），同时他也出版了多部摄影集，
主要有《目击混乱的日本1941-1951》 （An Eye Witness to Turbulant Japan，1941-1951）（1983）、《卡尔·麦登
斯：摄影记者》（Carl Mydans： Phot-
ojournalist）（1993）、《卡尔·麦登斯作品集》（The Photographs of Carl Mydans）（2011）等。
2006年，美国杜克大学在麦登斯去世两年之后举办了题为“卡尔·麦登斯： 影像，1935～1958”的个人作品回顾展。雪莉的母校美国斯坦福大学，也收藏了麦登斯拍摄的243张照片。美国耶鲁大学更收藏有麦登斯夫妇1956年以来写作项目的研究笔记、手写草稿、校样、打印材料、合同和信件，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史料。
麦登斯拍摄的照片不单是惊天动地的纪实作品，更是他与这个时代关系的体现。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注定成为一个鲜活的战争备忘录，就像他在自传中写道的：
“我想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战争。那是一个让人不堪回首的年代。我总是在形势非常糟糕的时候到达一个地方，我被那里的一切所震惊，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诘问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我能做些什么？答案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重要，这就是我到那里的原因。我正在记录历史。”